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直到2021年7月27日,扬州人刘洋还不曾意识到,期盼已久的暑假将在第二天宣告结束。刚刚从山西、河南之旅归来的他,在家边看东京奥运会、边关注着发生在南京的疫情,感慨“扬州还是很安全的”。
一切始于7月20日,南京禄口机场出现的9名核酸阳性个案,紧接着,疫情迅疾外溢,出乎意料地难挡。截至8月11日,本轮疫情已波及全国28个城市,感染者突破千人,达到1025人。从时间上看,在这9名禄口机场保洁人员检出核酸阳性前,德尔塔毒株已传播10天。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潔在7月30日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上确认,保洁员病例的基因序列,与7月10日由俄罗斯入境的一架航班输入病例的基因序列一致。
途经禄口机场的旅行者,7月底先后在张家界、常德形成新的传播聚集点。还有一名家住禄口机场高速出口附近的南京老人,在疫情暴发后第二天乘大巴前往扬州,成为扬州疫情的起点。
扬州在这波疫情中,至8月11日有重症26人、危重8人,累计病例数达485例,病例数比南京多一倍,成为最严重的暴发地。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该市调研后指出,扬州疫情处于集中暴发期,出现社区、家庭广泛传播,底数还不是很清楚,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在这波疫情中,已有19个市(县)启动了全城或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波及至少5000万人。包括北京、广东在内的七地都发出提醒:非必要不出省(市、区)。
“封城”+全员核酸检测的强力抗疫举措,曾是扑灭2020年在武汉发生的疫情的最佳手段,此次在南京、扬州两地露出疲态。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疫情不会短期结束,可能长期也结束不了。”
如何让防疫体系更具可持续性,中国的城市管理者们迫切需要新的方向。
扬州检测点爆雷,引发二次传播
防范本土疫情扩散,就是一场与病毒之间的赛跑,速度是重中之重。
“核酸检测是‘侦察兵’,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环节,为精准进行疫情防控提供依据。”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指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
出现在扬州广陵区湾头镇联合村的聚集性病例表明,扬州的防疫体系错失了核酸检测可能带来的机会,反而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感染。
常住人口约456万的扬州,完成首轮核酸检测用了四天。
引爆燃点的是广陵区湾头镇下属的联合村检测点。流行病学调查详情显示,该检测点至少34人因与确诊病例王某密切接触被感染。
7月29日下午,王某按要求前往联合村检测点,做首次核酸检测。三天后,王某被确诊。此前数日,他在当地玉器城驻点上班,并曾出入KTV、棋牌室,均为人流密集场所。
患者行程轨迹显示,最早在7月31日,王某在检测点的密切接触者,已出现在防疫人员视野了。当天下午,两名检测点工作人员被带走,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同为王某的密接者,另一名工作人员7月31日下午仍在联合村检测点工作,一天后,她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整个扬州的大规模检测继续推进。8月1日,扬州第二轮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启动。
8月4日清晨,曾出现在联合村检测点的确诊患者数已达8人。原计划启动的扬州主城区第三轮全员检测,被临时叫停。
王某的密切接触者陆续被带走集中隔离。但仍有至少五人尚在流调视线之外,他们正常上班,出入超市、菜场等人流密集场所,直至在新一轮流调或核酸检测中被发现。
8月5日,扬州重启主城区全员检测。在当天上午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扬州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介绍了本轮检测与前两轮的不同之处:在“黄码”人员集中的小区,设立独立检测点和通道;不具条件的,在大规模检测之后单独组织。“黄码”系曾途经中高风险区人员,应限制流动。
