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朝鲜诗人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以康熙五十一年（1712）作者随朝鲜使团出使中国为背景，再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下中国社会风貌和宗藩外交制度下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与差异。作品以写实笔法描绘出“辽东—山海关—北京”驿路上的中国北方生活图景，其中对外交仪节的记录、风物民俗的观照，以及文化交流的叙述，均透过“他者”的眼光来审视和完成，具有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为深入研究18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了解中朝文化交流实况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18世纪 中国 《老稼斋燕行日记》 朝鲜诗人
金昌业（1658—1721），字大有，号老稼斋，朝鲜王朝后期诗人、书画家。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一月，金昌业跟随长兄金昌集前往中国朝贡。在为期五个月的行程中，金昌业多方游历山川名胜，见证了中朝两国外交仪节和文化交流活动，“所经山川关防，人民谣俗，碑版书籍，器用制造，靡不经心籍记”{1}，最终根据履迹异国的见闻随感撰写了纪行名篇《老稼斋燕行日记》。此书共九卷，通篇以汉字撰写，包括总录和日记两部分，通过“他者”视角再现了康熙末年上至帝王权贵，下至庶民百姓的独特社会景观，是域外汉文学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本文拟从外交仪节、风物民俗和文化交流几个层面进行阐述，逐一展现《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18世纪中国映像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一、中朝外交仪节的记录
明清时期，朝鲜王朝与中国保持着典型的宗藩关系。作為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每年都会派遣使节前往宗主国朝贡，使团重要成员多以诗歌、日记、杂录等形式记录使行历程和异国见闻，作为日后向朝鲜国王汇报的文字凭证或私人收藏的游记作品。此类“燕行录”规模可观，文辞典雅，不仅极大丰富了朝鲜汉文学的内涵，构成朝鲜士大夫了解中国社会的主要渠道，也保存了研究明清社会风貌的一手资料，弥补了中国官方史料对中朝宗藩外交细节语焉不详的缺憾。金昌业天赋禀异，早年考取进士，“以政事才，见推昆弟间”{2}，但他厌弃官场倾轧，追慕彭泽遗风，终生躬耕于山林郊野，以诗酒书画自娱。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一月，长兄金昌集被任命为冬至谢恩正使，即朝鲜赴清使团的领衔官员，事务繁忙，责任极重。金昌业念及兄长年迈体弱，主动请命随行，次年三月回国。游历中国期间，金昌业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超然的人生立场对中朝外交仪节进行了冷静观察与思索，真切还原了“万邦来朝”盛况下清王朝呈现出的大国气度与威仪。例如，在《老稼斋燕行日记》的“总录”部分，金昌业以时间为序，分别对出使中国的例行程序和实施方案详细介绍，开宗明义地针对使行过程做出概观陈述。如“一行人马渡江数”一文，简要交代了此次出使的目的、人数，以及每位使团成员的姓名、官衔、职能等；“凤城、沈阳、山海关、北京所用礼单人情都合数”一文，记载了朝鲜使团途径重要关隘时打点中国官员的礼物数量、品种等，如写到此次出行共消耗“青黍皮二百七十七张，小匣草二千四百二十四封，钿竹二百二十个……”{3}可知笔墨纸砚、折扇鞘刀、烟草竹具等是朝鲜使臣馈赠中国官员最常见的礼物；“赍回物目”一文记录了清朝官方对朝鲜使臣的回馈物品，如写到此次燕京之行，中国政府对朝鲜国王的回馈品包括彩段、银子、骏马、玲珑鞍等，对上使、副使的回赠包括大段、银子、黄绢等，且每件物品的数量、品种均有清楚说明{4}；“入京下程”一文则记载了抵达北京后，清朝政府为朝鲜使臣提供的食宿待遇：“顺治以后，户部供粮料，工部供柴炭、马草、器皿，光禄寺供各样馔物。……使臣每日各水稻米二升、鱼三尾、豆腐二升、腌菜二斤……”{5}均记载翔实，而这些细节性的描述在中国官方史料中是难得一见的，以独特视角为宗藩体制下的中朝外交礼仪和经济往来研究提供了有益资料。
