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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土生土长香港人，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虽然越来越觉得生活融入了这里，但文化精神似乎还停留在三千里外的那座小城里。与人沟通的时候，时常会像个自闭的中年人，茫然不知所应。
1984年的一天，当我离开大学门口时，已经准备赶火车去深圳，到一家港商经营的电子工厂当工程师。几天之后，我第一次坐在深圳郊区龙岗一家工厂的办公室，厂里的员工把我的名字改了，叫“谭工”。我就这样展开了几十年往返香港和内地的生活。
当时正当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特区有很多经济政策吸引香港企业，特别是家庭式的中小型工厂，很多香港工厂因此纷纷北上转移到50公里外的深圳。节省成本是香港生意人的看家本领，他们经历过20世纪50、60年代的艰辛，遇到了70年代的转机，到80年代赶上大陆开放的机遇，香港制造企业的规模迅速发展。突然间，利益出现量化级的改变，同时也改变了香港人的生活。1990年代，香港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的大哥，这多半有赖于这批吃准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港商。这顿“经济美宴”持续了十多年，让很多人，特别是这些在广州深圳开工厂的香港人富了起来。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是深圳“寻金梦”的开始。那之后，大陆一大批政府机关的中青年干部，选择放下身段和前程，离开熟悉的家乡，来到深圳开始不一样的人生。深圳成就过很多“下海”人的梦想，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即是政策的机会者。如今我们看到的成功者，是少数当年在“下海”浪潮筛检之后留下的。究竟有多少人消失在当年“下海”淘金的浪潮之中，我们无从所知，但不管数字多少，这些人当年放弃“铁饭碗”的勇气，今天则很难再复制。
1993年，“十四大”后打开了官转商的大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了国企深化改革，实行政企分家；谁会是这次改革的受益者？在我这个“外人”看来，当然是能与权力宝座钩上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会议不久之后，国企门外就成了一片新天地，那些懂政策又有关系的人，纷纷脱下官帽开上了奥迪A6，展开了繁荣的“市场经济”。
某种程度上，这些人是用政策推动市场的先驱，他们熟悉政策又能够掌握市场。他们曾经是政府领导鞍前马后的助手，这样的经历成就了他们玲珑八面的金身，迅速在商场中如鱼得水。特别是那些自80年代已经接触“外商”的政府工作人员，自然能够更充分地理解市场经济的奥妙，利用独一无二的条件大演帽子戏法，变出第一桶金，第二桶金？？？？他们很早就展示出西方对经济的新理解：信息就是财富。
当然，这些人并不完全是政策的投机者，在那个商业秩序混乱的时代，想要成功甚至生存，除了有关系，还需要坚持和毅力，智慧和决断。在内地生活这十多年，我曾先后与几位内地的富翁共事，这应该是我这些年来最重要的学习和体验。把他们称为富翁，因为他们富而贵，“翁”是他们在积累财富和与财富相处中体现出的老练。他们虽然事业不同，性格各异，但共同点是他们曾经拥有极度丰硕的财富和显赫一时的成功。然后在获得财富和成功之后，又因为迥异的性格编制出卓然不同的当下，甚至将来。
先来说说两个我最早合作过的企业，共同点是创始人都来自政府机关，是20世纪90年代第一批下海的干部，背靠大山并勇于创业。
他们当年都在一家国家所属的教育单位工作，这两个年轻的处级干部分别选择在1993和1995年离开了“铁饭碗”。离开的原因各有不同，一个是因为家庭政治背景，不得参与有关教育的业务，迫于无奈选择离开公职，到亲戚刚开办的进口贸易公司工作，挨家挨户从零开始去销售医疗耗材，起步非常困难。
