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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怎样评价甲午战争，怎样看双方当时的优劣？2014年4月，日本专修大学教授大谷正先生这样回复了笔者的疑问：“分析日本获胜的原因，首先要从政治制度来说。中国是皇帝制度，民众的权利没有被认可，也没有参与国政的途径。所以中国的民众不知道战争为何而打。与此对应，日本在开战五年前就制定了宪法，选出国民代表参加国会，参与国政。虽然日本当时也是天皇、藩阀制度，但民众已经被容许有限地参与国政。不论正确与否，当时日本民众认为这是属于自己的战争，因而他们支持这场战争。”
应该说，大谷正先生的这一观点颇值深思。
在19世纪的最后30余年间，亚洲各国都在沉沦之际，只有中国和日本变法图强，双双做出试图重返世界强国之林的卓越努力。一方是洋务运动，一方是明治维新，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两国的崛起已经具备基础。此时爆发的甲午战争成为了一场针对双方的考试，决定着两个国家的命运。
战争正爆发在中国仿佛蝉在蜕皮过程中那最软弱的时刻。这沉重打在中国自强运动腰眼上的一击，让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顿遭重挫。
是败在人的腐朽无能吗
这一仗，输在哪里？
有人说是败在人的腐朽无能上。但从那场让北洋水师遭到覆灭的威海卫之战来看，当时的中国军政大员并非毫无眼光。
从1895年1月底到2月13日，威海卫的守军身处重围，连续十余日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军殊死奋战，屡挫敌锋。这支军队堪称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其中最重要的是李鸿章的外甥张文宣指挥的北洋护军。在李鸿章的北洋淮军中，有两支部队，无论情况多么危急，都从不调动，那是淮军最后的老底子——扼守大沽炮台的罗荣光部和扼守刘公岛的张文宣部。罗荣光扼守的是首都门户，张文宣驻防的是北洋水师的最后基地。
事实证明，他对这两支部队的布局是深谋远虑的，人选也是正确的。张文宣弹尽粮绝自杀殉国，刘公岛海军基地陷落，标志着中国海权和国防圈的丧失。五年后八国联军入侵，罗荣光在第二次大沽之战中战败自尽，首都北京随即失守。
当时中国不乏出色的人物。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同样是一个使敌军亦颇有敬意的优秀将领。
在现在的威海卫，有一艘按一比一比例复制的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装甲舰。当年的定远舰被称为“远东第一巨舰”。在这艘复制舰上，当年定远舰的风采依然可见一斑，连舱室内部的华丽装饰都没有走样。然而，熟悉海军传统的人走在这艘军舰上，不免会问：丁汝昌作为舰队司令，到定远舰上会住在哪里？
定远舰最豪华的舱室在尾部，包括考究的办公家具和一个宽敞的会客室。根据近代海军传统，在一艘军舰上，舰长永远最大，因此舰长有权利享受最好的舱室，哪怕是舰队司令来了，也只能住客房。而按照中国官场的习惯，丁汝昌是司令官，级别较低的定远舰管带（舰长）刘步蟾理当腾房，让长官住在这最豪华的房间里，否则就是跋扈，不懂规矩。
谜题就在这里，刘步蟾和丁汝昌，到底谁住这最好的房间呢？
这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背后还带有一点博弈的意味。北洋水师中，以刘步蟾为首的军官基本来自福建，大多曾在国外学习过海军技术。他们的影响使中国海军直到抗战结束都被称作“闽系海军”。而丁汝昌则是代表李鸿章“空降”而来的淮军宿将，陆军行武出身的海军将领。地域出身的不同，让“谁住定远舰最好的房间”成为一个带有权力斗争意味的符号。
从保留下来的资料来看，刘步蟾是一名才华出众、作战英勇的海军将领，他进入海军服务的时间比丁汝昌要早。在1874年6月日军对台湾发动侵略时，清廷急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祯率军赴台阻遏日军，一名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海军军官奉命前往台湾勘测港口及航道，圆满完成任务，引领中国海陆军完成增援行动。这个海军军官就是刘步蟾。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北洋水师的主要将领，包括林泰曾、邓世昌、林国祥、方伯谦等，几乎都在这次抗日保台之役中驾舰出击，参加了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成功卫护国家海权的军事行动。