除“总录”中的概述，金昌业还以日记形式生动地再现了以中国官员和朝鲜使臣为主体的两国邦交活动，使我们对东亚宗藩秩序下的清朝和朝鲜外交程序有了深刻认识。凤城位于今辽宁丹东，是朝鲜使团渡过鸭绿江抵达中国的起始站。依照惯例，朝鲜使团需获得中国官方认证，方可通过栅门进入凤城，这种仪式性的外交活动象征着朝鲜使团踏上了燕行朝贡的关键一步。关于这段经历，金昌业在日记中写道，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一月二十七日，朝鲜使团抵达沙屯站露宿，随即派遣翻译官前往凤城，通报使团的行程安排。次日午后，凤城守卫开启栅门，“衙译吴玉桂、徐正明两人使从胡持方席来谒于两使臣，使臣坐而见之。两胡退，与章京、麻贝、甫十口辈列坐于相望处，于是各给礼物，馈烧酒、药果、干雉等物。……清将二人在栅内点人马以入，以清将坐路旁，三使臣引轿从其屋后而行，余同译辈步而过”{6}。这段文字生动地回顾了朝鲜使团由露宿野外、翻译交涉、申请入境、打点官员、接受检查，直到顺利通行的全过程。此外，金昌业还细致地描述了朝鲜使臣与沈阳、山海关等重要驿站的地方官员开展外交活动及馈赠礼物的情况。由此可知，在两国“册封-朝贡”关系的制约下，尽管清初近百年间，朝鲜君臣始终难以平复明朝灭亡的遗恨和奉“夷狄”为正朔的羞耻感，但出于弱国寡民的被动地位和现实利益考虑，在外交形式上，朝鲜王朝依然对清朝秉持低姿态的“君臣之礼”。结合时代背景与两国特殊关系，朝鲜使臣一路多方“打点”的无奈之举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对中国地方驿站的情境叙述，金昌业还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朝鲜使团在北京参与的外交活动。十二月二十七日，使团抵达终点站北京。翌日清晨，使臣前往礼部呈递咨文。金昌业在日记中回忆当时的场景：“通官引一行坐月廊。移时，汉尚书一人、侍郎一人来，立正堂南向。前置一桌，三使臣诣桌前跪。上通事两人奉表文跪进，上使手推之，令置桌上，退而立。”{7}文章虽着墨不多，却用语精妙，连用“坐”“诣”“跪”“推”“退”几个动词将朝鲜使臣前往礼部呈递咨文的举止仪态描摹得凝练传神，以白描手法将使团抵达北京后的首轮交接仪式表述得具体入微。每逢元旦，朝鲜使臣都要随同文武百官和其他藩国使节前往太和殿向皇帝朝贺。定鼎中原以来，清朝皇帝尤其重视新年盛典的仪式感，对各国来使礼遇有加，以彰显万邦朝宗的大国气象。对此，金昌业体察和叙述得极有层次。日记首先提到新年伊始，清朝译官来到会同馆敦促使臣梳洗准备，并手持灯笼引领使臣前往太和殿，殿内文武分立两厢，“班列严肃，不闻喧哗之声”。等待期间，译官以清茶、酥油茶款待使臣。晨曦方至，钟鸣不绝，但见康熙皇帝乘辇而来，“仪仗自端门入，其数不多。先过曲柄黄雨伞，又过交龙旗十余，而持旗者皆骑一旗，似领一队兵，而远莫能数。旗至左右，鼓角一时齐鸣。鼓甚壮，动地乐声乍高乍低，乍缓乍急，有曲调，而与我国军乐异。……百官出自左右月廊，至午门外东庭跪而叩头，盖先贺皇太后云。礼罢，引百官入左右掖门，门在午门东西，东班从左掖，西班从右掖。使臣亦从西班而入”{8}。两段文字中，金昌业娓娓道出了御驾亲临时，皇家仪仗队的规模、序列、鼓乐，以及文武百官朝贺仪节、行次等，以视觉、听觉等角度的切换还原了朝臣恭迎圣驾时的隆重场面及一系列清代宫廷礼仪，以异国人的身份亲历并保留了这帧历史影像，为清代皇家习俗和宗藩外交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 二、异国风物民俗的观照
金昌业出身高门望郡，家族曾经出现过数位出使中国的重要官员。早年间，金昌业已通过典籍阅览和前辈描述了解到中国的风物民情，对传说中的东方古国充满了种种浪漫想象。1712年的燕京之行，不仅开启了瑰丽的人生之旅，更加深了他对清朝社会的直观认识。由于金昌业身无官职，仅作为随行人员来到中国，因而较少受到政治事务的牵制，留下足够的自由时间去游历名川胜迹。除了身份上的优势，诗人的浪漫风骨与异国的山水情韵更撩拨起金昌业的雅兴，每至一处，他都会像平日赋诗作画一般，以凌云妙笔捕捉眼中美景。如十一月二十八日，朝鲜使团抵达凤城。这里是踏上中国疆域的第一站，通过栅门后，金昌业如此描述了眼前景致：“自栅门至凤城三十里，而所过有一二人家，田畴绝少，时见牛马放荒草间。”{9}随后刻画了凤凰山的形制风貌：“仰见东南四五峰素华浮空，真如初日芙蓉，再睹愈觉清新。”{10}继而将凤凰山与朝鲜名山对举：“是山大如我国‘水落’，而峰如插笔，石色苍润，东南四五峰尤奇秀，恐我国无可拟者。此处山大抵皆壁立，无余麓迤逦，与我国山形绝不矣。”{11}凤城是辽东八站中距离朝鲜最近的地域，气候地貌与朝鲜半岛非常相似，鞍马劳顿间，金昌业依然能以诗意的眼光妙赏凤凰、水落二山的细微差别和各自千秋，足见其性灵心境和人生意趣。抵达山海关后，金昌业对雄关山河也展开一番描绘，先以动态视角和形象比喻速写出奇崛山势：“路中望见西北山势如万马奔腾，而长城随山转折，乍现乍隐，令人魄动。”{12}之后登临望海亭，寥寥几笔点染出远眺沧海的情景：“是日无风，海面如镜。望西南间时有远峰出烟霭间，百里外山也。”{13}
