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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玉米在明中晚期时已传入甘肃，甘肃是当时较早引入玉米的几个省份之一，但直到清康熙朝，才开始加快传播速度和加大种植面积，直到民国时，得以在全省普遍种植。本文通过对玉米在甘肃的种植和传播时间、路径及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和归纳，进而总结其对甘肃作物结构、社会经济所起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甘肃；玉米种植；玉米传播；作物结构；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6-0031-03
玉米者，因其种出西土，初入中国时谓之番麦，又因其曾经进御，故又曰“御麦”，民间以其苜叶俱似蜀黍，其粒又如芡实，大而莹白，多称“玉蜀黍”。除此而外，有关玉米的别称，各地的俗名很多，仅以各地方志和部分专门文献的记载已不下近万种。①关于玉米在我国文献的最早记载，是见于明正德六年（1511）时修的《颍州志》。此种说法长期以来被广泛引用，但亦有学者提出《颍州志》中“五谷部”所载“珍珠秫”并非玉米，而更可能是秫的一个品种。从时间上推测，正德六年（1511）距哥伦布发现美洲当不足20年，再加之玉米的栽培种植时间应早于文献记载，所以《颍州志》中所载是否确为玉米，仍值得商榷。②玉米引进我国的具体时间，学界迄今尚无比较肯定的结论，但明时已传入我国则是无疑的。据明代各省方志中有关玉米的确切记载，明时已传入冀、鲁、豫、陕、甘、苏、皖、浙、闽、两广、滇、黔各省。其中有三个省的方志中的玉米记载出现于16世纪60年代左右，文献记载的时间一般会晚于植物的栽培种植时间，由此推测，玉米引进我国的年代，最晚不迟于16世纪中期。③
史学界认为，玉米传入我国大致有三种途径：其一，由西南陆路传入。由北欧先传入印缅，再由印缅传入我国西南地区。其二，由西北陆路传入。由西班牙传入麦加，由麦加再传入中南亚，最终沿着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西部。其三，由东南沿海传入。由欧洲传入菲律宾，后由葡萄牙人经海路引进到中国的东南沿海。有学者认为，在这三条路径中，由西北陆路传入的可能性较大，只是没有更多的资料佐证，但甘肃栽种玉米较其他大部分省份早则是无疑的。④
一、玉米在甘肃的传播
甘肃，古秦凉之地，以境内有甘、肃两州得名。明代时，甘肃东部隶属陕西布政使司，置临洮、巩昌、平凉、庆阳四府，兰州、河州、秦州等九州。在明季甘肃的方志中，记载玉米的有三处，两处在嘉靖年间，一处在万历年间，其中最早的是嘉靖二年（1523）的《河州志》，其他两处分别是《华亭县志》和《肃镇志》。“番麦”这一称谓最早便是出现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华亭县志》：“番麦，一曰西天麦，苗叶如蜀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实，实如塔如桐，子大生节间，花垂红绒在塔末，长五六寸，三月种，八月收。”由此推断，甘肃地区的玉米引进很有可能是在明嘉靖初期。
河州在今甘肃临夏以东以南，在当时处于中国通向西域的交通要道；而肃镇即现在的酒泉市，地处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所；华亭属现在平凉市下华亭县，也在丝绸之路一带。李应魁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主编的《肃镇志》载：“回回大麦，肃州昔无，近年西夷带种，方树之，亦不多，形大而圆，白色而黄，穗异于他麦，又西天麦。”在明代田艺蘅所著的《留青日札》中亦记载：“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稍后成书的《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中也有类似的叙述。李时珍也同样认为：“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早。”从这三处的地域分布和文献所载可知，甘肃地区的玉米很有可能是在明嘉靖初年由中亚沿古丝绸之路引进的。但也有学者认为，西北地区玉米既由古丝绸之路引入，则新疆一带种植玉米的时间应更早于甘肃，但新疆有关玉米的最早记载，也已到了19世纪中叶，所以由此推断甘肃玉米的引入也有可能是经由国内其他路径传播的结果。⑤
