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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西北郊的中部高地有座名叫哈罗的小镇,在那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么一群年轻的男生,他们身穿雪白的衬衣,外面套着天蓝色的西装外套,英俊潇洒,自信十足。更引人注目的是人人头上那顶带着深蓝丝带的英式硬草帽(有时候会是黑礼服配英式高礼帽及手杖),这群孩子必定来自著名的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原本高在云端的哈罗公学,因成为全球大热的《哈利波特》影片中霍格维茨魔法学校的取景地而渐渐为人所知。像霍格维茨魔法学校一样,哈罗公学也有着自身的魔力。它以其绵长厚重的历史、优质的教育、与全球权贵过从甚密而闻名于世。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先贤恐怕很难预料到,他们曾经创造的工业文明的各种品牌,已经一个又一个落入德国、中国乃至印度人之手。但是作为英帝国黄金时代象征的一个软标志——教育,倒是依旧声名显赫,吸引各种精英学子、王子皇孙、富家贵胄慕名而来,为英国带来滚滚财源。除了牛津、剑桥一类的传统大学,很多人也把目光早早瞄向了如哈罗公学一类的贵族中学。因为一旦能够成功入读这类顶级学校,不但意味着获得了进入牛津、剑桥等名校的敲门砖,也意味着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最正统全面的英式贵族教育,有望成为正宗的“英伦贵族”。
哈罗公学,是这类贵族学校中的佼佼者,英国贵族教育体系中的明珠。即使面临数万英镑一年的高昂学费,世界各地那些腰缠万贯的家长,依然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女儿是不行的,因为哈罗是男校)戴上那顶哈罗草帽。对他们来说,或许只要哈罗公学愿意接受,金钱不是问题。赋予哈罗公学神秘光环的,不仅有辉煌的历史与传统,也有大英帝国依旧耀眼的软实力残光。
从平民学校到贵族学校
多少有点讽刺的是,哈罗公学的创始人,既不是声名显赫的公爵,也不是名留青史的主教。1572年,一名哈罗本地的富农,约翰·利昂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那里获准在当地建立一所面向本地农民孩子的学校。作为代价,他出钱支付了两名学生未来去牛津和两名学生去剑桥学习的费用,并修筑了连接伦敦和埃德加的公路。
尽管来读书的都是本地教区的孩子,利昂还是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其中要求学校的校长必须由一位至少有20英镑年收入、硕士学历的人士担任,副校长的要求则是15英镑年收入和学士学历。除了每周四外,学生没有玩乐的时间。出席教堂礼拜是必须的,过了一年级以后,就不允许再说英语了。当时哈罗公学的教学语言是拉丁语。违反规定的学生,将接受“适度疼痛”的体罚。为了良好贯彻各种校规,哈罗公学初始设立了3个校监,其中两个负责管教和惩罚学生,另外一个则负责监督其他两位校监。
学生进入哈罗读书是免费的,利昂资助本地的教育。家长只需要给学生准备墨水、纸张、笔、书本、蜡烛以及弓箭。在哈罗的早期历史里,射箭是必须和唯一的运动。这也体现了哈罗的英国本土色彩,在冷兵器时代,英格兰以精良的弓箭手闻名,弓术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战争记忆。利昂还有规定,哈罗可以在收取合适学费并不影响本教区学生教育的情况下,接受外来的学生。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今天,这条准则无疑被非常灵活地运用了。
利昂一生都贡献给了哈罗的教育,在他死后,留下两部分财产——哈罗公学和那条大道。为了纪念他,哈罗的学生直到今天都要在每年11月沿着历史上那条大路跑上10公里。也因为利昂最初资助学生前往牛津和剑桥,哈罗从建校开始就和这两所后来世界最知名的学府结下了不解之缘。“入哈罗、读牛剑”成为公学的最大卖点,为不少海外暴发户追捧。