除临摹沿途旖旎的自然风光，金昌业还将游历过的庙堂楼宇尽揽笔端，再现了18世纪初期独特的中国人文景观。如使团抵达山海关后，金昌业参观了贞女庙，首先交代了庙宇的坐落方位和材质结构：“抵贞女庙，野中有小陇陡起，庙在其上，划石构屋。”{14}之后结合中国古代传说回顾了孟姜女故事及贞女庙来历：“世传贞女姓许氏，名孟姜，其夫范郎，以秦时筑城卒，久未归。贞女寻至此，闻其夫死，遂哭而死。后人即其地立庙。”{15}最后以悠然的笔致刻画了贞女庙塑像、题咏等：“塑一女子，两童子侍立，左者持伞，右者持带。两童即贞女之子。庙门刻‘圣之贞’三字。左右柱刻‘秦皇安在哉，虚劳万里筑怨。姜女未亡也，尚留片石流芳’，傍书‘宋文丞相天祥书’。庙内碑板题咏甚多，不可尽记。”{16}抵达北京当日，金昌业与朋友一同游览东岳庙，回顾这段经历时，他先对东岳庙的规模形制粗陈梗概，又以白描手法次第摹绘了殿堂、钟鼓楼、神像、月廊、香炉、碑林及字画题咏等，对殿内情境的描述尤其生动：“殿中塑像具衮冕，泰山之神也，左右侍卫仙官共有十余人。殿内麾幢掩映，所供器玩皆奇异。殿中夹悬一琉璃灯火，桌前有铁釜，可受数十斗油满其中，以此燃灯，昼夜不灭云。”{17}
金昌业不仅将沿途所睹名川胜迹多方叙述，还通过市井风俗的观照重现了18世纪初期中国北方社会的风物民情。集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过对某一地域集市景观的考察，可以充分了解当地民俗特色与人文活动，堪称区域生态的缩影。每至重要驿站，金昌业都会寻找机会畅游本地集市，并将个人随感带入现实情境，留下趣味盎然的文字资料。如在沈阳集市上，金昌业目睹并描述了手艺人弹棉花的场面：“一人立而弹之。其弓长可四五尺，以绳系弓腰悬于屋梁，而用左手持之，右手持小槌椎其弦。棉花弹起，一屋内如雪，乍立其傍，衣帽尽白。问一日所弹，多至百余斤云。其弦用羊肠为之，取其韧而难断，贯以铁环，使游移往来，是防棉花缠结也。”{18}驻留山海关期间，金昌业将当地集市与沈阳对比：“城中市肆之盛埒于沈阳，而士女都冶，衣服鲜华，则又非关外所见也。至十字街，街楼亦壮丽。南门外连有人家，寺观亦多，路傍畦畛井井，皆是菜田，有已落种者。菜圃间时有土堆累累，皆坟墓也。”{19}抵达通州后，金昌业又对集市上的艺术品买卖活动进行叙述：“画器铺比屋者凡六七家，而纱窗画屏极其绮丽。有街上持杂物旗麾者相属于途，凡椅桌帷帐器皿等东西，或担或挈，其数无虑数十对。”{20}文中还提到集市上偶遇的迎亲场景：“俄有一少年乘彩轿，其后一老妇人乘轿随之，问市人，以为新婚者往妇家，而老妇人即媒婆云。”{21}基于两国民间文化的差异，日记中看似平淡的谈资于不经意间产生了陌生化效应，稍加点染，常见的中国民俗活动便成为朝鲜士人眼中魅力十足的异国风情画。
此外，金昌业还从衣食住行等细节观察并记录了18世纪初期中国北方的民俗风情。如介绍中国建筑时，先从地理概念上阐释了整体民居风格：“自凤城至周流河草家居多，自周流河至山海关土屋居多。自有土屋以后，间有瓦家，而绝不见草家，此无草而然也。”{22}然后细述中国北方民居结构：“三面皆筑墙，而北墙当中设门，与南门相直通。前后门之间即正堂，而堂左右各有门，其内即室也。室中附窗为炕。”{23}关于中国北方百姓的餐饮习俗，金昌业先描写了当地主食：“关内外炊饭率用小米蜀黍，而蜀黍居多，间有旱稻米，北京有水稻米。水稻者，水田所种也，其色白如银，而作饭终硬，但比旱稻则胜耳。”{24}继而刻画了北方百姓日常吃饭和招待客人的场面：“朝夕之馈或饭或粥。男女围一桌而坐，各以小器分食。一器尽，又添一器，随量而止。飨宾，主客共一桌，客至数人亦不别设，但于每人前各置雙箸、一只杯，从者持壶斟酒，随饮随斟。”{25}日记中还提到北方人对烟草茶饮的偏爱及以此待客的风俗：“待客必以茶，行茶之礼亦如行酒。各人各钟，随饮随斟，而茶要必热，在钟稍冷则还倾壶中。……南草，男女老少无人不吃，而待客之际与茶并设，故称南草为烟茶。”{26}宗教信仰方面则多次提到清人的关羽崇拜与佛教信仰，称“关帝庙必供佛，佛寺必供关帝。为僧者一体尊奉，曾无分别”{27}。再如写坊间戏剧舞台和百姓观看曲艺表演的热忱：“凡州府村镇市坊繁盛处皆有戏屋，而其无屋处皆临时作簟屋设戏。多至十余日，小或数日而罢，又转而之他。所至男女奔波，或自数十里外来观，观者皆施钱财。”{28}“其登场者，每到节拍换处，辄引声唱曲。室中诸人皆应声相和。丝管并奏，声甚清婉可听。”{29}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既能补阙史料之不足，也为了解18世纪中国北方民俗文化提供了域外视角。 