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3日胜利日阅兵后一周，中国空军于9月10日在长春再次举行航空开放活动。继空警-500、轰6-K等新型装备亮相天安门广场，空军14个型号的武器装备亦于此次向公众开放。
　　以空前自信的姿态展示装备，被空军司令部军事理论研究部原部长安士东视为“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空军转型的一个‘标点’”——显然它不是句号。
　　时间向前追溯11年，中国空军于2004年提出了“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指导，其具体解释为：逐步实现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由航空型向航空航天型、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由战役战术型向战略型的转变。
　　再前推至上世纪90年代初，以海湾战争为标志的一系列现代高科技战争，促动中国空军踏上漫长的升级之路。
　　现代军队转型必须以装备的提升乃至变革为基础，比如第三代战机的列装，使整个空军的指挥、支援体系必须适应更远、更快的要求。
　　“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特别是经过军事斗争准备的实践探索，空军战略转型的发展路径、建设目标、战略举措更加清晰明确，步伐更加坚定有力。”安士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我们的规模优势已经建立起来”
　　艳阳高照，透过歼-11B全玻璃化的座舱向外看，北京天空通透无比。
　　12架歼-11B组成经典的“右机楔队”，在师长雷凯的率领下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2009年国庆阅兵，时任团长的雷凯是空中“歼-8F梯队”的备份长机。
　　那次的空中梯队中仍有41架二代战机，由歼-10、歼-11构成的三代战机阵容为35架。
　　“受阅机型的编成，反映了部队的武器配备情况。”雷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作为直接担负作战任务的“拳头单位”，他所在的师有3个团当时装备了歼-8F、歼10和歼-11B飞机，在当时的空军航空兵师中已是“最好的配备了”。
　　“三代机数量有限，不可能把精良装备都放在一个师里。”雷凯解释，新老战机搭配使用，是转型升级中的空军必须经历的过程。
　　如今，二代机已全部退出阅兵场。
　　阅兵场上的装备，必然是该军种的主战装备，至少“已经服役、性能稳定、数量够多。由此可见，这6年来空军主战飞机的整体质量上了一个大台阶”。空军指挥学院教授王明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中国空军三代战机的数量与周边对手“刚刚持平”，而今天，“我们的规模优势已经建立起来了”。
　　更多行家对中国空军的观察，则是体系作战能力的跃升。
　　所谓体系作战能力，可以通俗地解释为“作战力量如何才能拧成一股绳”。
　　此次受阅的10个空中梯队中，混编梯队占到6个。预警机带指挥通信机、指挥通信机带歼击机、加油机带歼击机，以及海航的警戒侦察机带歼击轰炸机、陆航的多型武装直升机……“未来空中战场的体系作战一定是由多个机种、多个要素组成的。”国防大学教授吴国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受阅飞机这种‘模块化’的编组，正是反映了我军体系化作战的构想。”
　　作为体系作战中的不同角色，除了最近备受关注的空警-500，运-8指挥通信机也一再亮相。
　　“与预警机相比，指通机虽然没有预警探测等功能，但它的指挥容量、通信距离都比前者高，可以与预警机搭配使用、各显其能。它还可以处理一些仅靠卫星不能完成的短程、大容量通信，战场生存能力也更强。”王明亮说，这种飞机就是要解决体系化作战的需求。
　　“要把各种作战要素连在一起，首先需要解决通信问题，所有战场的作战要素都要能够入网。没有指挥中枢是联不起来的。”他解释说。
　　指通机的另一个意义是满足远程、远海作战的需要。“它实现的是一个信息‘中继’的功能，在本土之外，将通信信号向更远的距离传输。”王明亮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国家空军能够实现远程机动作战的重要标志。”
　　从“肉眼”到“卫星”
