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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悲惨世界》作为世界文学中一部宏大而深邃的现实主义史诗小说，集中反映了雨果所倡议的人道主义精神。冉阿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更是集中承载了雨果的这种思想。雨果对主角人物冉阿让的塑造，不仅体现在其言行方面，其服装与居住环境等外部因素的改变也蕴含着冉阿让的人道主义之路改变的深意。
【关键词】 悲惨世界;冉阿让;人道主义;服装;居住环境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7-0006-03
一、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人道主义自萌芽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大致包括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解放，以及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等。”[1]随着18世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自由思想的兴起，雨果作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引领者，开始在他的著作中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并建立起自己的以基督教博爱仁慈等真善美精神为核心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而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贯穿在《悲惨世界》这部作品的始终，更是集中体现在冉 · 阿让身上。这也是他创作这部伟大作品的原因，他在《悲惨世界》的序文中对此做了说明：“在文明时期，只要还存在社会压迫，只要还有人借助法律和习俗要把人间变成地狱，给人类的命运制造不该有的苦难;只要现存的三大问题——因贫困导致男人道德败坏，因饥饿使得女人生活堕落，因黑暗让儿童身体虚弱——在本世纪还不能完全解决;只要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社会压抑，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愚昧和贫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一无是处的。”[2]概括而言就是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压迫，就会有苦难。但是，充满仁慈与善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战胜这种黑暗的社会压迫。
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冉 · 阿让的言行中，同时，主要人物服装以及居住环境的改变都从侧面反映了主角冉 · 阿让的人道主义思想进化之旅。
二、居住环境变化的深层内涵
冉 · 阿让在土伦监狱里待了十九年的时间，来到迪涅城时没有地方愿意收留他，直到一位老妇人指引他来到了米里哀主教的居所。在那里他的思想与人生从此得到了改变。
冉 · 阿让原来是法夫罗勒一个老实本分的树枝修剪工人，只因打碎面包店的橱窗偷窃一块小面包给挨饿的外甥们吃而被送进监狱，十九年土伦苦役监狱生活的潜移默化，使他具备了一种对他所遭不幸的一种迫切的，毫不犹豫地，冒失的，全然出自本能的反抗。他深知他造成的损失与这个社会给他带来的损失是不对等的，并且认为人类社会对他只有迫害，世人与他接触，不过是为了要迫害他。他和别人接触，遭受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从他幼年开始，他从未获得过来自别人的一句友善的话语，或者是一次和善的目光，他感受到他的人生就是从悲痛又到到另一个悲痛。所以他给这个社会定了罪，从那之后，他便觉得自己的心肠变硬了，不仅如此，他还定了天主的罪，从那之后，他便觉得自己成了不信教的人。此时他本性中善良，仁爱的一面被他对社会的不满与愤恨所压制了。