三、文化交流活动的印证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商末周初，《史记》《汉书》与《三国遗事》等两国史籍均记载了箕子东走朝鲜，将中国文化传入东藩的典故。唐朝以后，随着儒学、宗教、科举制度的传入和遣唐使的往还，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明清时期，诗赋外交已成为朝鲜燕行官员的关键使命，正使、副使和书状官的选拔均经过缜密的权衡考量，其中一条重要标准即担任“三使”的官员需具有卓越的汉文学素养，以便使行途中随时与中国官员、士人诗赋笔谈。金昌业虽为一介布衣，却早已享誉文坛，诗文才华与汉学素养丝毫不比“三使”逊色。事实上，少了乌纱官衔的束缚，一路上反而省却无数麻烦，使金昌业拥有更多机会去近距离接触底层士人和了解中国文化，日记中关于作者参与诗文交游的大量记载即是这段经历的印证。抵达山海关后，金昌业随使团在当地暂留两日。其间，金昌业结识了当地文人郭如柏，二人年龄相仿，脾气相投，很快成为良友。两日后二人作别，从此再未谋面，却保持了六年的书信往来。金昌业还将二人的诗文唱和写入日记，一时传为美谈。如七绝二首：“客从东海向燕京，乡月随人处处明。卧算关门明日入，戍楼南畔听涛声。”“文物衣冠莫如京，愿随骥尾启文明。未窥全豹偶相见，可忆当年弦诵声。”{30}这两首七绝是金、郭初次见面的酬唱之作。前者出自郭如柏之手，借明月、涛声等意象营造出动静相谐、情景交融的意境，以虚实结合的手法表达出相见恨晚的惜别情怀。后者是金昌业的和诗，写出了作者对郭如柏才情的赞誉，也暗含对汉室江山隐晦的缅怀之情。除了回顾这段异国友谊，日记中还留下李元英、程洪、赵华、杨澄等名字，金昌业不仅详细介绍了与这些中国文人的交游经历，还载入大量酬唱诗文和笔谈实录，内容涉及科举制度、山川形胜、戏曲艺术、文学创作等领域，为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盛况提供注脚。此外，日记还录入了金昌业由中国带回的珍贵典籍，包括《朱子语类》《异同条卞》《汉书评林》《杜工部集》《剑南诗抄》《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四书五经》《文选》等{31}。这些书籍来历多样，一些是金昌业游览北京琉璃厂和各地集市时购买的善本，一些则来自中国友人的馈赠，亦可视为两国文化交流的有力凭证。
四、结语
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以写实笔法细致描绘出“辽东—山海关—北京”驿路上的中国北方生活图景，其中对外交仪节的记录、风物民俗的观照，以及文化交流的叙述，均透过“他者”的眼光来审视和完成，具有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为深入研究18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维度。
{1}{2} [朝]金迈淳：《台山集》，见民族文化推进会：《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94辑），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554页，第555页。
{3}{4}{5}{6}{7}{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 [朝]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见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2册），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版，第305页，第312页，第306页，第377页，第561页，第374页，第375页，第375页，第469页，第474页，第470页，第470页，第470页，第558页，第408页，第472页，第550页，第550页，第320页，第320页，第323页，第326页，第326页，第321页，第330页，第330页，第478页，第337页。
{8} [朝]金昌业：《老稼齋燕行日记》，见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3册），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版，第15页。
参考文献：
[1] [朝]金迈淳.台山集[G].民族文化推进会.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94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
