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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荣辱观，主要包括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革命道德风范。这些荣辱观念，是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学习和弘扬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荣辱观，对于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荣辱观；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 K2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09)03-0104-04
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
根据伦理学的基本原理，理想信念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中最有价值的内涵，它对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有强大的驱动和导向作用。荣辱观作为道德的一对基本范畴，与理想信念紧密相联。从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就有什么样的荣辱观。共产党人的荣辱观是一种先进的荣辱观，集中体现在它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合乎时代进步潮流的科学的理想信念。“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就有了立身之本，站得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自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1]相反，一个人如果丢掉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就很难确立先进的荣辱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是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荣辱观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现。
在革命战争岁月，共产党人参加革命，“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2]他们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就是凭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大革命后期的白色恐怖中，许多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共产党员倒在了血泊中。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党的事业先后英勇牺牲。革命先驱李大钊面对绞刑架，发出了“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的豪迈誓言。[3]方志敏烈士在英勇就义前，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4]夏明翰烈士临刑前写就了一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5]革命先烈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之所以能够威武不屈，就是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矢志不移。抗日战争时期，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奔赴抗日第一线，就是受到共产党崇高形象的感召和党员干部人格魅力的吸引。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形象地描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虽然过着清苦的生活，但仍然乐观向上，坚持高尚的操守，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感人事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共产党人，一生为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毛毛在谈到邓小平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没有离开革命队伍时说：“这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虽然有时会遇到曲折。他们相信，他们的党始终是伟大的，尽管有时会为谬误所误导。他们相信，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是前途光明的，虽然途中多有险阻。”[6]邓小平也曾回忆：“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7]相反，那些革命队伍中的逃兵和叛徒之所以经不住考验，归根到底在于理想信念出了问题。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高尚道德情操，是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的集中体现。
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许许多多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都是因为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激励。胡锦涛在总结红军长征胜利经验时指出：“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英勇的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浴血奋战，之所以能够战胜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阻，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着为人民解放和民族自由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崇高理想，坚定信念，是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伟大旗帜，是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力量源泉。”[8]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淡化、动摇或背弃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否则，共产党人的思想就会落后于时代，共产党人的行为就会失去先进性。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面临着坚定理想信念的现实考验。“现在，有的党员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在诱惑面前不能洁身自好，说到底，还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9]这就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经常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是为什么，将来身后应当留点什么”的问题[10]，不断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
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荣辱观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荣辱观。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其荣辱观与其它阶级荣辱观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仅对实事求是作了全新的解释，而且把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同共产党人的荣辱观联系起来。早在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1]。他还批评说：“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洗刷唯心精神”。[12]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又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3]延安整风期间，陈云总结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对实事求是荣辱观的最好诠释。朱德提出，深入群众之中，关心、了解群众的生活和要求，为人民干实事，这是每个党员和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行动。“要反对那种不在下面好好办事，而用假报告、说空话来欺骗上级的作风。”[14]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特有的革命品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内涌现了许多坚持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毛泽东认真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中国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求索真理。他跋涉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仔细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他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建立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树立调查研究之风，努力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一致。周恩来以实事求是的一贯风格著称，提倡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人。陈云一生以“共产党要讲真理”为座右铭，坚持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还有很多。正是这些典范的榜样作用，中国共产党才能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毛泽东所概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已经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了共产党人实践的各个领域。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实事求是是永无止境的。江泽民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与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15]这是对党的思想路线内涵的进一步拓展，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荣辱观的进一步完善。胡锦涛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要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求真务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本质的内在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精神的集中体现。当前，我们要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阻碍中解放出来，努力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不断发展的客观实际，始终保持党的事业富于生机和活力。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也是荣辱观的核心问题。共产党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它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人民谋利益，反对官僚主义，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共产党人荣辱观的核心内容。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6]刘少奇也强调，“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的、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17]
革命为民，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这是革命时期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在这个奋斗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18]。共产党人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抛弃任何个人利益，在物质艰苦的条件下吃苦耐劳，在枪林弹雨的战争考验下行军打仗，在白色恐怖的残酷环境下出生入死，在长途跋涉的奔波下南征北战，为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的就是解放人民、建立新中国。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张思德时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就是“要努力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关心人民的疾苦，倾听人民的呼声，和人民打成一片，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正是由于无数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和自我牺牲精神，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十分亲密，毛泽东曾形象地把这种关系比作“鱼和水”、“种子和土地”、“愚公和上帝”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党才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的爱戴和支持，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表明，一个政党也好，一个政权也好，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19]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按照胡锦涛所讲的那样，“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20]。
