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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纯科学资本与制度化科学资本是两种性质对立的科学资本。由于制度化科学资本在科学场域中处于有利位置，因而制约了科学场域的自主性。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权力化和权力知识化现象，都是由于纯科学资本向制度化科学资本转化而造成的。科学技术专制降低了哲学社会科学在人类实践中的地位。
关键词：行动者；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纯科学资本；制度化科学资本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6-0073-04
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场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行动者，各自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进行交流、竞争的实践空间，它是科学场域的次场域。场域是一个力量关系的场所，作为社会场域中的次级场域的科学场域也不例外，它是一个为保存或改变这种力量关系的较量的场所。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的行动者是依靠各自拥有的科学资本进行交往的，科学资本分为纯科学资本和制度化科学资本，纯科学资本是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建立在同行认识和承认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制度化科学资本是社会制度和科学体制的产物，与行动者本人的科研能力没有必然联系。科学资本除了能够产生知识效果之外，还可以部分地通过这些效果获得特权，比如：规定科学场域中的游戏规则和游戏的合法性等。科学资本不同于经济资本，显然，爱因斯坦的资本不是金融性的。科学资本家是在科学场域里拥有话语权的资本家，与经济场域的那些资本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科学场域和经济场域一样，其间有权力的关系，有资本和权力集中的现象(甚至是垄断)，也有为了争夺生产资料(职位、职称、声誉、待遇等)和再生产资料(任命权、任职权等)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总之，哲学社会科学场域具有科学场域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一、两种资本的关系：理论上对立、实践上统一
处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的行动者所拥有的制度化科学资本是以政府权力为基础而形成的，政府权力是一种国家认可的制度化的权力，这种权力与科研机构、行政部门的领导层和学术评审委员会所占据的优势位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种权力与作用于科学场域的生产资料以及再生产资料的权力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纯科学资本是行动者依靠独立于制度化的个人声望而形成的权力，这种个人声望完全建立在同行认可的基础之上，这种认可并不具体化，也没有制度化，尤其是那些通过互相尊重的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共同体。这两种科学资本有着不同的积累法则，纯科学资本主要通过对科学进步的贡献以及科学发明、发现和创造积累起来；而制度化科学资本，主要通过政府权力和与之相应的体制策略来实现。纯科学资本的得到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社会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需要知识的长期积累，并且提出的观点能够指导社会实践。两种科学资本在实践中是互相冲突的，比如在教授、研究员、博导、院士等位置的遴选和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的评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制度化科学资本的拥有者倾向于组织一些程序，完全按照行政管理的那种运作逻辑进行，而纯科学资本的拥有者则更倾向于依据申报者的个人声望，按照同行专家匿名评审的逻辑进行。
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纯科学资本和制度化科学资本，理论上难以共存，实践上却相依为命，二者往往存在着反比例关系。一方面，纯科学资本所有人拥有的科学声望越大，其政治声望反而很小；另一方面，制度化科学资本所有人的政治声望令人如雷贯耳，其科学声望却微乎其微，科学管理人员尤其如此。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这里也许有一个无法解决的冲突。任何机构，特别足像我们这样复杂的社会，缺少了管理机关便无法存在。知识分子进入管理机关对我们有好处，这一点我不怀疑，但是我又想，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正常运行，而不是思考和批判。这两种责任是相互矛盾的。我知道，我也亲眼目睹，当艺术界的人由批判转入管理机构或展览会的组织工作时，他们发生了多么大的、无法避免的变化。”在现实的科学场域中，为了避免两种权力的彻底决裂，造成纯科学资本家陷入最无权力的境地，人们往往采取折中的妥协方法，即两种科学资本为了创造最大的效益，常常共存于同一个研究室，这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葛兰西曾说过：“何谓‘科学本身’，这一问题必须提出来。