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几次突发疾病，坦然面对死亡，最后一次病重住院后，他还期待着能有机会再坐上自驾车去祖国各地观光。
　　父亲5岁丧母，12岁丧父，兄妹5人随继母生活。兵荒马乱的年代，家境日益艰难。作为长兄，父亲只能终止学业，读完初中就去找工作。在众多求职者中，他以优异的成绩和漂亮的字迹脱颖而出，考入了“重庆美丰银行”当练习生。工作中父亲结识了川东地下党组织成员，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18岁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以银行职员为公开身份，暗地里进行地下党工作，传递信件、出墙报、参加抗战剧社演出、组建“亢声歌咏队”……父亲与母亲在亢声歌咏队中相识相爱结为伴侣，开始共同经历革命风雨历程。川东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不时有地下党人被捕，父亲两次因党组织遭破坏接通知撤离，从而失去单线联系被迫“脱党”，转移至内江、黔江、广元等地后，又冒着风险艰难寻找组织，重新被组织考察确认。养家糊口需要保住难得的工作，而与党组织要求的撤离转移时有冲突，父亲不得不经受着一个又一个的考验，面对着一次又一次的艰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要求父亲继续留守美丰银行，对其进行监控直至其停业。他冒着极大风险，为政府制止美丰银行停业前的的投机行为提供了重要情报，但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极左路线下，父亲为此蒙受不白之冤——经历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工资停发，家里阴云笼罩，母亲独自拖着儿女艰难度日。
　　不堪回首的“三灾害时期”，饥饿弥漫、肿病频发，父亲彼时任省银行办公室主任，繁忙的文秘工作外，还分管总务科、车队、食堂、幼儿园等后勤工作。为解决银行工作人员及家属吃饭问题，他带领后勤人员，开辟文家场银行农场，自己种菜养猪。我周末随父亲去过农场，他挥锄种地、拉板车运菜的样子成为我的永恒记忆。
　　“四清”、“社教”接踵而至，他又被派到工作组，去了凉山彝族自治州，连续几年都在高原地区，落下了高血压和冠心病。从书信中得知父亲生病的消息后，母亲避着我们悄悄落泪。
　　“文革”期间，“走资派”、“叛徒”的罪名又莫名扣到了父亲头上。他忍辱负重坚持工作，直到1984年，四川省委组织部下文给他全面平反，确认他的党龄从1939年算起，他眼里终于涌出了泪水。此时我们才知道，父亲这么多年来，是在以什么样的毅力克制着内心的委屈埋头努力工作，是在以多大的包容度调整着自己的心态却仍然严格地教育着我们。
　　他凭着对金融工作的热爱，勤奋钻研，先后被任命为省人民银行、省中国银行、省外汇管理局、省人保公司主要领导，并受任省金融研究学会理事、被西南财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受到银行业界人士的尊重与拥戴。
　　66岁后，父亲卸任所有公职，仍担任西南财大金融专业客座教授。我回家时看到父亲拟写的讲课提纲，字迹刚劲有力、端庄整齐，文字下面还用红笔勾划圈圈、杠杠等提示符号，他一生都是这么细致认真、一丝不苟。
　　70岁以后，他彻底回家休息了，但时有银行同事找上门来，他总是尽力满足来访者的要求。一个年轻人写了篇金融论文，几次来家里请父亲指导。台灯下，父亲彻夜伏在书桌上为其拟写修改建议。插行拟写之处，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小字，个个清晰易识。
　　90岁高龄时，父亲腿脚不便，仍坚持每天杵着拐杖到楼下取报纸，不论刮风下雨。全家人外出远行，我们要随车为他载上轮椅，但他一生自强不息，所以多次坚持要我们卸下来。
　　父亲的睿智与激情，儿女们都自愧不如。“红日照亮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我们在太行山上……”，家庭相聚时，父亲总爱唱起他熟悉的抗战歌曲，手势和唱腔极富激情，我们几代人都不由自主被带入那个年代。
　　看到最新的城建新闻，父亲总要约我们周末驱车去感受：新建环城路、高新开发区、地震灾后重建、城市绿道、地铁通车、新建东客站……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杵着拐杖的身影。他关注国内国际时事，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对电脑、网络等现代工具也饶有兴致地了解与询问，不知疲倦地思考、与人探讨、谈笑风生。
　　除夕凌晨父亲静静地走了，走得安详而平静，看上去仿佛还继续活在他的世界里。多么希望慈爱的父亲永远活在那个世界里，继续实现他未了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