出狱之后，他更是受到了来自各种方面的不公平对待：普通工人可以获得三十苏的薪资而到他手里却变成了二十五苏，旅馆和酒吧的拒绝招待，农夫的开枪威胁。而所有的不公平，只是因为他是一个苦役犯。在当时的巴黎，苦役犯处在社会最后一级的下边，在社会的等级里是甚至连一个位子也没有的人。最后一个人之后，才可能会是苦役犯。苦役犯可以说已经不是活着的人的同类，关于苦役犯，法律早已把他们的人格统统都剥夺了。
在如此近乎绝望的时刻，米里哀主教却接纳了他，给他提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一盆用白水、油、面包和盐做成的汤，另外还有咸肉、羊肉和许多无花果、鲜奶酪以及很大的黑面包。除了主教平时吃的食物之外，还特地添加了一瓶陈年莫福酒”[3]，并让他睡在了有舒适洁白床单的凹室中。
在那个温暖的夜晚，在那座原来被用作医院的房子里，冉 · 阿让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性的仁慈与善良，在那个无比神圣的人身上，他看到了一种神性。也是在那个屋子里，冉 · 阿让的思想已经变得和之前的他不一样了。
后来，冉 · 阿让来到了海滨蒙特伊城，在那里，他变成了德高望重的马德兰老爹，虽然他成为了市长，拥有了一大笔财富，但是他依旧还是那么的朴素。他所居住的地方被人称作是“隐修居住的一个洞穴，是一座坟墓。屋子里仅有几件桃花心木家具，墙壁上裱了便宜的壁纸，唯独壁炉上的两只旧烛台是银的”[4]。后来带着珂赛特居住在戈尔博老屋时，那是一个下面是大棚屋，被菜农用来堆放推车的破屋子;居住在修道院时也是在园子后边破旧的房子里;以及到了卜吕梅街的那所住宅之后，他依旧选择住在后院里那种下房里，“只有一张白木桌、两张草垫椅子、一张铺着草垫子的帆布床、一个陶瓷水罐以及搁在木板上的几部老书，房子里一直都不生火”[5]。珂赛特曾对此发出疑问，为什么房间里不放一个火炉，不铺一块地毯。冉 · 阿让对此的回答是，世界上比自己好的人有好多，但是他们头顶上甚至连一块瓦也没有。
自从在那间简单却又伟大的屋子里得到米里哀主教的救赎之后，冉 · 阿让就从那被称为牢狱的那种畸形而又阴暗的东西中走了出来，他已不再是恶的那一方，而是善的那一方了。他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已经转变成了光明的一面，他的灵魂得到了改变，得到了救赎，内心已经充满了一种光辉，他已经继承了米里哀主教的思想，成为了一名充满基督教仁爱精神的人道主义者。这种思想的改变，表现在了他对居住环境的态度上。他在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带着善和仁爱来救济这个悲惨的世界中悲惨的人民。
三、服装的变化的深层内涵
冉 · 阿让服装的变化与居住环境的改变基本保持一致。刚出狱时的他“头上戴着一顶皮檐鸭舌帽，遮住了黝黑的半张脸，头发很短，胡子很长;身上穿着黄色的粗布衫，领口搭着银扣，露出毛乎乎的胸脯;领带如同一条绳子;蓝色的棉布裤破旧不堪，一个膝头已经磨成了白色，另外一个膝头磨出了洞;外面穿的灰色外衣也是破旧不堪，两个袖肘上缝着一块绿呢布;背上还背着一只簇新的军用袋，满满的袋口被牢牢地扣住;他手中拿着一根多节的粗木棍，腳上没穿袜子，只穿着一双钉着铁掌的鞋”[6]。可能会拥有新生活的欣喜在他刚出狱的脑海中只短暂的停留了一瞬，因为他知道一张黄色的通行证，注定了他不会拥有开启新生活的机会。此时的他充满着对人类残酷法律的愤恨，对人类社会不平等待遇的愤恨。内心的想法总是会通过一个人的外表所体现出来，也体现在一个人的着装上。再加上十九年的监狱生活，使得他的着装更为破败不堪。 后来成了马德兰市长后，人们见他时他总是戴着一顶宽边帽，身着粗呢长礼服。每当他外出的时候，口袋里装满了钱，但是回来的时候就空了。这时的冉 · 阿让已经受到了莫里哀主教的感化，是一个内心充满着仁爱精神的道德高尚的老人。他只有两个心愿：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别人;远离世事的喧嚣并皈依上帝。这两个心愿不断地指引着这个老人，使他成为乐于为善的人。
但在去往那个审判尚马蒂厄法院的路上，他却全身围着斗篷，只因此时的他正处于良心与人生的矛盾运动中。经过多年的改正与修身自赎，他已经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乐观的开始，但是命运却还是逼着他做出痛苦的抉择，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为别人。只要他不去阻挡这次审判，他可以选择继续用马德兰的名字生存，尚马蒂厄会代替他，而他将会继续造福这个地区，让这里的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他帮助了尚马蒂厄，等待他的，将会是一生的苦役生活。但是在最后，冉 · 阿让还是会做出了正确而又崇高的选择，对着整个法庭的人们说出了自己是个在逃苦役犯的事实。