那时，国外的医疗产品比国产同类产品价格高出几倍，绝大多数医院根本用不起国外进口的耗材。虽然当时国内的医疗市场十分有限，但发展潜力巨大。1995年后，医院开始“财政权力下放”的政策改革，规模较大的医院率先开始采购先进医疗设备和耗材，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这个政策也展开了漫长的医改，深深影响到今天。很多国外公司当时依靠本地代理开拓市场，机遇就给了他们这批“处女”进口商人。这位老板很快就趁着政策的变化将公司业务带入了上升轨道。几年之后，正当国外公司迷醉在高速成长的市场，千方百计给代理商压力，谋求收回代理权时，比“老外”看得更清楚纸醉金迷市场背后政策的红色商家，准确而又巧妙地把代理权出让，又一次换回了一笔丰厚的财富。
另一位虽然离开了公职，却没有离开“教育”。199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将教育定义为第三产业，中国教育进入“产业化”发展。他以自己多年在机关工作的知识和经验判断，这次教育改革政策和经费之间将出现不匹配—内陆地区学校将没有能力支付新的书本费。他看准这个机会，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以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校为客户的图书公司。特别针对教育经费不足的中小学校，把从国家图书公司下架的旧版图书、从城市的学校收集过期旧版书以低价收购，再经过整理，通过自己的渠道转售给边远地区的学校，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使他的业务瞬间就遍及全国。后来公司的业务还扩展到校服、校车等附加产品。
当时，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赚钱。这两位在五六年间就积累了九位数字的财产，而且绝大部分是现金，成为非常典型的20世纪末第一代亿万富翁。虽然他们的起点不同、方式不同，但是他们的成功必然离不开漫长的工作时间、坚持和毅力，甚至付出了家庭相聚的代价。可是在成功之后，当他们面临新的政策转变时，他们后来的命运又各有不同。
进入21世纪，国内市场荒蛮的“丛林时代”逐渐结束。2005年，国家税务政策对于企业和个人税务管理越来越规范，这直接影响到以税务政策为盈利核心的商业模式，过往依靠税务空间经营的模式面临倒闭。这时候企业开始纷纷寻找新的商机。那时手上有大批现金的商人大部分有两个选择：1）收手：将企业（同时也是）私人财产转移国外，变身移民。2）放手：转型继续做强做大，比如收购失去竞争力的国有企业等。
在这个时期，我前面提到的这两位老板各自走上不同道路。一位决定将公司部分股份转让给核心骨干，放下包袱移民美加，我就在这时收购了这家企业的部分股份，并和合伙人一起将原来的医疗贸易公司转型。另一位老板决定离开商业模式已经开始老化的图书产业，收购面临财政困难的国有生产企业，进入通用航空事业。其实最开始他看上的是配套给那家国有企业作为航空试验基地的一块面积不少的土地，希望借东风套曹箭开发房地产。这和今天很多房地产企业的做法同出一辙。 分别做出决定之后，几年过去了。退出江湖隐居于太平洋另一边的那位老板，遥遥看着公司不断转型、不断演变、不断升值，突然发现自己像电影中的阿甘一样买了一个水果公司的股票，这一辈子不用再为钱发愁了。但这几年，他手痒了，想回国再战天下。再战结果如何，且让我留到下回分解。
而那位原本想借东风做房地产的老板，发现自己还没开始盖房子就真迷上了航空行业，特别是低空的通用航空服务与制造。他当时通过收购国有资产，获取了第一家通用航空营业执照。这个行业的利润自不必说，成为中国第一家民营航空企业的荣誉也相当诱人。这位老板原本是军人出身，又当过机关干部，荣誉对他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同时他也深知“有名必有利”这个官场道理。在荣誉和利益双重吸引下，这位精明商人投入大量积蓄。2005年，他的企业先在人民大会堂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将如何填补国家的航空伟业。之后他又看上了飞艇广告生意。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出现了两架飞艇，2004年雅典更花费数亿美元利用飞艇建立空中防卫系统，飞艇广告当时在美国是非常受欢迎的广告模式，他也希望能把这种生意模式带入国内的上空。
