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宁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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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了3年的曼宁案算是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我们相信关于真相,关于自由和安全恐怕还有更多的争议会持续下去。而对于曼宁的这样一个判决是否真正能够阻止泄密者呢?而斯诺登的未来又会如何呢?那么借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话:“当一个社会离真相越来越远,它就越恨那些说出真相的人。”
  3年前,2010年5月26日,因泄露70多万份机密文件,布拉德利·曼宁被捕。从他被捕开始,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有人说他是捍卫民主自由的英雄,也有人说他是国家的叛徒。3年之后,就在8月21日,布拉德利·曼宁迎来了最终判决:35年监禁。于是他成了美国有史以来被判刑期最长的泄密者。
  面对这样一个判决结果,曼宁通过他的律师发表了如下声明:“我明白了一件事,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有时候想要获得自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声称为自由而战,但最终失去了自由,曼宁之“罪”实在耐人寻味。
  得罪了美国政府
  2013年8月22日,纽约州雪城大学,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为学生演讲,一群对曼宁宣判结果不满的学生突然向总统提出激烈质问,导致演讲无法继续。最后质问者被拉出了会场,奥巴马也没有就曼宁的判决发表看法。但是人们还记得他两年前说过的一番话:“我们是一个法制国家,我们个人无法左右法律的运作。曼宁的确违法了。”
  不过美媒《纽约客》不忘提醒读者:在对曼宁的泄密行为进行讨论时,人们很容易忽略一件事,那就是曼宁到底泄露了什么信息。从2009年至2010年,曼宁陆续将70万份美国陆军军事机密文件交给维基解密网站,其中就包括那份震惊世界的美军滥杀伊拉克平民的录像。
  伊桑·麦考德,前美军士兵,在那段公开的杀人录像当中,麦考德是第一个在直升机扫射结束后前往现场查看的美军士兵。当时他设法救出了两个受伤的孩子。现在,他想拯救的是曼宁:“政府说自己没有错,但是他们说谎了,他们掩盖了所有的事情,转而说曼宁泄露了这个视频,造成这样的局面,说这都是他的错。”
  2010年7月,被捕不久的曼宁被转移到匡迪科监狱单独关押。一天24小时,他都被关在一个不到5平方米的囚室内,并被严密监视。军方称,这样做是因为曼宁有自杀倾向。曼宁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狱中生活:“我被勒令穿上质地粗糙的防自杀服,以至皮肤起了疹子。监狱守卫曾多次勒令我脱光衣服并立正站好,就这样,我被监禁了9个月的时间。”直到2011年4月,法医鉴定曼宁并没有自杀倾向,他才被转出匡迪科监狱。
  2013年6月3日,对曼宁的庭审在美国的马里兰州米德堡军事法庭开始,但当媒体试图报道时,却发现障碍重重:80%的采访请求被拒绝;即使得以出席,也不可发布任何文字稿件;而关于法庭裁决,法官以每分钟180字的速度念完,没有文字版供参考,庭审笔录也不得再次查阅。只有两三位记者获得专访,奥克莱恩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仍觉得媒体能掌握的信息太少了:“我们拿不到庭审笔录,也看不到政府相关文件,所以最终无论我们掌握多少数据,我们都得使用。”于是《纽约客》杂志不无讽刺地说:“整个事件更像是曼宁泄露了美国政府的秘密信息,而美国政府动用其强大的权力惩罚了他。”
  斯诺登或许更聪明
  曼宁被判处35年的监禁,当然牵扯到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法新社在评论当中就这样认为:“对于曼宁的判决,其实是杀鸡儆猴。”那么最直接的警示对象是谁呢?毫无疑问,是身在俄罗斯的爱德华·斯诺登。而斯诺登的律师也表示,如果曼宁仅仅因为公开了美国政府滥杀平民的信息就遭受35年牢狱之灾,那么等待斯诺登的又会是什么呢?
  8月22日,仍在俄罗斯的斯诺登继续泄密。据他说,英国政府在中东设有一处秘密的网络监控基地,可对中东地区的电子邮件、电话实时监控,并将监控结果与美国共享。8月24日,美联社报道称,美国当局根本不知道斯诺登到底掌握了哪些情报,因为他在获取信息时绕过保护程序,顺利删除了系统登录记录。和已经沦为阶下囚的曼宁相比,斯诺登就像一颗威力难以预判的定时炸弹,更让美国政府感到不安。
  在曼宁被宣判后,斯诺登通过律师发话,他不愿在这个时候回国接受审讯。而最初劝儿子回国的斯诺登的父亲如今也改变了主意:“当然是考虑到新的现实情况,考虑到政府、国会和司法部门的所作所为,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会很好处理此事。我儿子会得到公正审判吗?”从一开始,曼宁就是斯诺登的前车之鉴。与曼宁相比,斯诺登的泄密显得更加深思熟虑。对于这一点,美国前国家安全局雇员,也是五角大楼泄密事件的主角托马斯·德雷克也承认:“我认为他已经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并更进了一步。他去找了《卫报》的格林沃尔德,这一步走得很聪明。”
  和曼宁不同,斯诺登选择把信息透漏给主流媒体,并从一开始就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将自己完全曝光,实际上是获得了无形的保护。不过斯诺登和他的合作伙伴仍然感受到政府的高压。戴维·米兰达,巴西人,前不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转机时被英国警方以反恐为由扣押达9个小时。9小时后,警方释放了米兰达,却没收了他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存储卡以及DVD等私人用品。
  此事曝光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因为米兰达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正是与斯诺登联手曝光棱镜项目的《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的同性伴侣。米兰达一直帮助格林沃尔德分析整理斯诺登提供的数据信息。英国《金融时报》就评论说:“当美国国安局和英国通信总部都无法确定斯诺登到底掌握了什么信息时,他们开始紧张。尽管米兰达显然不是恐怖分子,但是他们还是牵强地援引法律条文在机场对他的行李搜了个遍。”
  泄密者还是吹哨人?
  显然,隐瞒下去已经不是办法。于是8月23日,美国国安局发表声明,承认过去十年的确发生了极少数蓄意违反国家安全局授权范围的事情,违反了保护公民隐私权的规定。对此,一位国安局的官员这样解释:“部分国安局雇员和承包商雇员太急于防范类似于9·11这样的恐怖事件发生而出现违规行为。”也正是在违规监控愈演愈烈的这段时间,类似曼宁和斯诺登这样的泄密者开始不断出现。
  试举一例。威廉·宾尼,曾在美国国安局工作32年,担任高级数据分析师一职,他当时的工作是破译各种密码进行数据分析。2005年,宾尼向《纽约时报》曝光秘密文件,揭露国安局未经授权就对美国公民实施秘密监控,这让当时的小布什政府陷入尴尬。2007年7月,联邦调查局敲开了宾尼的家门。当时刚从浴室出来的宾尼,发现自己被FBI探员用枪指着脑袋。因为泄密,宾尼丢了工作,还经常遭到人身威胁。
  但泄密者却是向公众揭示危险所在的吹哨人。根据民调机构皮尤中心的数据,2004年有4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政府在反恐安全方面做得还不够,只有29%的民众担心反恐政策侵犯了民众的自由;但到2013年,公众的观点出现本质的变化,只有39%的人认为国家仍应继续反恐政策,47%的人已经担心自由因此受到威胁。
  持续了3年的曼宁案算是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我们相信关于真相,关于自由和安全恐怕还有更多的争议会持续下去。而对于曼宁的这样一个判决是否真正能够阻止泄密者呢?而斯诺登的未来又会如何呢?那么借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话:“当一个社会离真相越来越远,它就越恨那些说出真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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