在后来的出场中，冉 · 阿让基本上都穿着得体的礼服。但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白天他带着珂赛特出门漫步时，他都会穿着得体的礼服，戴着干净的帽子，去给饥肠辘辘的人送去面包，给遭遇寒冷的人送去衣物。但是等到夜幕降临他独自一人出门时，他常常是一身工人的打扮：穿着一件短上衣和一条长裤子，头上很低地戴着一顶鸭舌帽，将脸挡起来。这不仅是出于一种谨慎，更是一种谦卑。因为他是一个在逃苦役犯，他的余生原本应该是在阴暗痛苦的监狱里度过，但是命运却让他得以用他人的名字在这明亮的世间存活，并体会到爱与善的滋味。这是一种对生命的谦卑，对自我的谦卑。与此同时，他又害怕沙威的逮捕，害怕命运会再一次地与他开玩笑，所以他戴着一顶很低的鸭舌帽，随时保持警惕。
到了最后即将离开这个人世时，他依旧选择的是一身旧工装。这时的他已经不需要出门了，而且这时的他已经不是福什勒旺先生了，仅仅只是冉 · 阿让本身，他这悲伤的一生中经历了无数次的伤痛，多少次他受了致命的伤痛，鲜血淋漓，但是每一次他都重新站了起来。对马里尤斯说出一切事实以后，虽然那刻的内心是无比绝望的，但是他的灵魂却得以宁静。从前的冉 · 阿让因为生存，偷过一个面包;现在的冉 · 阿让，因为生存，他不希望盗用一个名字。此时的他，只是一个平凡人，真正正正冉 · 阿让的而已。
除了服装和居住环境之外，还有两个在文本中多次出现的事物值得我们注意。
（一）小箱子的深层意蕴
一个便是他无论搬到哪里都要带的箱子，而且是唯一的一件。珂赛特还把它称作冉 · 阿让难舍难分的朋友，并且还曾为此感到嫉妒。那个箱子里装的是十年前珂赛特离开蒙费梅时所穿的衣服：黑色的方围巾，黑色的小衣服，粗笨的小童靴，很厚的粗斜纹布紧身上衣，针织品的短裙，有口袋的围裙，黑色的毛线袜。我们可以得知这些衣服是珂赛特的孝服。
而冉 · 阿让一直随身带着这些衣物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芳汀原本是在自己厂里工作的女工，因自己误解的开除导致了她之后的悲惨处境，这让他深感罪责，所以他决定让她与珂赛特母女团聚以此来作为弥补，但是直至芳汀去世前冉 · 阿让都没有来得及接回珂赛特，使这个可怜的女人含泪抱憾而终。而之后他来到蒙费梅带走珂赛特并让她穿上这一身衣服为芳汀戴孝也算是从另一种方式遵守了对芳汀的诺言，“母亲在坟墓里，看见女儿为她戴孝，尤其是看见女儿穿得特别暖和，一定特别高兴”[7]，这正是他对芳汀的救赎，也是他践行人道主义的证明。
从另一方面来说，珂赛特穿着这些衣服的时候，是只有他们两个一起生活的那段时光，是冉 · 阿让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解救和抚养珂赛特的过程中，爱与善逐渐上升为冉 · 阿让生命的第一需要。他与珂赛特的父女之爱净化了他的灵魂， 充实了他的的生活内容， 使他的善行有了物质力量， 推动他坚定地走完为善的道路”[8]。冉 · 阿让对珂赛特的感情很复杂，从一开始仅仅只是父亲般对女儿的爱，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复杂的爱，他不仅把珂赛特当做女儿来爱，也当作是母亲来哎，还当作妹妹来爱，更是掺杂了对妻子的爱。冉 · 阿让把珂赛特当作是自己的光明，看作是自己的安身之所，看作是家庭，看作是国家，看作是天堂。穿着黑色衣服的柯赛特的那时，她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他一人。
（二）银色燭台的深层意蕴
还有另一件值得关注的物品便是那两个银色的烛台。两个银色的烛台也伴随着冉 · 阿让的一生，见证着他的一生。
这两个烛台，便是冉 · 阿让从主教那里拿来的烛台，冉 · 阿让当时偷窃主教的银器被警察抓住之后，米里哀主教并没有跟警察控诉他的罪行，反而还替他说话，最后还把两个银色的烛台送给了他，并向他着重强调“冉 · 阿让，我的兄弟，您不再是恶的一方，而是善的一方了。我救赎了您的灵魂;我已经将您的灵魂由黑暗的想法和堕落的精神中赎出来，交还给上帝了。”[9]
这给此时的冉 · 阿让带来了很深的震撼，让他意识到了自己之前刚出狱时试图怨恨来回报社会这种方式的狭隘性，并因此受到了主教的感化。从那刻起，他便认识到了善的力量，并至此将这种仁慈和宽容的力量发扬并传承。他们跟随着他成为市长，伴随着他成为福什勒旺先生，也陪伴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于冉 · 阿让来说，这两个烛台是他践行仁爱精神的指明灯，是米里哀主教精神指引的化身。他曾因为邪恶的念头想要毁掉这两个烛台，但是在最后，他依旧皈依于充满仁爱精神的基督。并通过自己的善行为过去的罪恶赎罪，用自己的仁爱与救赎来唤起更多的人心中的善与爱。