刘步蟾此后因航海经验丰富、英文出色，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免试的资格直接上舰实习，回国后成为北洋水师右翼总兵，是这支舰队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如果不是因为缺乏实战经验和清军中有论资排辈的习惯，他本是北洋水师提督职务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不过，他也是一名很有性格的将领，甚至敢于当面顶撞李鸿章。
因此，丁汝昌当时的处境十分微妙——逼迫刘步蟾让出最好的舱室，无疑是不必要地激化和留洋闽系军官的矛盾；自己去住客房，那又很容易让观望者们认为他镇不住自己的部下。
到底丁汝昌住在哪个房间里呢？历史文献中的答案令人意想不到——丁汝昌到达北洋水师后，自称喜欢简朴随意的生活，所以长期没有到定远舰上居住，而是住在一艘木制的小军舰“操江”号上，甚至在“操江”号上设了一张罗汉床。
不动声色间化解危机，可见丁汝昌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睿智。
丁汝昌在刘公岛上的居所——丁公府，也是他自己出钱建造的，一派安徽农家风范。或许正是因为建造了这样一所房子，丁汝昌被闻风奏事的言官称为造屋出租牟利。实际上，丁汝昌住在这里，未必不是又一个为将的妙招。他正常情况下应该住在海军公所左侧的配套院落中的提督署，那是国家出钱为其建造的公馆。但是丁汝昌自己搬到丁公府住，把提督署的房子借给了那些没有这等待遇的管带、大副等海军军官居住。这一举动无疑会让以前没有共过事的部下对这位心宅宽厚的老提督大为归心。
外国人曾不以为然地看到丁汝昌和普通士兵下棋，在我国兵法中，这是善待卒伍。
在大东沟海战开始时，他没有躲进装甲指挥塔，而是站在露天的飞桥上，那是人人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在我国兵法中，这是身先士卒。
丁汝昌可谓把古人的为将之道做到了极致。
你还能说是败在人的腐朽无能上吗？
是输在学习先进技术时过于保守吗 又有人说是败在学习先进技术过于保守腐朽上。但审视历史，要说我们的先人在学习先进的东西上面不用心，也有些不公道。
1886年，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由数学家华蘅芳制造的中国第一只热气球正在准备试飞。谁也没有坐过这样东西，谁第一个上呢？当时观看热气球表演的有李鸿章、海军大臣奕寰以及很多其他官员。结果，两个军官首先登上了热气球，他们就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和定远舰的管带刘步蟾。他们携手升空数十丈，并以号音与地面联系，确定升降。
一国海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同乘一架航空器，今天属于严重的违规行为。但这也是中国军事人员第一次乘坐航空器上天。
此后，因为技术上还不具备实战能力，北洋水师把热气球作为一种“练胆”的训练工具。如果连热气球都不敢坐，说明不具备一个军官的胆量。
1886年，离飞机发明还有20年，中国已经有了航空兵。
购买军舰的时候也一样。1881年，丁汝昌率领的一队中国军人来到英国的纽卡斯尔，接收两艘在这里订造的巡洋舰——北洋水师最早的巡洋舰“超勇”号和“扬威”号。
接舰过程拖延了足足半年时间。并不是英国人有意拖延，而是这两艘军舰如此的先进，连英国海军也没有装备，其中的技术风险迫使英国工程师不得不反复调整设计。
这两艘军舰下水的时候，引来了世界的注意。今天看来，这两艘中国巡洋舰，从技术角度上说是世界上第一种近代化巡洋舰，可算是此后一个世纪各国巡洋舰的共同祖先。它们和此前的战舰有着颠覆式的不同：拥有当时罕见的首尾重炮炮塔、低矮的造型、强大的动力和狰狞的冲角，让世界耳目一新。而李鸿章还不满意，仍然逼着英国人再给中国巡洋舰装上一条舰载鱼雷艇。
中国人在那一次追赶世界的赛程中，瞄准的是最先进的技术。说他们保守腐朽，是不准确的。