这场发布会还强调了核酸检测时的注意事项,包括分时段、规范佩戴口罩、保持1米以上安全距离等。
造成联合村检测点出现聚集性病例,不仅是核酸检测点设置不规范,还有现场组织混乱等问题。
8月8日,扬州市纪委监委发布通报,问责相关流调、采样人员。王某居住的邗江区流调隔离组、采样检测组负责人均受政务警告处分。包括广陵区委副书记在内的5人也受到党内警告、政务警告等处分。
问责理由是,7月29日至8月1日,在对王某核酸检测混采阳性进行复检的过程中,在隔离管控等环节工作失职,落实防控措施不实不细,造成疫情扩散。
江苏省省长吴政隆在出席国家、省和扬州市疫情防控三级对接会时承认,扬州的核酸检测,存在采、送、检不匹配问题。
这轮疫情中,许多地方暴露出检测点不规范。“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容忍,但长期来讲,(过于拥挤)可能存在促使病毒传染的隐患。”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姜庆五曾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提醒有关部门,应合理安排时间,同时增设排队缓冲区域,尽量把等候者之间的距离保持在1米,确保防疫工作不失序。要培训在一线的参与者群防群控,广泛发动志愿者参与防疫,是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出现后,各地应对突发疫情的常见做法。这一次,在扬州出了问题。 “没人管志愿者防疫的事。”在扬州广陵区一核酸检测点担任志愿者的刘洋对《财经》记者说。
刘洋从未接受过任何志愿者培训,防护装备是自己带去的口罩,也没人提醒志愿者们及时更换。
成为志愿者无须详细上报行程轨迹,至少没人追问刘洋。他报名后很快收到社区通知,检测当天直接在采样现场集合。
刘洋发现,核酸检测点的秩序很难维持。在纪委监委的通报中,扬州还有两处检测点出现了登记处设置不合理、外围队伍管理不到位、排队距离较近、人群聚集,以及排队较长、等待区“一米线”执行不严格等问题。
引发联合村检测点聚集性疫情的王某,身为政府工作人员,7月29日在该检测点的另一个身份是志愿者,有人看见,他曾与其他志愿者一起摘除口罩用餐。
联合村检测点聚集性疫情暴发第四天,联合村所在的广陵区,大规模招募志愿者。这一次,他们要求报名者出具48小时以内核酸阴性报告,以及健康码、行程码绿码。
在扬州已公布的检测点感染者中,还有一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尚无权威信源证实,他是在何种场景下被感染。
“我们采样组是单独的休息间,而且和其他志愿者是错峰吃饭的。”一位在长三角另一城市承担核酸采样任务的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除了采样那一刻,他们会避免与其他任何人或物产生不必要的交集。
这位采样人员来到检测点前,已经过防护标准培训,10人一组的混检,“我采完一组会做手消甚至换手套”,但每次手消毒需要花十多秒钟,有时还没做完,“下一个人就过来了。也有人采完以后,没戴好口罩就起身走了”。
一位扬州人在社交平台抱怨,担心采样过程中被工作人员碰到嘴巴。在采样前,没有看到对方给双手消毒。
扬州核酸检测点秩序好转发生在8月8日的问责通报之后。“出现了交叉感染,大家心里有危机感了。”刘洋说。
8月11日,于曉接受扬州第六次全员核酸检测时,发现采集桌的间隔变得更大了。不过,他指出,桌子一端的工业风扇呼呼吹着,被采集者的呛咳飞沫,可能会加速飞向旁边的正张着嘴的被检者,“如果是阳性被检者在上风很可怕”。
和前几次一样,于晓选择了靠近电扇的位置,站在采样台前才拉下口罩,力求快采走人。这一次,棉签只在他舌头上刮了两下。
“达不到深度,只在口腔前庭(采样)是没有用的。至少要到扁桃体。”上述采样工作人员坦承,想要采到符合标准的样本,十个人里有八个会恶心干呕。
按照王贺胜的要求,核酸检测应当既快又准。
要做到“准”,对采样人员的经验要求较高。“刷的范围大、深,就更有可能刷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余昌平向《财经》记者介绍。
8月7日,郑州一名新增本土病例,前7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第八次才被检出。
在需要展开全员核酸检测的城市,每位采样人员每次要为至少500人采样,速度须在一人一分钟以上。承担这项任务的,很大一部分并非专业检验人员。上述长三角地区采样工作人员是经过两天培训后才上岗,她的本职是社区卫生中心医生。
南京封管疏漏
一位从事一线救治的专家向《财经》记者指出,核酸检测的目的是,在第一时间把重点人群和重点地区找出来,然后采取精准的社区防控措施,从而阻断疫情扩散。
扬州本轮疫情溯源,起自南京一名重点人员“失控”。
7月21日上午9时,64岁的毛某宁自南京乘大巴前往扬州。七天后,她被确诊为扬州本轮疫情1号病例。毛某宁在南京的住处位于江宁区,距离南京机场高速路出口仅500米。
