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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之德即：仁、义、礼、智、信。经商之道讲：天(时机)、地(政策、资源)、人(员工)、将(人才)、法(管理)。如何将五常之德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大道?如何使经营企业的成本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悄然走低?《论语》所言的千年智慧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是否能够曲径通幽?让我们来一同探讨。
司马光家训中有一句话：“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当今中国众多民营资本中，存在比重不小的家族企业，很多在位的企业当家人都在思量如何让家业万代长青?同时，在隐然中都在担忧“富不过三代”的谶语是否会真实应验。该如何抉择，才能如理如法，永葆基业呢?
人有生命，家族有生命，企业亦有生命。虽然生命形态不同，但却都有共同的规律：生长、壮大、衰老、死亡。如何使生命更长久?就看生命体本身是否得“道”?基于此，企业亦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生命长久的根本使然，也是企业兴旺发达的不二法则。
近代企业，以福特汽车为例。他的发展历程正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真实写照。创始人福特先生的远见卓识奠定了福特汽车基业长青的根基。他建成了世界工业领域首条流水线，并以追求大量生产方式的根本动机为人类缔造福祉，改善大家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贪婪地赚取暴利。提高工人的薪资，最低日薪5美元——几乎两倍于当时的最低日薪。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建立8小时工作制，使员工享受到家庭的天伦之乐。他说道：“我认为我们的汽车不应该赚这么惊人的利润，合理的利润完全正确，但不能太高。因为这样可以使更多的人享受使用汽车的乐趣，还可以使更多的人就业，得到不错的工资。这是我一生的两个目标。”福特先生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们依然有重要的启迪。也正是由于福特先生的思想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才会有今天的百年福特。福特先生的一言一行，无不忠实践行及诠释着“仁”的终极意义。“仁者”爱人。爱亲人，爱家庭，爱同事，爱国家。我们生活在爱人与被爱的环境与氛围中，岗位为我们提供了爱的条件，岗位是由企业所提供，企业依赖于我们的国家而生存。国家存在于我们的生态环境中。而最根本的，就是爱我们的父母。是谓“孝、悌、忠、信”。“孝”乃做人之根本。我们的生命从孕育开始到成长壮大，是父母心血汗水养成，父母对儿女的恩德最大。《父母恩重难报经》中讲：“第一、怀胎守护恩；第二、临产受苦恩；第三、生子忘忧恩；第四、咽苦吐甘恩；第五、回干就湿恩；第六、哺乳养育思；第七、洗濯不净恩；第八、远行忆念恩；第九、深加体恤恩；第十、究竟怜愍恩。”
很多企业非常注重员工的培训。动辄花费巨资，在技能、心态、素质等各个方面培训员工。但却忽略了最根本的教育。犹如《大学》所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很多做法，本末倒置，事倍功半。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没有唤醒员工心中“仁”的善因，我曾经给一家大型集团公司做过两天两夜的高端培训，前来受训的人员，都是这家公司的中高层，我问大家，有谁读过《弟子规》?五十多人，居然一个也没有。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建议诸位企业家在企业员工中，开展《弟子规》的学习教育。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训蒙文，如果你的企业员工，哪怕能做到《弟子规》所讲述的十分之一的内容，我相信你的企业一定会大不一样。这次过年回家，我的几位员工平生第一次给自己的父母磕头，他们的父母泪流满面。很多人逢庙就进，遇佛就拜，一注高香，遍洒千金。但是对自己的父母又尽到多少孝道呢?很多人也许会说，我给父母买了大房子，也给了很多钱?难道这些就是父母所要的吗?如果现在到大街上，随机问一百个人，有多少人给自己的生身父母磕过头，我想可能寥寥无几。父母就是佛啊!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顶礼膜拜过，还奢谈什么冠冕堂皇的孝道?