中国最熟悉国际情况的官员跪在地上
文化，似乎是一个被忽略的因素。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中国在清末试图维新图强、接受近代化工业文明的努力中，与依托航海文明的海洋国家比如日本相比，有着天然的困难。
建立近代工业化社会的两大支柱是数字化和集体合作。没有数字化，即无法完成工业化批量制造；没有集体合作，则不可能摆脱手工作坊形态，构成分工车间化生产。
在航海文明中成长的人熟悉数字概念。因为他们出海后，每天的饮水、食粮等都要定量供应；航向相差一度，便可能与目的地失之交臂。一条海船不可能一个人开走，必须大家各司其职，并服从船长的统一指挥，这已和近代化工业生产的形态十分接近了。而农业文明中成长的人却非如此。
因此，这种文化悖异让中国当时对世界的追赶比日本的努力更加令人感动，因为中国人在追求近代化变革的时候，其克服自身文化弱点的努力是惊人的。
到英国接舰的水兵们，大多是胶东的农家子弟，却仅仅三个月便掌握了专业英语的使用——北洋水师的舰上口令都是使用英语的。中国方面拒绝了英方代为驾驶的好意，最终靠自己的力量将两艘最先进的巡洋舰开回国，最大限度地锻炼了队伍。其间丁汝昌亲自查海图定船位，体现了海军素养方面的快速进步。而这位骑兵出身的海军将领学习海军知识的时候已经43岁了。
正是由于这种努力，中国和日本19世纪后期在朝鲜半岛先后交锋三次：第一次是1882年的壬午之变（朝鲜发生兵变，日本乘机入侵朝鲜），第二次是1884年的甲申之变（朝鲜改革派发动政变，获日本支持，日本出兵朝鲜），第三次是1894年的甲午之战。这三次交锋中，前两次中国都取得了优势。而这两次胜利正是源于中国依托维新图强观念建立的北洋水师掌握了东亚的制海权。
有一个传说是因为慈禧修颐和园让中国在甲午战争打了败仗。我以为这观点是有道理的，但不完全在她花钱和奢侈。
慈禧在清末执掌国政数十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昏庸妇人。颐和园保留了一条“永和”号火轮船，便是当时在昆明湖中为慈禧拖带画舫的。据瑾妃身边的太监回忆，因为使用太监开火轮船，结果第一次用就把船开上了浅滩。然而慈禧并没有发怒，而是平静地下了船，只是要太监写一个报告来，说明怎么会把船开上了滩。
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任前面辞，对慈禧发牢骚，说自己去英国，总会被人骂作汉奸的。慈禧对他说，像英法联军烧了我们圆明园这样的事，“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 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这份开明，也体现在办海军上。在北洋水师建立的过程中，慈禧不但颇多支持，而且还有过颇为英明的决断。福州船政大臣裴荫森曾上书：由船政自行设计建造一艘铁甲巡洋舰。当时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朝臣对此一片反对，认为中国尚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属于拔苗助长，必然不能成功。只有慈禧仔细看过奏折后，批示同意，并表示此船即便造坏了也不要紧，只当是让中国自己培养的工程人员练习了。这艘船最终造成了，就是北洋水师惟一的国产主力战舰——“平远”号。
日本国际记者的先驱田原桢次郎，在1908年写过一部名为《清国西太后》的书，记录了自己对慈禧的看法和当时的逸事。他记载慈禧极有外交手段。义和团事变后各国都对清政府充满疑虑，慈禧便主动邀请各国公使的夫人孩子到宫中做客玩耍，通过夫人外交恢复形象，这一做法十分有效。她甚至会主动送给孩子礼物，与夫人们坐在一起照相，显得十分开明。
然而，就在这段记述中，田原记下了一个可能自己都没有留意的情节——在一次这样的外交活动中，慈禧和夫人们讨论问题，一名中国官员始终跪在地上，随时接受慈禧关于外国情况的咨询，这个人是“清国驻英公使”。
和外国公使的夫人们可以平起平坐，而中国最熟悉国际情况的官员却要一直跪在地上，这似乎让我们隐约抓到了一点甲午战败的深层原因。
为什么回国后就要重穿长袍马褂
如果对比一下北洋水师留学人员和日本留学人员的照片，或许这个深层原因更加呼之欲出。 在英国，刘步蟾比日本派出留学的东乡平八郎更像一名军人。人们多以为两人是同学，其实刘步蟾是免试进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并且直接上舰实习；东乡平八郎则是走投无路，无奈进入商船学校学习。连伊藤博文都是考不上格林威治海军学院，黯然而归的。从当时对于工业文明的理解和成就上看，刘步蟾都远胜伊藤博文和东乡平八郎。