从此他就扎根在他的航空伟业中，一发不可收。从一个教育机关的处级干部转身成为飞行制造企业的领导者，这个事业并非一飞冲天。和大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企业家一样，对于不熟悉的行业—从教育转到航空，需要找到“可靠”的核心人员配合才能够发挥1加1大于2的效果。道理很浅显，执行却很困难，这是大部分从机关投入商场的老板们遇到的障碍。在机关工作十数年养成的是“独善其身”的习惯，“团队合作”只是口号。但做企业则不可能仅依靠个人魅力去完成使命，作为企业的领导者需要学习协同和妥协，学会信任和监督，而不是采取放任或监控等极端方法。航空行业要求团队，要求专业，要求合作等公司文化，而这恰恰是这家企业当时所欠缺的。企业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不幸的事情出现了，原有的技术团队纷纷背叛，并且转走了公司的资质和技术，另起炉灶，想平分天下。
虽然遭遇重大打击，但从小能吃苦的50后60后，自有一股放下身段，从零爬起的毅力。这位老板凭借着自己的人脉和本领慢慢走出谷底。但是这场“战役”，使他大伤元气，几年的积蓄也耗掉了一大半，需要新的资本进入。适逢这时，我也加入了这个独特的企业。一个愿意把自己的所有投入在企业里的人，必定对这企业怀有解不开的梦，对于投资人来说，则是可贵的机会。
因为中国有关航空法规非常复杂，其他企业不容易进入这个高门槛产生竞争。并且随着新资本注入和国际资源的扩大，这家企业成功地吸引了国际眼球，一家本身就以飞艇作为企业符号的美国保险公司，很快就与其签订了价值数千万元的独家运营合约，为期五年。按照当时美国市场的规模参考，国内应该可以容纳12艘飞艇，部分用于广告收益，部分用于观光旅游和特殊运输。但这位老板在面对未来事业信心满满的同时，又听到另外的声音：“中国的天空不好野（不好经营）。”
当时企业的董事会海外投资者比例较大，相信法治比相信人治的西方观念，并没有把“不好野”放在心里。但飞艇翱翔在天空中的美好愿景，很快就塌落在一个个的军演，一次次的空管中。中国航空法规的复杂，虽然让这家企业少有竞争对手，但这家企业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时企业出资新建造的飞艇，新建造的南方机场和华东基地，加上没法完成保险公司的合约承担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使得企业彻底退出了通用航空市场，至今也没能恢复元气。虽然通用航空领域充满商机，但国家当时不可能放开对领空的管控。这不得不说，是企业看准商机而没有读准政策所付出的代价。
1984年的一天，当我离开大学门口时，已经准备赶火车去深圳，到一家港商经营的电子工厂当工程师。几天之后，我第一次坐在深圳郊区龙岗一家工厂的办公室，厂里的员工把我的名字改了，叫“谭工”。我就这样展开了几十年往返香港和内地的生活。
当时正当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特区有很多经济政策吸引香港企业，特别是家庭式的中小型工厂，很多香港工厂因此纷纷北上转移到50公里外的深圳。节省成本是香港生意人的看家本领，他们经历过20世纪50、60年代的艰辛，遇到了70年代的转机，到80年代赶上大陆开放的机遇，香港制造企业的规模迅速发展。突然间，利益出现量化级的改变，同时也改变了香港人的生活。1990年代，香港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的大哥，这多半有赖于这批吃准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港商。这顿“经济美宴”持续了十多年，让很多人，特别是这些在广州深圳开工厂的香港人富了起来。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是深圳“寻金梦”的开始。那之后，大陆一大批政府机关的中青年干部，选择放下身段和前程，离开熟悉的家乡，来到深圳开始不一样的人生。深圳成就过很多“下海”人的梦想，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即是政策的机会者。如今我们看到的成功者，是少数当年在“下海”浪潮筛检之后留下的。究竟有多少人消失在当年“下海”淘金的浪潮之中，我们无从所知，但不管数字多少，这些人当年放弃“铁饭碗”的勇气，今天则很难再复制。