净空老法师曾经说过，现在是到了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时候了，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一个人信仰的缺失，直接导致的就是他内心深处没有敬畏。一家企业纵使有非常完善和先进的管理制度和行业规范，如若企业里的员工心中没有敬畏，一切都是枉然。由此可见，“仁”之于企业发展所具有的作用及存在的普世价值，而彰显“仁”道，请从“孝”先，、
桃园三结义，千古传诵关云长大义参天，后人敬仰。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更应该学习古人的这种义气精神并推而广之。舍小利而求团队集体企业大利，以期达到个体与团体的双赢。
“义”乃正义、大义。“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指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凡是功勋卓著、业绩辉煌的企业家，都非常注重“义”在企业行为中的作用和效果，把“义”视为企业精神支柱的主要方面，既谈赚钱又讲友谊，既注重经济效益，又重社会效益，对内对外都应有“江湖义一桩”，是其义。在当今商海中，既要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又要注重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儒家并不一概地反对利，它强调的是要先义后利、见利恩义、以义求利，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坚决反对的是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甚至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在儒家看来，管理者的职责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确立“义利合一”的办企方针，这才是企业制胜的策略正如孔子所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就是这个道理。现代企业经营者可以把“义以生利”的思想转化成一种经营理念，在管理企业的活动中，就是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制约物质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价值认识上的“见利思义”，行为准则上的“取之有义”，实际效果上的“先义后利”，以及价值评判上的“义利合一”。这是儒家伦理思想在管理活动中的表现形式和基本原则。
“礼”就是礼节、规范、准则、标准等，倡导“礼”，实行礼治
女，何做到有“礼”?孔子说，首先要“正名”，也就是让名实相符，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引申开来也就是说，什幺身份的人就要有什么样子。所以，实行“礼”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住友公司的总理事小仓恒就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就是人人尽本分、尽职责。”
儒家主张通过教育达到“礼”。在企业实行礼治，也应重视通过培训让员工掌握有关的规范、标准，促使员工学会系统思考和整体分析，发挥自身潜力，改善工作状态；通过建立共同目标和学习型组织，增强企业的规范执行能力、创新能力、克服和超越分裂的能力。惠普公司在裁员时就做到了礼遇被裁人员：走之前要联欢，让被裁者带着笑容离开；离职时得到的比预期的多，被裁者不仅会拿到一笔奖金，还可能获得期权；被裁员工的意见会被记录下来，反馈到公司决策委员会；裁员是斜着切，每一级都有人被 裁，让大家都觉得公平；许多被裁者后来又重新应聘进公司；走人前给员工一个月时间，工资照发，可以去找工作，不来上班；还请来心理师、健康师以防发生意外；请来猎头公司，告知本行业哪些公司正需要有关人才。儒家还主张以“礼”达到“和”，最终建立和谐社会、大同社会。
关于“和”，我们应当学习日本人。日本最早的宪法第一条就是“和为贵”。他们也自称为“大和”民族，处处强调和谐、和睦，他们的企业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法人相互持股，企业之间组成“经理委员会”或“经理俱乐部”，协调产业政策和市场战略。日本大企业讲究终身雇佣，有年功序列制度，注重工会之劳资和谐——劳方成员升为科长以后脱离工会，成为资方的一员，所以，资方成员大多来自于劳方。由此，日本的职工与企业、劳资关系得以“和亲一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智”就是智慧、谋略，所谓“富者必用奇胜”。《孙子兵法》中提出“以正合，以奇肚”，“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而击虚”，战国时的魏国宰相、商祖白圭认为商人必须反应迅速，“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司马迁称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里的不与人趋、逆向操作就是智慧的表现。春秋战国时代的另外两个大商人计然、范蠡(陶朱公)也是智慧的化身，他们提出了“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反向思维模式，同时善于预测物价，所谓“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凸显了中国式的辨证逻辑。