随着英国国势日趋强盛,哈罗公学迎来了自己的华丽转身,摇身一变,成了贵族学校,真是往来皆贵胄,谈笑无白丁。辉格党人对此“功不可没”。正是当初辉格党的权贵们对哈罗公学出手慷慨阔绰,使得该校学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当时,一个外来富家学生需要支付10英镑一年的学费,这在当时和一个大学学者的年收入相若了。一名1775年入学的男生甚至为他7年半的学习总共支付了202英镑,这在当时是惊人的巨款。而现在,这一数字早已刷新为每年2.5万英镑。即便学费高昂得令人咋舌,依然无法阻挡权贵们争先恐后地把自家公子送入该校求学。
正因为如此,18世纪当地居民还举行过集会,抗议哈罗越来越昂贵的学费和越来越多的外来学生。本地学生和外来学生的比率已经变成了1比2。不过本地居民希望找回利昂原初理念的斗争还是失败了,哈罗越来越成为一所平民难以企及的贵族学校。
学渣丘吉尔
有着四五百年悠久历史的哈罗公学,翻开其校史,真可谓星汉灿烂。光是哈罗的历任校长名单上,就有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隆里博士、华兹华斯的侄子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博士。哈罗毕业生更是社会精英中的精英,砥柱中的砥柱。哈罗出过7位英国首相,而其中尤以丘吉尔最为有名。
1941年时,名满天下的哈罗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当时正处在二战最严峻的时刻,丘吉尔在哈罗公学对着800多名学子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成为当代英语文学的名篇:“一年前我们在孤军奋战,许多国家都认为我们的末日到了,认为我们完蛋了。我们的一切传统、我们的校歌、我们学校的历史、我们国家的这部分历史,似乎都将灰飞烟灭了。但是今天的形势大不相同了。其他国家认为英国人将一败涂地,但是我们却巍然屹立。我们没有丝毫的畏惧,也从未想过屈服;令不列颠岛外的人看似奇迹,尽管我们自己从来不怀疑的是,我们今天已经处于这样的地位,正如我所说的,只要坚持到底,就一定能获得胜利。不要说黑暗年代;我们宁愿说严酷年代。这不是黑暗年代,而是伟大时代,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年代;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感谢上帝,感谢他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使这个时代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永放光芒而贡献力量。”无论对于英国还是哈罗公学,丘吉尔的这番演讲都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丘吉尔本人,恰恰是哈罗公学引以自豪的毕业生之一。正是校友录当中那一排排闪亮的名字,构筑了哈罗公学的赫赫声威,也引得无数望子成龙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同样拜将封相,衣锦还乡。 不过实际上,丘吉尔本人在哈罗的生涯并不开心,甚至可以说,对这位从小有些离经叛道,有一个美国富家大小姐母亲的名门子弟来说,哈罗公学的几年岁月还颇为黑暗。
作为传统名校,拉丁文考试是进入哈罗公学所必须的。但是丘吉尔的拉丁文实在太差。他在自传《我的早年生活》里颇为“得意”地回忆:校长威尔登博士对我的拉丁文作文宽宏大量,证明他独具慧眼,能判断我全面的能力,这非常难得。
这多少有些可笑,因为丘吉尔的拉丁文考试根本就是交了白卷,很难想象,怎样的老师会从白卷里发现什么慧根。丘吉尔之所以能够进入哈罗,不是他自我吹嘘的什么全面能力,而是基于父系丘吉尔家族(祖先马尔波罗公爵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将领之一)和母系美国大富商这一难以让人拒绝的超级显赫家世。后来的历史不断证明,来自世界各地源源不断靠家世走后门进哈罗的权贵学生中,丘吉尔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在哈罗读书期间,丘吉尔的成绩依然很差,特别是数学、拉丁文等,基本都是全校垫底,可谓不折不扣的学渣。由于他生性顽皮叛逆,不时受到哈罗校规的“特别照顾”。不过他的英语和历史成绩却非常的好,还是全校的击剑冠军。
