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教育赤贫的一代

　　8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摄影工作的人，大多数都没有专业学习经历，他们对于摄影的过往知之甚少，国外摄影的来龙去脉无从知晓，中国摄影的发展只知道吴印咸、埃德加·斯诺在延安拍的照片和晋察冀画报等抗战照片这一脉红色摄影，对于20-40年代国统区一大批摄影人的活动全然不知，郎静山何许人也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图像视觉经验基本来自报纸、杂志的新闻图片，六七十年代达到极致影像的标准是“高大全、红光亮”。这是受“红色摄影”熏陶长大的一代。
　　那是一个书籍匮乏的年代，除了马列毛选之外，能读到的书少得可怜，见过外国摄影画册的更是凤毛麟角，极个别高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家里或许藏有几本，那也是自己偷偷看，不敢也舍不得拿到外面传阅。70年代晚期，以北京电影制片厂宿舍池小宁家为据点的“星期五沙龙”（当年并无此称谓），狄源沧等老文化人讲授了一些外国摄影的情况，也只是极少数人参与，大多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少能看到这类东西。
　　其实50年代中国政府曾邀请一些国外左翼知识分子来访问，其中亨利·卡蒂埃一布列松、马克·吕布都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照片，可都是专业部门接待，后来又在小范围专业领域进行批判肃清流毒，社会公众全然不知。倒是70年代从意大利请来一位左翼电影工作者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拍摄了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这部在国外放映的片子国内本来不知道，但突然有一天《人民日报》大张旗鼓严厉批判，大号黑体字通栏标题“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人们从字里行间看到的影像是“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在以红旗渠著名的河南林县，“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当时北京经常有内部电影放映，有条件的通过各种关系搞到“内部批判电影票”，去看“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是如何通过影像展现的，这也算是从紧闭的门缝里窥到一丝异样。这一代摄影人就是在影像经验单一，资源近于赤贫的情况下摸索前行。

“四五攝影”和“四月影会”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一月周恩来去世;三月吉林陨石雨;四月清明节前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史称“四五运动”;六月朱德去世;七月唐山大地震;九月毛泽东去世;十月粉碎“四人帮”。
　　1978年尾和1979年春，接连两个展览震动京城，这是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节点，可以说是新时期摄影的发端。
　　丙辰清明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那些年轻人，在官方主持下，1978年1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摄影展，这是记录“四五运动”的“四五摄影”，真实再现了那一场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人民群众自发状态。真实记录这一脉摄影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几个月后，1979年春天，还是这伙年轻人组成的“四月影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名为“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第一回展。此时，以王志平为代表的一批人，有意识地要摆脱“四五摄影”那种拍法，试图离开政治因素左右，走一条“艺术摄影”的路子，他在展览前言中明确提出：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而往往并不一定存在于“重大题材”“长官意志”里。
　　这两个展览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起始点，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国摄影史更是意义重大，它为中国摄影人重新描绘了摄影的方向——新闻纪实和艺术表达两条不同的路，对后来中国摄影发展影响非常大，基本上预示了后来“纪实”与“艺术”的两个走向。
　　当时照相机虽然是奢侈品，可在城市尤其大城市拥有量已经不少，但人们都用在纪念照性质的留影，也就是在家人朋友相聚的场合拍照，不知道照相机可以作为表达工具，不知道摄影可以作为一门艺术，直到看了“四五摄影”那些东西，忽然明白，噢，原来不仅摄影记者可以拍这些，我也可以拍;再看了“四月影会”的那些影像，哇，又明白了，原来摄影不仅可以记录历史事件，还可以用于个人情感表达。我自己就是这样，这两个展览启蒙了我，也是因此我走上摄影之路。
　　当年“四五摄影”和“四月影会”的这伙年轻人，后来多数都从事摄影工作，相当一部分进入了首都各大新闻媒体。