经商也要出奇制胜。台湾商人在中东卖雨水；日本西铁城用飞机空投手表做广告；茅台酒厂在世界博览会上故意打碎瓶子，让酒香飘散；美国商人雷诺兹信奉厚利多销，把圆珠笔改名“原子笔”以迎合原子弹热潮，笔的价格从0.5美元升为12.5美元，反而更加畅销；SONY公司在创立之初提出“间隙理论”，沿缝隙发展，开发别人忽视的商品。这些都是出奇制胜的范例。
在企业管理中是需要高度智慧的，毛泽东说过：领导者的责任不外是用人和出主意两类，不论是“用人”和“出主意”都需要智慧。所以，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深知“得才者昌，失才者亡”和“黄金累千，不如一贤”的道理，把选人任贤和知人善任看成是企业管理者最主要的奉事之一，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经营成败的重要标准。
“信”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之一，泛指诚实不欺、讲信用的品德。讲信用、守诺言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孔子的名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取信于民，企业就会稳定发展；失信于民，企业就难于有立足之地，甚至出现危机。“信”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就是信誉。“人无信不立”，若将“人”视为一个“集合”，就是不同类型的组织，信誉对于任何组织而言都是立业的根本。因此，企业的信誉和形象就变得比产品和价格更重要。在市场经济法则中，由于合同具有不完全性，诚信就成为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在商海中，必须恪守信誉第一、用户至上、不欺诈、不做假冒伪劣等原则，商道方可久远。
如今的商海，消费者伫立其中，地位日渐凸升。时代要求现代企业向消费者看齐，征服客户，必须先征服顾客的感情，在变幻莫测的商战中，“信誉第一、宾客至上”已成为市场竞争的一个战略武器，具有强大的威力和辐射力。关键在于：如何用“心”去经营。心善则信正，正信的力量犹如金刚，可使企业之航船。游刃于诡谲，而挺立于潮头。
以上所言五常之德，管中窥豹。恕篇幅所限，止言于此。时值万物萌动，春已归来，袅袅春幢。愿我们心生感恩，崇德兴仁，务修礼让，无有劳怨，各得其所。在欣欣然中，尊崇天道，因天之序。和舍安泰，贞下起元。
司马光家训中有一句话：“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当今中国众多民营资本中，存在比重不小的家族企业，很多在位的企业当家人都在思量如何让家业万代长青?同时，在隐然中都在担忧“富不过三代”的谶语是否会真实应验。该如何抉择，才能如理如法，永葆基业呢?
人有生命，家族有生命，企业亦有生命。虽然生命形态不同，但却都有共同的规律：生长、壮大、衰老、死亡。如何使生命更长久?就看生命体本身是否得“道”?基于此，企业亦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生命长久的根本使然，也是企业兴旺发达的不二法则。
近代企业，以福特汽车为例。他的发展历程正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真实写照。创始人福特先生的远见卓识奠定了福特汽车基业长青的根基。他建成了世界工业领域首条流水线，并以追求大量生产方式的根本动机为人类缔造福祉，改善大家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贪婪地赚取暴利。提高工人的薪资，最低日薪5美元——几乎两倍于当时的最低日薪。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建立8小时工作制，使员工享受到家庭的天伦之乐。他说道：“我认为我们的汽车不应该赚这么惊人的利润，合理的利润完全正确，但不能太高。因为这样可以使更多的人享受使用汽车的乐趣，还可以使更多的人就业，得到不错的工资。这是我一生的两个目标。”福特先生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们依然有重要的启迪。也正是由于福特先生的思想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才会有今天的百年福特。福特先生的一言一行，无不忠实践行及诠释着“仁”的终极意义。“仁者”爱人。爱亲人，爱家庭，爱同事，爱国家。我们生活在爱人与被爱的环境与氛围中，岗位为我们提供了爱的条件，岗位是由企业所提供，企业依赖于我们的国家而生存。国家存在于我们的生态环境中。而最根本的，就是爱我们的父母。是谓“孝、悌、忠、信”。“孝”乃做人之根本。我们的生命从孕育开始到成长壮大，是父母心血汗水养成，父母对儿女的恩德最大。《父母恩重难报经》中讲：“第一、怀胎守护恩；第二、临产受苦恩；第三、生子忘忧恩；第四、咽苦吐甘恩；第五、回干就湿恩；第六、哺乳养育思；第七、洗濯不净恩；第八、远行忆念恩；第九、深加体恤恩；第十、究竟怜愍恩。”
