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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了十年之久的反腐剧，在中纪委和最高检推动下重启，而提高反派角色级别，也是由最高检官员主动提出，加之中央对反腐工作的力度和强度有目共睹，这些都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反腐剧将进入新的阶段。然而，来自现实官场的阻力， 投资方的犹豫，仍然令制作方措手不及……
全国都知道了，反腐剧《人民的名义》里，将出现一位“副国级”大贪官。这是中国反腐剧史无前例的突破。
5月8日，这部剧已经拍了五分之四，接近尾声。但剧组仍没最终确定这出戏该怎么拍，这个角色该怎么呈现。
“我们潜藏了一条暗线，上上下下的人物都不敢提他。这个人物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很大一个家伙，隐藏在一群人后边，只通过电话出现。”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此前的说法。范子文同时还是这部剧的发起人。
编剧周梅森仍然想做更多尝试，“我们在讨论，是不是可以让这个不露脸的‘大人物’直接露脸，请个老戏骨客串一下。当这个剧已经成了人们都在关注的‘事件’，我们也许能有更多协商的空间。”
但导演李路仍然认为不露脸的好，他还是有些顾虑。
周梅森仍然有理由乐观。停滞了十年之久的反腐剧，在中纪委和最高检推动下重启，而提高反派角色级别，也是由最高检官员主动提出，加之中央对反腐工作的力度和强度有目共睹，这些都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反腐剧将进入新的阶段。
然而，来自现实官场的阻力，投资方的犹豫，仍然令周梅森等人措手不及。
中纪委到访
作为最高检影视中心副主任，范子文是第一个感受到反腐影视剧风向变化的人。
2014年，范子文到最高检走马上任，当时中央反腐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但他发现，竟然没有人愿意碰反腐题材影视剧。这主要源自2004年的一纸通知，当时的广电总局先后下文对反腐剧和涉案剧进行整顿，从此两大红极一时的题材双双退出黄金档，反腐剧也进入长达十年的“冬眠期”。
“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反腐工作肯定要有影视作品去呈现，也就是我们说的，影视作品要关照现实。”范子文说。他和周梅森很熟，便开始联系他，沟通此事。周梅森对此疑虑重重，此前制造反腐剧的艰难经历，让他不敢轻易答应。多年前，他的剧一进广电总局，“审查同志马上就带着一种警觉‘他的戏又来了’，都是非常警惕地在審视我的作品”。
真实的官场
周梅森动笔之前，一些人物就活跃在了他的脑海里。比如，他设想的一幕电视剧开头：某部委司长，住在黑洞洞的筒子楼里，他吃炸酱面，为人沉稳低调。但是，纪检人员在他的家里搜出了2.3亿元现 金。
作为剧中的配角之一，这个“小”官巨腐的人物原型是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2014年4月，魏鹏远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办案人员在其家中发现2.3亿现金，清点金额时，当场烧坏了4台验钞机。
剧中，也出现了这么一个“小”官巨贪，也是一天到晚满嘴“人民”。最后，家里搜出两亿多现金，让人哑然失笑。贪官满口“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检察官讽刺他：“还好意思满嘴人民！党和人民就是你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虽然电视剧是艺术创作，但这些情节，却扎扎实实源于生活。写《人民的名义》前，周梅森和办案检察官、纪检干部、监狱干警、服刑贪官等进行了“親密接触”，进入几所监狱，采访了不少关押在监狱里的贪腐官员。
在周梅森看来，这也是真实官场生态的切片，“官员那种双重人格，乃至多重人格都存在。”
“不深入交流，你很难想象他（魏鹏远）是怎样一种心态，那么多钱都没有花，每天就是上下班，吃简单的炸酱面。”李路说。
周梅森还和范子文一起去了江苏省浦口监狱，他们跟狱警座谈，和服刑的贪污贿赂罪犯交流。“当时有六七个贪官，包括曾经的厅级干部。”让范子文印象深刻的是，有些犯人提出来，过去自己贪了50万就被判了十年，他们觉得自己亏了。