但是，从他们各自回国之后的照片上看，东乡平八郎依然是欧式服饰，而刘步蟾却是长袍加上大辫子。我们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
与清朝外交官被派到国外时的痛苦相对，在1871年日本第一支访美团队岩仓代表团的照片上，人人志得意满，伊藤博文等人身穿西装，只有主席岩仓具视保留了日本的服饰，但脚上也换了一双皮鞋。
日本新兴的维新阵营对导致日本落后的旧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理智的批判，并利用已有的地位和权力，全力推动这种变革。理想变成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行动，变成了全民族上下一心的整体合力。而中国的改革者并不被社会认同，必须脱掉“蛮夷”的西服，穿回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帽，才能为人所接受，才有机会实施所需改革。这种犹豫在变革图强的道路上造成中国逐渐落后，在军备竞赛中则自动退出。背负着历史的包袱，中国的改革者，困难要大得多。
即便是变革的支持者，也会出现极大的迷惘。慈禧，不时表现出她的开明，但是，在她的观念中，自己是在被英法联军追着跑，无法关闭国门，才不得不求新、求变的。所以，促成变革的理由，是敌人有的我们也要有，要学它们的坚船利炮，进行近代化军事改革。
社会变革初起的时候，因为门已经被砸开了，此时保守派是很少的，所以大家在推进变革上很少有争议。但是，当这种变革取得了一定成就，领导者会失去前进的方向感。比如慈禧，她那时就必须做出高难度的反思，在以下两个选项中作出选择：
第一个，既然变革的目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专门对付外国人的，把外国人赶走后我们关起门来继续修园子，继续皇帝奴才的故事。
第二个，坚持维新发展，让国家富强，让国民分享发展中产生的红利，与政府产生共同利益。这样，人民才会萌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具备战争和平时与政府共进退的可能性。
实际历史中，慈禧选择的显然是修订版的第一项，也就是我们有了北洋水师，就可以关门了，中国的维新自强就走到尽头了——我们打造了一条比原来更坚固的墙了。现在我可以去修园子了。最大限度是对外国人用洋办法，对本国人用老办法，一朝两制，区别对待而已。其实，危机就在此时出现。这个在心中修的园子，比在昆明湖修的园子对国家的影响要更大些吧。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大块头在自传中描述了甲午战争爆发后自己作为算作精锐的保定府练军开赴大沽口御敌时的情景——“军队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忽然看见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太太，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嚎，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在不明底蕴的人看了，一定会以为是谁家大出殡，所以惊动这么些人来哭送。决想不到这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往大沽口警备，去抵御敌人，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光耀。原来他们只想着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人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复回的。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
这个大块头，就是后来民国著名的基督将军——冯玉祥。
