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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话说一七九九年，按西方历法，也就是十八世纪的最后一年，刚开春，乾隆皇帝就去世了。“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抹灿烂的晚霞，那么，这也就成了一个真正的“世纪末”。
十九世纪对中国而言，实在是黑暗的深渊。那么多炮火，那么多鲜血，那么多无法想象的失败，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一直自认为天朝子民的中国人大吃一惊，悲愤交加。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兴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一种文明的生存领土，眼看就要被外人剥夺。文明像水，而领土像盘，当一个盘子被一块块分裂，水怎么还盛得住？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趋势都束手无策。那就只能听任主流文明之外的乡间巫术和土俗野蛮来抵抗了，结果可想而知，反而从另一个方面摧残了中华文明，或者为外人更快地吞食中华文明制造了借口。中华文明似乎已经走上绝路，无法挽救。
话说之间，又到了“世纪末”。
离开乾隆皇帝撒手尘寰，正好一百年。这一百年，是中华文明诞生几千年以来最难熬的一百年。
二
一八九九，深秋。离二十世纪只隔着三阵风，一场雪。
一天，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药店接到过一张药方，药方上有一味药叫“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的龟甲和兽骨，上面间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这张药方的病人，叫王懿荣。
王懿荣是个名人，当时京城顶级的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他还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他对古代彝器上的铭文做过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尔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的古文字，立即产生敏感，不仅收购了达仁堂里的全部“龙骨”，而且嘱人四处搜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余块有字甲骨。他收购时出钱大方，又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重的文物，不少人为了钱财也纷纷到处寻找有字甲骨了。
在他之前，也有人听说过河南出土过有字骨版，以为是“古简”。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速作出判断，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史记》中“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那就太令人兴奋了，遥远的“五帝三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缺少实证，而眼前出现的却是那个时候占卜用的卜辞，而且是实实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询问天意。大事小事都问，最大的事，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吉、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仗，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等到打完仗，再把结果刻上。
我们的祖先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知遇到过多少灾祸和挑战，现在，终于可以听到他们向苍天的一句句问卜声了。问得单纯，问得具体，问得诚恳。问上帝，问宗祖，上帝也就是宗祖。有祭祀，有巫祝，日月星辰，风霜雨雪，问天也就是问地。
三
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半年之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这位大学者这时又担负着北京城的防卫职务。他头上多了一个官衔“京师团练大臣”，代表朝廷与义和团联系，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他觉得首都沦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职，尽管责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越不应该离开职守，但又不能以中国首都防卫官员的身份束手就擒，成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证明他们胜利的道具。于是，唯一的选择是在已经沦陷的北京城内，在朝廷离开之后，在外国侵略者还没有来到眼前的这一刻，自杀殉国。
他自杀的过程非常惨烈。
先是吞金。但是，挣扎许久仍然没有死亡。于是喝毒药。在已经被破坏的肠胃系统中灌进剧毒，感觉必定是撕肝裂胆，但居然还是没有死。最后，他采取了第三项更彻底的措施，爬到了井边，投井而死。
王懿荣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国难当头的关口成了民族英雄。他研究的是金石，自己却成了中国文化中铿锵的金石。他发现的是“龙骨”，自己却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龙骨”。
他在决定自杀前一定在书房里徘徊良久，眼光最不肯离舍的是那一堆甲骨。祖先的问卜声他最先听到，却还没有完全听懂。这下，他要在世纪交替间，为祖先留下的大地问一次卜。
问卜者是他自己，问卜的材料也是他自己。
凶耶？吉耶？他投掷了，他入地了，他烧裂了，裂纹里有先兆可供破读了。
一问几千年，一卜几万里，期间荣辱祝福，岂能简单论定？
四
王懿荣为官清廉，死后家境拮据，债台高筑，他的儿子王翰甫为了偿还债务，只能出售父亲前几个月搜集起来的甲骨。儿子也是明白人，甲骨藏在家里无用，应该售给真正有志于甲骨文研究的中国学者，首选就是王懿荣的好友刘鹗。