四、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革命道德风范
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明荣知耻的革命道德风范。对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全面总结。他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发言中也都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克服骄傲自满的思想，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和人民的富裕，继续艰苦创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表明，这次中央全会所敲响的警钟是非常及时很有必要的。
谦虚谨慎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功劳。陈云的“功劳观”在共产党人中很具有代表性。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陈云在发言中批评了党内一部分干部的骄傲之气的倾向。他说，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他说：“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面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力量；第三才轮到个人。”[21]朱德曾谈到：“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性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的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22]共产党人的这种“功劳观”，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成为凝聚人心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许多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殊勋的共产党人，总是有功不居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
艰苦奋斗与谦虚谨慎紧密相联。党领导革命战争所遇到的艰难险阻，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得以生存下来；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压倒强大敌人的英雄气概和征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精神，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开展的生产自救运动更是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见证。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演讲，特别强调要把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起来，要把许多人逐渐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作风根本改变过来。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三次讲到了愚公移山故事，强调共产党人要怀着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和远大理想，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发扬愚公移山的艰苦奋斗精神。艰苦奋斗的高尚道德情操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培育出来的，也是通过他们率先垂范而发扬光大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一再号召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1978年6月在全军政工会上的讲话中，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23]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作风，才使党内形成了浓厚的艰苦奋斗氛围，才战胜了各种困难，使革命事业取得了成功。
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针对这种情况，胡锦涛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重温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倡导的“两个务必”，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牢记“两个务必”，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永葆共产党人的道德风范。
注释：
[1][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中)：621.
[2][6]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上)：193，316.
[3]董宝瑞.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情景[J].党史博采，2007(4).
[4]永远的丰碑(5)：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N].人民日报.2005-2-6.
[5]夏明翰.永远的丰碑(21)[N].人民日报，2005-2-22.。
[7]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10.
[8][20]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06，8-9.
[10][15][19]江泽民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30-331，237，572.
[11][12][13][16][18]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12，109.(2)：522-523，(1)：184.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0.
[17]刘少奇选集[C].人民出版社，1981(上)：133-134.
[21]陈云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93.
[22]朱德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4.
[23]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25.
作者简介：石国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 耿超锋
[关键词] 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荣辱观；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 K2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09)03-0104-04
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
根据伦理学的基本原理，理想信念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中最有价值的内涵，它对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有强大的驱动和导向作用。荣辱观作为道德的一对基本范畴，与理想信念紧密相联。从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就有什么样的荣辱观。共产党人的荣辱观是一种先进的荣辱观，集中体现在它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合乎时代进步潮流的科学的理想信念。“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就有了立身之本，站得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自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1]相反，一个人如果丢掉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就很难确立先进的荣辱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是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荣辱观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现。
在革命战争岁月，共产党人参加革命，“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2]他们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就是凭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大革命后期的白色恐怖中，许多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共产党员倒在了血泊中。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党的事业先后英勇牺牲。革命先驱李大钊面对绞刑架，发出了“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的豪迈誓言。[3]方志敏烈士在英勇就义前，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4]夏明翰烈士临刑前写就了一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5]革命先烈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之所以能够威武不屈，就是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矢志不移。抗日战争时期，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奔赴抗日第一线，就是受到共产党崇高形象的感召和党员干部人格魅力的吸引。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形象地描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虽然过着清苦的生活，但仍然乐观向上，坚持高尚的操守，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感人事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共产党人，一生为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毛毛在谈到邓小平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没有离开革命队伍时说：“这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虽然有时会遇到曲折。他们相信，他们的党始终是伟大的，尽管有时会为谬误所误导。他们相信，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是前途光明的，虽然途中多有险阻。”[6]邓小平也曾回忆：“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7]相反，那些革命队伍中的逃兵和叛徒之所以经不住考验，归根到底在于理想信念出了问题。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高尚道德情操，是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的集中体现。
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许许多多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都是因为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激励。胡锦涛在总结红军长征胜利经验时指出：“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英勇的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浴血奋战，之所以能够战胜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阻，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着为人民解放和民族自由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崇高理想，坚定信念，是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伟大旗帜，是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力量源泉。”[8]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淡化、动摇或背弃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否则，共产党人的思想就会落后于时代，共产党人的行为就会失去先进性。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面临着坚定理想信念的现实考验。“现在，有的党员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在诱惑面前不能洁身自好，说到底，还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9]这就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经常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是为什么，将来身后应当留点什么”的问题[10]，不断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
