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剧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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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各大卫视播出的抗日题材的电视剧中,不乏一些具有思想性、观赏性和艺术性的优秀抗日剧,但是由于其数量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抗日神剧”也频现荧屏。抗日剧再现历史,表现了中华儿女面对侵略者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精神,在国家形象的传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抗日神剧”解构历史,消费历史,传播文化负能量,有损国家国际形象,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应当引起人们的反思。
  【关键词】抗日剧;国家形象;传播
  一、抗日电视剧的表现形式
  (一)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主旋律VS以娱乐化为主线
  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抗日题材的电视剧(以下简称“抗日剧”)在各大卫视热播。尽管数量较多,但是质量参差不齐,有些抗日剧甚至出现夸张、雷人的场景,被网友戏称为“抗日神剧”。
  综观热播的抗日剧,其主旋律大多是为了彰显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抗日战争作为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人类的和平事业。历史不应该被封存,历史应该被永远铭记,而电视剧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再现历史和传承精神的良好途径。抗日剧通过对抗战历史的再现和解读,使人们了解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代价,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激励中华儿女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在热播的抗日剧中,不乏一些具有思想性、观赏性和艺术性的电视剧。如《太行山上》,呈现了我军9000将士挺进太行山,经过8年抗战,发展成30万晋鲁豫野战军的奇迹。《东北抗日联军》全面展现了抗战期间东北人民奋起抗战的历史及东北抗日联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此外,像《东方战场》《黄河在咆哮》《吉鸿昌》及经典抗战日剧《小兵张嘎》《亮剑》《铁道游击队》等都是优秀的抗日剧。这些电视剧,以史料为依据,真实再现历史,不夸张、不轻浮,较好地表现出中华儿女面对侵略者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精神,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是中流砥柱的事实。这些优秀的经典抗日剧将对电视观众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但是,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娱乐化色彩的“抗日神剧”,即以娱乐化的方式来演绎历史的影视剧。这类影视剧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将娱乐性放在首位,尽可能地利用电视剧制作过程中能够吸引受众眼球的技术和元素,肆意对历史进行娱乐性修饰,人为降低电视作品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有的抗日剧几乎脱离了抗战的时代背景,整个电视剧的布景、道具、人物装饰等都充满着现代气息,如果不是看到电视剧中日本军人的典型装扮,还真看不出是抗日剧。有的“抗日神剧”为了突出娱乐效果,居然在中国军民和日军的打斗过程中加上富有跳动性的音乐,仿佛就是一场闹剧,毫无历史严肃性可言。
  (二)以经典故事、经典人物为原型VS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固化
  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是抗日剧创作的宝贵素材来源。抗日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这些经典故事和人物进行重塑,能够传承经典,启发人们反思战争,珍爱和平。正确的历史观和真实的历史语境能够为抗日剧的创作确立“言之可为、为之可物”的历史坐标与叙事基点。[1]一些抗日剧的创作者正是树立了这样的理念,创作出的抗日题材的电视剧才能赢得社会和观众的普遍认可。如2015年8月央视黄金时段热播的《黄河在咆哮》讲述了八路军在山西的抗战故事,全景式地展示了平型关大捷、忻口战役、百团大战等抗战中的重要战役;《长沙保卫战》以抗战期间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长沙会战为题材,再现抗战的历史风云;《东北抗日联军》则成功地塑造了东北抗日联军中的杰出将领——杨靖宇的形象,展现了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寇浴血奋战后壮烈牺牲的英雄气概。