刘鹗怀着对老友殉难的巨大悲痛，购买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等于接过了研究的重担。同时他又搜集了好几千片甲骨，在《老残游记》发表的同一年，一九〇三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使甲骨文第一次从私家秘藏变成了向民众公开的文物资料。他本人也是一位资深的金石学家，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地划定了朝代，学术意义重大。殷，也就是商王盘庚把都城从山东迁到殷地之后的朝代，一般称作商殷，或殷商。商因迁殷而达到极盛，是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在开创之初总是杀气逼人，刘鹗也很快走向了毁灭。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五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被罗织了罪名，流放新疆。一九〇九年在新疆因脑溢血而死。
但是，这并没有阻吓中国学者。一种纯粹而又重大的学术活动必然具有步步推进的逻辑吸引力，诱使学者们产生惊人的勇气，前仆后继地钻研下去。刘鹗家里的甲骨文拓本被他的儿女亲家、另一位大学者罗振玉看到了。他一看就惊讶，断言这种古文字，连汉代以来的古文学家张敞、杜林、扬雄、许慎等也都没有见到过，因此领受了一种由山川大地交给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他写道：
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罗振玉以深厚的学养，对甲骨文进行释读。在此前后，他还深入地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的石室文书、古代金石铭刻、汉晋简牍，呈现出一派大家气象。对甲骨文，他最为关心的是出土地点，而不是就字论字，就片论片。因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点，才能理清楚整体背景和来龙去脉。事实证明，这真是高人之见。
在罗振玉之前，无论是王懿荣还是刘鹗，都不知道甲骨文出土的准确地点。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在罗振玉心上。终于，一九〇八年，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使罗振玉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一个村落，叫小屯。
洹河边？罗振玉似有所悟。他派弟弟从那里拿到了收购来的一万多片甲骨，大喜过望，因为准确的出土地点找到了，又得到了这么多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宝贝。但是，他又真正地紧张起来。一个最简单的推理是：村民们的大掘大挖虽然比以前把甲骨当作药材被磨成粉末好，至少把甲骨文留存于世间了，但是，为什么在小屯村会埋藏这么多甲骨呢？刘鹗已经判断甲骨文应该是“殷人刀笔文字”，那么，小屯会不会是殷代的某个都城？如果是，那么，村民们的大掘大挖，必定是严重地破坏了一个遗址。
这是最简单的推理，连普通学者也能作出。罗振玉不是普通学者，他从小屯村紧靠恒河的地理位置，立即联想到《史记》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以及唐人《史记正义》所说的“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冢殷虚”。他凭着到手的大量甲骨进行仔细研究，很快得出结论，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稳定、最长久的都城遗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辞就是殷王室之物。
为什么殷墟的被确定如此重要？因为这不仅是从汉代以来一直被提起的“殷墟”这个顶级历史地名的被确定，而且是伟大而朦胧的商代史迹的被确定。从此，一直像神话般缥缈，因而一直被史学界“疑古派”频频摇头的夏、商、周三代，开始从传说走向“信史”。
这是必须亲自抵达的。一九一五年三月，罗振玉终于亲自来到了安阳小屯村。这是中国高层学者首次出现在殷墟现场。
文化史上有一些看似寻常的脚步会被时间记得，罗振玉那天来到殷墟的脚步就是这样。这几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
五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出现了最不可思议的三层图象：现实社会被糟践得越来越混乱，古代文化被发掘得越来越辉煌，文化学者被淬炼得越来越通博。罗振玉已经够厉害的了，不久他身边又站起来一位更杰出的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比罗振玉小十一岁，在青年时代就受到罗振玉的不少帮助，两人关系密切。相比之下，罗振玉对甲骨文的研究还偏重于文字释读，而到了王国维，则以甲骨文为工具来研究殷代历史了。一九一七年，王国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从来没有被证实过的《史记·殷本纪》所记的殷代世系，同时又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讹。此外，他还根据甲骨文研究了殷代的典章制度。王国维的研究，体现了到他为止甲骨文研究的最高峰。
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介入，标志着中国最高文化良知的郑重选择。而且由于他，中国新史学从一片片甲骨中奠基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国维还是延续了甲骨文大师们难逃的悲惨命运，也走上了自杀之途。
王国维之死，不如王懿荣慷慨殉国那么壮烈，也没有刘鹗猝死新疆那么窝囊。他负载了太重的历史文化，本来在急剧变动的时局中已经蹒跚踉跄，更何况历史文化还在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而时局变动也在眼花缭乱地加速之中。对王国维而言，历史文化太熟悉了，时局变动太陌生了，两相冲突，他无法处置。这中间，甲骨文并不是把他推向死亡的直接原因，却一定在压垮他的过程中增添过重量。
这种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也压垮了另一位甲骨文大师罗振玉。罗振玉并没有自杀，却在历史和时局的冲突中选择了前者。但是，历史一旦与时局冲突就会发生变异，他以清朝遗民的心理谋求复辟，后来还在伪满洲国任职，变成了另一种精神自戕。