在冉 · 阿让去世前，他将这两只银烛台送给了珂赛特，“壁炉台上边的这一对烛台，我就留给柯赛特了。烛台是用白银做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黄金，是用钻石做的。蜡烛插在上边就成神烛了。我不知道我可以将烛台送给谁，上天对我是否满意。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10]。这意味着他的美好品德与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承，也代表着他对这个悲惨世界的美好祝福。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文中一系列服装及居住环境的改变，以及蜡烛与小箱子的多次出现，发现它们从侧面印证了冉 · 阿让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变化。他从苦役犯起始，到乐善好施的马德兰市长，再到慈爱的福什勒旺老爹，直至充满仁爱与慈悲的人道主义者的终点。这一切都在阐述着作者所宣扬的人道主义思想：悲惨的社会充满不公，但是善和爱可以引导人民脱离苦海，通过道德的感化作用可以使这个悲惨的世界重见光明。“雨果在冉 · 阿让身上寄托着他对人类最重改的精神世界的执着追求。”[11]总而言之，人道主义思想是贯穿全文的中心思想，雨果通过这部作品强而有力地控诉了当时的法国社会，也表达了对贫苦人民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
参考文献：
[1]田志华.《悲惨世界》中的人道主义解读[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0，（9）：109-112.
[2][3][4][5][6][7][9][10]雨果.悲惨世界[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
[8]傅守祥.人的心灵向善迈进的史诗——试论《悲惨世界》的人道主义思想与浪漫主义思潮[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73-77.
[11]赵维红.从悲惨世界看雨果的人道主义关怀[J]. 名作欣赏，2013，（24）：69-70.
作者简介：
王广红，女，汉族，浙江宁波人，浙江树人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关键词】 悲惨世界;冉阿让;人道主义;服装;居住环境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7-0006-03
一、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人道主义自萌芽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大致包括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解放，以及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等。”[1]随着18世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自由思想的兴起，雨果作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引领者，开始在他的著作中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并建立起自己的以基督教博爱仁慈等真善美精神为核心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而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贯穿在《悲惨世界》这部作品的始终，更是集中体现在冉 · 阿让身上。这也是他创作这部伟大作品的原因，他在《悲惨世界》的序文中对此做了说明：“在文明时期，只要还存在社会压迫，只要还有人借助法律和习俗要把人间变成地狱，给人类的命运制造不该有的苦难;只要现存的三大问题——因贫困导致男人道德败坏，因饥饿使得女人生活堕落，因黑暗让儿童身体虚弱——在本世纪还不能完全解决;只要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社会压抑，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愚昧和贫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一无是处的。”[2]概括而言就是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压迫，就会有苦难。但是，充满仁慈与善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战胜这种黑暗的社会压迫。
