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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渐长，要怀念的人逐渐增多，面目不免变得模糊，但晓青不一样：她性格平滑如镜，让人猜不透，纳闷不已，但生命竟以最戏剧性方式画上句号，使人久久不能忘怀。
最初认识叶晓青，是20多年前，筹办《二十一世纪》之际。当时在悉尼见到她和她的先生康旦（Daniel Kane），一位还俗爱尔兰神父和书斋马克思主义者。晓青风华正茂，对一切都好像很投入，但只淡淡然，适可而止，从不沉醉忘怀。为了答谢他们的周到招待，我投康旦所好，送了他们一瓶威士忌佳酿Royal Salute。那年10月《二十一世纪》创刊号刊出晓青的长文《点石斋画报中的上海平民文化》，颇能一新读者耳目。但自此天南地北，各忙各的，日久就音讯渺然了。
再见到他们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陈越光家。那时康旦在澳大利亚使馆当文化参赞，晓青在故宫档案馆埋头苦干。她去澳洲之前是有名的上海才女，和办《走向未来》丛书的陈越光相熟，所以在北京两家经常来往，我也因此不时碰上。从越光和尹捷口中，听到了对晓青的极高评价，认为她头脑之敏锐、客观和缜密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和海外许多学人不一样，她没有“中国情结”，理性地融入了西方社会，全心以家庭和事业（当时她在澳洲Macquarie大学任教）为重。只有一趟，她特地从澳洲带来一只酒瓶抽气泵，说我爱喝红酒，这小玩意可以保鲜剩酒。如此神来之笔和她平素作风大相径庭，颇令我感到意外。
3年前的2月初，很不寻常的，晓青通过尹捷寄来一封电邮（此前我们从来未曾通讯），它宛如晴天霹雳，以绝对意想不到的戏剧性方式，揭开晓青对世人（甚至儿子）隐藏了足足20年之久的秘密：
方正，我有一不寻常的事相求—自1990年我初次诊断乳腺癌后，多次复发，多次手术，化、电疗，总算一直维持在不扩散的状态。我的人生哲学是不在乎生命长短，但一定要有质量。所以每次治疗后都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最近） 回澳后，我腿骨折，急诊时拍片知道这是癌症扩散引起的，另外一部分也扩散到大脑……我讲这么多不是只是报告病情，还有一事相托。我这10多年来，一直在写关于清廷与戏剧的书……我想请你帮忙在中大出……虽然清史研究在西方近年来几成显学，但是从没有关于戏剧方面的著作，尤其是用大量源文件的研究……其它的细节等我们联系上了再说。谢谢，晓青。
那时医生判断，她只剩下不到半年时光了。我目瞪口呆之余，没有二话，开始联系中大出版社—幸亏社长甘琦是熟人，他们的程序虽然复杂，但书稿以大量档案为基础，本来就很扎实，所以两位评审都没有留难，提出一些修订意见之后顺利放行，让我来得及把这好消息报告给她，并且天真地以为，她可以见到此书面世。然而，情况随即急转直下，6月底她一夕间溘然长逝。当时越光夫妇有意南下探望，她说等到7月化疗完毕吧，由是缘悭一面，他们只能够到坟上祭奠了。
至于晓青那本《四海升平：戏剧与清廷》我原以为，退一步着想，到年底总该可以杀青了。那自然还是一厢情愿，结果等到她忌辰两周年，它方才在我书桌上出现。其实，以学术著作而言，两年是够迅速的了。揭开金底红字的书封，无限感慨之余我又怀着几分好奇：“清廷与戏剧”这个题材何以有偌大吸引力，值得她花费十载以上心血梳理和研究，又成为她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一件大事？
答案是，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问题，而就在于戏剧与清廷之间，那点点滴滴的具体历史。这包括：清室入关之初利用大鼓说书来影响民心，以巩固从北京返回辽东的走廊地带，从而有“龙票”之设和流传至今的“票友”称谓；历代皇帝如何亲自掌控对民间戏剧的政策，包括乾隆朝大兴文字狱之余，进一步诏令地方大员暗中收缴和删改包藏祸心或者具有敌视满族嫌疑的戏曲脚本；和以宫中演出的戏剧作为推行教化，宣示圣意，发出微妙政治信号的渠道；乃至慈禧与京戏的复杂关系；等等。
例如，《四海升平》其实正就是乾隆皇帝专门为英使马戛尔尼排演的一出戏，用以预示，他们所期盼的贸易谈判将会落空，而且不久就将被遣送返国 —然而，观剧的大英帝国使节对戏文一窍不通，对其中暗藏的玄机也是浑然无知，所以乾隆嘲弄“英夷”的一番心血可谓全然白费，他对自己所错失的千载难逢机遇也同样的懵然不觉。在东西文化碰撞过程中，这历史性的“错身而过，失之交臂”无疑是最具有讽刺和（对中国来说）悲剧意味的一幕了！