禄口机场暴发疫情后规定,自7月21日零时,离开南京者须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毛某宁是在规定执行的首日早晨9时出发的,此时大多数检测点还未上班,成功登上大巴离开时,她家所在的区域已采取封控措施。
8月7日,江苏省纪委监委对禄口机场疫情防控不力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理,东部机场副总经理汪超、应急救援部主任尹运文、服务部主任许永杰被立案审查,南京市副市长胡万进等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南京卫健委主任方中友、江宁区卫健委主任姜立波等5人被免职。
越过社区封控和离宁核酸检测两道防线,毛某宁一路畅通抵达位于扬州邗江区的姐姐家,活动于饭店、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并连续四天前往扬州一家大型棋牌室打牌。
7月27日,邗江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对各居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出入查验健康码、行程码“两码”和疫苗接种记录,并要求有南京旅居史人员主动向社区报告。
然而,毛某宁未向所在社区报告。扬州警方8月3日通报显示,由于隐瞒行程,拒绝配合流行病学调查,毛某宁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一位家住南京江宁区的居民,在禄口机场疫情公布后曾主动向社区报告,她于7月16日途经禄口机场。7月24日,当地防疫办电话通知,要求其居家隔离。她告诉《财经》记者,虽然是居家隔离,仍要出门接受核酸检测。
回看5月底深圳盐田港疫情,也是港口工作人员核酸检测阳性而起。于是,深圳疫情防控指挥部将在港区工作的人员及其市内所住楼栋纳入管控,所有住户在7天内接受3次核酸检测。
深圳龙岗社区一住户曾告诉《财经》记者,在疫情发生的第三天,他们接到楼管电话,“通知我们在家,等待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做核酸检测”,等到中午,有四名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和一名小区保安,入户做核酸检测,口腔和鼻腔都采样。有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单元有一名住户在深圳盐田港工作。
因为封管区域的居民随意下楼,甚至外出购物,扬州通报了两处封闭管理不到位的小区。
有些居民对封闭小区生活保障不满。8月9日,一封署名为“扬州市邗江区四季园小区居民”的公开信在社交平台流传。信中称,社区物资配送乏力,蔬菜就在社区外的路边暴晒,却无法送达居民手中,还有人收到臭猪肉、米猪肉。 《扬州日报》8月11日的报道证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确在两天前接到了来自四季园小区的群众举报。
这是扬州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小区之一,有119栋楼实施封闭管理,8000余人居家隔离。上述公开信重点提到,自扬州疫情暴发以来,四季园确诊病例数已超50,却没有安排每天消毒,垃圾清运也不及时。
这让小区居民觉得不安,毕竟,就在前一天,邻居中还出现了多名新增确诊病例,而他们仍需下楼扔垃圾、取物资,不知何时就可能被感染。
8月9日,扬州卫健委发布《重要提醒!》,要求封闭区工作人员,在疾控机构指导下,对阳性检测人员活动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对封控区进行一次全面消毒;每日对电梯、楼道等公共区域与设施以及单元门把手、快递柜等重点部位进行消毒两次。空调通风系统也要进行清洗和消毒处理。
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制科主任医师张守刚介绍,所谓终末消毒,是对传染源离开所在场所后,进行彻底的消毒,完全消灭残留在这些场所、物体上的存活的病原体,确保没有致病性微生物。
这是北京、上海出现本土疫情后,第一时间就会运用的防疫手段。
精准防控样本
强力抗疫和精准防控,是在中国并行的两条防疫路线。
本轮南京疫情传播链中的两大焦点,南京和扬州一大一小两座城市,不约而同选择了强化抗疫,又共同暴露出在限制出城、全员核酸检测策略实施中的漏洞。
“精力是有限的。集中精力做全员核酸,可能社区封控、人员隔离就会出问题。”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贺滨对《财经》记者分析。