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冉 · 阿让的言行中，同时，主要人物服装以及居住环境的改变都从侧面反映了主角冉 · 阿让的人道主义思想进化之旅。
二、居住环境变化的深层内涵
冉 · 阿让在土伦监狱里待了十九年的时间，来到迪涅城时没有地方愿意收留他，直到一位老妇人指引他来到了米里哀主教的居所。在那里他的思想与人生从此得到了改变。
冉 · 阿让原来是法夫罗勒一个老实本分的树枝修剪工人，只因打碎面包店的橱窗偷窃一块小面包给挨饿的外甥们吃而被送进监狱，十九年土伦苦役监狱生活的潜移默化，使他具备了一种对他所遭不幸的一种迫切的，毫不犹豫地，冒失的，全然出自本能的反抗。他深知他造成的损失与这个社会给他带来的损失是不对等的，并且认为人类社会对他只有迫害，世人与他接触，不过是为了要迫害他。他和别人接触，遭受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从他幼年开始，他从未获得过来自别人的一句友善的话语，或者是一次和善的目光，他感受到他的人生就是从悲痛又到到另一个悲痛。所以他给这个社会定了罪，从那之后，他便觉得自己的心肠变硬了，不仅如此，他还定了天主的罪，从那之后，他便觉得自己成了不信教的人。此时他本性中善良，仁爱的一面被他对社会的不满与愤恨所压制了。
出狱之后，他更是受到了来自各种方面的不公平对待：普通工人可以获得三十苏的薪资而到他手里却变成了二十五苏，旅馆和酒吧的拒绝招待，农夫的开枪威胁。而所有的不公平，只是因为他是一个苦役犯。在当时的巴黎，苦役犯处在社会最后一级的下边，在社会的等级里是甚至连一个位子也没有的人。最后一个人之后，才可能会是苦役犯。苦役犯可以说已经不是活着的人的同类，关于苦役犯，法律早已把他们的人格统统都剥夺了。
在如此近乎绝望的时刻，米里哀主教却接纳了他，给他提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一盆用白水、油、面包和盐做成的汤，另外还有咸肉、羊肉和许多无花果、鲜奶酪以及很大的黑面包。除了主教平时吃的食物之外，还特地添加了一瓶陈年莫福酒”[3]，并让他睡在了有舒适洁白床单的凹室中。
在那个温暖的夜晚，在那座原来被用作医院的房子里，冉 · 阿让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性的仁慈与善良，在那个无比神圣的人身上，他看到了一种神性。也是在那个屋子里，冉 · 阿让的思想已经变得和之前的他不一样了。
后来，冉 · 阿让来到了海滨蒙特伊城，在那里，他变成了德高望重的马德兰老爹，虽然他成为了市长，拥有了一大笔财富，但是他依旧还是那么的朴素。他所居住的地方被人称作是“隐修居住的一个洞穴，是一座坟墓。屋子里仅有几件桃花心木家具，墙壁上裱了便宜的壁纸，唯独壁炉上的两只旧烛台是银的”[4]。后来带着珂赛特居住在戈尔博老屋时，那是一个下面是大棚屋，被菜农用来堆放推车的破屋子;居住在修道院时也是在园子后边破旧的房子里;以及到了卜吕梅街的那所住宅之后，他依旧选择住在后院里那种下房里，“只有一张白木桌、两张草垫椅子、一张铺着草垫子的帆布床、一个陶瓷水罐以及搁在木板上的几部老书，房子里一直都不生火”[5]。珂赛特曾对此发出疑问，为什么房间里不放一个火炉，不铺一块地毯。冉 · 阿让对此的回答是，世界上比自己好的人有好多，但是他们头顶上甚至连一块瓦也没有。
自从在那间简单却又伟大的屋子里得到米里哀主教的救赎之后，冉 · 阿让就从那被称为牢狱的那种畸形而又阴暗的东西中走了出来，他已不再是恶的那一方，而是善的那一方了。他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已经转变成了光明的一面，他的灵魂得到了改变，得到了救赎，内心已经充满了一种光辉，他已经继承了米里哀主教的思想，成为了一名充满基督教仁爱精神的人道主义者。这种思想的改变，表现在了他对居住环境的态度上。他在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带着善和仁爱来救济这个悲惨的世界中悲惨的人民。
三、服装的变化的深层内涵