现在，纪检司法系统对反腐剧的支持大了很多。但在多年前，这种采访并不是十分顺畅。另一位反腐剧编剧陆天明记得写《大雪无痕》时，“去某省采访，相关部门的领导当场就拒绝了我们。而下面具体办案的专案组人员很希望写写他们办案的艰辛，无奈某些人有禁令，他们只能把我请到一个偏远小餐馆里，以请我吃饭的名义，边吃边谈。 一顿饭整整吃了5个小时。”陆天明回忆道，当时采访取材，好像解放前做地下工作。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能够呈现一个真实的官场，这些编剧都有深厚的官场经历。
上世纪80年代，陆天明曾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待了整整一年。每天上班，去办案，调档、调卷。后面阶段，他甚至到监狱调犯人，参与提审嫌疑犯。临走时，西城法院当年的院长开玩笑说：“老陆你调到我们法院来工作算了。”
著名编剧张平曾官至山西省副省长，山西落马的那些官员，有很多都和张平认识。比如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和张平共事两年多，两人还偶尔一起打球。
“对官员生态和政治体制不了解的人，你让他体验三个月也没用。看到的还只是表象。”周梅森说，官场的语码系统，外界只能看到那层壳，一到后台看看呢？很可能是哑然失笑。“他们在同一个会场开会，我们最后只是看到一个决策出来了，但不知道这背后的真实逻辑。决策出台背后，决策者可能进行了很多协调，也承担了很大压力。他说的是东，可能心里在想西。他说老王可以提拔，实际上心里想要升小陈的官。”
《人民的名义》的剧本完成后，广电总局、最高检政治部都看了。
“变卖家财”
2016年2月的一晚，周梅森、李路和范子文坐在北京的一个公寓里，几乎一夜无眠，被外界称为剧组“三驾马车”的三个人，都不敢决定要不要开机。
导演李路是稍晚才参与到这个项目里的。2015年3月，他第一次听说有部周梅森执笔的反腐剧立项的消息。凭借着对市场的敏感度，李路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可以大显身手的机遇，要抢！他迅速买了第二天的机票飞去找周梅森。一番详谈后，他获得周梅森的认可支持，李路又向最高检毛遂自荐。
2015年4月份，李路获得了最高检的正式授权：由他负责操作整个《人民的名义》项目。除了担任导演外，他还要负责制片、寻找投资、宣传、发行环节。
一开始，李路对这个项目非常乐观。拿着钱有意想投资这部政治剧的投资方没有上百，也至少几十家。当时，他曾和周梅森开心地表示：“排队的人多得不得了。”
但排队的人多，观望的也不少。电视剧市场上十年不见反腐剧，一些投资商对这类剧集的市场前景并不明朗，“很多人测算这个戏顶天卖到一个亿”，周梅森说，而按照他们的拍摄计划，光制作成本就要1.2个亿。
另外一些人，则担心这部剧的政治风险。“投资是要有回报的。我能吃准，不一定所有的投资人都能吃准，我敢赌不一定所有投资人都敢赌”，李路说，“因为这种东西确实存在一定壁垒。”
作为比李路更有资历的反腐剧制片人，周梅森更能体察资本对政治题材敏感的神经。他听说一位兴趣很大的投资人最终离开，因为受到一位颇有身份的仕途“高人”点拨——少碰这种事，风险大得 很。
于是，原本计划里的投资爽约了，到开拍前夜，只到账了3500万，这些钱，勉强够支付演员的费用。这部剧里，他们请来了许多大牌演员，“那么多一线演员，个个都需要专车、要保姆，要五星级酒店的套房休息”，周梅森说，加上48台机器，300人的队伍，光这些一天就需要五六十万，“按我们的测算，应该再有两千万才敢开这个机”，现在缺口这么大，“三驾马车”谁都不敢做这个决定。
最终，他们把决定权交到李路手里，因为导演需要全权负责整个项目。周梅森和范子文谁也没有说话，等着他决策。
“开机！”在那天天亮前，李路使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打仗没钱怎么办？”周梅森问。
“卖房子，抵押我的房子！”
“我说别这么玩命，”周梅森说，“我是股票被套住了，实在不行我去把股票抵押出去。”
幸好，之后的资金终于陆续到位。周梅森介绍道，开机后进入的三家投资方是做好了亏损准备才进入的，其中一家做好了亏2000万的准备。
但这种情况并不会出现了，这部剧还没拍完，在拒绝广告植入的情况下，光靠卖播出权，就已有2.2亿入账。
困难与支持
中纪委推动，最高检牵头拍摄电视剧的消息很快传播开去。江苏省某县级市领导听说了这部剧，主动找到筹备组希望到他们那里取景。
剧组实地取景后做了一系列规划和布置，进展也非常顺利，可在剧组进驻拍摄前8天，当地政府领导看了剧本，“吓死了，立即撕毁合同，不准我们进去。”周梅森说，“他们说他们承担不起那个责任，剧本里写的很多事情他们那儿都发生过。”