贺滨建议,各地防疫指挥机构,都可以借鉴上海的“科学、精准”防控策略。
8月2日,上海通报一例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是外航货机服务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围绕阳性人员的流调、排查、采樣检测和隔离管控同时启动。
浦东新区三所相关医院紧急停诊,接受全员核酸检测。截至8月3日9时,排查到密接者52人、次密接者250人,全部落实集中隔离措施。“密接的和不是密接的,不住在同一个酒店。”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当天上午,感染者的工作场所、居住地及过去14天内到访过的场所,已进行封闭管理,终末消毒。
同时,所有密接、次密接者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公布,均为阴性。64860名筛查对象完成采样,27174人出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此,患者所住小区被升级为中风险地区,实行封闭管理。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封闭小区所有居民实行为期14天的健康监测,除在第1天、第7天、第14天各做一次全员核酸检测,还要每天两次报告体温和健康状况。发现异常由120转送定点医疗机构排查。
截至8月11日,上海未再出现新增本土感染者。
“把精力集中在一些地方,优化操作,能达到更好的效果。”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张洪涛这样评价精准防控策略。
因有一对夫妇曾在张家界旅游途中与确诊病例有接触,北京也被卷入了这场全国性的防疫压力测试,走的同样是精准防控路线。
“一般小区里出现了确诊患者,就会把整个小区都封闭,然后整个小区做消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街道苏州桥西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春燕对《财经》记者说。
北京首名病例确诊当天,其所居住的小区及周边9个小区,约4.1万人被立即封闭管理。
张洪涛相信,把最高级别防控操作限制在局部,会让常态化防疫变得更具可持续性。除了核酸检测,这还需要细致的流调支撑。
在上海,只和确诊病例密接者打过一次球的“陌生人”也能被找到。一张出租车票、一张电子支付截图、一次停车场出入记录、残缺的人员登记信息,乃至交谈中的只言片语,都可以成为流调的依据。
一位确诊病例密接者,曾在上海某体育馆与人临时组队打球,但仅认识其中一人。“我们问他,打球的人都怎么喊对方名字的?他们之间是否有亲戚朋友?”上海杨浦区疾控中心新冠防控流调组组长乔鹏回忆,他们最先找到了一对父子,根据两人提供的信息,用监控画面、人名系统筛查比对,花了半天时间,9名球友都被找了出来,送去集中隔离点。
在300公里外的南京疫情暴发后,杨浦区疾控部门就调整了流调队伍,与公安等部门紧密合作,及时从常态化防控转向应急状态。乔鹏的这段日子,尽管工作量井喷,和同事们一起依然规范有序。
百万、甚至千万人口的城市,不可能总是进入“应急”或“战时状态”,这需要消费、餐饮、旅游、交通运输、制造等各行各业的巨大牺牲。2020年,中国的GDP增速是2.3%,为40多年来最低。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一旦疫情大规模暴发,成本会更大,这样比较的话,目前的代价是值得的,但也到了系统分析防疫政策的成本收益的时候,这样可以使得我们的政策调整更加科学理性,更加从容主动。
目前检测技术、疫苗接种等已有进步,对病毒也有了更多的认识,防控政策是否有可能进行调整?
薛澜以入境14天隔离措施为例,假设一个人是病毒携带者,而且在14天隔离期之后才被发现,这种概率到底有多大?经过这一年多,应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在此基础上,计算漏掉这一个人将使多少人感染,再计算管理、治疗产生的成本是多少。然后,对比这种隔离政策的经济社会成本,再做决策。
做这样的决策,“需要公共卫生专家、社会科学家、管理学专家等,坐下来一起分析给出建议”。薛澜解释,可能现在的“14+7”是更好的,那就继续坚持;但也许疫苗的普遍接种,以及核酸检测技术的提升能够更快识别出感染者,那么在对入境者行为适当限制的情况下缩短隔离期。
“和新冠病毒的战斗已进入相持阶段,对我们的挑战就是,专业机构如何把事情做得更专业,把该堵的漏洞堵上。”薛澜说。
(文中刘洋、于晓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