正因如此军心，战斗开始以前，中日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了。这正是大谷正教授所说的：中国的民众不知道战争为何而打。
这可能是所有变革中需要经历的瓶颈期。而日本在中国改革正是瓶颈期的时候发动了甲午战争。所以中国损失极为惨重，丢失的不仅是财富，而且是机会。这是令历史扼腕的痛事。
（作者为旅日学者）
应该说，大谷正先生的这一观点颇值深思。
在19世纪的最后30余年间，亚洲各国都在沉沦之际，只有中国和日本变法图强，双双做出试图重返世界强国之林的卓越努力。一方是洋务运动，一方是明治维新，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两国的崛起已经具备基础。此时爆发的甲午战争成为了一场针对双方的考试，决定着两个国家的命运。
战争正爆发在中国仿佛蝉在蜕皮过程中那最软弱的时刻。这沉重打在中国自强运动腰眼上的一击，让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顿遭重挫。
是败在人的腐朽无能吗
这一仗，输在哪里？
有人说是败在人的腐朽无能上。但从那场让北洋水师遭到覆灭的威海卫之战来看，当时的中国军政大员并非毫无眼光。
从1895年1月底到2月13日，威海卫的守军身处重围，连续十余日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军殊死奋战，屡挫敌锋。这支军队堪称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其中最重要的是李鸿章的外甥张文宣指挥的北洋护军。在李鸿章的北洋淮军中，有两支部队，无论情况多么危急，都从不调动，那是淮军最后的老底子——扼守大沽炮台的罗荣光部和扼守刘公岛的张文宣部。罗荣光扼守的是首都门户，张文宣驻防的是北洋水师的最后基地。
事实证明，他对这两支部队的布局是深谋远虑的，人选也是正确的。张文宣弹尽粮绝自杀殉国，刘公岛海军基地陷落，标志着中国海权和国防圈的丧失。五年后八国联军入侵，罗荣光在第二次大沽之战中战败自尽，首都北京随即失守。
当时中国不乏出色的人物。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同样是一个使敌军亦颇有敬意的优秀将领。
在现在的威海卫，有一艘按一比一比例复制的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装甲舰。当年的定远舰被称为“远东第一巨舰”。在这艘复制舰上，当年定远舰的风采依然可见一斑，连舱室内部的华丽装饰都没有走样。然而，熟悉海军传统的人走在这艘军舰上，不免会问：丁汝昌作为舰队司令，到定远舰上会住在哪里？
定远舰最豪华的舱室在尾部，包括考究的办公家具和一个宽敞的会客室。根据近代海军传统，在一艘军舰上，舰长永远最大，因此舰长有权利享受最好的舱室，哪怕是舰队司令来了，也只能住客房。而按照中国官场的习惯，丁汝昌是司令官，级别较低的定远舰管带（舰长）刘步蟾理当腾房，让长官住在这最豪华的房间里，否则就是跋扈，不懂规矩。
谜题就在这里，刘步蟾和丁汝昌，到底谁住这最好的房间呢？
这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背后还带有一点博弈的意味。北洋水师中，以刘步蟾为首的军官基本来自福建，大多曾在国外学习过海军技术。他们的影响使中国海军直到抗战结束都被称作“闽系海军”。而丁汝昌则是代表李鸿章“空降”而来的淮军宿将，陆军行武出身的海军将领。地域出身的不同，让“谁住定远舰最好的房间”成为一个带有权力斗争意味的符号。
从保留下来的资料来看，刘步蟾是一名才华出众、作战英勇的海军将领，他进入海军服务的时间比丁汝昌要早。在1874年6月日军对台湾发动侵略时，清廷急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祯率军赴台阻遏日军，一名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海军军官奉命前往台湾勘测港口及航道，圆满完成任务，引领中国海陆军完成增援行动。这个海军军官就是刘步蟾。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北洋水师的主要将领，包括林泰曾、邓世昌、林国祥、方伯谦等，几乎都在这次抗日保台之役中驾舰出击，参加了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成功卫护国家海权的军事行动。