1993年，“十四大”后打开了官转商的大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了国企深化改革，实行政企分家；谁会是这次改革的受益者？在我这个“外人”看来，当然是能与权力宝座钩上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会议不久之后，国企门外就成了一片新天地，那些懂政策又有关系的人，纷纷脱下官帽开上了奥迪A6，展开了繁荣的“市场经济”。
某种程度上，这些人是用政策推动市场的先驱，他们熟悉政策又能够掌握市场。他们曾经是政府领导鞍前马后的助手，这样的经历成就了他们玲珑八面的金身，迅速在商场中如鱼得水。特别是那些自80年代已经接触“外商”的政府工作人员，自然能够更充分地理解市场经济的奥妙，利用独一无二的条件大演帽子戏法，变出第一桶金，第二桶金？？？？他们很早就展示出西方对经济的新理解：信息就是财富。
当然，这些人并不完全是政策的投机者，在那个商业秩序混乱的时代，想要成功甚至生存，除了有关系，还需要坚持和毅力，智慧和决断。在内地生活这十多年，我曾先后与几位内地的富翁共事，这应该是我这些年来最重要的学习和体验。把他们称为富翁，因为他们富而贵，“翁”是他们在积累财富和与财富相处中体现出的老练。他们虽然事业不同，性格各异，但共同点是他们曾经拥有极度丰硕的财富和显赫一时的成功。然后在获得财富和成功之后，又因为迥异的性格编制出卓然不同的当下，甚至将来。
先来说说两个我最早合作过的企业，共同点是创始人都来自政府机关，是20世纪90年代第一批下海的干部，背靠大山并勇于创业。
他们当年都在一家国家所属的教育单位工作，这两个年轻的处级干部分别选择在1993和1995年离开了“铁饭碗”。离开的原因各有不同，一个是因为家庭政治背景，不得参与有关教育的业务，迫于无奈选择离开公职，到亲戚刚开办的进口贸易公司工作，挨家挨户从零开始去销售医疗耗材，起步非常困难。
那时，国外的医疗产品比国产同类产品价格高出几倍，绝大多数医院根本用不起国外进口的耗材。虽然当时国内的医疗市场十分有限，但发展潜力巨大。1995年后，医院开始“财政权力下放”的政策改革，规模较大的医院率先开始采购先进医疗设备和耗材，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这个政策也展开了漫长的医改，深深影响到今天。很多国外公司当时依靠本地代理开拓市场，机遇就给了他们这批“处女”进口商人。这位老板很快就趁着政策的变化将公司业务带入了上升轨道。几年之后，正当国外公司迷醉在高速成长的市场，千方百计给代理商压力，谋求收回代理权时，比“老外”看得更清楚纸醉金迷市场背后政策的红色商家，准确而又巧妙地把代理权出让，又一次换回了一笔丰厚的财富。
另一位虽然离开了公职，却没有离开“教育”。199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将教育定义为第三产业，中国教育进入“产业化”发展。他以自己多年在机关工作的知识和经验判断，这次教育改革政策和经费之间将出现不匹配—内陆地区学校将没有能力支付新的书本费。他看准这个机会，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以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校为客户的图书公司。特别针对教育经费不足的中小学校，把从国家图书公司下架的旧版图书、从城市的学校收集过期旧版书以低价收购，再经过整理，通过自己的渠道转售给边远地区的学校，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使他的业务瞬间就遍及全国。后来公司的业务还扩展到校服、校车等附加产品。
当时，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赚钱。这两位在五六年间就积累了九位数字的财产，而且绝大部分是现金，成为非常典型的20世纪末第一代亿万富翁。虽然他们的起点不同、方式不同，但是他们的成功必然离不开漫长的工作时间、坚持和毅力，甚至付出了家庭相聚的代价。可是在成功之后，当他们面临新的政策转变时，他们后来的命运又各有不同。
进入21世纪，国内市场荒蛮的“丛林时代”逐渐结束。2005年，国家税务政策对于企业和个人税务管理越来越规范，这直接影响到以税务政策为盈利核心的商业模式，过往依靠税务空间经营的模式面临倒闭。这时候企业开始纷纷寻找新的商机。那时手上有大批现金的商人大部分有两个选择：1）收手：将企业（同时也是）私人财产转移国外，变身移民。2）放手：转型继续做强做大，比如收购失去竞争力的国有企业等。
