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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6日，刚过完新年后的第六天，是我18岁的生日。
几天前的12月31日，北京赴延安插队知青在天安门举行宣誓仪式，我们北京女十二中即将到延安插队的同学们，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举起右手，高念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天安门留下了我们的合影，也留下了我们的誓言。这就好像是给我专门准备的成人礼一样。
1月7日，是我生日后的第二天，我们乘坐开往延安的第一列北京知青专列出发了，告别了首都北京。车到西安火车站，建筑物上贴满了大红标语，群众们敲锣打鼓，北京知青专列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铜川下大雪我们在当地住了一晚，9日才转乘大卡车到了延安。延安城红旗漫卷，锣鼓喧天，秧歌队载歌载舞！我们在大卡车上穿过松枝搭成的彩门，感受着延安人民的热情。在延安又住了一晚后，乘车分别去了各自的公社，然后由各队接回。一路行程4天，10日我终于抵达目的地——延安县蟠龙公社纸坊沟大队。
从那之后，我在延安插队、工作了近十年。难忘的十年！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个十年？我的青春十年留在了延安，我在延安受到了红色革命精神的教育和培养，也接受了艰苦劳动的锻炼和考验。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淬炼，使我成长成熟，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人生旅途上的三个人。
蟠龙纸坊沟党支部书记——任成士
我们插队的纸坊沟村很穷，大部分家庭都是从绥德米脂逃荒要饭到此地落户的，离蟠龙镇还有五里地。我们知青住的是没有大窗的寒窑，门上只有一个小方楞纸窗。老乡原本在寒窑里放着大缸，腌着陕北特有的越冬酸菜和一些杂物，窑洞里面有一盘大炕，我们五个北京知青女娃就住进了这个寒窑。
窑寒人心暖，大队党支部书记任成士招呼村里的青年给我们送来了柴草和煤炭，在炕头的大锅里烧上了水，水热了炕也热了。之后的日子，村里的年轻人常来常往，知青窑洞里經常充满了歌声和欢声笑语。可是问题也来了，第一年北京知青没有粮食，吃的是国家给的配给粮，全是粮站供应的杂交高粱和玉米，虽然高产，但不好吃，涩得难以下咽。书记任成士看到了，他召集村干部商量，“北京娃没受过苦，把队里的小米、黄米换给北京娃们吃吧。”大家一致通过了书记的建议。加上酸菜和洋芋，我们的吃饭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日复一日地爬山、锄地、背草、打坝，我们知青都不怕苦，对于艰苦还是有思想准备的，到农村不就是接受锻炼来的吗？但是，“革命虫”（虱子、跳蚤）这一关却很难过！“革命虫”专咬外地人，我们知青每一个人都躲不过。消灭虱子成了每天劳动后的额外任务，大家用手挤、水洗都不奏效，任成士告知让我们用开水煮衣服，这个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了。
在农业学大寨的日子里，北京知青和村里的青年人一起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最累最苦的活我们年轻人争着上。在打坝工地上，打夯的劳动号子声震天响;锄地工休时，歌声此起彼伏，但更多的时候是累得在地头上打个盹。村里需要文化人的活计，比如民校教师、赤脚医生、出纳、兽医等，都由北京知青扛起来了。我们干了半年活，因为劳累和营养太差，一位知青得了肝炎，当地医疗和休息条件都不行，任成士派我送她回北京治病。我们经过延安时，延安本地知青模范、曾在我们纸坊沟大队下乡锻炼的王桂芳和我们一起在延安大桥边聚会并合了影。回京仅10天，我就赶回了延安，和大家一起继续战天斗地，修梯田、打坝地。