这让剧组非常被动。周梅森说，剧组只好请最高检出来协调，可对方很低调地回复：对不起，希望你们不要来。江苏省委宣传部给这个地方发文，“还是不让我们进来”。最终，剧组不得不重新寻找拍摄地。而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有一个最主要的腐败会所现在还没找到。一听说拍这个，吓得要死，都不愿意我们进场。” 周梅森觉得这次反腐剧的重启，上层干部的视野是很开放的。“从项目立项到孵化过程虽然也遇到一些坎坷，但总体来看顺利得已经超乎想象了。”
在他看来，电视剧制作和呈现过程是一个展示中央反腐决心的过程，更是一个直面改革问题的过程。上面的干部有刮骨疗伤的改革魄力，但下面的官员却会遭遇长期的阵痛，“从文化口到各个地方的官僚阶层的阻碍很大。”
反腐剧的特殊性让李路一直提醒自己要时刻谨慎把握。他透露，编剧定稿后，自己和最高检的领导同时阅读剧本。从艺术创作，政策政治，导向性他们都提出了一些意见。“我们要求最高检对每次阅读剧本进行邮件式回复，有意见或者没意见，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也是规避风险。”
拍摄時，如果演员的临场发挥有争议的地方，李路会安排大家按照相对稳妥的方式再拍一份。“比如，剧中某场戏公安局副局长情绪激动说了脏话，那我们会再录一版没有脏话的。”剧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旦后期审查提出质疑，大家会比较从容。”
对一部反腐剧来说，可谓到处都是关卡，周梅森、陆天明、张平等老资格反腐剧制作者，对此再熟悉不过。
创作《天网》剧本时，张平就曾多次问剧本原型、敢于反腐的县委书记刘郁瑞，写到这种程度，他的那些同事和属下会不会找麻烦？刘郁瑞说：谅他们还没那么大胆子！要是他们敢，就把他们老底子一个一个兜出来，哪一个判他十年二十年都绰绰有余。
然而这些人真敢，威胁恐吓从没断过。最终，《天网》拍摄时，张平和导演谢铁骊接到20多个恐吓电话，要叫他们吃枪子。最后谢不得不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叫太原警察荷枪实弹保护拍摄现场。
要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
周梅森有很多官场朋友，而且“大量的官员朋友被捕进去了”，周梅森说，比如某省原省委副书记，以改革著称的一位高官，“他给我讲了很多，包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他做事情的那种孤独，都跟我谈过。当然，受贿他不会跟我谈”。在周梅森看来，这位落马高官确实很有能力，也做了很多事，但另一面，又违法违纪，收受贿赂。
这样的朋友不在少数，让周梅森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个表面上看是个好官的人，另一面却做了那么多违法违纪的事？他们的人性，他们的原则，是怎样一步步异化的？这个问题最终成为《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的主题。他看了很多卷宗，包括级别很高的一些案件，试图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然后，把这个答案通过艺术的方式，在电视剧里呈现出来。
他列举了剧中一个角色：“他从一个苦孩子，真是农民的孩子，拼命一步步挣扎往上走，被人压制，被人排挤，受了很多委屈走到今天这一步。为了往上爬，他可以不顾一切，最终走到绝路上，包括杀人，干掉对手。”周梅森说，他在这部剧里，试图将角色塑造得更复杂，“从一开始你看到一半，可能20多集，你都看不出来谁是好人坏人，你只看到他们在权斗，围绕一个刑事案件争执，但是这里面比较深远的背景你是看不出的，需要进一步去看。”
周梅森说，自己60岁了，仍然决定出山，并不只是想写一个单纯的反腐剧，“它应该是中国今天政治生活的一个写照，只有这样的东西才值得我干”，所以，在这部剧里，他创作出了官场上各个层面的内容，“有苍蝇，还有小苍蝇，也很恶心的，还有那种不作为、不干事的，很有意思”。
而这也是中纪委所希望的。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透露，中纪委当初推动反腐剧重启时，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有现实关照性，得反映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二是腐败是世界性的难题，要站在足够的高度来表现”。李京盛说，“不要仅仅是几个腐败分子和正面力量角力，简单地正义战胜邪恶。要通过这些检察官、腐败分子、案件，给出超出案件的启示。人性的复杂性要有充分表现，人性高度可高到圣人，深度可低到入地狱，要把堕落的过程写清楚，否则回答不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人性弱点、制度漏洞、反腐决心、制度建设，也要昭示出来，才最有针对性、震撼力、启发意义。”