文艺青年拜伦
除了丘吉尔以外,哈罗人里的政治家还有现代保守党的奠基人罗伯特·皮尔及斯坦利·鲍德温等。提到罗伯特·皮尔,就不能不提及他在哈罗的校友——英国著名诗人乔治·拜伦。
拜伦作为英国独步古今的天才诗人,在波澜诡谲的浪漫主义文苑诗坛上,他手握如椽之笔,流金溢彩;在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的政治舞台上,他又是身着戎装,叱咤风云,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坚强斗士。拜伦只活了36岁,被评论家称为是19世纪初英国的“满腔热情地辛辣地讽刺现实社会”的诗人。
和丘吉尔不太一样,拜伦出身于一个贫穷而破落的贵族家庭。但是由于这个家族本身还是相当久远和显赫(拜伦10岁的时候就继承了世袭的爵位,以至于他的老师和校长都需要称呼这个孩子为“拜伦勋爵”),所以拜伦13岁时顺利进入了与之地位相称的哈罗公学。
时任哈罗公学校长的约瑟夫·德鲁里在他的书房里接待了这位天资聪颖,外表俊美,但腿有残疾的贵族少年。经过交谈,校长马上发现:“交给我的是一匹在山里野惯了的小马驹。不过,从他眼中看得出,他是有思想的。”
在哈罗公学的日子里,拜伦对正规的课堂学习一如既往地不大用功,可是一到关键时刻,他却能大笔一挥,写出三四十句拉丁文的六韵诗;他对课本不感兴趣,却热心于课外阅读,博览群书,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所以他在哈罗的学习被评价为“懒惰而博学”。
也是在哈罗期间,拜伦对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兴趣。在学校期间,他曾在一封信里写到:“一个演说家远远胜过一个诗人。而另外,即使我暂时从事诗的写作,那也是暂时的,因为我还未成年。”在拜伦于哈罗期间长期阅读的书目中,政治学、历史学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包括大量唯物主义哲学和启蒙学派的著作。
充满幻想的拜伦常常独自一人,臂下夹着这些书籍来到哈罗山顶的教堂,四周是一片墓地。拜伦就坐在大榆树下面的一块墓石上读书、冥想。在和风习习、树叶簌簌中,他的思绪往远方飘扬。
想家的尼赫鲁
1905年,哈罗迎来了一位年轻羞涩、但精干坚强的印度婆罗门子弟,他就是后来成为印度国父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另外一些同学前辈一样,尼赫鲁也不喜欢哈罗的生活,包括令人生厌的各种课程。而且,由于出身于印度尊贵的婆罗门贵族家庭,哈罗的生活对尼赫鲁也显得有些艰苦。比如他没有随身仆人伺候,学生在冬天必须洗冷水澡,让尼赫鲁很不习惯。
他后来写道:“我从来不曾一个人生活在陌生的人群中过。我感到孤单而且想家。”最使他受不了的是孤独,那难以排遣的寂寞时时攫住他不放。管事是学校里的唯一女性,可她在他心目中绝不可能取代一位印度母亲的地位。他在《自传》中用一些奇怪的话描述当时的感受:“我不是一个真正能适应这种生活的人,我总有一种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的感觉。”
到两年后离开哈罗时,他对那里的兴趣仍极其有限。事实上他对自己离开哈罗有如释重负之感,但学校的传统要求学生必须对离校显得伤心,他强制自己流下了几滴眼泪,不过却“不了解离开哈罗感到难过的心情真实到什么程度”。他是自愿离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向往一个更大的天地——大学,他写道:“不知怎样我觉得哈罗落后了。我羡慕大学。哈罗这个地方似乎太小,思想没有发展的余地。我要到大学更广阔的环境中去。”
