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武汉、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平津告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的师生们在战火中辗转迁徙，最后来到云南昆明黄土坡的大普吉村，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称“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三校师生分批返回平津，恢复北大、清华、南开大学三校。在前后8年时间里，西南联大师生与云南各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友情。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些享誉海内外的教授们身上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颇耐人寻味。
　　校长夫人卖米糕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家的生活随着时局的动荡而愈发艰苦。当时，梅校长家有五个子女：梅祖彬、梅祖杉、梅祖彤、梅祖彦、梅祖芬，孩子们都在求学读书。梅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当时没有工作，全家都靠梅贻琦微薄的薪金来勉强糊口。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让丈夫一心科研和教育事业，韩咏华与赵瑞云及袁复礼的夫人、潘光旦的夫人合作，“研制”出一种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出售。她们别出心裁，把这种米糕取名为“定胜糕”，取抗战一定胜利之意，并用红糖浆在米糕表面写上“定胜糕”的标签。起初，她们把米糕批发给昆明“冠生园”糕点铺寄卖，可这种“二道手”的生意利润不大。为了多赚些钱，夫人们分头行动，背着背篓，手提篮子直接在街上叫卖。有一次，一个身穿旗袍、手提精致小包的贵妇人前来买米糕。当她得知韩咏华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时，十分敬佩地说：“清华大学校长夫人卖米糕，真是了不起啊！今后，我要邀约更多的姐妹来买‘定胜糕’让抗战早日胜利。”打那以后，教授夫人们的生意还真红火了起来。
　　“特殊屏障”隔不开患难真情
　　数学系教授华罗庚一家安在黄土坡上的一处简陋的房屋中，可是即便这样的陋室还是遭到了敌机的轰炸而倒塌，所幸一家人当时外出，躲过了一劫。失去了住的地方，华罗庚一家只好在野外当“山大王”。闻一多得知后，热情地邀请华罗庚一家到自己家中共居。当时，闻一多租住的屋房是昆明地区典型的“一颗印”民居。所谓“一颗印”就是当时昆明人形容一般平民百姓的住房像印章那样狭小的代名词。这套住房两层楼，楼下为炊房，堆放杂物，楼上住人。华家搬来后，闻一多腾出稍大一点的一间给华罗庚。由于中间没隔墙，生活上总有些不方便。闻一多只好挂几条花花绿绿的床单隔开。华罗庚幽默地对闻一多说：“闻兄，你在室内挂屏风，我们两家人好似住进宾馆了。”一席话，逗得两家人围在一起捧腹大笑。后来，华罗庚回到北京，当他得知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遭特务暗杀的消息后，悲伤地翻出当年的照片，痛哭不已。
　　教授当街卖画
　　1941年2月的一天夜晚，龙院村惠家大院的一间破旧小屋里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物理学教授赵九章的二女儿诞生了。小女孩的降临为小屋平添了许多欢笑，也给这狭窄的陋室增添了杂乱。仅十来平方的小屋既是一家四口的居室，也是赵教授的书房。室外破旧的门柱上贴着赵教授亲笔书写的一副楹联：上联是“宁静致远”，下联是“淡泊明志”。生孩子原本是人世间一件大喜事，可赵教授却整天愁眉苦脸说啥也高兴不起来。战乱时期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天真活泼的孩子们衣衫破烂，生活上更是营养不良。赵教授看着孩子们日日受苦，心里很难过，最终他含泪卖掉了一幅家传珍宝——赵子长临摹的山水画。据说，赵子长是明永乐年间进士，曾任山西太原巡抚。有一次，他去五台山巡游，画下了这幅蓝天白云、白塔、汾河山水美景图，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全国解放后，赵教授曾为卖掉这幅祖传真迹而捶胸顿足：“我对不起祖先，我是罪人，罪人啊！”
　　教授黑夜遭劫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经常往返于城边的家和学校之间。那时，虽说通了公路，但他们仍无车可乘或没钱坐车，进城主要靠开动“双腿11路”。当时社会治安很乱，回来晚了还会遭遇土匪抢劫。1943年5月的一天傍晚，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就在路上遇到了抢劫。两个土匪不但抢走任教授的交通工具——一辆破烂自行车，而且还把他身边的财物洗劫一空。为了防止他呼救，土匪将任教授的双手反绑，口中塞上毛巾。土匪走后，任教授反绑着双手一步一滑地走回家中。夫人见状大吃一惊，忙将丈夫身上的绳子解开，取出口中的毛巾，急问出了什么事。任教授幽默地调侃说：“土匪是要钱不要命，我是要命不要钱。他们搜走了我身边的一块怀表和那辆破旧自行车，然后将我绑起扬长而去。试想，如果当时我这个文弱书生反抗，还有小命回来向夫人请安吗？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还望夫人发落。”妻子一听无奈地说：“都啥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娃娃头”杨振宁
　　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时间，是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家最为困难时期。杨教授家的人口多，有5个孩子需要抚养、教育。那时，杨教授的大儿子杨振宁17岁，已经是西南联大学生，其他4个弟妹都还小。为减轻父亲的负担，杨振宁主动当起“娃娃头”。为鼓励弟妹们多念书，他制定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好书、认真完成作业、听母亲的话、帮忙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满三个黑点的继续罚做家务，星期天不准休息；满三个红点的会受到奖励，由杨振宁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看一场电影。这种“奖惩”办法还真见效，弟妹们从此乖乖听话，再也不敢打闹生事。由于杨振宁当“娃娃头”出了名，西南联大教授的孩子们都喜欢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卖火柴的小女孩》等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更为有趣的是，杨振宁还发明了一个简单的幻灯机，制成遭到飞机轰炸人们“四处逃难”“哭爹叫娘”等土电影，增加孩子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并没有使联大教授们意志消沉。在严谨而紧张的科学研究之余，体育、音乐、桥牌、舞会等活动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最爱。清华三所墙外有一个排球场，只要不下雨，几乎每天各室或各所之间都组织排球赛。场上男女混打，拉拉队喊声震天，分外热闹。无线电研究所在公用的图书馆内安装了一个柜式收音机和电动唱机，由爱好音乐的陈绍玲主持，经常举行唱片音乐会。除此之外，所内还组织歌咏队，不定期举办歌咏比赛，获奖者予以鼓励。所谓获奖，一无钞票二无物品，仅是手持一张书本大的奖状而已。每当圣诞节来临，教授们都要到附近山上采来松树枝，做成圣诞树挂上各色彩灯。当彩灯点亮、壁炉燃起时，大家一起唱圣诞歌、跳起欢快的舞蹈。前方将士抗战英勇杀敌，后方的文弱书生也不甘落后。戴芳澜和夫人郑淑媛、段洪章和夫人许桂岚、俞大发和夫人陈绍熙、娄成后和夫人祝宗岭几个家庭联合起来，自编自演节目《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抗日名曲，极大地鼓舞了师生们的士气。
　　如今，西南联大曾居住过的大普吉村已经今非昔比，许多旧址都因岁月的流逝而不复存在。仅存的只有教授们居住过的惠家大院门楼、华罗庚旧居等少数遗址。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们团结友爱、忠于事业、忠于国家的无私献身精神，将永远铭记在后人心中；他们克服困难、乐观顽强的生活态度，值得后人们学习。
　　摘自《党史纵横》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