刘步蟾此后因航海经验丰富、英文出色，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免试的资格直接上舰实习，回国后成为北洋水师右翼总兵，是这支舰队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如果不是因为缺乏实战经验和清军中有论资排辈的习惯，他本是北洋水师提督职务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不过，他也是一名很有性格的将领，甚至敢于当面顶撞李鸿章。
因此，丁汝昌当时的处境十分微妙——逼迫刘步蟾让出最好的舱室，无疑是不必要地激化和留洋闽系军官的矛盾；自己去住客房，那又很容易让观望者们认为他镇不住自己的部下。
到底丁汝昌住在哪个房间里呢？历史文献中的答案令人意想不到——丁汝昌到达北洋水师后，自称喜欢简朴随意的生活，所以长期没有到定远舰上居住，而是住在一艘木制的小军舰“操江”号上，甚至在“操江”号上设了一张罗汉床。
不动声色间化解危机，可见丁汝昌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睿智。
丁汝昌在刘公岛上的居所——丁公府，也是他自己出钱建造的，一派安徽农家风范。或许正是因为建造了这样一所房子，丁汝昌被闻风奏事的言官称为造屋出租牟利。实际上，丁汝昌住在这里，未必不是又一个为将的妙招。他正常情况下应该住在海军公所左侧的配套院落中的提督署，那是国家出钱为其建造的公馆。但是丁汝昌自己搬到丁公府住，把提督署的房子借给了那些没有这等待遇的管带、大副等海军军官居住。这一举动无疑会让以前没有共过事的部下对这位心宅宽厚的老提督大为归心。
外国人曾不以为然地看到丁汝昌和普通士兵下棋，在我国兵法中，这是善待卒伍。
在大东沟海战开始时，他没有躲进装甲指挥塔，而是站在露天的飞桥上，那是人人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在我国兵法中，这是身先士卒。
丁汝昌可谓把古人的为将之道做到了极致。
你还能说是败在人的腐朽无能上吗？
是输在学习先进技术时过于保守吗 又有人说是败在学习先进技术过于保守腐朽上。但审视历史，要说我们的先人在学习先进的东西上面不用心，也有些不公道。
1886年，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由数学家华蘅芳制造的中国第一只热气球正在准备试飞。谁也没有坐过这样东西，谁第一个上呢？当时观看热气球表演的有李鸿章、海军大臣奕寰以及很多其他官员。结果，两个军官首先登上了热气球，他们就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和定远舰的管带刘步蟾。他们携手升空数十丈，并以号音与地面联系，确定升降。
一国海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同乘一架航空器，今天属于严重的违规行为。但这也是中国军事人员第一次乘坐航空器上天。
此后，因为技术上还不具备实战能力，北洋水师把热气球作为一种“练胆”的训练工具。如果连热气球都不敢坐，说明不具备一个军官的胆量。
1886年，离飞机发明还有20年，中国已经有了航空兵。
购买军舰的时候也一样。1881年，丁汝昌率领的一队中国军人来到英国的纽卡斯尔，接收两艘在这里订造的巡洋舰——北洋水师最早的巡洋舰“超勇”号和“扬威”号。
接舰过程拖延了足足半年时间。并不是英国人有意拖延，而是这两艘军舰如此的先进，连英国海军也没有装备，其中的技术风险迫使英国工程师不得不反复调整设计。
这两艘军舰下水的时候，引来了世界的注意。今天看来，这两艘中国巡洋舰，从技术角度上说是世界上第一种近代化巡洋舰，可算是此后一个世纪各国巡洋舰的共同祖先。它们和此前的战舰有着颠覆式的不同：拥有当时罕见的首尾重炮炮塔、低矮的造型、强大的动力和狰狞的冲角，让世界耳目一新。而李鸿章还不满意，仍然逼着英国人再给中国巡洋舰装上一条舰载鱼雷艇。
中国人在那一次追赶世界的赛程中，瞄准的是最先进的技术。说他们保守腐朽，是不准确的。
中国最熟悉国际情况的官员跪在地上
文化，似乎是一个被忽略的因素。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中国在清末试图维新图强、接受近代化工业文明的努力中，与依托航海文明的海洋国家比如日本相比，有着天然的困难。
建立近代工业化社会的两大支柱是数字化和集体合作。没有数字化，即无法完成工业化批量制造；没有集体合作，则不可能摆脱手工作坊形态，构成分工车间化生产。