（孟静荐自《看天下》）
全国都知道了，反腐剧《人民的名义》里，将出现一位“副国级”大贪官。这是中国反腐剧史无前例的突破。
5月8日，这部剧已经拍了五分之四，接近尾声。但剧组仍没最终确定这出戏该怎么拍，这个角色该怎么呈现。
“我们潜藏了一条暗线，上上下下的人物都不敢提他。这个人物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很大一个家伙，隐藏在一群人后边，只通过电话出现。”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此前的说法。范子文同时还是这部剧的发起人。
编剧周梅森仍然想做更多尝试，“我们在讨论，是不是可以让这个不露脸的‘大人物’直接露脸，请个老戏骨客串一下。当这个剧已经成了人们都在关注的‘事件’，我们也许能有更多协商的空间。”
但导演李路仍然认为不露脸的好，他还是有些顾虑。
周梅森仍然有理由乐观。停滞了十年之久的反腐剧，在中纪委和最高检推动下重启，而提高反派角色级别，也是由最高检官员主动提出，加之中央对反腐工作的力度和强度有目共睹，这些都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反腐剧将进入新的阶段。
然而，来自现实官场的阻力，投资方的犹豫，仍然令周梅森等人措手不及。
中纪委到访
作为最高检影视中心副主任，范子文是第一个感受到反腐影视剧风向变化的人。
2014年，范子文到最高检走马上任，当时中央反腐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但他发现，竟然没有人愿意碰反腐题材影视剧。这主要源自2004年的一纸通知，当时的广电总局先后下文对反腐剧和涉案剧进行整顿，从此两大红极一时的题材双双退出黄金档，反腐剧也进入长达十年的“冬眠期”。
“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反腐工作肯定要有影视作品去呈现，也就是我们说的，影视作品要关照现实。”范子文说。他和周梅森很熟，便开始联系他，沟通此事。周梅森对此疑虑重重，此前制造反腐剧的艰难经历，让他不敢轻易答应。多年前，他的剧一进广电总局，“审查同志马上就带着一种警觉‘他的戏又来了’，都是非常警惕地在審视我的作品”。
真实的官场
周梅森动笔之前，一些人物就活跃在了他的脑海里。比如，他设想的一幕电视剧开头：某部委司长，住在黑洞洞的筒子楼里，他吃炸酱面，为人沉稳低调。但是，纪检人员在他的家里搜出了2.3亿元现 金。
作为剧中的配角之一，这个“小”官巨腐的人物原型是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2014年4月，魏鹏远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办案人员在其家中发现2.3亿现金，清点金额时，当场烧坏了4台验钞机。
剧中，也出现了这么一个“小”官巨贪，也是一天到晚满嘴“人民”。最后，家里搜出两亿多现金，让人哑然失笑。贪官满口“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检察官讽刺他：“还好意思满嘴人民！党和人民就是你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虽然电视剧是艺术创作，但这些情节，却扎扎实实源于生活。写《人民的名义》前，周梅森和办案检察官、纪检干部、监狱干警、服刑贪官等进行了“親密接触”，进入几所监狱，采访了不少关押在监狱里的贪腐官员。
在周梅森看来，这也是真实官场生态的切片，“官员那种双重人格，乃至多重人格都存在。”
“不深入交流，你很难想象他（魏鹏远）是怎样一种心态，那么多钱都没有花，每天就是上下班，吃简单的炸酱面。”李路说。
周梅森还和范子文一起去了江苏省浦口监狱，他们跟狱警座谈，和服刑的贪污贿赂罪犯交流。“当时有六七个贪官，包括曾经的厅级干部。”让范子文印象深刻的是，有些犯人提出来，过去自己贪了50万就被判了十年，他们觉得自己亏了。
现在，纪检司法系统对反腐剧的支持大了很多。但在多年前，这种采访并不是十分顺畅。另一位反腐剧编剧陆天明记得写《大雪无痕》时，“去某省采访，相关部门的领导当场就拒绝了我们。而下面具体办案的专案组人员很希望写写他们办案的艰辛，无奈某些人有禁令，他们只能把我请到一个偏远小餐馆里，以请我吃饭的名义，边吃边谈。 一顿饭整整吃了5个小时。”陆天明回忆道，当时采访取材，好像解放前做地下工作。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能够呈现一个真实的官场，这些编剧都有深厚的官场经历。