笔者认为，其一，新疆一向以畜牧业为主，玉米的引入虽经过新疆，但未必就会早于甘肃栽培；其二，除了考虑当地的经济形态外，其自然条件是否适合玉米的种植也是应作为考虑的范围之内，其实直到目前为止新疆地区都没有大面积的种植玉米；其三，文献的记载与挖掘往往存在着很多偶然性因素，不能因为新疆史料的记载时间晚于甘肃就断言甘肃玉米的传入路径并非来自西北一路。
二、玉米在甘肃的推广
甘肃地处黄河中上游，大部分区域处黄土高原地形区，其地形特点是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另外，径流聚集增加了对土壤的冲刷，从而使土地肥力大量流失。甘肃气候属半湿润半干旱型，年降水量200～300毫米，但年内降水量分布极不平衡，60%左右都集中在夏、秋两季，冬、春两季则干旱少雨。此种极为不平衡的降雨量分布，更造成了在多雨季节甘肃的水土流失量大大增加，而干季则又往往出现严重的干旱。这些条件制约了甘肃地区在农作物品种上的选择方向，即对地理环境选择性不高、幼苗期能耐寒耐旱而在成长期需要高温多雨的作物。在玉米传入之前，甘肃地区在传统农作物的栽培和种植上主要依托的是小麦、谷子、豆类等农作物。其中，以小麦在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上居于甘肃地区农作物的首位，而糜子、谷子、燕麦、荞麦、豆类等耐寒小杂粮的种类也较为繁多。
玉米耐旱，适于在山地种植，且是一种高产作物。《齐民四术》记载：“瓦砾、山场皆可植……不须厚粪，旱甚亦宜溉。”《致富纪实》记载：“最宜新垦之地，以其早种早生，苗高而根又及坚镜，草木不能与之争长也。种早者行根极深，且能耐旱，丰而早熟。”虽如此，玉米在初入甘肃时其发展还是很缓慢，这表现在玉米的种植在甘肃境内并未全面推广开来，即便是在部分地区种植，也是零星的，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栽培耕种，且尚未融入传统的轮作系统中。究其原因，笔者据前人研究并结合各地方志的记载分析，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玉米作为一种外来农作物，在与传统农作物竞争时，首先，在适应环境的同时，需要得到文化上的认同。外来农作物传入新地方时，开始普遍都不为人们所重视，只有在其完成了对传入地环境的适应过程，并形成与当地自然条件基本符合的品种，才能进一步在其他区域进行传播。其次，作为外来农作物，需要有种植空间，其大量种植势必会缩减其他传统作物的种植面积，这就需要在很长一个阶段内，新品种在适应环境的同时，在生长期、产量等多方面显示出其优越性来，从而使当地民众扩大它的种植规模，缩小某些与其相较有劣势的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并将其融入传统作物的轮作系统中。以玉米为核心的种植制度，在甘肃地区就表现在形成了以山区为优势的土地利用形式，并通过其产量优势取代了糜子、谷子等作物的种植空间，加入传统作物轮作系统中。但玉米这一外来作物在甘肃地区从实现环境适应到建立种植制度这一发展阶段，经过了近300年的历程，除了新事物的适应过程本身需要很长时间外，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其二，从明中后期直到清朝，自然灾害频发。崇祯年间，黄河流域就发生了六次大旱，据《明史》记载，西北一带赤地千里，“民饥死者十之八九，人相食，父母子女相食者有之”。有清一代，从康熙到光绪年间，关于自然灾害在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灾害直接导致了农作物产量的大幅度减少甚至绝收，人民或饿死或背井离乡，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失。
其三，玉米传入我国适值明朝中晚期，此时的中国，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严重，人口对粮食需求压力减缓，使得玉米等新传入的作物栽培量不高。在明末成书的《农政全书》中就并未出现关于玉米的专条叙述，只是在《蜀秫》的注中简略地提及：“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秫，盖益从他方得种。”可见此时的玉米不仅在甘肃一地，全国其他各地都尚不是主要粮食作物，亦没有广泛种植。
其四，玉米系耐旱作物，其生长期内要求高温；同时，玉米虽耐旱，但因其蒸发量很大，对水量的要求亦多，在降水量低于250毫米以下的地方，需要有很完善的灌溉条件才能生长。明朝中后期至清初的若干年中，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中，生产多遭破坏，水利灌溉系统难以为继，也是造成玉米没能大面积种植和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