　　特级飞行员李秋，八一飞行表演队原队长，曾3次参与国庆阅兵，其中1984年、1999年在空中梯队，2009年是地面指挥部成员。
　　“1984年和1999年，我们表演队的歼-7都是与轰-6一起飞编队，当时从两个机场起飞，为了空中会合想了很多办法。”李秋说。
　　那时飞机上没有机载导航设备，地面导航也十分简陋，即使最好的歼-7战机也只靠机上两个罗盘定位。八一飞行表演队提出，如果遇到极端天气、两种飞机会合困难，是否轰-6可以退出，由表演队单独组队通过天安门。
　　“轰-6的师长说不行，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参阅。”李秋说，“后来采取的方法是，他们先飞到我们机场上空，低空通过，我们起飞5架跟它会合;他们再低空通过一次，我们再起飞5架会合，最后整个编队集齐，往阅兵航线飞——他们多通场几次，反正轰炸机油料多。”
　　这个模式叫做“钓鱼”，保证了低气象条件下的空中会合。
　　一直到1997年前后，李秋才接触到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1986年美国雷鸟表演队从关岛飞到北京表演。他们走国际航线，左右偏航不允许超过3公里。当时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李秋说，战斗机高空高速的情况下3公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0年后，第一次接触GPS的李秋，终于知道美国飞行员为何能够飞得这么精准，“有了这个，别说3公里，300米我都不会偏。”
　　但1984年的这次起飞，对于只凭罗盘和双眼的李秋们来说，仍然惊险无比。“因为当日天气状况极差，刚起飞就入云，谁也看不到谁。”这次经历后来还被拍成了一部电影，叫做《强行起飞》。 　　起飞难，降落更难。轰炸机群通过天安门广场后，由于北京的机场能见度太差，干脆直接飞回了山西的驻地。
　　“很多飞机都没飞回之前拟定降落的地点。通信手段也是太落后，北京指挥部得一架一架找。”李秋回忆，1984年阅兵结束后，直到当天下午4点指挥部才将所有飞机的“下落”搜集完毕，确认各部队都安全返航。
　　到了2009年，歼-10亮相空中阅兵场，“三代机上的机载设备、通信手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你离我多远，仪表上都看得到。”李秋感叹。
　　这一年阅兵，他是地面指挥员，机场指挥部也早已换上了全电子化的指挥系统。
　　“过去是靠标图员，头上戴副耳机，面前一张地图，手里夹3支彩笔，边听数据边标注。1名标图员的上限是能跟七八批飞机。”李秋说。
　　现在，指挥员面前的综合信息显示器上可以轻松显示几十批飞机的行踪，“而且航线、距离、间隔、方向一目了然。”他说。

　　2015年展示的新一代预警机，让李秋更为羡慕，“它可以在空中指挥整个梯队，范围更大。如果在战时，它就可以告诉飞行员去哪里最有利、哪里威胁最大，哪里飞来导弹。”
　　这就是体系作战能力，“我们具备了维护国家领空安全的能力，对于我们的对手是有一定威慑力的，我们的领空安全是有保障的。”王明亮总结。
　　“常态化”
　　雷凯所在部队已连续参加6次大阅兵，为全空军少有。
　　“以前一说阅兵训练，至少要搞大半年。”雷凯说，“元旦过后就要进驻华北的几个参阅机场，其他课目基本停掉，一门心思飞编队。”
　　2015年胜利日阅兵，各航空兵部队在5月底才进驻阅兵村，集中训练不到3个月，比2009年用时缩短近一半。
　　面对比6年前更加庞大的机群、更加复杂的编组与前所未有的队形，很多飞行员却认为“集训一个月就够了”。
　　还有的航空兵师团不满足于“飞编队”，将实战课目也带进了阅兵村，阅兵训练与基础训练、实战化训练同时进行。
　　雷凯率领的歼-11B飞行团，阅兵训练与常态训练的时间各占一半。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团所有新飞行员都顺利通过考核，拿到了“单飞”资格。阅兵结束后，他们紧接着就要面对大规模的实战演习。
　　此外，与以往选拔参阅人员“挑尖子”“强强组合”不同，本次空中梯队多为整建制参阅，几乎所有编队、机组都是以老带新。
　　“说明我们的个人实力、整体水平都极大提升了。”雷凯说，阅兵训练虽不是实战，却折射着实战化训练成效。
　　“所以这次阅兵，从总体来看不像以往。只要平常训练的水平达到了，就是一个编排组合的问题。”李秋说，这取决于几个因素：装备更好、平时的实战演习更多，特别是飞行员的飞行时间越来越多。这使他们在大型活动中游刃有余。
　　“更复杂的任务都执行过了，我们心里很有底气。”雷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