上世纪80年代，陆天明曾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待了整整一年。每天上班，去办案，调档、调卷。后面阶段，他甚至到监狱调犯人，参与提审嫌疑犯。临走时，西城法院当年的院长开玩笑说：“老陆你调到我们法院来工作算了。”
著名编剧张平曾官至山西省副省长，山西落马的那些官员，有很多都和张平认识。比如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和张平共事两年多，两人还偶尔一起打球。
“对官员生态和政治体制不了解的人，你让他体验三个月也没用。看到的还只是表象。”周梅森说，官场的语码系统，外界只能看到那层壳，一到后台看看呢？很可能是哑然失笑。“他们在同一个会场开会，我们最后只是看到一个决策出来了，但不知道这背后的真实逻辑。决策出台背后，决策者可能进行了很多协调，也承担了很大压力。他说的是东，可能心里在想西。他说老王可以提拔，实际上心里想要升小陈的官。”
《人民的名义》的剧本完成后，广电总局、最高检政治部都看了。
“变卖家财”
2016年2月的一晚，周梅森、李路和范子文坐在北京的一个公寓里，几乎一夜无眠，被外界称为剧组“三驾马车”的三个人，都不敢决定要不要开机。
导演李路是稍晚才参与到这个项目里的。2015年3月，他第一次听说有部周梅森执笔的反腐剧立项的消息。凭借着对市场的敏感度，李路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可以大显身手的机遇，要抢！他迅速买了第二天的机票飞去找周梅森。一番详谈后，他获得周梅森的认可支持，李路又向最高检毛遂自荐。
2015年4月份，李路获得了最高检的正式授权：由他负责操作整个《人民的名义》项目。除了担任导演外，他还要负责制片、寻找投资、宣传、发行环节。
一开始，李路对这个项目非常乐观。拿着钱有意想投资这部政治剧的投资方没有上百，也至少几十家。当时，他曾和周梅森开心地表示：“排队的人多得不得了。”
但排队的人多，观望的也不少。电视剧市场上十年不见反腐剧，一些投资商对这类剧集的市场前景并不明朗，“很多人测算这个戏顶天卖到一个亿”，周梅森说，而按照他们的拍摄计划，光制作成本就要1.2个亿。
另外一些人，则担心这部剧的政治风险。“投资是要有回报的。我能吃准，不一定所有的投资人都能吃准，我敢赌不一定所有投资人都敢赌”，李路说，“因为这种东西确实存在一定壁垒。”
作为比李路更有资历的反腐剧制片人，周梅森更能体察资本对政治题材敏感的神经。他听说一位兴趣很大的投资人最终离开，因为受到一位颇有身份的仕途“高人”点拨——少碰这种事，风险大得 很。
于是，原本计划里的投资爽约了，到开拍前夜，只到账了3500万，这些钱，勉强够支付演员的费用。这部剧里，他们请来了许多大牌演员，“那么多一线演员，个个都需要专车、要保姆，要五星级酒店的套房休息”，周梅森说，加上48台机器，300人的队伍，光这些一天就需要五六十万，“按我们的测算，应该再有两千万才敢开这个机”，现在缺口这么大，“三驾马车”谁都不敢做这个决定。
最终，他们把决定权交到李路手里，因为导演需要全权负责整个项目。周梅森和范子文谁也没有说话，等着他决策。
“开机！”在那天天亮前，李路使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打仗没钱怎么办？”周梅森问。
“卖房子，抵押我的房子！”
“我说别这么玩命，”周梅森说，“我是股票被套住了，实在不行我去把股票抵押出去。”
幸好，之后的资金终于陆续到位。周梅森介绍道，开机后进入的三家投资方是做好了亏损准备才进入的，其中一家做好了亏2000万的准备。
但这种情况并不会出现了，这部剧还没拍完，在拒绝广告植入的情况下，光靠卖播出权，就已有2.2亿入账。
困难与支持
中纪委推动，最高检牵头拍摄电视剧的消息很快传播开去。江苏省某县级市领导听说了这部剧，主动找到筹备组希望到他们那里取景。
剧组实地取景后做了一系列规划和布置，进展也非常顺利，可在剧组进驻拍摄前8天，当地政府领导看了剧本，“吓死了，立即撕毁合同，不准我们进去。”周梅森说，“他们说他们承担不起那个责任，剧本里写的很多事情他们那儿都发生过。”
这让剧组非常被动。周梅森说，剧组只好请最高检出来协调，可对方很低调地回复：对不起，希望你们不要来。江苏省委宣传部给这个地方发文，“还是不让我们进来”。最终，剧组不得不重新寻找拍摄地。而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有一个最主要的腐败会所现在还没找到。一听说拍这个，吓得要死，都不愿意我们进场。” 周梅森觉得这次反腐剧的重启，上层干部的视野是很开放的。“从项目立项到孵化过程虽然也遇到一些坎坷，但总体来看顺利得已经超乎想象了。”