这些优秀的抗日剧,在真实和艺术创作之间找到了平衡的支点,能够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具有观赏性和艺术性。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些抗日剧中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固化这个问题。传统的抗日剧展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基本上是“高大全”的形象。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旧的英雄神话被瓦解,新的英雄模式陆续登场,抗日剧中的英雄人物形象从曾经的圣坛之上走向人间,经历了从“精英英雄”到“江湖英雄”再到“草根英雄”的不断“人性化”的历程。在“抗日神剧”中,“江湖英雄”“草根英雄”是典型的代表形象,他们一般不拘小节、大大咧咧,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浑身上下充满着“痞气”与“匪气”,但是在关键时刻往往英勇无比,识大局、重情义。在“抗日神剧”中,英雄人物一般都具有以上特征。这种人物形象的设计并没有因为鲜明的对比而使得英雄人物的形象变得高大,甚至还造成作假之嫌,使观众觉得人物的虚构太过离奇。同时,在“抗日神剧”中,日本军人也被打上了“矮、丑、笨”的标签,几乎成了中国军民玩弄的对象。这种固化和极端化的人物形象,在“抗日神剧”中比比皆是,这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另外,对中国军民和日本军人的形象也是随意设计,甚至完全不负责任,这对我们国家形象的传播是极为不利的。试想一下,日本民众看到这类“抗日神剧”会作何感想?恐怕不是对战争的反思和忏悔,而是当作笑料罢了。
  (三)叙事视角多元、艺术手段丰富VS矫枉过正走向“类型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制作者在抗日剧的创作形式及剧本编排中加进现代元素,以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观赏习惯。所以,今天的抗日剧在叙事手法和创作风格上,已经与早期拍摄的抗日剧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叙事手法上看,以往抗日题材的电视剧,主要是讲述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彰显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而近年来创作的抗日电视剧,不仅仅局限于八路军的视角,有的则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以小见大,彰显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伟大精神。此外,在以往的抗日剧中,较少涉及剧中人物的生活环境及情感,而近年来的抗日剧,增加了不少关于剧中人物生活环境和情感的内容,不仅使剧中人物更接地气,而且也使人们能够更加全面、更真实地了解抗战的历史及当时的战争环境。   不过,这种发展出现了矫枉过正的迹象,一些“抗日神剧”甚至走向了“类型化”的极端,“抗日”逐渐成为一种故事背景,其“内核”已经被替换成爱情剧、偶像剧,甚至是武侠剧。在“抗日神剧”中,尽管“抗日”仍是主线,但爱情、枪战、武打、时尚、性感等元素都被裹挟进来,使得整部电视剧有抗战之名,无抗战之实。甚至有人这样调侃“抗日神剧”:“刚开始看以为是金庸武侠剧,5集以后发现是缠绵的琼瑶剧,最后才发现是武侠偶像剧。”
  说起抗日电视剧的离奇、夸张情节,可谓五花八门。有一把飞刀消灭敌人重炮的,有一颗手榴弹可以把日军的飞机炸下来的,甚至还有徒手把日本士兵撕成两半的。近年来,诸多编导将武侠元素融入抗日剧中,塑造了一个个武功盖世、身怀绝技、刀枪不入的抗日英雄,仿佛他们个个是神仙在世,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可以毫发无损,一个人消灭一群敌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最有名的当属《抗日奇侠》,这部电视剧将缩骨法、易容术、鹰爪功、化骨绵掌等功夫演绎得出神入化,大大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紧接着,在《一个鬼子都不留》中,主角更是用杀猪刀、石块、飞针,孤身一人消灭一百多个日本士兵。最近,“抗日神剧”又与情色挂上了钩。在《边城汉子》中出现了不堪入目的对白和强暴画面,该剧居然用大量镜头来详细描摹整个过程。而在最近播出的《一起打鬼子》一剧中,竟然出现了“监狱调情,裤裆藏雷”的桥段,同时配以污秽的对白,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些低俗化的桥段毁坏的不仅是抗战军民的形象,而且对整个国家形象的传播也是极其有害的。
  在艺术手段方面,近年来的抗日剧大多借助技术手段、视音频效果的设置及镜头剪辑等对战争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观众的现场感更强,如身临其境。这对于观众全面地了解抗战的历史有积极作用。“借助电视剧艺术地真实再现生活、细腻刻画心灵、揭示人的命运,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通过这些艺术手段,可以反映抗战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和现实价值。”[2]当然,我们也需要警惕,不能过度地使用艺术手段进行渲染,否则,只有艺术观赏性而没有历史价值的抗日剧,与其他的战争大片又有什么区别呢?