[2] [朝]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2册）.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3] [朝]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3册）.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关键词：18世纪 中国 《老稼斋燕行日记》 朝鲜诗人
金昌业（1658—1721），字大有，号老稼斋，朝鲜王朝后期诗人、书画家。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一月，金昌业跟随长兄金昌集前往中国朝贡。在为期五个月的行程中，金昌业多方游历山川名胜，见证了中朝两国外交仪节和文化交流活动，“所经山川关防，人民谣俗，碑版书籍，器用制造，靡不经心籍记”{1}，最终根据履迹异国的见闻随感撰写了纪行名篇《老稼斋燕行日记》。此书共九卷，通篇以汉字撰写，包括总录和日记两部分，通过“他者”视角再现了康熙末年上至帝王权贵，下至庶民百姓的独特社会景观，是域外汉文学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本文拟从外交仪节、风物民俗和文化交流几个层面进行阐述，逐一展现《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18世纪中国映像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一、中朝外交仪节的记录
明清时期，朝鲜王朝与中国保持着典型的宗藩关系。作為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每年都会派遣使节前往宗主国朝贡，使团重要成员多以诗歌、日记、杂录等形式记录使行历程和异国见闻，作为日后向朝鲜国王汇报的文字凭证或私人收藏的游记作品。此类“燕行录”规模可观，文辞典雅，不仅极大丰富了朝鲜汉文学的内涵，构成朝鲜士大夫了解中国社会的主要渠道，也保存了研究明清社会风貌的一手资料，弥补了中国官方史料对中朝宗藩外交细节语焉不详的缺憾。金昌业天赋禀异，早年考取进士，“以政事才，见推昆弟间”{2}，但他厌弃官场倾轧，追慕彭泽遗风，终生躬耕于山林郊野，以诗酒书画自娱。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一月，长兄金昌集被任命为冬至谢恩正使，即朝鲜赴清使团的领衔官员，事务繁忙，责任极重。金昌业念及兄长年迈体弱，主动请命随行，次年三月回国。游历中国期间，金昌业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超然的人生立场对中朝外交仪节进行了冷静观察与思索，真切还原了“万邦来朝”盛况下清王朝呈现出的大国气度与威仪。例如，在《老稼斋燕行日记》的“总录”部分，金昌业以时间为序，分别对出使中国的例行程序和实施方案详细介绍，开宗明义地针对使行过程做出概观陈述。如“一行人马渡江数”一文，简要交代了此次出使的目的、人数，以及每位使团成员的姓名、官衔、职能等；“凤城、沈阳、山海关、北京所用礼单人情都合数”一文，记载了朝鲜使团途径重要关隘时打点中国官员的礼物数量、品种等，如写到此次出行共消耗“青黍皮二百七十七张，小匣草二千四百二十四封，钿竹二百二十个……”{3}可知笔墨纸砚、折扇鞘刀、烟草竹具等是朝鲜使臣馈赠中国官员最常见的礼物；“赍回物目”一文记录了清朝官方对朝鲜使臣的回馈物品，如写到此次燕京之行，中国政府对朝鲜国王的回馈品包括彩段、银子、骏马、玲珑鞍等，对上使、副使的回赠包括大段、银子、黄绢等，且每件物品的数量、品种均有清楚说明{4}；“入京下程”一文则记载了抵达北京后，清朝政府为朝鲜使臣提供的食宿待遇：“顺治以后，户部供粮料，工部供柴炭、马草、器皿，光禄寺供各样馔物。……使臣每日各水稻米二升、鱼三尾、豆腐二升、腌菜二斤……”{5}均记载翔实，而这些细节性的描述在中国官方史料中是难得一见的，以独特视角为宗藩体制下的中朝外交礼仪和经济往来研究提供了有益资料。