基于以上原因，玉米在明代中晚期传入甘肃地区，但种植地区和面积都非常有限，据各县志有载的仅见于平凉、酒泉以及临夏附近地区。玉米种植的进一步推广则是在清代。清初社会相对稳定，人口不断增长，生产力水平有所提升，对粮食的需求量也开始增加。鉴于这种情况，清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劝课农桑的政策。康熙五十三年（1714），政府提出“准甘肃村堡之中有荒地未种者，拨于无地之人耕种，并动库资给牛种”。⑥乾隆五年（1740），政府又规定“陕西、甘肃所属，地处边陲，山多田少，凡山头地角，欹斜逼窄，沙碛居多，听民试种，永免升科”。⑦在清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玉米得以在甘肃地区内迅速推广。康熙年间编修的《古今图书集成》中《巩昌府物产考》有载：“宁远县特产玉麦。”乾隆时期编修的《陇西县志》、《皋兰县志》等方志中均有关于玉米的记载。乾隆以后，甘肃玉米的种植范围更大。成书于嘉庆十五年左右的《镇原县志》也初次有了“玉黍”的专条记载，此时的庆阳地区也有了玉米种植。可以看出在清朝中期，玉米在甘肃境内的种植范围有很大拓展，兰州、天水、定西、武威、庆阳、敦煌均有玉米种植。
从地方志看，由清晚期到民国，玉米在甘肃境内有了更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道光年间编修的《敦煌县志》和《兰州府志》中皆新增对玉米的记载。光绪二年（1876）《文县志》载：“玉麦……之类贫民借以养生者则处处产焉。”可见此时不仅是甘肃境内玉米种植地区的范围扩展，栽培的面积也进一步扩大。到了民国时期，玉米在甘肃已然已经成为当地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而大规模种植，民国时期编修的《崇信县志》、《和政县志》、《华亭县志》、《重修灵台县志》、《新纂康县县志》、《临泽县志》、《永登县志》中多有记载。说明此时玉米的种植范围基本已覆盖了甘肃绝大部分地区，且玉米在甘肃当地农作物中的种植面积的比例也有了明显上升。
玉米耐旱又耐瘠，其引进扩大了甘肃地区的耕地面积，开发了大量荒岭和山地地带。同时，玉米优质而又高产，逐步取代了糜子、谷子等耐旱但又产量不高的一些品种，改变了甘肃当地原有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也促进了本地农作物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三、玉米对甘肃居民生活的影响
随着玉米在甘肃地区种植的逐渐推广和种植面积的扩大，逐渐成为当地百姓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对于玉米在当地群众食物中的重要性，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里谈道：“玉蜀黍……山民之粮，是其丰歉，酿酒磨粉，均用米麦。”民国《重修宁县志》载有“玉蜀黍”条：“通名包谷……性平，可做饭。”民国二十五年（1936）编修的《新纂康县县志》载：“包谷，又名玉蜀黍，有红黄赤白黑物色，为康县之第一主要食品，亦能酿酒。”可以看出在甘肃部分地区，玉米的产量甚至超过了原有的传统农作物，而成为主要的粮食来源。
玉米不仅成为甘肃当地居民的日常主食之一，而且在制作和食用方法上也是品类繁多，有炒、炸、煮、烧等的做法和糕、饼、粥等品种。在嘉庆十五年（1810）庆阳府的《镇远县志》中就有记载：“俗名玉麦，一名包谷。苜似蜀黍而肥矮，芡上出白须，久则包拆子出。有红、黄、白诸色，可炒食、可煮食、可舂米蒸食、可磨面烙食。”
玉米耐旱且高产，同时与大米等粮食作物相比，还有耐饥易饱腹等特点。尹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记》记载：“山民言大米不耐饥，而包米能果腹。蒸饭做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麦之用相当，故夏收视麦，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而临近甘肃的陕西《洋县志》亦载：“包谷米做馍、做干饭与稻米同。初熟时曰包谷棒，穷民连包煮食，或摘子炒食。山民言包谷米耐饥，胜于甜饭也。”这虽非描述甘肃玉米在备荒中的作用，但既是与甘肃相邻的陕西，其情况应不会有太大差别。正因如此，玉米作为适宜备荒的粮食作物之一而被当地民众加以利用，成为在饥荒之年“山民持之以命”的珍宝，其大量种植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食粮，解决了民食问题。