纸坊沟北京知青小组因为团结友爱、不怕艰苦、互相帮助、与当地老乡打成一片，充分发挥了知识青年的作用，被评为延安县北京知青小组先进集体。我曾代表我们知青小组参加了延安县北京知青代表大会。1969年底，北京知青大多数回京了，我在村里参加整党运动，没回北京。每天白天劳动，晚上要开各种会议学习，有党员会、干部会、妇女会、群众大会，我给大家念报纸、读文件。那年队里闹春荒，人缺粮、牲口无草，大队决定到延川县购草，到南泥湾买糠。买草料路途太远，我和大家一起来回走20多里地背草，肩头勒肿了，效率仍不高。村里没有大牲口去运草，我就写信从北京家里要了几百元钱，给村里买了匹马运草料，再加上社员们人背肩扛，运草料和运粮的问题才得到解决。村里由于年终分配，男女同工不同酬等大小问题，我也能帮助协调和解决。大队党支部书记任成士对我说，你写个入党申请吧，我觉得自己距离党员要求还有差距，需要再锻炼。任成士书记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吴泽山都主动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也坚定了入党的决心。1969年12月，在大队全体党员大会上一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
我成为在延安北京插队知青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1970年，我作为北京知青党员代表参加了延安县、延安地区两级党代会，成为蟠龙公社党委委员（不脱产）。我还被选为唯一的北京知青党员代表，出席了1971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陕西省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今年我入党50年了。任成士书记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引路人，让我终生铭记。
陕西省歌舞剧团副团长——安全
我们到延安蟠龙公社纸坊沟大队插队后，在村里经常能看到陕西省歌舞剧团副团长、剧作家安全的身影。他1964年就来到纸坊沟了，那时是下乡参加社教运动。老乡们亲切地喊他“老安”。1966年“文革”开始后，老安被叫回西安参加运动，王桂芳也回蟠龙工作了。以后每年只要有空闲，安全就会从西安回到纸坊沟来走走看看。
1969年安全团长在单位恢复了工作。他知道了北京知青的到来，特别高兴。他又来村里了，和老乡们打成一片，爬山坡、进沟渠、搞规划，还经常带青年演员来延安，到南泥湾和纸坊沟来锻炼、演出。看到我们，安全团长又有了新的想法，希望北京知青能在纸坊沟新农村的建设中扎根，共同出力。北京知青也是好样的，和乡亲们一起战天斗地，不怕吃苦，农业学大寨修梯田、打坝造地、种粮创高产，很有成效，纸坊沟被评为蟠龙公社的先进大队。
三年后，新的问题来了，北京女娃们都20多岁了，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当了干部，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去了父母干校，我也被调到延安县委工作。老安希望留下的知识青年，一个一个地都离开了纸坊沟。 老安就是意志坚定！没想到的是，他又把自己高中刚毕业的儿子安军带到纸坊沟插队来了，让他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一起建设新农村。老安继续在规划着，不在乎自己年龄大，身体不好，不惧怕农村艰苦生活的考验，又开始走出一条新路。他看到了延安的优势，黄土取之不尽，但仅靠种地富不起来，就帮助纸坊沟建起了一个砖瓦厂，就地取材，烧窑打砖。红砖烧成功了！不仅在村里修建起了两大排带院子的新砖窑，让每个家庭都住上了新房，还建起了村委会、小广场、纸坊沟村农家乐。砖瓦厂还把红砖卖到远近的村庄，纸坊沟人靠办集体副业也很快富起来了！
安全团长太辛苦了，他除了帮助纸坊沟村改变面貌，还帮助蟠龙公社筹建农村企业，协助延安县的企事业单位技术创新。1993年的一天，他在寻找革新设备时，突然晕倒在延安城的路上，医院经过紧急抢救也没能奏效。我们大家热爱的老安，就这样突然间离开了！他带着对延安人民无限的热爱，默默地走了。
纸坊沟人悲痛以极，把老安安葬在了村里中心广场向阳的山坡上，苍松翠柏围绕着墓碑，让来到延安，来到纸坊沟近30年的安全团长，能看到他亲手参与创建的新农村，仍在继续发展，蒸蒸日上！
安全被延安县、市委评为优秀党员干部榜样、雷锋式的好干部，延安市委要求全市干部向安全同志学习。2008年，在安全逝世15周年纪念日，延安市委在纸坊沟召开了安全同志雕像落成揭幕仪式大会。我代表北京知青小组专程从北京乘飞机赶回纸坊沟，参加了纪念大会。我们不会忘记老安，他为延安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杨步浩的儿媳——北京知青李锦