在他看来，电视剧制作和呈现过程是一个展示中央反腐决心的过程，更是一个直面改革问题的过程。上面的干部有刮骨疗伤的改革魄力，但下面的官员却会遭遇长期的阵痛，“从文化口到各个地方的官僚阶层的阻碍很大。”
反腐剧的特殊性让李路一直提醒自己要时刻谨慎把握。他透露，编剧定稿后，自己和最高检的领导同时阅读剧本。从艺术创作，政策政治，导向性他们都提出了一些意见。“我们要求最高检对每次阅读剧本进行邮件式回复，有意见或者没意见，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也是规避风险。”
拍摄時，如果演员的临场发挥有争议的地方，李路会安排大家按照相对稳妥的方式再拍一份。“比如，剧中某场戏公安局副局长情绪激动说了脏话，那我们会再录一版没有脏话的。”剧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旦后期审查提出质疑，大家会比较从容。”
对一部反腐剧来说，可谓到处都是关卡，周梅森、陆天明、张平等老资格反腐剧制作者，对此再熟悉不过。
创作《天网》剧本时，张平就曾多次问剧本原型、敢于反腐的县委书记刘郁瑞，写到这种程度，他的那些同事和属下会不会找麻烦？刘郁瑞说：谅他们还没那么大胆子！要是他们敢，就把他们老底子一个一个兜出来，哪一个判他十年二十年都绰绰有余。
然而这些人真敢，威胁恐吓从没断过。最终，《天网》拍摄时，张平和导演谢铁骊接到20多个恐吓电话，要叫他们吃枪子。最后谢不得不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叫太原警察荷枪实弹保护拍摄现场。
要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
周梅森有很多官场朋友，而且“大量的官员朋友被捕进去了”，周梅森说，比如某省原省委副书记，以改革著称的一位高官，“他给我讲了很多，包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他做事情的那种孤独，都跟我谈过。当然，受贿他不会跟我谈”。在周梅森看来，这位落马高官确实很有能力，也做了很多事，但另一面，又违法违纪，收受贿赂。
这样的朋友不在少数，让周梅森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个表面上看是个好官的人，另一面却做了那么多违法违纪的事？他们的人性，他们的原则，是怎样一步步异化的？这个问题最终成为《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的主题。他看了很多卷宗，包括级别很高的一些案件，试图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然后，把这个答案通过艺术的方式，在电视剧里呈现出来。
他列举了剧中一个角色：“他从一个苦孩子，真是农民的孩子，拼命一步步挣扎往上走，被人压制，被人排挤，受了很多委屈走到今天这一步。为了往上爬，他可以不顾一切，最终走到绝路上，包括杀人，干掉对手。”周梅森说，他在这部剧里，试图将角色塑造得更复杂，“从一开始你看到一半，可能20多集，你都看不出来谁是好人坏人，你只看到他们在权斗，围绕一个刑事案件争执，但是这里面比较深远的背景你是看不出的，需要进一步去看。”
周梅森说，自己60岁了，仍然决定出山，并不只是想写一个单纯的反腐剧，“它应该是中国今天政治生活的一个写照，只有这样的东西才值得我干”，所以，在这部剧里，他创作出了官场上各个层面的内容，“有苍蝇，还有小苍蝇，也很恶心的，还有那种不作为、不干事的，很有意思”。
而这也是中纪委所希望的。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透露，中纪委当初推动反腐剧重启时，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有现实关照性，得反映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二是腐败是世界性的难题，要站在足够的高度来表现”。李京盛说，“不要仅仅是几个腐败分子和正面力量角力，简单地正义战胜邪恶。要通过这些检察官、腐败分子、案件，给出超出案件的启示。人性的复杂性要有充分表现，人性高度可高到圣人，深度可低到入地狱，要把堕落的过程写清楚，否则回答不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人性弱点、制度漏洞、反腐决心、制度建设，也要昭示出来，才最有针对性、震撼力、启发意义。”
（孟静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