除作为主要粮食和备荒以外，玉米亦常被作为饲料、酿酒和肥料等。对于甘肃农民而言，用玉米酿酒和饲猪在当时已成为普遍的事情，“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杆干以供炊，无弃物”。⑧
四、结语
玉米于16世纪中叶传入甘肃地区，明时，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在粮食生产中无地位，属于引种时期。清康熙至乾隆年间，玉米逐步适应了甘肃本地的自然条件，同时，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有了进一步推广和大面积种植。嘉庆以后直到民国时期，玉米在甘肃境内普遍种植，并在部分地区居于粮食作物之首，成为甘肃当地人民的主粮之一。
玉米在甘肃境内实现外来物种对当地环境的适应和建立种植制度经历了近300年时间。其大规模推广，逐步取代了原有的低产作物，促进了当地原有作物的结构调整和完善，为甘肃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注 释]
①郭松义：《古籍所载有关玉米别称的几点辩证》，《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
②王毓瑚：《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
④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
④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曹树基：《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⑤马啸：《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迁与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西夏研究》，2012年第1期。
⑥嵇璜、刘墉：《皇朝通志》，卷81。
⑦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卷4《田赋》，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⑧王轩：《山西通志》卷100《风土记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
[关键词]甘肃；玉米种植；玉米传播；作物结构；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6-0031-03
玉米者，因其种出西土，初入中国时谓之番麦，又因其曾经进御，故又曰“御麦”，民间以其苜叶俱似蜀黍，其粒又如芡实，大而莹白，多称“玉蜀黍”。除此而外，有关玉米的别称，各地的俗名很多，仅以各地方志和部分专门文献的记载已不下近万种。①关于玉米在我国文献的最早记载，是见于明正德六年（1511）时修的《颍州志》。此种说法长期以来被广泛引用，但亦有学者提出《颍州志》中“五谷部”所载“珍珠秫”并非玉米，而更可能是秫的一个品种。从时间上推测，正德六年（1511）距哥伦布发现美洲当不足20年，再加之玉米的栽培种植时间应早于文献记载，所以《颍州志》中所载是否确为玉米，仍值得商榷。②玉米引进我国的具体时间，学界迄今尚无比较肯定的结论，但明时已传入我国则是无疑的。据明代各省方志中有关玉米的确切记载，明时已传入冀、鲁、豫、陕、甘、苏、皖、浙、闽、两广、滇、黔各省。其中有三个省的方志中的玉米记载出现于16世纪60年代左右，文献记载的时间一般会晚于植物的栽培种植时间，由此推测，玉米引进我国的年代，最晚不迟于16世纪中期。③
史学界认为，玉米传入我国大致有三种途径：其一，由西南陆路传入。由北欧先传入印缅，再由印缅传入我国西南地区。其二，由西北陆路传入。由西班牙传入麦加，由麦加再传入中南亚，最终沿着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西部。其三，由东南沿海传入。由欧洲传入菲律宾，后由葡萄牙人经海路引进到中国的东南沿海。有学者认为，在这三条路径中，由西北陆路传入的可能性较大，只是没有更多的资料佐证，但甘肃栽种玉米较其他大部分省份早则是无疑的。④
一、玉米在甘肃的传播