  二、抗日剧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作用
  (一)经典抗日剧是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
  抗日剧在我国一直有着比较特殊的地位,它不单是作为一种影视题材来重现历史,更是“承担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功能”[3]。在这种强调影视作品的宣传教化功能的背景下,抗日剧成为官方支持的剧种,并且一直活跃于荧屏之上。国家形象是“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众对特定国家的物质基础、国家政策、民族精神、国家行为、国务活动及其成果的总体评价和认定”[4]。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形象不仅是对外的,而且也包括国内民众的评价和认定。
  在国家形象的传播上,大众媒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大众传播,大众媒介通过媒介话语的传播来影响社会舆论,实现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传播和表达,传播的过程就是在公众心目中“投影”国家形象的过程。[5]同样,影视作品在国家形象的传播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抗日剧作为一种再现抗战历史的艺术传播手段,涉事双方主要包括中国和日本,叙事内容基本围绕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展开。它在传播过程中,直接涉及国家形象的建构,是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当前,一批优秀的抗日剧,以抗战时期的历史背景为基础,再现了抗战的严峻和艰巨,传播了抗战的事实和真相,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永恒真理,具有观赏性、艺术性和思想性,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此类抗日剧对于国家形象的传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然而,目前抗日剧中鱼龙混杂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些“抗日神剧”为了商业利润和收视率,不惜进行夸张的艺术加工,添加荒诞离奇的情节,不但有损抗日题材的神圣,而且导致抗日剧给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
  (二)“抗日神剧”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消极作用
  1.解构历史:消解国家记忆
  抗日战争对整个中国来说是一场劫难,日军的铁蹄踏遍大半个中国,广大的中国民众生活在悲惨之中,更有无数的先烈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抗日战争带来的苦难与荣光已经成为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国家记忆,就是把大灾大难中的国民个体记忆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要把为国家牺牲的英雄放在忠烈祠里,就是永远不能忘却遭遇不幸的死难者,就是把悲伤与荣光共同构成的真相锻铸成国家历史,传之永久。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至今已有70多年历史,对于没有经历过抗战的人来说,历史记忆只能来自抗战经历者的故事及传播媒介,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历史记忆正在变得模糊。尤其是在大众传播媒介盛行的今天,人们对抗战的认识大部分来自媒介,而抗日剧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众媒介构造的拟态环境之中,许多受众会觉得电视剧展现的就是抗战的历史,殊不知这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尤其在“抗日神剧”盛行的今天,它的剧情安排、人物设置、场景布置等基本上都缺乏对史料的详实考证,创作者也缺乏严谨的创作态度,对抗战时期的时代特点和历史常识进行臆断和编造,将活跃于荧屏上的虚假的英雄形象和国家形象传输于受众头脑之中,是对真实历史的解构,是在不断消解受众头脑中的抗战记忆。
  2.消费历史:人间劫难成为赚钱工具
  在一些抗日剧取得不错的收益之后,更有大量的编导盲目跟风,投身于抗日剧的制作之中。这种跟风导致大量粗制滥造、情节雷同、毫无底线的“抗日神剧”的产生,“以错误的历史观念、混乱的叙事逻辑、荒唐的情节设置、夸张的人物塑造和越轨的台词设计,消费这场人间劫难”[6]。这种跟风的背后是商业利润的刺激。“抗日神剧”集中反映了当前某些文艺创作者“为人民币服务”、缺乏专业精神和基本底线的不良倾向。[7]
  同时,受众的“娱乐道德”也为“抗日神剧”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让·波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者拥有“普遍”的好奇,总是怕“错过”什么,怕“错过”任何一种享受。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种或那种接触、这种或那种经历会不会在你身上造成某种“共鸣”。这里起作用的不再是欲望,甚至也不是“品位”或特殊爱好,而是一种被扩散了的牵挂挑动起来的普遍好奇——这便是“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娱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8]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娱乐道德”成为受众选择“看什么”的标准,而影视剧制作者便循着这个标准,为了争取受众而不断满足他们各种各样的需求,使得抗日剧这种文化商品充斥于荧屏之间,满足受众不同层次的需求,甚至有些制作者为了吸引受众,不顾历史真实,将武侠、言情、色情等元素添加到抗日剧中,使得抗日剧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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