甲骨文中有一种“贞人”，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都可以看成是现代“贞人”，他们寻找，他们纪录，他们破读，其实也在占卜。只不过，他们也许因为泄露了天机，自身遭遇往往不佳。
一九二八年，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派王国维的学生董作宾前往殷墟调查，发现那里的文物并没有挖完，那里的古迹急需要保护，便决定以国家学术机构的力量科学地发掘殷墟遗址。院长蔡元培还致函驻守河南的将军冯玉祥，派军人驻守小屯。从此开始，连续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在第十三次发掘时发现YH127甲骨窖穴，终于获得了奇迹般的最大收获，因为这里是古代留下的一个皇家档案库。后来，随着司母戊大鼎的发现和妇好墓的发掘，商代显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美丽，也越来越伟大了。
一九二八年似乎是个界限，甲骨文研究者不再屡遭厄运了。
六
传说黄帝时的史官仓颉造字，造出来后“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可见，在中国人心中，文字的力量惊天动地。更何况，甲骨文吞吐过无数凶吉祸福，又沉默在地下三千多年，蕴含着多少力量！
靠着甲骨文和殷墟，我们总算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商殷时代。可能比孔子还清楚，因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没有见过甲骨文。孔子曾想搞清商殷的制度，却因文献资料欠缺而无奈叹息。但他对商代显然是深深向往的，编入《诗经》的那几首《商颂》今天读来还会让一切中国人心驰神往。据说孔子有可能亲自删改过《诗经》，如果没有，那也该非常熟悉，因为这是那个时代大地的声音。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故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这些句子几乎永远地温暖着风雨飘摇的中国历史，提醒一代代子孙不要气馁，而应该回顾这个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使这些华美的句子落到了实处，让所有已经拒绝接受远古安慰的中国人不能不重新瞪大了眼睛。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华夏先祖是通过一次次问卜来问鼎辉煌的。因此，辉煌原是天意，然后才是人力。
这么一个朝代突然如此清晰地出现在兵荒马乱、国将不国的二十世纪前期，精神意义不言而喻。中国人听惯了虚浮的历史大话，这次，一切都是实证细节，无可怀疑。许多无可怀疑的细节，组合成了对这个民族的无可怀疑。三千多年前的无可怀疑，启发了对今天和明天的无可怀疑。
那么，就让我们重新寻找废墟吧。一切都像殷墟，处处都是卜辞。每一步，开始总是苦的，就像王懿荣、刘鹗、王国维他们遭受的那样，但总有一天，会在某次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中，接受历史赐给我们的厚礼。
话说一七九九年，按西方历法，也就是十八世纪的最后一年，刚开春，乾隆皇帝就去世了。“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抹灿烂的晚霞，那么，这也就成了一个真正的“世纪末”。
十九世纪对中国而言，实在是黑暗的深渊。那么多炮火，那么多鲜血，那么多无法想象的失败，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一直自认为天朝子民的中国人大吃一惊，悲愤交加。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兴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一种文明的生存领土，眼看就要被外人剥夺。文明像水，而领土像盘，当一个盘子被一块块分裂，水怎么还盛得住？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趋势都束手无策。那就只能听任主流文明之外的乡间巫术和土俗野蛮来抵抗了，结果可想而知，反而从另一个方面摧残了中华文明，或者为外人更快地吞食中华文明制造了借口。中华文明似乎已经走上绝路，无法挽救。
话说之间，又到了“世纪末”。
离开乾隆皇帝撒手尘寰，正好一百年。这一百年，是中华文明诞生几千年以来最难熬的一百年。
二
一八九九，深秋。离二十世纪只隔着三阵风，一场雪。
一天，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药店接到过一张药方，药方上有一味药叫“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的龟甲和兽骨，上面间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这张药方的病人，叫王懿荣。
王懿荣是个名人，当时京城顶级的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他还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他对古代彝器上的铭文做过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尔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的古文字，立即产生敏感，不仅收购了达仁堂里的全部“龙骨”，而且嘱人四处搜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余块有字甲骨。他收购时出钱大方，又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重的文物，不少人为了钱财也纷纷到处寻找有字甲骨了。