甘肃，古秦凉之地，以境内有甘、肃两州得名。明代时，甘肃东部隶属陕西布政使司，置临洮、巩昌、平凉、庆阳四府，兰州、河州、秦州等九州。在明季甘肃的方志中，记载玉米的有三处，两处在嘉靖年间，一处在万历年间，其中最早的是嘉靖二年（1523）的《河州志》，其他两处分别是《华亭县志》和《肃镇志》。“番麦”这一称谓最早便是出现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华亭县志》：“番麦，一曰西天麦，苗叶如蜀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实，实如塔如桐，子大生节间，花垂红绒在塔末，长五六寸，三月种，八月收。”由此推断，甘肃地区的玉米引进很有可能是在明嘉靖初期。
河州在今甘肃临夏以东以南，在当时处于中国通向西域的交通要道；而肃镇即现在的酒泉市，地处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所；华亭属现在平凉市下华亭县，也在丝绸之路一带。李应魁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主编的《肃镇志》载：“回回大麦，肃州昔无，近年西夷带种，方树之，亦不多，形大而圆，白色而黄，穗异于他麦，又西天麦。”在明代田艺蘅所著的《留青日札》中亦记载：“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稍后成书的《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中也有类似的叙述。李时珍也同样认为：“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早。”从这三处的地域分布和文献所载可知，甘肃地区的玉米很有可能是在明嘉靖初年由中亚沿古丝绸之路引进的。但也有学者认为，西北地区玉米既由古丝绸之路引入，则新疆一带种植玉米的时间应更早于甘肃，但新疆有关玉米的最早记载，也已到了19世纪中叶，所以由此推断甘肃玉米的引入也有可能是经由国内其他路径传播的结果。⑤
笔者认为，其一，新疆一向以畜牧业为主，玉米的引入虽经过新疆，但未必就会早于甘肃栽培；其二，除了考虑当地的经济形态外，其自然条件是否适合玉米的种植也是应作为考虑的范围之内，其实直到目前为止新疆地区都没有大面积的种植玉米；其三，文献的记载与挖掘往往存在着很多偶然性因素，不能因为新疆史料的记载时间晚于甘肃就断言甘肃玉米的传入路径并非来自西北一路。
二、玉米在甘肃的推广
甘肃地处黄河中上游，大部分区域处黄土高原地形区，其地形特点是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另外，径流聚集增加了对土壤的冲刷，从而使土地肥力大量流失。甘肃气候属半湿润半干旱型，年降水量200～300毫米，但年内降水量分布极不平衡，60%左右都集中在夏、秋两季，冬、春两季则干旱少雨。此种极为不平衡的降雨量分布，更造成了在多雨季节甘肃的水土流失量大大增加，而干季则又往往出现严重的干旱。这些条件制约了甘肃地区在农作物品种上的选择方向，即对地理环境选择性不高、幼苗期能耐寒耐旱而在成长期需要高温多雨的作物。在玉米传入之前，甘肃地区在传统农作物的栽培和种植上主要依托的是小麦、谷子、豆类等农作物。其中，以小麦在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上居于甘肃地区农作物的首位，而糜子、谷子、燕麦、荞麦、豆类等耐寒小杂粮的种类也较为繁多。
玉米耐旱，适于在山地种植，且是一种高产作物。《齐民四术》记载：“瓦砾、山场皆可植……不须厚粪，旱甚亦宜溉。”《致富纪实》记载：“最宜新垦之地，以其早种早生，苗高而根又及坚镜，草木不能与之争长也。种早者行根极深，且能耐旱，丰而早熟。”虽如此，玉米在初入甘肃时其发展还是很缓慢，这表现在玉米的种植在甘肃境内并未全面推广开来，即便是在部分地区种植，也是零星的，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栽培耕种，且尚未融入传统的轮作系统中。究其原因，笔者据前人研究并结合各地方志的记载分析，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玉米作为一种外来农作物，在与传统农作物竞争时，首先，在适应环境的同时，需要得到文化上的认同。外来农作物传入新地方时，开始普遍都不为人们所重视，只有在其完成了对传入地环境的适应过程，并形成与当地自然条件基本符合的品种，才能进一步在其他区域进行传播。其次，作为外来农作物，需要有种植空间，其大量种植势必会缩减其他传统作物的种植面积，这就需要在很长一个阶段内，新品种在适应环境的同时，在生长期、产量等多方面显示出其优越性来，从而使当地民众扩大它的种植规模，缩小某些与其相较有劣势的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并将其融入传统作物的轮作系统中。