我在延安县委工作时，曾任县妇联副主任，在工作中认识了李锦。她也是北京知识青年，在甘泉县插队，被调干担任了甘泉县妇联副主任。我们两个人在延安地区召开的妇女工作大会上认识，很聊得来。她从甘泉到延安开会或探亲时，就到我的办公室来坐一坐。
那时候，我们北京知识青年当干部的不多，结婚的更少。李锦嫁给了为毛主席代耕的老英雄杨步浩的儿子，这个事在北京知青中也成为了美谈。
李锦的成长也很曲折，她在北京时曾受到父亲在香港做事的影响，入团要接受组织审查。其实，她父亲是共产党员，家里人都不知道。她父亲被派驻香港工作多年，“文革”中香港工作受到破坏，才回到内地工作，他的家庭才被政治解冻。政审通过了，李锦在延安才入了党，当了干部。经人介绍，她认识了在武汉部队当兵，回乡探亲的杨步浩的儿子，并一起走進了婚姻的殿堂。
我最初知道杨步浩还是在北京上小学时的课本上。在艰苦的延安时期，抗战中生活艰难，毛主席号召大生产，在延安每个人都要交公粮。杨步浩看到毛主席日夜操劳，就主动提出为毛主席代耕交公粮，受到毛主席的关怀。全国解放后，杨步浩带着延安的小米和红枣来到北京看望毛主席，中南海的执勤解放军不认识他，将他拦在门外。毛主席知道了，马上请延安老英雄杨步浩进中南海做客，并共进午餐。此段佳话曾被编入小学课本，人人知晓。
杨步浩的老家在延安县碾庄公社。我到延安插队当了干部后，曾被派往碾庄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三年，因此对杨步浩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1977年7月6日延安发大水，百年不遇，杨步浩那时住在王家坪纪念馆的半山坡上。上游安塞大雨垮坝，造成了延河暴涨，10米高的水头倾泻而下！来洪水的前一天晚上，当时李锦在延安开会，会后去王家坪看望公婆且留住在家中，她当时还有六个月的身孕，不幸罹难！我在碾庄公社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就叫上公社邮递员，骑上公社唯一的摩托车，直奔50多里外的王家坪。一路上简直无法通行，泥水、大树和石头，柴草、房梁和电线杆都横在路上，横七竖八十分狼籍。
我们赶到王家坪，看到了悲惨的一幕：杨步浩、杨夫人、儿媳李锦和五岁的小孙女，齐刷刷地被摆在地上，满身满脸的泥水。据当时看到的人说，他们是一家人一起手捆手绑在炕上，而窑洞的门窗、家具都已被洪水冲卷走了。可以想象，10多米高的洪水到来时的轰鸣声和漫灌的情景！本来以李锦的身体情况，完全可以跑出去，窑洞就在半山上，爬上紧靠窑洞山墙的坡上就可以逃生。但是，李锦没有撇下亲人。
延安人都知道的老理儿，如果人在洪水中被冲走，就只能到河南的黄河沿岸去找尸首了，在洪水中几乎没有人能留下全尸！留在延安是杨步浩在大难中的艰难决定，只有将全家人与窑洞捆在一起才不会被洪水冲走……这也是李锦在大灾面前的艰难抉择！
我含着泪，强忍着悲痛，帮助擦洗干净他们脸上的泥水。祈愿逝者安详！
两天后，李锦的丈夫从武汉的部队回到了延安，当时组织上并未告知他详情。当他到了王家坪，得知整个家庭在延安特大洪水中的灭顶之灾并看到这一幕时，完全地呆在那里了，欲哭无泪！一次洪水失去全家五口人（包括李锦身怀六个月的娃娃）的极悲，无法用言语表达！领导们都在劝他，“要想开些，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但几天了，他都没有反应，一句话都没有。
在离开延安回部队前，他回了一趟老家碾庄，在公社办公室的窑洞里我见到了他。他知道我和李锦是好朋友，我劝他要节哀，这是大自然的灾难，无法抗拒！我的北京话引起了他对李锦的思念，突然他“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大哭！我对他说，“好好地哭吧，悲痛一定要释放出来！不然要憋出病来的。”此后，他的情绪和状态才慢慢地到了恢复。据说他回到部队一年后，李锦的妹妹和他又组成了新的家庭，
我的好朋友李锦，就这样永久的留在了延安！
2019年4月，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50周年纪念，我与部分知青代表回到了第二故乡延安。延安的山绿了，水清了，延安城变得不认识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城拔地而起，夜色灯光美轮美奂，与过去满山黄土只能看到山头“消息树“的境况相比，今日的延安美景，简直有天上仙境的感觉！