在这个时期，我前面提到的这两位老板各自走上不同道路。一位决定将公司部分股份转让给核心骨干，放下包袱移民美加，我就在这时收购了这家企业的部分股份，并和合伙人一起将原来的医疗贸易公司转型。另一位老板决定离开商业模式已经开始老化的图书产业，收购面临财政困难的国有生产企业，进入通用航空事业。其实最开始他看上的是配套给那家国有企业作为航空试验基地的一块面积不少的土地，希望借东风套曹箭开发房地产。这和今天很多房地产企业的做法同出一辙。 分别做出决定之后，几年过去了。退出江湖隐居于太平洋另一边的那位老板，遥遥看着公司不断转型、不断演变、不断升值，突然发现自己像电影中的阿甘一样买了一个水果公司的股票，这一辈子不用再为钱发愁了。但这几年，他手痒了，想回国再战天下。再战结果如何，且让我留到下回分解。
而那位原本想借东风做房地产的老板，发现自己还没开始盖房子就真迷上了航空行业，特别是低空的通用航空服务与制造。他当时通过收购国有资产，获取了第一家通用航空营业执照。这个行业的利润自不必说，成为中国第一家民营航空企业的荣誉也相当诱人。这位老板原本是军人出身，又当过机关干部，荣誉对他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同时他也深知“有名必有利”这个官场道理。在荣誉和利益双重吸引下，这位精明商人投入大量积蓄。2005年，他的企业先在人民大会堂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将如何填补国家的航空伟业。之后他又看上了飞艇广告生意。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出现了两架飞艇，2004年雅典更花费数亿美元利用飞艇建立空中防卫系统，飞艇广告当时在美国是非常受欢迎的广告模式，他也希望能把这种生意模式带入国内的上空。
从此他就扎根在他的航空伟业中，一发不可收。从一个教育机关的处级干部转身成为飞行制造企业的领导者，这个事业并非一飞冲天。和大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企业家一样，对于不熟悉的行业—从教育转到航空，需要找到“可靠”的核心人员配合才能够发挥1加1大于2的效果。道理很浅显，执行却很困难，这是大部分从机关投入商场的老板们遇到的障碍。在机关工作十数年养成的是“独善其身”的习惯，“团队合作”只是口号。但做企业则不可能仅依靠个人魅力去完成使命，作为企业的领导者需要学习协同和妥协，学会信任和监督，而不是采取放任或监控等极端方法。航空行业要求团队，要求专业，要求合作等公司文化，而这恰恰是这家企业当时所欠缺的。企业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不幸的事情出现了，原有的技术团队纷纷背叛，并且转走了公司的资质和技术，另起炉灶，想平分天下。
虽然遭遇重大打击，但从小能吃苦的50后60后，自有一股放下身段，从零爬起的毅力。这位老板凭借着自己的人脉和本领慢慢走出谷底。但是这场“战役”，使他大伤元气，几年的积蓄也耗掉了一大半，需要新的资本进入。适逢这时，我也加入了这个独特的企业。一个愿意把自己的所有投入在企业里的人，必定对这企业怀有解不开的梦，对于投资人来说，则是可贵的机会。
因为中国有关航空法规非常复杂，其他企业不容易进入这个高门槛产生竞争。并且随着新资本注入和国际资源的扩大，这家企业成功地吸引了国际眼球，一家本身就以飞艇作为企业符号的美国保险公司，很快就与其签订了价值数千万元的独家运营合约，为期五年。按照当时美国市场的规模参考，国内应该可以容纳12艘飞艇，部分用于广告收益，部分用于观光旅游和特殊运输。但这位老板在面对未来事业信心满满的同时，又听到另外的声音：“中国的天空不好野（不好经营）。”
当时企业的董事会海外投资者比例较大，相信法治比相信人治的西方观念，并没有把“不好野”放在心里。但飞艇翱翔在天空中的美好愿景，很快就塌落在一个个的军演，一次次的空管中。中国航空法规的复杂，虽然让这家企业少有竞争对手，但这家企业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时企业出资新建造的飞艇，新建造的南方机场和华东基地，加上没法完成保险公司的合约承担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使得企业彻底退出了通用航空市场，至今也没能恢复元气。虽然通用航空领域充满商机，但国家当时不可能放开对领空的管控。这不得不说，是企业看准商机而没有读准政策所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