以玉米为核心的种植制度，在甘肃地区就表现在形成了以山区为优势的土地利用形式，并通过其产量优势取代了糜子、谷子等作物的种植空间，加入传统作物轮作系统中。但玉米这一外来作物在甘肃地区从实现环境适应到建立种植制度这一发展阶段，经过了近300年的历程，除了新事物的适应过程本身需要很长时间外，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其二，从明中后期直到清朝，自然灾害频发。崇祯年间，黄河流域就发生了六次大旱，据《明史》记载，西北一带赤地千里，“民饥死者十之八九，人相食，父母子女相食者有之”。有清一代，从康熙到光绪年间，关于自然灾害在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灾害直接导致了农作物产量的大幅度减少甚至绝收，人民或饿死或背井离乡，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失。
其三，玉米传入我国适值明朝中晚期，此时的中国，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严重，人口对粮食需求压力减缓，使得玉米等新传入的作物栽培量不高。在明末成书的《农政全书》中就并未出现关于玉米的专条叙述，只是在《蜀秫》的注中简略地提及：“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秫，盖益从他方得种。”可见此时的玉米不仅在甘肃一地，全国其他各地都尚不是主要粮食作物，亦没有广泛种植。
其四，玉米系耐旱作物，其生长期内要求高温；同时，玉米虽耐旱，但因其蒸发量很大，对水量的要求亦多，在降水量低于250毫米以下的地方，需要有很完善的灌溉条件才能生长。明朝中后期至清初的若干年中，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中，生产多遭破坏，水利灌溉系统难以为继，也是造成玉米没能大面积种植和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
基于以上原因，玉米在明代中晚期传入甘肃地区，但种植地区和面积都非常有限，据各县志有载的仅见于平凉、酒泉以及临夏附近地区。玉米种植的进一步推广则是在清代。清初社会相对稳定，人口不断增长，生产力水平有所提升，对粮食的需求量也开始增加。鉴于这种情况，清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劝课农桑的政策。康熙五十三年（1714），政府提出“准甘肃村堡之中有荒地未种者，拨于无地之人耕种，并动库资给牛种”。⑥乾隆五年（1740），政府又规定“陕西、甘肃所属，地处边陲，山多田少，凡山头地角，欹斜逼窄，沙碛居多，听民试种，永免升科”。⑦在清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玉米得以在甘肃地区内迅速推广。康熙年间编修的《古今图书集成》中《巩昌府物产考》有载：“宁远县特产玉麦。”乾隆时期编修的《陇西县志》、《皋兰县志》等方志中均有关于玉米的记载。乾隆以后，甘肃玉米的种植范围更大。成书于嘉庆十五年左右的《镇原县志》也初次有了“玉黍”的专条记载，此时的庆阳地区也有了玉米种植。可以看出在清朝中期，玉米在甘肃境内的种植范围有很大拓展，兰州、天水、定西、武威、庆阳、敦煌均有玉米种植。
从地方志看，由清晚期到民国，玉米在甘肃境内有了更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道光年间编修的《敦煌县志》和《兰州府志》中皆新增对玉米的记载。光绪二年（1876）《文县志》载：“玉麦……之类贫民借以养生者则处处产焉。”可见此时不仅是甘肃境内玉米种植地区的范围扩展，栽培的面积也进一步扩大。到了民国时期，玉米在甘肃已然已经成为当地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而大规模种植，民国时期编修的《崇信县志》、《和政县志》、《华亭县志》、《重修灵台县志》、《新纂康县县志》、《临泽县志》、《永登县志》中多有记载。说明此时玉米的种植范围基本已覆盖了甘肃绝大部分地区，且玉米在甘肃当地农作物中的种植面积的比例也有了明显上升。
玉米耐旱又耐瘠，其引进扩大了甘肃地区的耕地面积，开发了大量荒岭和山地地带。同时，玉米优质而又高产，逐步取代了糜子、谷子等耐旱但又产量不高的一些品种，改变了甘肃当地原有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也促进了本地农作物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三、玉米对甘肃居民生活的影响