科学改变了人们，使他们和以往不同，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本身不正是‘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吗?”在葛兰西看来，由于科学家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被赋予了科学的权威，因此，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也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已经卷入到为夺取符号资本而进行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必然涉及到其他从事符号资本生产的科学家的权力范同。因为，在科学场域里，行动者都是在谋求提出有关社会世界的新观点并希望使之普及化、合法化。这样以来，科学场域就不可避免地同时遵守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一是制度化科学资本家所希望的政治场域的逻辑，在其中，观念所具有的力量，主要是决定于提出这种观点的个人或群体的权力的函数；另一是纯科学资本家所追求的科学场域的逻辑，在其最理想的状态，只承认真理的力量。科学场域所遵守的政治场域的逻辑，使得科学活动难以获得完全的自治，而受制于时势；由此，就会造成逻辑上不一致的命题，即与经验观察相矛盾的命题(纯科学资本与制度化科学资本存理论上对立、实践上统一)能够在科学场域中长期存在。
二、两种资本对立的表现：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的自主度
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的科学场域中，很少有制度化科学资本的存在，科学家的活动完全是自主的，甚至，可以和艺术、游戏相媲美。“权力成其为权力，知识成其为知识的本质而言，权力与知识原则上都不受对方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特别是资本家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代替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统治策略的转换，肉体上的强制与压迫渐渐让位于象征性暴力的更温和、更隐蔽的统治策略的时候，科学场域的自主度就会受到威胁。“象征性暴力的一个效果，就是将统治和顺从的关系改换成情感关系，将权力改换成神秘的‘克里斯玛’(charisme，韦伯语，意为屏障)，或者改换成能够在情感上引起神秘魅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早期的统治活动动辄与警察和监狱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警察与监狱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学校和科研机构。在封建社会里，教会这种制度就是负责将以对武器、土地和财富的控制为基础的地主的权势，转换成神授的权力，教会的权威被用来为新兴尚武阶级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明证，并进一步巩固这一统治基础。在当今社会里，为社会再生产提供正当性明证的这项工作已由学校和科研机构接管。作为知识和符号的生产者——社会科学家无意中取代了中世纪教会中的教士和神父的位置，成为生产和维持既定社会秩序的特殊工具。针对制度化科学资本对哲学社会科学场 域的渗透，社会科学家们并没有听之认之，他们通过集体的努力和反抗，不断揭露出影响科学场域运作的社会因素及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制度化科学资本对纯科学资本约束；通过增强科学场域相对于外部力量和权势的集体自主性，科学家的个体自主性的条件，以及科学场域中理性沟通的社会机制在不断地形成。在当今的科学场域中，社会科学家从政治经济权力中分离出来了一部分权力，获得了一些自主性，这一成果是启蒙运动以来，层出不穷的纯科学资本家同制度化科学资本家斗争的结晶。
在当代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制度化科学资本挤压纯科学资本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社会科学家正在从公共论辩中被挤出去，位居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正在威胁着科学家经过长期斗争获得的自主性。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越缺乏自主度，其竞争就越不完善，行动者也就越容易在科学斗争中引入非科学的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获得的独立程度越有限，越不完全，世俗权力就越能够借助外部权力介入这一特殊的场域，这种介入是通过对学术头衔、职位、津贴、荣誉等的控制，使学术委员会成员中的制度化科学资本能够维持一定数量而实现的。相反，科学场域越独立，其竞争就越纯粹和完善，科学工作就越能排除社会力量的干扰，使科学活动中的检查、评比、审核等工作变得规范化。如果外在的力量和约束少的话，建立在理性和争论基础上的纯科学的竞争就会进展得比较顺利。然而，科学活动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科学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为求得自我生存而对经济资本的依赖程度，也取决于科学场域抵御外侵、自我保护的程度。由于不同的学科开展正常的科学活动所需要的经济资本的数量不同，从这个方面来看，数学家比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需要经济资本多的学科的科学家拥有相对多的独立性。社会科学虽然需要经济资本少，但由于大部分社会科学具有阶级性，因此，社会科学场域更缺乏自主性。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针对社会学这一研究社会的科学变成实用社会学，并成为支配阶级的统治工具时，曾主张“科学必须发掘隐秘”。然而，“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能得到必不可少的研究经费(社会学是很费钱的……)，同时又能保证独立性而不蜕化。由于社会学家对自主性的必要性没有清楚的感受与思索，由于他们缺乏集体思考，社会学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实用科学，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科学之外的目的”。