在航海文明中成长的人熟悉数字概念。因为他们出海后，每天的饮水、食粮等都要定量供应；航向相差一度，便可能与目的地失之交臂。一条海船不可能一个人开走，必须大家各司其职，并服从船长的统一指挥，这已和近代化工业生产的形态十分接近了。而农业文明中成长的人却非如此。
因此，这种文化悖异让中国当时对世界的追赶比日本的努力更加令人感动，因为中国人在追求近代化变革的时候，其克服自身文化弱点的努力是惊人的。
到英国接舰的水兵们，大多是胶东的农家子弟，却仅仅三个月便掌握了专业英语的使用——北洋水师的舰上口令都是使用英语的。中国方面拒绝了英方代为驾驶的好意，最终靠自己的力量将两艘最先进的巡洋舰开回国，最大限度地锻炼了队伍。其间丁汝昌亲自查海图定船位，体现了海军素养方面的快速进步。而这位骑兵出身的海军将领学习海军知识的时候已经43岁了。
正是由于这种努力，中国和日本19世纪后期在朝鲜半岛先后交锋三次：第一次是1882年的壬午之变（朝鲜发生兵变，日本乘机入侵朝鲜），第二次是1884年的甲申之变（朝鲜改革派发动政变，获日本支持，日本出兵朝鲜），第三次是1894年的甲午之战。这三次交锋中，前两次中国都取得了优势。而这两次胜利正是源于中国依托维新图强观念建立的北洋水师掌握了东亚的制海权。
有一个传说是因为慈禧修颐和园让中国在甲午战争打了败仗。我以为这观点是有道理的，但不完全在她花钱和奢侈。
慈禧在清末执掌国政数十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昏庸妇人。颐和园保留了一条“永和”号火轮船，便是当时在昆明湖中为慈禧拖带画舫的。据瑾妃身边的太监回忆，因为使用太监开火轮船，结果第一次用就把船开上了浅滩。然而慈禧并没有发怒，而是平静地下了船，只是要太监写一个报告来，说明怎么会把船开上了滩。
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任前面辞，对慈禧发牢骚，说自己去英国，总会被人骂作汉奸的。慈禧对他说，像英法联军烧了我们圆明园这样的事，“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 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这份开明，也体现在办海军上。在北洋水师建立的过程中，慈禧不但颇多支持，而且还有过颇为英明的决断。福州船政大臣裴荫森曾上书：由船政自行设计建造一艘铁甲巡洋舰。当时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朝臣对此一片反对，认为中国尚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属于拔苗助长，必然不能成功。只有慈禧仔细看过奏折后，批示同意，并表示此船即便造坏了也不要紧，只当是让中国自己培养的工程人员练习了。这艘船最终造成了，就是北洋水师惟一的国产主力战舰——“平远”号。
日本国际记者的先驱田原桢次郎，在1908年写过一部名为《清国西太后》的书，记录了自己对慈禧的看法和当时的逸事。他记载慈禧极有外交手段。义和团事变后各国都对清政府充满疑虑，慈禧便主动邀请各国公使的夫人孩子到宫中做客玩耍，通过夫人外交恢复形象，这一做法十分有效。她甚至会主动送给孩子礼物，与夫人们坐在一起照相，显得十分开明。
然而，就在这段记述中，田原记下了一个可能自己都没有留意的情节——在一次这样的外交活动中，慈禧和夫人们讨论问题，一名中国官员始终跪在地上，随时接受慈禧关于外国情况的咨询，这个人是“清国驻英公使”。
和外国公使的夫人们可以平起平坐，而中国最熟悉国际情况的官员却要一直跪在地上，这似乎让我们隐约抓到了一点甲午战败的深层原因。
为什么回国后就要重穿长袍马褂
如果对比一下北洋水师留学人员和日本留学人员的照片，或许这个深层原因更加呼之欲出。 在英国，刘步蟾比日本派出留学的东乡平八郎更像一名军人。人们多以为两人是同学，其实刘步蟾是免试进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并且直接上舰实习；东乡平八郎则是走投无路，无奈进入商船学校学习。连伊藤博文都是考不上格林威治海军学院，黯然而归的。从当时对于工业文明的理解和成就上看，刘步蟾都远胜伊藤博文和东乡平八郎。
但是，从他们各自回国之后的照片上看，东乡平八郎依然是欧式服饰，而刘步蟾却是长袍加上大辫子。我们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