很多企业非常注重员工的培训。动辄花费巨资，在技能、心态、素质等各个方面培训员工。但却忽略了最根本的教育。犹如《大学》所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很多做法，本末倒置，事倍功半。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没有唤醒员工心中“仁”的善因，我曾经给一家大型集团公司做过两天两夜的高端培训，前来受训的人员，都是这家公司的中高层，我问大家，有谁读过《弟子规》?五十多人，居然一个也没有。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建议诸位企业家在企业员工中，开展《弟子规》的学习教育。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训蒙文，如果你的企业员工，哪怕能做到《弟子规》所讲述的十分之一的内容，我相信你的企业一定会大不一样。这次过年回家，我的几位员工平生第一次给自己的父母磕头，他们的父母泪流满面。很多人逢庙就进，遇佛就拜，一注高香，遍洒千金。但是对自己的父母又尽到多少孝道呢?很多人也许会说，我给父母买了大房子，也给了很多钱?难道这些就是父母所要的吗?如果现在到大街上，随机问一百个人，有多少人给自己的生身父母磕过头，我想可能寥寥无几。父母就是佛啊!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顶礼膜拜过，还奢谈什么冠冕堂皇的孝道?
净空老法师曾经说过，现在是到了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时候了，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一个人信仰的缺失，直接导致的就是他内心深处没有敬畏。一家企业纵使有非常完善和先进的管理制度和行业规范，如若企业里的员工心中没有敬畏，一切都是枉然。由此可见，“仁”之于企业发展所具有的作用及存在的普世价值，而彰显“仁”道，请从“孝”先，、
桃园三结义，千古传诵关云长大义参天，后人敬仰。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更应该学习古人的这种义气精神并推而广之。舍小利而求团队集体企业大利，以期达到个体与团体的双赢。
“义”乃正义、大义。“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指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凡是功勋卓著、业绩辉煌的企业家，都非常注重“义”在企业行为中的作用和效果，把“义”视为企业精神支柱的主要方面，既谈赚钱又讲友谊，既注重经济效益，又重社会效益，对内对外都应有“江湖义一桩”，是其义。在当今商海中，既要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又要注重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儒家并不一概地反对利，它强调的是要先义后利、见利恩义、以义求利，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坚决反对的是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甚至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在儒家看来，管理者的职责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确立“义利合一”的办企方针，这才是企业制胜的策略正如孔子所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就是这个道理。现代企业经营者可以把“义以生利”的思想转化成一种经营理念，在管理企业的活动中，就是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制约物质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价值认识上的“见利思义”，行为准则上的“取之有义”，实际效果上的“先义后利”，以及价值评判上的“义利合一”。这是儒家伦理思想在管理活动中的表现形式和基本原则。
“礼”就是礼节、规范、准则、标准等，倡导“礼”，实行礼治
女，何做到有“礼”?孔子说，首先要“正名”，也就是让名实相符，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引申开来也就是说，什幺身份的人就要有什么样子。所以，实行“礼”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住友公司的总理事小仓恒就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就是人人尽本分、尽职责。”