在他之前，也有人听说过河南出土过有字骨版，以为是“古简”。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速作出判断，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史记》中“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那就太令人兴奋了，遥远的“五帝三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缺少实证，而眼前出现的却是那个时候占卜用的卜辞，而且是实实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询问天意。大事小事都问，最大的事，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吉、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仗，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等到打完仗，再把结果刻上。
我们的祖先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知遇到过多少灾祸和挑战，现在，终于可以听到他们向苍天的一句句问卜声了。问得单纯，问得具体，问得诚恳。问上帝，问宗祖，上帝也就是宗祖。有祭祀，有巫祝，日月星辰，风霜雨雪，问天也就是问地。
三
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半年之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这位大学者这时又担负着北京城的防卫职务。他头上多了一个官衔“京师团练大臣”，代表朝廷与义和团联系，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他觉得首都沦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职，尽管责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越不应该离开职守，但又不能以中国首都防卫官员的身份束手就擒，成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证明他们胜利的道具。于是，唯一的选择是在已经沦陷的北京城内，在朝廷离开之后，在外国侵略者还没有来到眼前的这一刻，自杀殉国。
他自杀的过程非常惨烈。
先是吞金。但是，挣扎许久仍然没有死亡。于是喝毒药。在已经被破坏的肠胃系统中灌进剧毒，感觉必定是撕肝裂胆，但居然还是没有死。最后，他采取了第三项更彻底的措施，爬到了井边，投井而死。
王懿荣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国难当头的关口成了民族英雄。他研究的是金石，自己却成了中国文化中铿锵的金石。他发现的是“龙骨”，自己却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龙骨”。
他在决定自杀前一定在书房里徘徊良久，眼光最不肯离舍的是那一堆甲骨。祖先的问卜声他最先听到，却还没有完全听懂。这下，他要在世纪交替间，为祖先留下的大地问一次卜。
问卜者是他自己，问卜的材料也是他自己。
凶耶？吉耶？他投掷了，他入地了，他烧裂了，裂纹里有先兆可供破读了。
一问几千年，一卜几万里，期间荣辱祝福，岂能简单论定？
四
王懿荣为官清廉，死后家境拮据，债台高筑，他的儿子王翰甫为了偿还债务，只能出售父亲前几个月搜集起来的甲骨。儿子也是明白人，甲骨藏在家里无用，应该售给真正有志于甲骨文研究的中国学者，首选就是王懿荣的好友刘鹗。
刘鹗怀着对老友殉难的巨大悲痛，购买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等于接过了研究的重担。同时他又搜集了好几千片甲骨，在《老残游记》发表的同一年，一九〇三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使甲骨文第一次从私家秘藏变成了向民众公开的文物资料。他本人也是一位资深的金石学家，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地划定了朝代，学术意义重大。殷，也就是商王盘庚把都城从山东迁到殷地之后的朝代，一般称作商殷，或殷商。商因迁殷而达到极盛，是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在开创之初总是杀气逼人，刘鹗也很快走向了毁灭。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五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被罗织了罪名，流放新疆。一九〇九年在新疆因脑溢血而死。
但是，这并没有阻吓中国学者。一种纯粹而又重大的学术活动必然具有步步推进的逻辑吸引力，诱使学者们产生惊人的勇气，前仆后继地钻研下去。刘鹗家里的甲骨文拓本被他的儿女亲家、另一位大学者罗振玉看到了。他一看就惊讶，断言这种古文字，连汉代以来的古文学家张敞、杜林、扬雄、许慎等也都没有见到过，因此领受了一种由山川大地交给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他写道：
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罗振玉以深厚的学养，对甲骨文进行释读。在此前后，他还深入地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的石室文书、古代金石铭刻、汉晋简牍，呈现出一派大家气象。对甲骨文，他最为关心的是出土地点，而不是就字论字，就片论片。因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点，才能理清楚整体背景和来龙去脉。事实证明，这真是高人之见。
在罗振玉之前，无论是王懿荣还是刘鹗，都不知道甲骨文出土的准确地点。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在罗振玉心上。终于，一九〇八年，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使罗振玉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一个村落，叫小屯。
洹河边？罗振玉似有所悟。他派弟弟从那里拿到了收购来的一万多片甲骨，大喜过望，因为准确的出土地点找到了，又得到了这么多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宝贝。但是，他又真正地紧张起来。一个最简单的推理是：村民们的大掘大挖虽然比以前把甲骨当作药材被磨成粉末好，至少把甲骨文留存于世间了，但是，为什么在小屯村会埋藏这么多甲骨呢？刘鹗已经判断甲骨文应该是“殷人刀笔文字”，那么，小屯会不会是殷代的某个都城？如果是，那么，村民们的大掘大挖，必定是严重地破坏了一个遗址。