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的自主性、独立性不断受到形形色色外力的威胁。当今社会最可怕的外力要算是新闻界，而新闻界也受制于其他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经济对文化生产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报刊，通过报刊对文化生产者(特别是其中缺乏自主性者)的诱惑，通过报刊对作品的促销作用以及文化产品商(出版商、美术馆馆长等等)来实现的。艺术、文学、科学，这些自主性领域反对商业法则，而今天主要是报刊将这些商业法则强加给这些领域。这种统治从根本上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有利于直接听命于商业需求的产品和生产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记者型哲学家’”。
科学在古代是被作为人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活动来看待的，它既不是为了生存，也不是为了实用。但是，伴随着商业社会的来临，科学活动作为自由活动的性质被遮蔽了，它沦落为科学家的生存工具和谋生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但是，这只是科学在商业社会的表象，科学活动的自主性质只是被遏制了，并没有被消除，科学在当今社会实际兼有工具性(目的性)和自主性的双重特征。而恰恰是这种被遮蔽的自主性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力，科学的自主性要求科学家不是把科学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事业、作为生命来看待和追求，也正是有了对纯科学资本充满敬意的科学家的存在，才使科学场域在今天仍然能够保留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缺乏自主性，会导致一些科研人员时常转变成科学活动管理人员，从全职的科研人员转变为或多或少地参与到科学研究当中的兼职研究人员。正如法国的科学场域经过1968年5月危机的集体反思后得出的格言：“忙忙碌碌的研究员随处可见，而能够出成果的研究员却凤毛麟角。”这种现象非常符合日丹诺夫规律，即科学生产者在科学场域里越是没有作为，越是没有名气，他就越加需要外界的权力，也就越热衷于寻求外界的权力，也就是说，缺乏纯科学资本的研究人员更需要制度化的科学资本，制度化科学资本的增加和外界的干预的结果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被制约。
三、纯科学资本向制度化科学资本转化：知识权力化
由于纯科学资本向制度化科学资本的转化，使现代科学技术同现代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现代科学技术一方面是现代知识及其理性力量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进行无穷转化的结果。为了使当代科学技术成为社会极少数技术特权阶层所垄断的专利，在其生产和运用过程中，总是穿着神秘化的外衣。现代科学技术的神秘化过程同文化的神秘化过程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运作过程中之所以采用神秘化手段和程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社会行动者产生“误识”和“合谋”。“任何支配，如果不通过使人们误识(misrecognized)作为支配基础的任意武断性(arbitrary)，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可(rec-ognized)，就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今天，现代科学技术的神秘化，已经达到使其彻底异化的程度，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社会统治力量的宰制手段，成为社会大众崇拜的对象和受到新奴役的强有力的工具。更可悲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宰制社会行动者时，社会成员在其受到奴役时，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奴役，反而觉得当代科学技术是社会大众的“救世主”。正如伽达默尔所说：“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由于支配阶级看到科学技术蕴含着无穷的能量，把它作为社会再生产运行的工具，所以，科学技术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社会领域也成为统治力量。
知识权力化的直接结果是，科学技术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支配力量，并在许多情况下成为社会统治和宰制的主要手段，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显著下降。当代社会不折不扣地成为了科学技术专制的社会；而少数掌握和控制科学技术的“精英”分子，简直成了横行于一切场域的科学技术贵族。科技在当代社会的泛滥及其在社会场域的肆虐，已经使当代社会实现了全面的技术化，不但在经济场域，而且，在政治和文化场域也实现了技术化。科技贯穿一切，管理一切，宰制一切。科技本来就是理性的一种表现，但在现代社会中，它同理性的关系转化成双重性