除“总录”中的概述，金昌业还以日记形式生动地再现了以中国官员和朝鲜使臣为主体的两国邦交活动，使我们对东亚宗藩秩序下的清朝和朝鲜外交程序有了深刻认识。凤城位于今辽宁丹东，是朝鲜使团渡过鸭绿江抵达中国的起始站。依照惯例，朝鲜使团需获得中国官方认证，方可通过栅门进入凤城，这种仪式性的外交活动象征着朝鲜使团踏上了燕行朝贡的关键一步。关于这段经历，金昌业在日记中写道，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一月二十七日，朝鲜使团抵达沙屯站露宿，随即派遣翻译官前往凤城，通报使团的行程安排。次日午后，凤城守卫开启栅门，“衙译吴玉桂、徐正明两人使从胡持方席来谒于两使臣，使臣坐而见之。两胡退，与章京、麻贝、甫十口辈列坐于相望处，于是各给礼物，馈烧酒、药果、干雉等物。……清将二人在栅内点人马以入，以清将坐路旁，三使臣引轿从其屋后而行，余同译辈步而过”{6}。这段文字生动地回顾了朝鲜使团由露宿野外、翻译交涉、申请入境、打点官员、接受检查，直到顺利通行的全过程。此外，金昌业还细致地描述了朝鲜使臣与沈阳、山海关等重要驿站的地方官员开展外交活动及馈赠礼物的情况。由此可知，在两国“册封-朝贡”关系的制约下，尽管清初近百年间，朝鲜君臣始终难以平复明朝灭亡的遗恨和奉“夷狄”为正朔的羞耻感，但出于弱国寡民的被动地位和现实利益考虑，在外交形式上，朝鲜王朝依然对清朝秉持低姿态的“君臣之礼”。结合时代背景与两国特殊关系，朝鲜使臣一路多方“打点”的无奈之举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对中国地方驿站的情境叙述，金昌业还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朝鲜使团在北京参与的外交活动。十二月二十七日，使团抵达终点站北京。翌日清晨，使臣前往礼部呈递咨文。金昌业在日记中回忆当时的场景：“通官引一行坐月廊。移时，汉尚书一人、侍郎一人来，立正堂南向。前置一桌，三使臣诣桌前跪。上通事两人奉表文跪进，上使手推之，令置桌上，退而立。”{7}文章虽着墨不多，却用语精妙，连用“坐”“诣”“跪”“推”“退”几个动词将朝鲜使臣前往礼部呈递咨文的举止仪态描摹得凝练传神，以白描手法将使团抵达北京后的首轮交接仪式表述得具体入微。每逢元旦，朝鲜使臣都要随同文武百官和其他藩国使节前往太和殿向皇帝朝贺。定鼎中原以来，清朝皇帝尤其重视新年盛典的仪式感，对各国来使礼遇有加，以彰显万邦朝宗的大国气象。对此，金昌业体察和叙述得极有层次。日记首先提到新年伊始，清朝译官来到会同馆敦促使臣梳洗准备，并手持灯笼引领使臣前往太和殿，殿内文武分立两厢，“班列严肃，不闻喧哗之声”。等待期间，译官以清茶、酥油茶款待使臣。晨曦方至，钟鸣不绝，但见康熙皇帝乘辇而来，“仪仗自端门入，其数不多。先过曲柄黄雨伞，又过交龙旗十余，而持旗者皆骑一旗，似领一队兵，而远莫能数。旗至左右，鼓角一时齐鸣。鼓甚壮，动地乐声乍高乍低，乍缓乍急，有曲调，而与我国军乐异。……百官出自左右月廊，至午门外东庭跪而叩头，盖先贺皇太后云。礼罢，引百官入左右掖门，门在午门东西，东班从左掖，西班从右掖。使臣亦从西班而入”{8}。两段文字中，金昌业娓娓道出了御驾亲临时，皇家仪仗队的规模、序列、鼓乐，以及文武百官朝贺仪节、行次等，以视觉、听觉等角度的切换还原了朝臣恭迎圣驾时的隆重场面及一系列清代宫廷礼仪，以异国人的身份亲历并保留了这帧历史影像，为清代皇家习俗和宗藩外交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 二、异国风物民俗的观照
金昌业出身高门望郡，家族曾经出现过数位出使中国的重要官员。早年间，金昌业已通过典籍阅览和前辈描述了解到中国的风物民情，对传说中的东方古国充满了种种浪漫想象。1712年的燕京之行，不仅开启了瑰丽的人生之旅，更加深了他对清朝社会的直观认识。由于金昌业身无官职，仅作为随行人员来到中国，因而较少受到政治事务的牵制，留下足够的自由时间去游历名川胜迹。除了身份上的优势，诗人的浪漫风骨与异国的山水情韵更撩拨起金昌业的雅兴，每至一处，他都会像平日赋诗作画一般，以凌云妙笔捕捉眼中美景。如十一月二十八日，朝鲜使团抵达凤城。这里是踏上中国疆域的第一站，通过栅门后，金昌业如此描述了眼前景致：“自栅门至凤城三十里，而所过有一二人家，田畴绝少，时见牛马放荒草间。”{9}随后刻画了凤凰山的形制风貌：“仰见东南四五峰素华浮空，真如初日芙蓉，再睹愈觉清新。”{10}继而将凤凰山与朝鲜名山对举：“是山大如我国‘水落’，而峰如插笔，石色苍润，东南四五峰尤奇秀，恐我国无可拟者。此处山大抵皆壁立，无余麓迤逦，与我国山形绝不矣。”{11}凤城是辽东八站中距离朝鲜最近的地域，气候地貌与朝鲜半岛非常相似，鞍马劳顿间，金昌业依然能以诗意的眼光妙赏凤凰、水落二山的细微差别和各自千秋，足见其性灵心境和人生意趣。抵达山海关后，金昌业对雄关山河也展开一番描绘，先以动态视角和形象比喻速写出奇崛山势：“路中望见西北山势如万马奔腾，而长城随山转折，乍现乍隐，令人魄动。”{12}之后登临望海亭，寥寥几笔点染出远眺沧海的情景：“是日无风，海面如镜。望西南间时有远峰出烟霭间，百里外山也。”{13}