这是最简单的推理，连普通学者也能作出。罗振玉不是普通学者，他从小屯村紧靠恒河的地理位置，立即联想到《史记》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以及唐人《史记正义》所说的“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冢殷虚”。他凭着到手的大量甲骨进行仔细研究，很快得出结论，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稳定、最长久的都城遗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辞就是殷王室之物。
为什么殷墟的被确定如此重要？因为这不仅是从汉代以来一直被提起的“殷墟”这个顶级历史地名的被确定，而且是伟大而朦胧的商代史迹的被确定。从此，一直像神话般缥缈，因而一直被史学界“疑古派”频频摇头的夏、商、周三代，开始从传说走向“信史”。
这是必须亲自抵达的。一九一五年三月，罗振玉终于亲自来到了安阳小屯村。这是中国高层学者首次出现在殷墟现场。
文化史上有一些看似寻常的脚步会被时间记得，罗振玉那天来到殷墟的脚步就是这样。这几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
五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出现了最不可思议的三层图象：现实社会被糟践得越来越混乱，古代文化被发掘得越来越辉煌，文化学者被淬炼得越来越通博。罗振玉已经够厉害的了，不久他身边又站起来一位更杰出的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比罗振玉小十一岁，在青年时代就受到罗振玉的不少帮助，两人关系密切。相比之下，罗振玉对甲骨文的研究还偏重于文字释读，而到了王国维，则以甲骨文为工具来研究殷代历史了。一九一七年，王国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从来没有被证实过的《史记·殷本纪》所记的殷代世系，同时又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讹。此外，他还根据甲骨文研究了殷代的典章制度。王国维的研究，体现了到他为止甲骨文研究的最高峰。
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介入，标志着中国最高文化良知的郑重选择。而且由于他，中国新史学从一片片甲骨中奠基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国维还是延续了甲骨文大师们难逃的悲惨命运，也走上了自杀之途。
王国维之死，不如王懿荣慷慨殉国那么壮烈，也没有刘鹗猝死新疆那么窝囊。他负载了太重的历史文化，本来在急剧变动的时局中已经蹒跚踉跄，更何况历史文化还在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而时局变动也在眼花缭乱地加速之中。对王国维而言，历史文化太熟悉了，时局变动太陌生了，两相冲突，他无法处置。这中间，甲骨文并不是把他推向死亡的直接原因，却一定在压垮他的过程中增添过重量。
这种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也压垮了另一位甲骨文大师罗振玉。罗振玉并没有自杀，却在历史和时局的冲突中选择了前者。但是，历史一旦与时局冲突就会发生变异，他以清朝遗民的心理谋求复辟，后来还在伪满洲国任职，变成了另一种精神自戕。
甲骨文中有一种“贞人”，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都可以看成是现代“贞人”，他们寻找，他们纪录，他们破读，其实也在占卜。只不过，他们也许因为泄露了天机，自身遭遇往往不佳。
一九二八年，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派王国维的学生董作宾前往殷墟调查，发现那里的文物并没有挖完，那里的古迹急需要保护，便决定以国家学术机构的力量科学地发掘殷墟遗址。院长蔡元培还致函驻守河南的将军冯玉祥，派军人驻守小屯。从此开始，连续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在第十三次发掘时发现YH127甲骨窖穴，终于获得了奇迹般的最大收获，因为这里是古代留下的一个皇家档案库。后来，随着司母戊大鼎的发现和妇好墓的发掘，商代显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美丽，也越来越伟大了。
一九二八年似乎是个界限，甲骨文研究者不再屡遭厄运了。
六
传说黄帝时的史官仓颉造字，造出来后“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可见，在中国人心中，文字的力量惊天动地。更何况，甲骨文吞吐过无数凶吉祸福，又沉默在地下三千多年，蕴含着多少力量！
靠着甲骨文和殷墟，我们总算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商殷时代。可能比孔子还清楚，因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没有见过甲骨文。孔子曾想搞清商殷的制度，却因文献资料欠缺而无奈叹息。但他对商代显然是深深向往的，编入《诗经》的那几首《商颂》今天读来还会让一切中国人心驰神往。据说孔子有可能亲自删改过《诗经》，如果没有，那也该非常熟悉，因为这是那个时代大地的声音。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故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这些句子几乎永远地温暖着风雨飘摇的中国历史，提醒一代代子孙不要气馁，而应该回顾这个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使这些华美的句子落到了实处，让所有已经拒绝接受远古安慰的中国人不能不重新瞪大了眼睛。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华夏先祖是通过一次次问卜来问鼎辉煌的。因此，辉煌原是天意，然后才是人力。
这么一个朝代突然如此清晰地出现在兵荒马乱、国将不国的二十世纪前期，精神意义不言而喻。中国人听惯了虚浮的历史大话，这次，一切都是实证细节，无可怀疑。许多无可怀疑的细节，组合成了对这个民族的无可怀疑。三千多年前的无可怀疑，启发了对今天和明天的无可怀疑。
那么，就让我们重新寻找废墟吧。一切都像殷墟，处处都是卜辞。每一步，开始总是苦的，就像王懿荣、刘鹗、王国维他们遭受的那样，但总有一天，会在某次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中，接受历史赐给我们的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