到嘉庆十五年 （1810年），闽越一带的“蔡牵之乱”被敉平，为了封赏和庆功，这戏再次上演，戏文也作了更动以符合时事。此后百年间它蜕变为单纯的祥瑞戏码，直到清末还被用来为慈禧献寿。但进入民国之后，它就偃旗息鼓，静静地躺在内务府升平署的尘封档案里，过了足足一个世纪之久，方才被晓青挖掘出来重见天日。让我们希望，她这本灌注了10年心血的英文学术著作，不至于步它所讨论的那个皇家脚本的后尘，再度被束之高阁等待后人去发掘吧。
晓青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上海的平民文化开始。那么上海和故宫，小市民和皇帝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什么牵连，使得这位上海才女一头扎进故宫档案之中呢？如作者在自序中告诉我们，引起她好奇心的，主要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名伶杨月楼案”，也就是这样一个传奇故事：当时红遍沪上的武生杨月楼，因为娶了出身于殷实买办之家的韦阿宝，破坏了“贱民”与“良民”不得通婚的律令，而被抓到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庭受审，被诬陷为拐带，屈打成招，幸逢慈禧40大寿获赦，10年后还居然进宫饰演老生，大获慈禧恩宠。
这样，可以说，叶晓青是跟随杨月楼“进宫”的：杨的曲折经历正就是晓青从民间社会研究转到宫廷史，从《点石斋画报》转到升平署那1.5万件存盘文件的心路历程。当然，这历程并不只是在京沪之间打转，其间它还经过了西方学术理念和规范的洗礼，所以她这部作品在风格和要求上，都和国内有关京剧的大量书籍迥然不同。这不仅仅限于她书中那密密麻麻的大量征引，也不限于她行文叙事之力求中立、客观、准确，不以个人好恶、褒贬掺杂其间，而更在于西方观念与方法的深刻影响。举个小小的例子：由于历代清朝君主对于戏剧的喜好，书中讨论了他们到底如不少西方学者所说，是客观“体制”的理性代表，抑或仍然有个人面目、喜恶存乎其行事、作为之间。这种特殊的问题意识可以说是西方影响的最好说明了。
当然，要了解京剧，明白它的源流、演变和大量细节，我们总离不开齐如山—此书也不例外，曾多次征引他的作品。然而，这本《四海升平》所提供的，却是和传统叙述、研究方式大不相同，而很少为国人注意的一个崭新视角，一套严密规范，那是不应该忽略的。不但对专业研究者，就是对一般读者来说，也都是这样吧。
和晓青讨论书稿评审的时候，无意中翻出来一帧她和康旦的1990年旧照，他们面前摆放的，正是我送的那瓶Royal Salute。把照片寄去问她可还记得，她说当然，只是一直舍不得喝，贵宾来了也还舍不得，结果送给了多趟为她开刀的外科医生。这，就是晓青和她的人生。
最初认识叶晓青，是20多年前，筹办《二十一世纪》之际。当时在悉尼见到她和她的先生康旦（Daniel Kane），一位还俗爱尔兰神父和书斋马克思主义者。晓青风华正茂，对一切都好像很投入，但只淡淡然，适可而止，从不沉醉忘怀。为了答谢他们的周到招待，我投康旦所好，送了他们一瓶威士忌佳酿Royal Salute。那年10月《二十一世纪》创刊号刊出晓青的长文《点石斋画报中的上海平民文化》，颇能一新读者耳目。但自此天南地北，各忙各的，日久就音讯渺然了。
再见到他们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陈越光家。那时康旦在澳大利亚使馆当文化参赞，晓青在故宫档案馆埋头苦干。她去澳洲之前是有名的上海才女，和办《走向未来》丛书的陈越光相熟，所以在北京两家经常来往，我也因此不时碰上。从越光和尹捷口中，听到了对晓青的极高评价，认为她头脑之敏锐、客观和缜密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和海外许多学人不一样，她没有“中国情结”，理性地融入了西方社会，全心以家庭和事业（当时她在澳洲Macquarie大学任教）为重。只有一趟，她特地从澳洲带来一只酒瓶抽气泵，说我爱喝红酒，这小玩意可以保鲜剩酒。如此神来之笔和她平素作风大相径庭，颇令我感到意外。
3年前的2月初，很不寻常的，晓青通过尹捷寄来一封电邮（此前我们从来未曾通讯），它宛如晴天霹雳，以绝对意想不到的戏剧性方式，揭开晓青对世人（甚至儿子）隐藏了足足20年之久的秘密：
方正，我有一不寻常的事相求—自1990年我初次诊断乳腺癌后，多次复发，多次手术，化、电疗，总算一直维持在不扩散的状态。我的人生哲学是不在乎生命长短，但一定要有质量。所以每次治疗后都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最近） 回澳后，我腿骨折，急诊时拍片知道这是癌症扩散引起的，另外一部分也扩散到大脑……我讲这么多不是只是报告病情，还有一事相托。我这10多年来，一直在写关于清廷与戏剧的书……我想请你帮忙在中大出……虽然清史研究在西方近年来几成显学，但是从没有关于戏剧方面的著作，尤其是用大量源文件的研究……其它的细节等我们联系上了再说。谢谢，晓青。