回到延安，我还要去看望心中挂念的三个人。
集体活动后，在延安朋友的帮助下，我先找到老英雄杨步浩在王家坪山上的墓，给他献花祭扫。不知道为什么，与老英雄杨步浩一起遇难的老伴、儿媳李锦和小孙女的墓，并没有和杨步浩的墓在一起。我只好在参观北京知青纪念馆时，在李锦的照片前默哀。眼前又浮现出在延安的1977年夏天，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后的那一幕，一幕……
我又回到了离延安一百多里外的蟠龙乡纸坊沟村。在优秀党员、好干部安全的墓地，我代表我们五位北京知青献上从北京带来的花束和花带，真心地怀念和感谢他，对我们北京知识青年的身教胜于言教，是我们年轻人的榜样。特别怀念老安，在老党员、好干部的榜样安全身上有一种精神，对建设延安、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执着精神！在纸坊沟一排排的新砖窑前，他实践了自己的承诺，对延安老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无私的奉献！
这次回延安最高兴的是见到了村里的乡亲们，也见到了我的入党介绍人任成士，他的身体还好，精神头也不错。80多岁的人了，身板硬朗，和以前一样的关心我们。我向他汇报我们五个北京知青回到北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两个在北京市政府工作、两个大学教授、一个医院职工，差不多都当了奶奶、姥姥了。任成士说，想当年，老安曾经想留你们在延安，后来你们都参加工作或考大学回北京了。看到你们一个个成材，更出息了，我们也高兴啊！
我在延安生活了十年！曾在蟠龙纸坊沟插队，又在延安工作。后来我们北京知青走向祖国四方，在不同的地方学习和发展。虽然大多数知青又回到了北京，但延安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是我们抛洒青春热血、锻炼意志、成长成熟的地方。
再见了延安！我们北京知识青年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第二故乡——延安！
陈华，女，曾在北京育女十二中学习，1968年12月第一批到延安县蟠龙公社纸坊沟大队插队，1971年5月调入延安县委政工组工作。
几天前的12月31日，北京赴延安插队知青在天安门举行宣誓仪式，我们北京女十二中即将到延安插队的同学们，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举起右手，高念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天安门留下了我们的合影，也留下了我们的誓言。这就好像是给我专门准备的成人礼一样。
1月7日，是我生日后的第二天，我们乘坐开往延安的第一列北京知青专列出发了，告别了首都北京。车到西安火车站，建筑物上贴满了大红标语，群众们敲锣打鼓，北京知青专列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铜川下大雪我们在当地住了一晚，9日才转乘大卡车到了延安。延安城红旗漫卷，锣鼓喧天，秧歌队载歌载舞！我们在大卡车上穿过松枝搭成的彩门，感受着延安人民的热情。在延安又住了一晚后，乘车分别去了各自的公社，然后由各队接回。一路行程4天，10日我终于抵达目的地——延安县蟠龙公社纸坊沟大队。
从那之后，我在延安插队、工作了近十年。难忘的十年！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个十年？我的青春十年留在了延安，我在延安受到了红色革命精神的教育和培养，也接受了艰苦劳动的锻炼和考验。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淬炼，使我成长成熟，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人生旅途上的三个人。
蟠龙纸坊沟党支部书记——任成士
我们插队的纸坊沟村很穷，大部分家庭都是从绥德米脂逃荒要饭到此地落户的，离蟠龙镇还有五里地。我们知青住的是没有大窗的寒窑，门上只有一个小方楞纸窗。老乡原本在寒窑里放着大缸，腌着陕北特有的越冬酸菜和一些杂物，窑洞里面有一盘大炕，我们五个北京知青女娃就住进了这个寒窑。