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荣辱观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荣辱观。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其荣辱观与其它阶级荣辱观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仅对实事求是作了全新的解释，而且把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同共产党人的荣辱观联系起来。早在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1]。他还批评说：“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洗刷唯心精神”。[12]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又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3]延安整风期间，陈云总结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对实事求是荣辱观的最好诠释。朱德提出，深入群众之中，关心、了解群众的生活和要求，为人民干实事，这是每个党员和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行动。“要反对那种不在下面好好办事，而用假报告、说空话来欺骗上级的作风。”[14]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特有的革命品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内涌现了许多坚持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毛泽东认真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中国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求索真理。他跋涉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仔细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他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建立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树立调查研究之风，努力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一致。周恩来以实事求是的一贯风格著称，提倡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人。陈云一生以“共产党要讲真理”为座右铭，坚持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还有很多。正是这些典范的榜样作用，中国共产党才能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毛泽东所概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已经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了共产党人实践的各个领域。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实事求是是永无止境的。江泽民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与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15]这是对党的思想路线内涵的进一步拓展，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荣辱观的进一步完善。胡锦涛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要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求真务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本质的内在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精神的集中体现。当前，我们要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阻碍中解放出来，努力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不断发展的客观实际，始终保持党的事业富于生机和活力。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也是荣辱观的核心问题。共产党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它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人民谋利益，反对官僚主义，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共产党人荣辱观的核心内容。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6]刘少奇也强调，“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的、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17]
革命为民，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这是革命时期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在这个奋斗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18]。共产党人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抛弃任何个人利益，在物质艰苦的条件下吃苦耐劳，在枪林弹雨的战争考验下行军打仗，在白色恐怖的残酷环境下出生入死，在长途跋涉的奔波下南征北战，为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的就是解放人民、建立新中国。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张思德时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就是“要努力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关心人民的疾苦，倾听人民的呼声，和人民打成一片，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正是由于无数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和自我牺牲精神，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十分亲密，毛泽东曾形象地把这种关系比作“鱼和水”、“种子和土地”、“愚公和上帝”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党才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的爱戴和支持，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表明，一个政党也好，一个政权也好，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19]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按照胡锦涛所讲的那样，“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20]。
四、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革命道德风范
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明荣知耻的革命道德风范。对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全面总结。他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发言中也都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克服骄傲自满的思想，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和人民的富裕，继续艰苦创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表明，这次中央全会所敲响的警钟是非常及时很有必要的。
谦虚谨慎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功劳。陈云的“功劳观”在共产党人中很具有代表性。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陈云在发言中批评了党内一部分干部的骄傲之气的倾向。他说，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他说：“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面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力量；第三才轮到个人。”[21]朱德曾谈到：“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性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的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22]共产党人的这种“功劳观”，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成为凝聚人心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许多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殊勋的共产党人，总是有功不居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
艰苦奋斗与谦虚谨慎紧密相联。党领导革命战争所遇到的艰难险阻，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得以生存下来；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压倒强大敌人的英雄气概和征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精神，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开展的生产自救运动更是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见证。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演讲，特别强调要把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起来，要把许多人逐渐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作风根本改变过来。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三次讲到了愚公移山故事，强调共产党人要怀着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和远大理想，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发扬愚公移山的艰苦奋斗精神。艰苦奋斗的高尚道德情操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培育出来的，也是通过他们率先垂范而发扬光大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一再号召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1978年6月在全军政工会上的讲话中，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23]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作风，才使党内形成了浓厚的艰苦奋斗氛围，才战胜了各种困难，使革命事业取得了成功。
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针对这种情况，胡锦涛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重温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倡导的“两个务必”，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牢记“两个务必”，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永葆共产党人的道德风范。
注释：
[1][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中)：621.
[2][6]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上)：193，316.
[3]董宝瑞.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情景[J].党史博采，2007(4).
[4]永远的丰碑(5)：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N].人民日报.2005-2-6.
[5]夏明翰.永远的丰碑(21)[N].人民日报，2005-2-22.。
[7]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10.
[8][20]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06，8-9.
[10][15][19]江泽民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30-331，237，572.
[11][12][13][16][18]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12，109.(2)：522-523，(1)：184.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0.
[17]刘少奇选集[C].人民出版社，1981(上)：133-134.
[21]陈云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93.
[22]朱德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4.
[23]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25.
作者简介：石国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 耿超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