那时医生判断，她只剩下不到半年时光了。我目瞪口呆之余，没有二话，开始联系中大出版社—幸亏社长甘琦是熟人，他们的程序虽然复杂，但书稿以大量档案为基础，本来就很扎实，所以两位评审都没有留难，提出一些修订意见之后顺利放行，让我来得及把这好消息报告给她，并且天真地以为，她可以见到此书面世。然而，情况随即急转直下，6月底她一夕间溘然长逝。当时越光夫妇有意南下探望，她说等到7月化疗完毕吧，由是缘悭一面，他们只能够到坟上祭奠了。
至于晓青那本《四海升平：戏剧与清廷》我原以为，退一步着想，到年底总该可以杀青了。那自然还是一厢情愿，结果等到她忌辰两周年，它方才在我书桌上出现。其实，以学术著作而言，两年是够迅速的了。揭开金底红字的书封，无限感慨之余我又怀着几分好奇：“清廷与戏剧”这个题材何以有偌大吸引力，值得她花费十载以上心血梳理和研究，又成为她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一件大事？
答案是，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问题，而就在于戏剧与清廷之间，那点点滴滴的具体历史。这包括：清室入关之初利用大鼓说书来影响民心，以巩固从北京返回辽东的走廊地带，从而有“龙票”之设和流传至今的“票友”称谓；历代皇帝如何亲自掌控对民间戏剧的政策，包括乾隆朝大兴文字狱之余，进一步诏令地方大员暗中收缴和删改包藏祸心或者具有敌视满族嫌疑的戏曲脚本；和以宫中演出的戏剧作为推行教化，宣示圣意，发出微妙政治信号的渠道；乃至慈禧与京戏的复杂关系；等等。
例如，《四海升平》其实正就是乾隆皇帝专门为英使马戛尔尼排演的一出戏，用以预示，他们所期盼的贸易谈判将会落空，而且不久就将被遣送返国 —然而，观剧的大英帝国使节对戏文一窍不通，对其中暗藏的玄机也是浑然无知，所以乾隆嘲弄“英夷”的一番心血可谓全然白费，他对自己所错失的千载难逢机遇也同样的懵然不觉。在东西文化碰撞过程中，这历史性的“错身而过，失之交臂”无疑是最具有讽刺和（对中国来说）悲剧意味的一幕了！
到嘉庆十五年 （1810年），闽越一带的“蔡牵之乱”被敉平，为了封赏和庆功，这戏再次上演，戏文也作了更动以符合时事。此后百年间它蜕变为单纯的祥瑞戏码，直到清末还被用来为慈禧献寿。但进入民国之后，它就偃旗息鼓，静静地躺在内务府升平署的尘封档案里，过了足足一个世纪之久，方才被晓青挖掘出来重见天日。让我们希望，她这本灌注了10年心血的英文学术著作，不至于步它所讨论的那个皇家脚本的后尘，再度被束之高阁等待后人去发掘吧。
晓青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上海的平民文化开始。那么上海和故宫，小市民和皇帝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什么牵连，使得这位上海才女一头扎进故宫档案之中呢？如作者在自序中告诉我们，引起她好奇心的，主要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名伶杨月楼案”，也就是这样一个传奇故事：当时红遍沪上的武生杨月楼，因为娶了出身于殷实买办之家的韦阿宝，破坏了“贱民”与“良民”不得通婚的律令，而被抓到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庭受审，被诬陷为拐带，屈打成招，幸逢慈禧40大寿获赦，10年后还居然进宫饰演老生，大获慈禧恩宠。
这样，可以说，叶晓青是跟随杨月楼“进宫”的：杨的曲折经历正就是晓青从民间社会研究转到宫廷史，从《点石斋画报》转到升平署那1.5万件存盘文件的心路历程。当然，这历程并不只是在京沪之间打转，其间它还经过了西方学术理念和规范的洗礼，所以她这部作品在风格和要求上，都和国内有关京剧的大量书籍迥然不同。这不仅仅限于她书中那密密麻麻的大量征引，也不限于她行文叙事之力求中立、客观、准确，不以个人好恶、褒贬掺杂其间，而更在于西方观念与方法的深刻影响。举个小小的例子：由于历代清朝君主对于戏剧的喜好，书中讨论了他们到底如不少西方学者所说，是客观“体制”的理性代表，抑或仍然有个人面目、喜恶存乎其行事、作为之间。这种特殊的问题意识可以说是西方影响的最好说明了。
当然，要了解京剧，明白它的源流、演变和大量细节，我们总离不开齐如山—此书也不例外，曾多次征引他的作品。然而，这本《四海升平》所提供的，却是和传统叙述、研究方式大不相同，而很少为国人注意的一个崭新视角，一套严密规范，那是不应该忽略的。不但对专业研究者，就是对一般读者来说，也都是这样吧。
和晓青讨论书稿评审的时候，无意中翻出来一帧她和康旦的1990年旧照，他们面前摆放的，正是我送的那瓶Royal Salute。把照片寄去问她可还记得，她说当然，只是一直舍不得喝，贵宾来了也还舍不得，结果送给了多趟为她开刀的外科医生。这，就是晓青和她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