冉 · 阿让服装的变化与居住环境的改变基本保持一致。刚出狱时的他“头上戴着一顶皮檐鸭舌帽，遮住了黝黑的半张脸，头发很短，胡子很长;身上穿着黄色的粗布衫，领口搭着银扣，露出毛乎乎的胸脯;领带如同一条绳子;蓝色的棉布裤破旧不堪，一个膝头已经磨成了白色，另外一个膝头磨出了洞;外面穿的灰色外衣也是破旧不堪，两个袖肘上缝着一块绿呢布;背上还背着一只簇新的军用袋，满满的袋口被牢牢地扣住;他手中拿着一根多节的粗木棍，腳上没穿袜子，只穿着一双钉着铁掌的鞋”[6]。可能会拥有新生活的欣喜在他刚出狱的脑海中只短暂的停留了一瞬，因为他知道一张黄色的通行证，注定了他不会拥有开启新生活的机会。此时的他充满着对人类残酷法律的愤恨，对人类社会不平等待遇的愤恨。内心的想法总是会通过一个人的外表所体现出来，也体现在一个人的着装上。再加上十九年的监狱生活，使得他的着装更为破败不堪。 后来成了马德兰市长后，人们见他时他总是戴着一顶宽边帽，身着粗呢长礼服。每当他外出的时候，口袋里装满了钱，但是回来的时候就空了。这时的冉 · 阿让已经受到了莫里哀主教的感化，是一个内心充满着仁爱精神的道德高尚的老人。他只有两个心愿：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别人;远离世事的喧嚣并皈依上帝。这两个心愿不断地指引着这个老人，使他成为乐于为善的人。
但在去往那个审判尚马蒂厄法院的路上，他却全身围着斗篷，只因此时的他正处于良心与人生的矛盾运动中。经过多年的改正与修身自赎，他已经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乐观的开始，但是命运却还是逼着他做出痛苦的抉择，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为别人。只要他不去阻挡这次审判，他可以选择继续用马德兰的名字生存，尚马蒂厄会代替他，而他将会继续造福这个地区，让这里的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他帮助了尚马蒂厄，等待他的，将会是一生的苦役生活。但是在最后，冉 · 阿让还是会做出了正确而又崇高的选择，对着整个法庭的人们说出了自己是个在逃苦役犯的事实。
在后来的出场中，冉 · 阿让基本上都穿着得体的礼服。但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白天他带着珂赛特出门漫步时，他都会穿着得体的礼服，戴着干净的帽子，去给饥肠辘辘的人送去面包，给遭遇寒冷的人送去衣物。但是等到夜幕降临他独自一人出门时，他常常是一身工人的打扮：穿着一件短上衣和一条长裤子，头上很低地戴着一顶鸭舌帽，将脸挡起来。这不仅是出于一种谨慎，更是一种谦卑。因为他是一个在逃苦役犯，他的余生原本应该是在阴暗痛苦的监狱里度过，但是命运却让他得以用他人的名字在这明亮的世间存活，并体会到爱与善的滋味。这是一种对生命的谦卑，对自我的谦卑。与此同时，他又害怕沙威的逮捕，害怕命运会再一次地与他开玩笑，所以他戴着一顶很低的鸭舌帽，随时保持警惕。
到了最后即将离开这个人世时，他依旧选择的是一身旧工装。这时的他已经不需要出门了，而且这时的他已经不是福什勒旺先生了，仅仅只是冉 · 阿让本身，他这悲伤的一生中经历了无数次的伤痛，多少次他受了致命的伤痛，鲜血淋漓，但是每一次他都重新站了起来。对马里尤斯说出一切事实以后，虽然那刻的内心是无比绝望的，但是他的灵魂却得以宁静。从前的冉 · 阿让因为生存，偷过一个面包;现在的冉 · 阿让，因为生存，他不希望盗用一个名字。此时的他，只是一个平凡人，真正正正冉 · 阿让的而已。
除了服装和居住环境之外，还有两个在文本中多次出现的事物值得我们注意。
（一）小箱子的深层意蕴
一个便是他无论搬到哪里都要带的箱子，而且是唯一的一件。珂赛特还把它称作冉 · 阿让难舍难分的朋友，并且还曾为此感到嫉妒。那个箱子里装的是十年前珂赛特离开蒙费梅时所穿的衣服：黑色的方围巾，黑色的小衣服，粗笨的小童靴，很厚的粗斜纹布紧身上衣，针织品的短裙，有口袋的围裙，黑色的毛线袜。我们可以得知这些衣服是珂赛特的孝服。
而冉 · 阿让一直随身带着这些衣物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芳汀原本是在自己厂里工作的女工，因自己误解的开除导致了她之后的悲惨处境，这让他深感罪责，所以他决定让她与珂赛特母女团聚以此来作为弥补，但是直至芳汀去世前冉 · 阿让都没有来得及接回珂赛特，使这个可怜的女人含泪抱憾而终。而之后他来到蒙费梅带走珂赛特并让她穿上这一身衣服为芳汀戴孝也算是从另一种方式遵守了对芳汀的诺言，“母亲在坟墓里，看见女儿为她戴孝，尤其是看见女儿穿得特别暖和，一定特别高兴”[7]，这正是他对芳汀的救赎，也是他践行人道主义的证明。