关键词：行动者；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纯科学资本；制度化科学资本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6-0073-04
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场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行动者，各自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进行交流、竞争的实践空间，它是科学场域的次场域。场域是一个力量关系的场所，作为社会场域中的次级场域的科学场域也不例外，它是一个为保存或改变这种力量关系的较量的场所。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的行动者是依靠各自拥有的科学资本进行交往的，科学资本分为纯科学资本和制度化科学资本，纯科学资本是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建立在同行认识和承认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制度化科学资本是社会制度和科学体制的产物，与行动者本人的科研能力没有必然联系。科学资本除了能够产生知识效果之外，还可以部分地通过这些效果获得特权，比如：规定科学场域中的游戏规则和游戏的合法性等。科学资本不同于经济资本，显然，爱因斯坦的资本不是金融性的。科学资本家是在科学场域里拥有话语权的资本家，与经济场域的那些资本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科学场域和经济场域一样，其间有权力的关系，有资本和权力集中的现象(甚至是垄断)，也有为了争夺生产资料(职位、职称、声誉、待遇等)和再生产资料(任命权、任职权等)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总之，哲学社会科学场域具有科学场域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一、两种资本的关系：理论上对立、实践上统一
处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的行动者所拥有的制度化科学资本是以政府权力为基础而形成的，政府权力是一种国家认可的制度化的权力，这种权力与科研机构、行政部门的领导层和学术评审委员会所占据的优势位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种权力与作用于科学场域的生产资料以及再生产资料的权力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纯科学资本是行动者依靠独立于制度化的个人声望而形成的权力，这种个人声望完全建立在同行认可的基础之上，这种认可并不具体化，也没有制度化，尤其是那些通过互相尊重的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共同体。这两种科学资本有着不同的积累法则，纯科学资本主要通过对科学进步的贡献以及科学发明、发现和创造积累起来；而制度化科学资本，主要通过政府权力和与之相应的体制策略来实现。纯科学资本的得到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社会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需要知识的长期积累，并且提出的观点能够指导社会实践。两种科学资本在实践中是互相冲突的，比如在教授、研究员、博导、院士等位置的遴选和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的评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制度化科学资本的拥有者倾向于组织一些程序，完全按照行政管理的那种运作逻辑进行，而纯科学资本的拥有者则更倾向于依据申报者的个人声望，按照同行专家匿名评审的逻辑进行。
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纯科学资本和制度化科学资本，理论上难以共存，实践上却相依为命，二者往往存在着反比例关系。一方面，纯科学资本所有人拥有的科学声望越大，其政治声望反而很小；另一方面，制度化科学资本所有人的政治声望令人如雷贯耳，其科学声望却微乎其微，科学管理人员尤其如此。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这里也许有一个无法解决的冲突。任何机构，特别足像我们这样复杂的社会，缺少了管理机关便无法存在。知识分子进入管理机关对我们有好处，这一点我不怀疑，但是我又想，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正常运行，而不是思考和批判。这两种责任是相互矛盾的。我知道，我也亲眼目睹，当艺术界的人由批判转入管理机构或展览会的组织工作时，他们发生了多么大的、无法避免的变化。”在现实的科学场域中，为了避免两种权力的彻底决裂，造成纯科学资本家陷入最无权力的境地，人们往往采取折中的妥协方法，即两种科学资本为了创造最大的效益，常常共存于同一个研究室，这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葛兰西曾说过：“何谓‘科学本身’，这一问题必须提出来。科学改变了人们，使他们和以往不同，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本身不正是‘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吗?”