与清朝外交官被派到国外时的痛苦相对，在1871年日本第一支访美团队岩仓代表团的照片上，人人志得意满，伊藤博文等人身穿西装，只有主席岩仓具视保留了日本的服饰，但脚上也换了一双皮鞋。
日本新兴的维新阵营对导致日本落后的旧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理智的批判，并利用已有的地位和权力，全力推动这种变革。理想变成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行动，变成了全民族上下一心的整体合力。而中国的改革者并不被社会认同，必须脱掉“蛮夷”的西服，穿回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帽，才能为人所接受，才有机会实施所需改革。这种犹豫在变革图强的道路上造成中国逐渐落后，在军备竞赛中则自动退出。背负着历史的包袱，中国的改革者，困难要大得多。
即便是变革的支持者，也会出现极大的迷惘。慈禧，不时表现出她的开明，但是，在她的观念中，自己是在被英法联军追着跑，无法关闭国门，才不得不求新、求变的。所以，促成变革的理由，是敌人有的我们也要有，要学它们的坚船利炮，进行近代化军事改革。
社会变革初起的时候，因为门已经被砸开了，此时保守派是很少的，所以大家在推进变革上很少有争议。但是，当这种变革取得了一定成就，领导者会失去前进的方向感。比如慈禧，她那时就必须做出高难度的反思，在以下两个选项中作出选择：
第一个，既然变革的目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专门对付外国人的，把外国人赶走后我们关起门来继续修园子，继续皇帝奴才的故事。
第二个，坚持维新发展，让国家富强，让国民分享发展中产生的红利，与政府产生共同利益。这样，人民才会萌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具备战争和平时与政府共进退的可能性。
实际历史中，慈禧选择的显然是修订版的第一项，也就是我们有了北洋水师，就可以关门了，中国的维新自强就走到尽头了——我们打造了一条比原来更坚固的墙了。现在我可以去修园子了。最大限度是对外国人用洋办法，对本国人用老办法，一朝两制，区别对待而已。其实，危机就在此时出现。这个在心中修的园子，比在昆明湖修的园子对国家的影响要更大些吧。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大块头在自传中描述了甲午战争爆发后自己作为算作精锐的保定府练军开赴大沽口御敌时的情景——“军队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忽然看见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太太，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嚎，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在不明底蕴的人看了，一定会以为是谁家大出殡，所以惊动这么些人来哭送。决想不到这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往大沽口警备，去抵御敌人，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光耀。原来他们只想着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人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复回的。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
这个大块头，就是后来民国著名的基督将军——冯玉祥。
正因如此军心，战斗开始以前，中日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了。这正是大谷正教授所说的：中国的民众不知道战争为何而打。
这可能是所有变革中需要经历的瓶颈期。而日本在中国改革正是瓶颈期的时候发动了甲午战争。所以中国损失极为惨重，丢失的不仅是财富，而且是机会。这是令历史扼腕的痛事。
（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