除临摹沿途旖旎的自然风光，金昌业还将游历过的庙堂楼宇尽揽笔端，再现了18世纪初期独特的中国人文景观。如使团抵达山海关后，金昌业参观了贞女庙，首先交代了庙宇的坐落方位和材质结构：“抵贞女庙，野中有小陇陡起，庙在其上，划石构屋。”{14}之后结合中国古代传说回顾了孟姜女故事及贞女庙来历：“世传贞女姓许氏，名孟姜，其夫范郎，以秦时筑城卒，久未归。贞女寻至此，闻其夫死，遂哭而死。后人即其地立庙。”{15}最后以悠然的笔致刻画了贞女庙塑像、题咏等：“塑一女子，两童子侍立，左者持伞，右者持带。两童即贞女之子。庙门刻‘圣之贞’三字。左右柱刻‘秦皇安在哉，虚劳万里筑怨。姜女未亡也，尚留片石流芳’，傍书‘宋文丞相天祥书’。庙内碑板题咏甚多，不可尽记。”{16}抵达北京当日，金昌业与朋友一同游览东岳庙，回顾这段经历时，他先对东岳庙的规模形制粗陈梗概，又以白描手法次第摹绘了殿堂、钟鼓楼、神像、月廊、香炉、碑林及字画题咏等，对殿内情境的描述尤其生动：“殿中塑像具衮冕，泰山之神也，左右侍卫仙官共有十余人。殿内麾幢掩映，所供器玩皆奇异。殿中夹悬一琉璃灯火，桌前有铁釜，可受数十斗油满其中，以此燃灯，昼夜不灭云。”{17}
金昌业不仅将沿途所睹名川胜迹多方叙述，还通过市井风俗的观照重现了18世纪初期中国北方社会的风物民情。集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过对某一地域集市景观的考察，可以充分了解当地民俗特色与人文活动，堪称区域生态的缩影。每至重要驿站，金昌业都会寻找机会畅游本地集市，并将个人随感带入现实情境，留下趣味盎然的文字资料。如在沈阳集市上，金昌业目睹并描述了手艺人弹棉花的场面：“一人立而弹之。其弓长可四五尺，以绳系弓腰悬于屋梁，而用左手持之，右手持小槌椎其弦。棉花弹起，一屋内如雪，乍立其傍，衣帽尽白。问一日所弹，多至百余斤云。其弦用羊肠为之，取其韧而难断，贯以铁环，使游移往来，是防棉花缠结也。”{18}驻留山海关期间，金昌业将当地集市与沈阳对比：“城中市肆之盛埒于沈阳，而士女都冶，衣服鲜华，则又非关外所见也。至十字街，街楼亦壮丽。南门外连有人家，寺观亦多，路傍畦畛井井，皆是菜田，有已落种者。菜圃间时有土堆累累，皆坟墓也。”{19}抵达通州后，金昌业又对集市上的艺术品买卖活动进行叙述：“画器铺比屋者凡六七家，而纱窗画屏极其绮丽。有街上持杂物旗麾者相属于途，凡椅桌帷帐器皿等东西，或担或挈，其数无虑数十对。”{20}文中还提到集市上偶遇的迎亲场景：“俄有一少年乘彩轿，其后一老妇人乘轿随之，问市人，以为新婚者往妇家，而老妇人即媒婆云。”{21}基于两国民间文化的差异，日记中看似平淡的谈资于不经意间产生了陌生化效应，稍加点染，常见的中国民俗活动便成为朝鲜士人眼中魅力十足的异国风情画。
此外，金昌业还从衣食住行等细节观察并记录了18世纪初期中国北方的民俗风情。如介绍中国建筑时，先从地理概念上阐释了整体民居风格：“自凤城至周流河草家居多，自周流河至山海关土屋居多。自有土屋以后，间有瓦家，而绝不见草家，此无草而然也。”{22}然后细述中国北方民居结构：“三面皆筑墙，而北墙当中设门，与南门相直通。前后门之间即正堂，而堂左右各有门，其内即室也。室中附窗为炕。”{23}关于中国北方百姓的餐饮习俗，金昌业先描写了当地主食：“关内外炊饭率用小米蜀黍，而蜀黍居多，间有旱稻米，北京有水稻米。水稻者，水田所种也，其色白如银，而作饭终硬，但比旱稻则胜耳。”{24}继而刻画了北方百姓日常吃饭和招待客人的场面：“朝夕之馈或饭或粥。男女围一桌而坐，各以小器分食。一器尽，又添一器，随量而止。飨宾，主客共一桌，客至数人亦不别设，但于每人前各置雙箸、一只杯，从者持壶斟酒，随饮随斟。”{25}日记中还提到北方人对烟草茶饮的偏爱及以此待客的风俗：“待客必以茶，行茶之礼亦如行酒。各人各钟，随饮随斟，而茶要必热，在钟稍冷则还倾壶中。……南草，男女老少无人不吃，而待客之际与茶并设，故称南草为烟茶。”{26}宗教信仰方面则多次提到清人的关羽崇拜与佛教信仰，称“关帝庙必供佛，佛寺必供关帝。为僧者一体尊奉，曾无分别”{27}。再如写坊间戏剧舞台和百姓观看曲艺表演的热忱：“凡州府村镇市坊繁盛处皆有戏屋，而其无屋处皆临时作簟屋设戏。多至十余日，小或数日而罢，又转而之他。所至男女奔波，或自数十里外来观，观者皆施钱财。”{28}“其登场者，每到节拍换处，辄引声唱曲。室中诸人皆应声相和。丝管并奏，声甚清婉可听。”{29}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既能补阙史料之不足，也为了解18世纪中国北方民俗文化提供了域外视角。 三、文化交流活动的印证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商末周初，《史记》《汉书》与《三国遗事》等两国史籍均记载了箕子东走朝鲜，将中国文化传入东藩的典故。唐朝以后，随着儒学、宗教、科举制度的传入和遣唐使的往还，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明清时期，诗赋外交已成为朝鲜燕行官员的关键使命，正使、副使和书状官的选拔均经过缜密的权衡考量，其中一条重要标准即担任“三使”的官员需具有卓越的汉文学素养，以便使行途中随时与中国官员、士人诗赋笔谈。