随着玉米在甘肃地区种植的逐渐推广和种植面积的扩大，逐渐成为当地百姓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对于玉米在当地群众食物中的重要性，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里谈道：“玉蜀黍……山民之粮，是其丰歉，酿酒磨粉，均用米麦。”民国《重修宁县志》载有“玉蜀黍”条：“通名包谷……性平，可做饭。”民国二十五年（1936）编修的《新纂康县县志》载：“包谷，又名玉蜀黍，有红黄赤白黑物色，为康县之第一主要食品，亦能酿酒。”可以看出在甘肃部分地区，玉米的产量甚至超过了原有的传统农作物，而成为主要的粮食来源。
玉米不仅成为甘肃当地居民的日常主食之一，而且在制作和食用方法上也是品类繁多，有炒、炸、煮、烧等的做法和糕、饼、粥等品种。在嘉庆十五年（1810）庆阳府的《镇远县志》中就有记载：“俗名玉麦，一名包谷。苜似蜀黍而肥矮，芡上出白须，久则包拆子出。有红、黄、白诸色，可炒食、可煮食、可舂米蒸食、可磨面烙食。”
玉米耐旱且高产，同时与大米等粮食作物相比，还有耐饥易饱腹等特点。尹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记》记载：“山民言大米不耐饥，而包米能果腹。蒸饭做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麦之用相当，故夏收视麦，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而临近甘肃的陕西《洋县志》亦载：“包谷米做馍、做干饭与稻米同。初熟时曰包谷棒，穷民连包煮食，或摘子炒食。山民言包谷米耐饥，胜于甜饭也。”这虽非描述甘肃玉米在备荒中的作用，但既是与甘肃相邻的陕西，其情况应不会有太大差别。正因如此，玉米作为适宜备荒的粮食作物之一而被当地民众加以利用，成为在饥荒之年“山民持之以命”的珍宝，其大量种植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食粮，解决了民食问题。
除作为主要粮食和备荒以外，玉米亦常被作为饲料、酿酒和肥料等。对于甘肃农民而言，用玉米酿酒和饲猪在当时已成为普遍的事情，“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杆干以供炊，无弃物”。⑧
四、结语
玉米于16世纪中叶传入甘肃地区，明时，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在粮食生产中无地位，属于引种时期。清康熙至乾隆年间，玉米逐步适应了甘肃本地的自然条件，同时，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有了进一步推广和大面积种植。嘉庆以后直到民国时期，玉米在甘肃境内普遍种植，并在部分地区居于粮食作物之首，成为甘肃当地人民的主粮之一。
玉米在甘肃境内实现外来物种对当地环境的适应和建立种植制度经历了近300年时间。其大规模推广，逐步取代了原有的低产作物，促进了当地原有作物的结构调整和完善，为甘肃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注 释]
①郭松义：《古籍所载有关玉米别称的几点辩证》，《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
②王毓瑚：《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
④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
④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曹树基：《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⑤马啸：《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迁与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西夏研究》，2012年第1期。
⑥嵇璜、刘墉：《皇朝通志》，卷81。
⑦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卷4《田赋》，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⑧王轩：《山西通志》卷100《风土记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