在葛兰西看来，由于科学家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被赋予了科学的权威，因此，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也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已经卷入到为夺取符号资本而进行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必然涉及到其他从事符号资本生产的科学家的权力范同。因为，在科学场域里，行动者都是在谋求提出有关社会世界的新观点并希望使之普及化、合法化。这样以来，科学场域就不可避免地同时遵守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一是制度化科学资本家所希望的政治场域的逻辑，在其中，观念所具有的力量，主要是决定于提出这种观点的个人或群体的权力的函数；另一是纯科学资本家所追求的科学场域的逻辑，在其最理想的状态，只承认真理的力量。科学场域所遵守的政治场域的逻辑，使得科学活动难以获得完全的自治，而受制于时势；由此，就会造成逻辑上不一致的命题，即与经验观察相矛盾的命题(纯科学资本与制度化科学资本存理论上对立、实践上统一)能够在科学场域中长期存在。
二、两种资本对立的表现：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的自主度
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的科学场域中，很少有制度化科学资本的存在，科学家的活动完全是自主的，甚至，可以和艺术、游戏相媲美。“权力成其为权力，知识成其为知识的本质而言，权力与知识原则上都不受对方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特别是资本家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代替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统治策略的转换，肉体上的强制与压迫渐渐让位于象征性暴力的更温和、更隐蔽的统治策略的时候，科学场域的自主度就会受到威胁。“象征性暴力的一个效果，就是将统治和顺从的关系改换成情感关系，将权力改换成神秘的‘克里斯玛’(charisme，韦伯语，意为屏障)，或者改换成能够在情感上引起神秘魅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早期的统治活动动辄与警察和监狱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警察与监狱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学校和科研机构。在封建社会里，教会这种制度就是负责将以对武器、土地和财富的控制为基础的地主的权势，转换成神授的权力，教会的权威被用来为新兴尚武阶级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明证，并进一步巩固这一统治基础。在当今社会里，为社会再生产提供正当性明证的这项工作已由学校和科研机构接管。作为知识和符号的生产者——社会科学家无意中取代了中世纪教会中的教士和神父的位置，成为生产和维持既定社会秩序的特殊工具。针对制度化科学资本对哲学社会科学场 域的渗透，社会科学家们并没有听之认之，他们通过集体的努力和反抗，不断揭露出影响科学场域运作的社会因素及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制度化科学资本对纯科学资本约束；通过增强科学场域相对于外部力量和权势的集体自主性，科学家的个体自主性的条件，以及科学场域中理性沟通的社会机制在不断地形成。在当今的科学场域中，社会科学家从政治经济权力中分离出来了一部分权力，获得了一些自主性，这一成果是启蒙运动以来，层出不穷的纯科学资本家同制度化科学资本家斗争的结晶。
在当代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制度化科学资本挤压纯科学资本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社会科学家正在从公共论辩中被挤出去，位居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正在威胁着科学家经过长期斗争获得的自主性。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越缺乏自主度，其竞争就越不完善，行动者也就越容易在科学斗争中引入非科学的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获得的独立程度越有限，越不完全，世俗权力就越能够借助外部权力介入这一特殊的场域，这种介入是通过对学术头衔、职位、津贴、荣誉等的控制，使学术委员会成员中的制度化科学资本能够维持一定数量而实现的。相反，科学场域越独立，其竞争就越纯粹和完善，科学工作就越能排除社会力量的干扰，使科学活动中的检查、评比、审核等工作变得规范化。如果外在的力量和约束少的话，建立在理性和争论基础上的纯科学的竞争就会进展得比较顺利。然而，科学活动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科学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为求得自我生存而对经济资本的依赖程度，也取决于科学场域抵御外侵、自我保护的程度。由于不同的学科开展正常的科学活动所需要的经济资本的数量不同，从这个方面来看，数学家比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需要经济资本多的学科的科学家拥有相对多的独立性。社会科学虽然需要经济资本少，但由于大部分社会科学具有阶级性，因此，社会科学场域更缺乏自主性。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针对社会学这一研究社会的科学变成实用社会学，并成为支配阶级的统治工具时，曾主张“科学必须发掘隐秘”。然而，“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能得到必不可少的研究经费(社会学是很费钱的……)，同时又能保证独立性而不蜕化。由于社会学家对自主性的必要性没有清楚的感受与思索，由于他们缺乏集体思考，社会学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实用科学，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科学之外的目的”。