从另一方面来说，珂赛特穿着这些衣服的时候，是只有他们两个一起生活的那段时光，是冉 · 阿让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解救和抚养珂赛特的过程中，爱与善逐渐上升为冉 · 阿让生命的第一需要。他与珂赛特的父女之爱净化了他的灵魂， 充实了他的的生活内容， 使他的善行有了物质力量， 推动他坚定地走完为善的道路”[8]。冉 · 阿让对珂赛特的感情很复杂，从一开始仅仅只是父亲般对女儿的爱，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复杂的爱，他不仅把珂赛特当做女儿来爱，也当作是母亲来哎，还当作妹妹来爱，更是掺杂了对妻子的爱。冉 · 阿让把珂赛特当作是自己的光明，看作是自己的安身之所，看作是家庭，看作是国家，看作是天堂。穿着黑色衣服的柯赛特的那时，她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他一人。
（二）银色燭台的深层意蕴
还有另一件值得关注的物品便是那两个银色的烛台。两个银色的烛台也伴随着冉 · 阿让的一生，见证着他的一生。
这两个烛台，便是冉 · 阿让从主教那里拿来的烛台，冉 · 阿让当时偷窃主教的银器被警察抓住之后，米里哀主教并没有跟警察控诉他的罪行，反而还替他说话，最后还把两个银色的烛台送给了他，并向他着重强调“冉 · 阿让，我的兄弟，您不再是恶的一方，而是善的一方了。我救赎了您的灵魂;我已经将您的灵魂由黑暗的想法和堕落的精神中赎出来，交还给上帝了。”[9]
这给此时的冉 · 阿让带来了很深的震撼，让他意识到了自己之前刚出狱时试图怨恨来回报社会这种方式的狭隘性，并因此受到了主教的感化。从那刻起，他便认识到了善的力量，并至此将这种仁慈和宽容的力量发扬并传承。他们跟随着他成为市长，伴随着他成为福什勒旺先生，也陪伴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于冉 · 阿让来说，这两个烛台是他践行仁爱精神的指明灯，是米里哀主教精神指引的化身。他曾因为邪恶的念头想要毁掉这两个烛台，但是在最后，他依旧皈依于充满仁爱精神的基督。并通过自己的善行为过去的罪恶赎罪，用自己的仁爱与救赎来唤起更多的人心中的善与爱。
在冉 · 阿让去世前，他将这两只银烛台送给了珂赛特，“壁炉台上边的这一对烛台，我就留给柯赛特了。烛台是用白银做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黄金，是用钻石做的。蜡烛插在上边就成神烛了。我不知道我可以将烛台送给谁，上天对我是否满意。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10]。这意味着他的美好品德与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承，也代表着他对这个悲惨世界的美好祝福。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文中一系列服装及居住环境的改变，以及蜡烛与小箱子的多次出现，发现它们从侧面印证了冉 · 阿让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变化。他从苦役犯起始，到乐善好施的马德兰市长，再到慈爱的福什勒旺老爹，直至充满仁爱与慈悲的人道主义者的终点。这一切都在阐述着作者所宣扬的人道主义思想：悲惨的社会充满不公，但是善和爱可以引导人民脱离苦海，通过道德的感化作用可以使这个悲惨的世界重见光明。“雨果在冉 · 阿让身上寄托着他对人类最重改的精神世界的执着追求。”[11]总而言之，人道主义思想是贯穿全文的中心思想，雨果通过这部作品强而有力地控诉了当时的法国社会，也表达了对贫苦人民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
参考文献：
[1]田志华.《悲惨世界》中的人道主义解读[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0，（9）：109-112.
[2][3][4][5][6][7][9][10]雨果.悲惨世界[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
[8]傅守祥.人的心灵向善迈进的史诗——试论《悲惨世界》的人道主义思想与浪漫主义思潮[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73-77.
[11]赵维红.从悲惨世界看雨果的人道主义关怀[J]. 名作欣赏，2013，（24）：69-70.
作者简介：
王广红，女，汉族，浙江宁波人，浙江树人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