窑寒人心暖，大队党支部书记任成士招呼村里的青年给我们送来了柴草和煤炭，在炕头的大锅里烧上了水，水热了炕也热了。之后的日子，村里的年轻人常来常往，知青窑洞里經常充满了歌声和欢声笑语。可是问题也来了，第一年北京知青没有粮食，吃的是国家给的配给粮，全是粮站供应的杂交高粱和玉米，虽然高产，但不好吃，涩得难以下咽。书记任成士看到了，他召集村干部商量，“北京娃没受过苦，把队里的小米、黄米换给北京娃们吃吧。”大家一致通过了书记的建议。加上酸菜和洋芋，我们的吃饭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日复一日地爬山、锄地、背草、打坝，我们知青都不怕苦，对于艰苦还是有思想准备的，到农村不就是接受锻炼来的吗？但是，“革命虫”（虱子、跳蚤）这一关却很难过！“革命虫”专咬外地人，我们知青每一个人都躲不过。消灭虱子成了每天劳动后的额外任务，大家用手挤、水洗都不奏效，任成士告知让我们用开水煮衣服，这个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了。
在农业学大寨的日子里，北京知青和村里的青年人一起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最累最苦的活我们年轻人争着上。在打坝工地上，打夯的劳动号子声震天响;锄地工休时，歌声此起彼伏，但更多的时候是累得在地头上打个盹。村里需要文化人的活计，比如民校教师、赤脚医生、出纳、兽医等，都由北京知青扛起来了。我们干了半年活，因为劳累和营养太差，一位知青得了肝炎，当地医疗和休息条件都不行，任成士派我送她回北京治病。我们经过延安时，延安本地知青模范、曾在我们纸坊沟大队下乡锻炼的王桂芳和我们一起在延安大桥边聚会并合了影。回京仅10天，我就赶回了延安，和大家一起继续战天斗地，修梯田、打坝地。
纸坊沟北京知青小组因为团结友爱、不怕艰苦、互相帮助、与当地老乡打成一片，充分发挥了知识青年的作用，被评为延安县北京知青小组先进集体。我曾代表我们知青小组参加了延安县北京知青代表大会。1969年底，北京知青大多数回京了，我在村里参加整党运动，没回北京。每天白天劳动，晚上要开各种会议学习，有党员会、干部会、妇女会、群众大会，我给大家念报纸、读文件。那年队里闹春荒，人缺粮、牲口无草，大队决定到延川县购草，到南泥湾买糠。买草料路途太远，我和大家一起来回走20多里地背草，肩头勒肿了，效率仍不高。村里没有大牲口去运草，我就写信从北京家里要了几百元钱，给村里买了匹马运草料，再加上社员们人背肩扛，运草料和运粮的问题才得到解决。村里由于年终分配，男女同工不同酬等大小问题，我也能帮助协调和解决。大队党支部书记任成士对我说，你写个入党申请吧，我觉得自己距离党员要求还有差距，需要再锻炼。任成士书记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吴泽山都主动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也坚定了入党的决心。1969年12月，在大队全体党员大会上一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
我成为在延安北京插队知青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1970年，我作为北京知青党员代表参加了延安县、延安地区两级党代会，成为蟠龙公社党委委员（不脱产）。我还被选为唯一的北京知青党员代表，出席了1971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陕西省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今年我入党50年了。任成士书记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引路人，让我终生铭记。
陕西省歌舞剧团副团长——安全
我们到延安蟠龙公社纸坊沟大队插队后，在村里经常能看到陕西省歌舞剧团副团长、剧作家安全的身影。他1964年就来到纸坊沟了，那时是下乡参加社教运动。老乡们亲切地喊他“老安”。1966年“文革”开始后，老安被叫回西安参加运动，王桂芳也回蟠龙工作了。以后每年只要有空闲，安全就会从西安回到纸坊沟来走走看看。
1969年安全团长在单位恢复了工作。他知道了北京知青的到来，特别高兴。他又来村里了，和老乡们打成一片，爬山坡、进沟渠、搞规划，还经常带青年演员来延安，到南泥湾和纸坊沟来锻炼、演出。看到我们，安全团长又有了新的想法，希望北京知青能在纸坊沟新农村的建设中扎根，共同出力。北京知青也是好样的，和乡亲们一起战天斗地，不怕吃苦，农业学大寨修梯田、打坝造地、种粮创高产，很有成效，纸坊沟被评为蟠龙公社的先进大队。