金昌业虽为一介布衣，却早已享誉文坛，诗文才华与汉学素养丝毫不比“三使”逊色。事实上，少了乌纱官衔的束缚，一路上反而省却无数麻烦，使金昌业拥有更多机会去近距离接触底层士人和了解中国文化，日记中关于作者参与诗文交游的大量记载即是这段经历的印证。抵达山海关后，金昌业随使团在当地暂留两日。其间，金昌业结识了当地文人郭如柏，二人年龄相仿，脾气相投，很快成为良友。两日后二人作别，从此再未谋面，却保持了六年的书信往来。金昌业还将二人的诗文唱和写入日记，一时传为美谈。如七绝二首：“客从东海向燕京，乡月随人处处明。卧算关门明日入，戍楼南畔听涛声。”“文物衣冠莫如京，愿随骥尾启文明。未窥全豹偶相见，可忆当年弦诵声。”{30}这两首七绝是金、郭初次见面的酬唱之作。前者出自郭如柏之手，借明月、涛声等意象营造出动静相谐、情景交融的意境，以虚实结合的手法表达出相见恨晚的惜别情怀。后者是金昌业的和诗，写出了作者对郭如柏才情的赞誉，也暗含对汉室江山隐晦的缅怀之情。除了回顾这段异国友谊，日记中还留下李元英、程洪、赵华、杨澄等名字，金昌业不仅详细介绍了与这些中国文人的交游经历，还载入大量酬唱诗文和笔谈实录，内容涉及科举制度、山川形胜、戏曲艺术、文学创作等领域，为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盛况提供注脚。此外，日记还录入了金昌业由中国带回的珍贵典籍，包括《朱子语类》《异同条卞》《汉书评林》《杜工部集》《剑南诗抄》《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四书五经》《文选》等{31}。这些书籍来历多样，一些是金昌业游览北京琉璃厂和各地集市时购买的善本，一些则来自中国友人的馈赠，亦可视为两国文化交流的有力凭证。
四、结语
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以写实笔法细致描绘出“辽东—山海关—北京”驿路上的中国北方生活图景，其中对外交仪节的记录、风物民俗的观照，以及文化交流的叙述，均透过“他者”的眼光来审视和完成，具有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为深入研究18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维度。
{1}{2} [朝]金迈淳：《台山集》，见民族文化推进会：《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94辑），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554页，第555页。
{3}{4}{5}{6}{7}{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 [朝]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见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2册），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版，第305页，第312页，第306页，第377页，第561页，第374页，第375页，第375页，第469页，第474页，第470页，第470页，第470页，第558页，第408页，第472页，第550页，第550页，第320页，第320页，第323页，第326页，第326页，第321页，第330页，第330页，第478页，第337页。
{8} [朝]金昌业：《老稼齋燕行日记》，见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3册），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版，第15页。
参考文献：
[1] [朝]金迈淳.台山集[G].民族文化推进会.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94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
[2] [朝]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2册）.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3] [朝]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3册）.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