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的通胀主要并非因美国等核心经济体一致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形成的输入型通胀,与非周期性的通胀不同,而是一种源自我国既往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的、累积已久的、具有自强化特征的制度性通胀。这种制度性通胀的实质上是由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形成的生产"洼地"效应所致。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使靠投资与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速放缓,致使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之间不协调而累积起来的矛盾日益尖锐,内外因素促成的通胀显现并不断恶化。此轮通胀治理必须立足于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加快汇率、利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继续加大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力度。具体对策上应遵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改革与货币政策工具本身的完善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汇率工具先行,利率市场化紧跟的步骤,标本兼治,以使我国经济社会尽快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