儒家主张通过教育达到“礼”。在企业实行礼治，也应重视通过培训让员工掌握有关的规范、标准，促使员工学会系统思考和整体分析，发挥自身潜力，改善工作状态；通过建立共同目标和学习型组织，增强企业的规范执行能力、创新能力、克服和超越分裂的能力。惠普公司在裁员时就做到了礼遇被裁人员：走之前要联欢，让被裁者带着笑容离开；离职时得到的比预期的多，被裁者不仅会拿到一笔奖金，还可能获得期权；被裁员工的意见会被记录下来，反馈到公司决策委员会；裁员是斜着切，每一级都有人被 裁，让大家都觉得公平；许多被裁者后来又重新应聘进公司；走人前给员工一个月时间，工资照发，可以去找工作，不来上班；还请来心理师、健康师以防发生意外；请来猎头公司，告知本行业哪些公司正需要有关人才。儒家还主张以“礼”达到“和”，最终建立和谐社会、大同社会。
关于“和”，我们应当学习日本人。日本最早的宪法第一条就是“和为贵”。他们也自称为“大和”民族，处处强调和谐、和睦，他们的企业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法人相互持股，企业之间组成“经理委员会”或“经理俱乐部”，协调产业政策和市场战略。日本大企业讲究终身雇佣，有年功序列制度，注重工会之劳资和谐——劳方成员升为科长以后脱离工会，成为资方的一员，所以，资方成员大多来自于劳方。由此，日本的职工与企业、劳资关系得以“和亲一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智”就是智慧、谋略，所谓“富者必用奇胜”。《孙子兵法》中提出“以正合，以奇肚”，“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而击虚”，战国时的魏国宰相、商祖白圭认为商人必须反应迅速，“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司马迁称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里的不与人趋、逆向操作就是智慧的表现。春秋战国时代的另外两个大商人计然、范蠡(陶朱公)也是智慧的化身，他们提出了“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反向思维模式，同时善于预测物价，所谓“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凸显了中国式的辨证逻辑。
经商也要出奇制胜。台湾商人在中东卖雨水；日本西铁城用飞机空投手表做广告；茅台酒厂在世界博览会上故意打碎瓶子，让酒香飘散；美国商人雷诺兹信奉厚利多销，把圆珠笔改名“原子笔”以迎合原子弹热潮，笔的价格从0.5美元升为12.5美元，反而更加畅销；SONY公司在创立之初提出“间隙理论”，沿缝隙发展，开发别人忽视的商品。这些都是出奇制胜的范例。
在企业管理中是需要高度智慧的，毛泽东说过：领导者的责任不外是用人和出主意两类，不论是“用人”和“出主意”都需要智慧。所以，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深知“得才者昌，失才者亡”和“黄金累千，不如一贤”的道理，把选人任贤和知人善任看成是企业管理者最主要的奉事之一，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经营成败的重要标准。
“信”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之一，泛指诚实不欺、讲信用的品德。讲信用、守诺言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孔子的名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取信于民，企业就会稳定发展；失信于民，企业就难于有立足之地，甚至出现危机。“信”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就是信誉。“人无信不立”，若将“人”视为一个“集合”，就是不同类型的组织，信誉对于任何组织而言都是立业的根本。因此，企业的信誉和形象就变得比产品和价格更重要。在市场经济法则中，由于合同具有不完全性，诚信就成为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在商海中，必须恪守信誉第一、用户至上、不欺诈、不做假冒伪劣等原则，商道方可久远。
如今的商海，消费者伫立其中，地位日渐凸升。时代要求现代企业向消费者看齐，征服客户，必须先征服顾客的感情，在变幻莫测的商战中，“信誉第一、宾客至上”已成为市场竞争的一个战略武器，具有强大的威力和辐射力。关键在于：如何用“心”去经营。心善则信正，正信的力量犹如金刚，可使企业之航船。游刃于诡谲，而挺立于潮头。
以上所言五常之德，管中窥豹。恕篇幅所限，止言于此。时值万物萌动，春已归来，袅袅春幢。愿我们心生感恩，崇德兴仁，务修礼让，无有劳怨，各得其所。在欣欣然中，尊崇天道，因天之序。和舍安泰，贞下起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