三年后，新的问题来了，北京女娃们都20多岁了，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当了干部，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去了父母干校，我也被调到延安县委工作。老安希望留下的知识青年，一个一个地都离开了纸坊沟。 老安就是意志坚定！没想到的是，他又把自己高中刚毕业的儿子安军带到纸坊沟插队来了，让他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一起建设新农村。老安继续在规划着，不在乎自己年龄大，身体不好，不惧怕农村艰苦生活的考验，又开始走出一条新路。他看到了延安的优势，黄土取之不尽，但仅靠种地富不起来，就帮助纸坊沟建起了一个砖瓦厂，就地取材，烧窑打砖。红砖烧成功了！不仅在村里修建起了两大排带院子的新砖窑，让每个家庭都住上了新房，还建起了村委会、小广场、纸坊沟村农家乐。砖瓦厂还把红砖卖到远近的村庄，纸坊沟人靠办集体副业也很快富起来了！
安全团长太辛苦了，他除了帮助纸坊沟村改变面貌，还帮助蟠龙公社筹建农村企业，协助延安县的企事业单位技术创新。1993年的一天，他在寻找革新设备时，突然晕倒在延安城的路上，医院经过紧急抢救也没能奏效。我们大家热爱的老安，就这样突然间离开了！他带着对延安人民无限的热爱，默默地走了。
纸坊沟人悲痛以极，把老安安葬在了村里中心广场向阳的山坡上，苍松翠柏围绕着墓碑，让来到延安，来到纸坊沟近30年的安全团长，能看到他亲手参与创建的新农村，仍在继续发展，蒸蒸日上！
安全被延安县、市委评为优秀党员干部榜样、雷锋式的好干部，延安市委要求全市干部向安全同志学习。2008年，在安全逝世15周年纪念日，延安市委在纸坊沟召开了安全同志雕像落成揭幕仪式大会。我代表北京知青小组专程从北京乘飞机赶回纸坊沟，参加了纪念大会。我们不会忘记老安，他为延安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杨步浩的儿媳——北京知青李锦
我在延安县委工作时，曾任县妇联副主任，在工作中认识了李锦。她也是北京知识青年，在甘泉县插队，被调干担任了甘泉县妇联副主任。我们两个人在延安地区召开的妇女工作大会上认识，很聊得来。她从甘泉到延安开会或探亲时，就到我的办公室来坐一坐。
那时候，我们北京知识青年当干部的不多，结婚的更少。李锦嫁给了为毛主席代耕的老英雄杨步浩的儿子，这个事在北京知青中也成为了美谈。
李锦的成长也很曲折，她在北京时曾受到父亲在香港做事的影响，入团要接受组织审查。其实，她父亲是共产党员，家里人都不知道。她父亲被派驻香港工作多年，“文革”中香港工作受到破坏，才回到内地工作，他的家庭才被政治解冻。政审通过了，李锦在延安才入了党，当了干部。经人介绍，她认识了在武汉部队当兵，回乡探亲的杨步浩的儿子，并一起走進了婚姻的殿堂。
我最初知道杨步浩还是在北京上小学时的课本上。在艰苦的延安时期，抗战中生活艰难，毛主席号召大生产，在延安每个人都要交公粮。杨步浩看到毛主席日夜操劳，就主动提出为毛主席代耕交公粮，受到毛主席的关怀。全国解放后，杨步浩带着延安的小米和红枣来到北京看望毛主席，中南海的执勤解放军不认识他，将他拦在门外。毛主席知道了，马上请延安老英雄杨步浩进中南海做客，并共进午餐。此段佳话曾被编入小学课本，人人知晓。
杨步浩的老家在延安县碾庄公社。我到延安插队当了干部后，曾被派往碾庄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三年，因此对杨步浩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1977年7月6日延安发大水，百年不遇，杨步浩那时住在王家坪纪念馆的半山坡上。上游安塞大雨垮坝，造成了延河暴涨，10米高的水头倾泻而下！来洪水的前一天晚上，当时李锦在延安开会，会后去王家坪看望公婆且留住在家中，她当时还有六个月的身孕，不幸罹难！我在碾庄公社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就叫上公社邮递员，骑上公社唯一的摩托车，直奔50多里外的王家坪。一路上简直无法通行，泥水、大树和石头，柴草、房梁和电线杆都横在路上，横七竖八十分狼籍。