渴望交流

　　回看80年代，艺术摄影可说是繁荣，而新闻摄影则达到了一个高峰。
　　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你会发现对外面的东西真的是一无所知，那时整个摄影圈非常渴望那种真诚的交流，以“交流、争论、观点碰撞”为荣。在“四月影会”之后，北京兴起了一批群众性摄影组织，比如崇文区的“广角”、西城区的“八十平米”、酒仙桥的“电子影会”等，每个月进行评选交流，个人讲述拍摄想法，专家点评得失，众人议论争论。其中相当一部分骨干进入了新闻媒体。
　　“突破禁区”是当时一个响亮的口号，理论界展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文学界闯入“伤痕文学”，音乐界迎来“邓丽君”，美术界诞生“父亲”，而“四月影会”的“自然·社会·人”第一回展也引发不小震动，指责与赞扬你来我往。后来李晓斌的“上访者”和李振盛的“虔诚者”等以前不合时宜的照片也公开展出，如今这些照片不仅成为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传世作品。 　　1949年之后，新闻摄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是政治宣传工具，尽管老一代新闻人如蒋齐生等在“文革”前就明确反对摆拍并对此进行了争论，但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业界对于新闻本体的探讨和关注还是非常少。改革开放后，各个行业的思想都得到了解放，在这种大的趋向下，新闻应该是那时发展最快的，一下子涌现出一批搞新闻的摄影人，新闻的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强化。
　　1988年举办的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应该是标志性事件。马格南图片社、联系图片社、“荷赛”基金会、《生活》杂志、《国家地理》来了，而且带来“摄影术发明150周年”“目击者：世界新闻摄影三十年展”、“美国联系图片社新闻摄影 年展”三个大型展览，这是中国摄影人第一次见到这么集中、这么大规模的国外摄影展览，当时特别轰动，展板都被挤倒了。摄影周也是培训周，从全国各地来了一百多名记者，分几组与外国摄影师和图片编辑们一起拍摄，当天冲出反转片后立即讲评。那是中国的摄影记者群体第一次与国外真正的接触，在此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西方的摄影记者是怎么干活的。70年代后期正值135单反相机和变焦镜头成熟壮大发展期，中国摄影记者都是供职单位配发摄影器材，大小变焦镜头成为标准配置，而彼时来京的外国记者多数是三台徕卡配35mm、50mm、90mm或135mm三只镜头。交流时，外方不否认变焦镜头吸引力，但他们一直在强调有三个定焦头就足够了。老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那时很多单位把徕卡换单反，把定焦换变焦，恐怕定焦镜头已经不在配备之中。那次培训班，一下子就体现出双方在职业习惯上的诸多不同，更暴露出许多观念、理念的巨大差异。
　　好像是在“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之前，在上海也展出一些作品，在一次讨论会上，我们就刘香成的一张照片提出疑问，画面是一间屋子里一张特别大的毛主席像为背景，几个人在看审判江青的电视。当时我们就分析，按照常理来说，那么大的主席像一般都是挂在礼堂等公共空间，那么小的屋子不太可能放啊，是不是摆拍啊。我们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提出这种疑惑。这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是真的特别渴望交流和探讨，也反映出当时我们更多的还纠结在“摆拍”“抓拍”的问题，对于大的历史观念、符号，对于“造像”这种概念是完全没有了解的。

观点碰撞出的旗帜

　　那时新闻摄影圈有一种风气——各家报纸以刊发本报记者照片为荣。每逢大事，一版报道同一事件，各家报纸都会比谁家的头版照片好。领风气之先的大概是《中国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是创刊于1981年的纯英文报纸，属于外宣类，办报方针和用稿标准乃至版面设计都更为国际化，80年代的“荷赛”（世界新闻摄影比赛）曾经的两位中国评委——郁隽民和冯锡良，都是《中国日报》的，他们的视野会比一般报纸宽广。作为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一直比较开放，有关注社会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的传统。这两张报纸的领导也比较开明，支持鼓励年轻摄影记者的探索。当时各地的摄影人、摄影记者们一拍到好照片都爱往这两家报纸送，因为这两家报纸常常能让好照片面世。在报社里经常会有为一幅照片能否刊用与领导发生观点碰撞、据理力争的情况，那时很多老前辈都是有情怀的人，他可能在观念上有些陈旧，但对年轻人的新观念、新思想都是抱着一种包容的态度。后来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铺开，都市报发展起来，新闻图片才占据了报纸更多版面。
　　说到国内摄影界各种现象，常常要从历史中找到原因。当年新闻摄影的红火，是80年代“新闻改革”的结果，更大的背景是当时的“思想解放”，时代风气的转变，进发出人们变革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