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的自主性、独立性不断受到形形色色外力的威胁。当今社会最可怕的外力要算是新闻界，而新闻界也受制于其他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经济对文化生产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报刊，通过报刊对文化生产者(特别是其中缺乏自主性者)的诱惑，通过报刊对作品的促销作用以及文化产品商(出版商、美术馆馆长等等)来实现的。艺术、文学、科学，这些自主性领域反对商业法则，而今天主要是报刊将这些商业法则强加给这些领域。这种统治从根本上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有利于直接听命于商业需求的产品和生产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记者型哲学家’”。
科学在古代是被作为人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活动来看待的，它既不是为了生存，也不是为了实用。但是，伴随着商业社会的来临，科学活动作为自由活动的性质被遮蔽了，它沦落为科学家的生存工具和谋生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但是，这只是科学在商业社会的表象，科学活动的自主性质只是被遏制了，并没有被消除，科学在当今社会实际兼有工具性(目的性)和自主性的双重特征。而恰恰是这种被遮蔽的自主性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力，科学的自主性要求科学家不是把科学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事业、作为生命来看待和追求，也正是有了对纯科学资本充满敬意的科学家的存在，才使科学场域在今天仍然能够保留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缺乏自主性，会导致一些科研人员时常转变成科学活动管理人员，从全职的科研人员转变为或多或少地参与到科学研究当中的兼职研究人员。正如法国的科学场域经过1968年5月危机的集体反思后得出的格言：“忙忙碌碌的研究员随处可见，而能够出成果的研究员却凤毛麟角。”这种现象非常符合日丹诺夫规律，即科学生产者在科学场域里越是没有作为，越是没有名气，他就越加需要外界的权力，也就越热衷于寻求外界的权力，也就是说，缺乏纯科学资本的研究人员更需要制度化的科学资本，制度化科学资本的增加和外界的干预的结果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被制约。
三、纯科学资本向制度化科学资本转化：知识权力化
由于纯科学资本向制度化科学资本的转化，使现代科学技术同现代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现代科学技术一方面是现代知识及其理性力量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进行无穷转化的结果。为了使当代科学技术成为社会极少数技术特权阶层所垄断的专利，在其生产和运用过程中，总是穿着神秘化的外衣。现代科学技术的神秘化过程同文化的神秘化过程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运作过程中之所以采用神秘化手段和程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社会行动者产生“误识”和“合谋”。“任何支配，如果不通过使人们误识(misrecognized)作为支配基础的任意武断性(arbitrary)，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可(rec-ognized)，就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今天，现代科学技术的神秘化，已经达到使其彻底异化的程度，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社会统治力量的宰制手段，成为社会大众崇拜的对象和受到新奴役的强有力的工具。更可悲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宰制社会行动者时，社会成员在其受到奴役时，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奴役，反而觉得当代科学技术是社会大众的“救世主”。正如伽达默尔所说：“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由于支配阶级看到科学技术蕴含着无穷的能量，把它作为社会再生产运行的工具，所以，科学技术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社会领域也成为统治力量。
知识权力化的直接结果是，科学技术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支配力量，并在许多情况下成为社会统治和宰制的主要手段，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显著下降。当代社会不折不扣地成为了科学技术专制的社会；而少数掌握和控制科学技术的“精英”分子，简直成了横行于一切场域的科学技术贵族。科技在当代社会的泛滥及其在社会场域的肆虐，已经使当代社会实现了全面的技术化，不但在经济场域，而且，在政治和文化场域也实现了技术化。科技贯穿一切，管理一切，宰制一切。科技本来就是理性的一种表现，但在现代社会中，它同理性的关系转化成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