我们赶到王家坪，看到了悲惨的一幕：杨步浩、杨夫人、儿媳李锦和五岁的小孙女，齐刷刷地被摆在地上，满身满脸的泥水。据当时看到的人说，他们是一家人一起手捆手绑在炕上，而窑洞的门窗、家具都已被洪水冲卷走了。可以想象，10多米高的洪水到来时的轰鸣声和漫灌的情景！本来以李锦的身体情况，完全可以跑出去，窑洞就在半山上，爬上紧靠窑洞山墙的坡上就可以逃生。但是，李锦没有撇下亲人。
延安人都知道的老理儿，如果人在洪水中被冲走，就只能到河南的黄河沿岸去找尸首了，在洪水中几乎没有人能留下全尸！留在延安是杨步浩在大难中的艰难决定，只有将全家人与窑洞捆在一起才不会被洪水冲走……这也是李锦在大灾面前的艰难抉择！
我含着泪，强忍着悲痛，帮助擦洗干净他们脸上的泥水。祈愿逝者安详！
两天后，李锦的丈夫从武汉的部队回到了延安，当时组织上并未告知他详情。当他到了王家坪，得知整个家庭在延安特大洪水中的灭顶之灾并看到这一幕时，完全地呆在那里了，欲哭无泪！一次洪水失去全家五口人（包括李锦身怀六个月的娃娃）的极悲，无法用言语表达！领导们都在劝他，“要想开些，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但几天了，他都没有反应，一句话都没有。
在离开延安回部队前，他回了一趟老家碾庄，在公社办公室的窑洞里我见到了他。他知道我和李锦是好朋友，我劝他要节哀，这是大自然的灾难，无法抗拒！我的北京话引起了他对李锦的思念，突然他“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大哭！我对他说，“好好地哭吧，悲痛一定要释放出来！不然要憋出病来的。”此后，他的情绪和状态才慢慢地到了恢复。据说他回到部队一年后，李锦的妹妹和他又组成了新的家庭，
我的好朋友李锦，就这样永久的留在了延安！
2019年4月，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50周年纪念，我与部分知青代表回到了第二故乡延安。延安的山绿了，水清了，延安城变得不认识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城拔地而起，夜色灯光美轮美奂，与过去满山黄土只能看到山头“消息树“的境况相比，今日的延安美景，简直有天上仙境的感觉！
回到延安，我还要去看望心中挂念的三个人。
集体活动后，在延安朋友的帮助下，我先找到老英雄杨步浩在王家坪山上的墓，给他献花祭扫。不知道为什么，与老英雄杨步浩一起遇难的老伴、儿媳李锦和小孙女的墓，并没有和杨步浩的墓在一起。我只好在参观北京知青纪念馆时，在李锦的照片前默哀。眼前又浮现出在延安的1977年夏天，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后的那一幕，一幕……
我又回到了离延安一百多里外的蟠龙乡纸坊沟村。在优秀党员、好干部安全的墓地，我代表我们五位北京知青献上从北京带来的花束和花带，真心地怀念和感谢他，对我们北京知识青年的身教胜于言教，是我们年轻人的榜样。特别怀念老安，在老党员、好干部的榜样安全身上有一种精神，对建设延安、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执着精神！在纸坊沟一排排的新砖窑前，他实践了自己的承诺，对延安老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无私的奉献！
这次回延安最高兴的是见到了村里的乡亲们，也见到了我的入党介绍人任成士，他的身体还好，精神头也不错。80多岁的人了，身板硬朗，和以前一样的关心我们。我向他汇报我们五个北京知青回到北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两个在北京市政府工作、两个大学教授、一个医院职工，差不多都当了奶奶、姥姥了。任成士说，想当年，老安曾经想留你们在延安，后来你们都参加工作或考大学回北京了。看到你们一个个成材，更出息了，我们也高兴啊！
我在延安生活了十年！曾在蟠龙纸坊沟插队，又在延安工作。后来我们北京知青走向祖国四方，在不同的地方学习和发展。虽然大多数知青又回到了北京，但延安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是我们抛洒青春热血、锻炼意志、成长成熟的地方。
再见了延安！我们北京知识青年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第二故乡——延安！
陈华，女，曾在北京育女十二中学习，1968年12月第一批到延安县蟠龙公社纸坊沟大队插队，1971年5月调入延安县委政工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