多年以后,尼赫鲁作为印度总理重返哈罗。当时他接受了访问母校的邀请,大概是因他那不可救药的多愁善感使然,也可能是他渴望有一个雪耻的机会。从一张访问时的照片上看到:尼赫鲁一身典型的印度式打扮,身穿紧身裤和长外套,头戴甘地帽,他从列队欢迎的哈罗校友中间走过,欢迎者手挥大礼帽高唱“只因你是个快活伙伴”的校歌,他向他们挥手致意表示感谢,但他的眼睛却不正视他们而是凝视着远方,神情若有所思,他仿佛忆起过去在这里受到的冷淡接待,难以掩饰因今非昔比而产生出的自负。
后记
除了尼赫鲁外,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等中东王室成员,也是哈罗的毕业生。作为大英帝国最好的中学哈罗公学,对世界各地那些新兴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有贵族情结的家庭来说,无疑闪烁着特殊的光芒。“入哈罗,读牛津”这样的魔力宣传语流传至今。这些后发国家的新贵们,纷纷想着提高子嗣的贵族气质,热衷于把他们送入历史悠久的贵族学校,以便日后步入世界顶尖学府接受深造。也正因为此,哈罗一直都与高贵、神秘紧紧相连。对于哈罗来说,这里从来都不缺少故事,而未来,这里也必将和它的学生一起载入史册。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先贤恐怕很难预料到,他们曾经创造的工业文明的各种品牌,已经一个又一个落入德国、中国乃至印度人之手。但是作为英帝国黄金时代象征的一个软标志——教育,倒是依旧声名显赫,吸引各种精英学子、王子皇孙、富家贵胄慕名而来,为英国带来滚滚财源。除了牛津、剑桥一类的传统大学,很多人也把目光早早瞄向了如哈罗公学一类的贵族中学。因为一旦能够成功入读这类顶级学校,不但意味着获得了进入牛津、剑桥等名校的敲门砖,也意味着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最正统全面的英式贵族教育,有望成为正宗的“英伦贵族”。
哈罗公学,是这类贵族学校中的佼佼者,英国贵族教育体系中的明珠。即使面临数万英镑一年的高昂学费,世界各地那些腰缠万贯的家长,依然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女儿是不行的,因为哈罗是男校)戴上那顶哈罗草帽。对他们来说,或许只要哈罗公学愿意接受,金钱不是问题。赋予哈罗公学神秘光环的,不仅有辉煌的历史与传统,也有大英帝国依旧耀眼的软实力残光。
从平民学校到贵族学校
多少有点讽刺的是,哈罗公学的创始人,既不是声名显赫的公爵,也不是名留青史的主教。1572年,一名哈罗本地的富农,约翰·利昂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那里获准在当地建立一所面向本地农民孩子的学校。作为代价,他出钱支付了两名学生未来去牛津和两名学生去剑桥学习的费用,并修筑了连接伦敦和埃德加的公路。
尽管来读书的都是本地教区的孩子,利昂还是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其中要求学校的校长必须由一位至少有20英镑年收入、硕士学历的人士担任,副校长的要求则是15英镑年收入和学士学历。除了每周四外,学生没有玩乐的时间。出席教堂礼拜是必须的,过了一年级以后,就不允许再说英语了。当时哈罗公学的教学语言是拉丁语。违反规定的学生,将接受“适度疼痛”的体罚。为了良好贯彻各种校规,哈罗公学初始设立了3个校监,其中两个负责管教和惩罚学生,另外一个则负责监督其他两位校监。
学生进入哈罗读书是免费的,利昂资助本地的教育。家长只需要给学生准备墨水、纸张、笔、书本、蜡烛以及弓箭。在哈罗的早期历史里,射箭是必须和唯一的运动。这也体现了哈罗的英国本土色彩,在冷兵器时代,英格兰以精良的弓箭手闻名,弓术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战争记忆。利昂还有规定,哈罗可以在收取合适学费并不影响本教区学生教育的情况下,接受外来的学生。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今天,这条准则无疑被非常灵活地运用了。
利昂一生都贡献给了哈罗的教育,在他死后,留下两部分财产——哈罗公学和那条大道。为了纪念他,哈罗的学生直到今天都要在每年11月沿着历史上那条大路跑上10公里。也因为利昂最初资助学生前往牛津和剑桥,哈罗从建校开始就和这两所后来世界最知名的学府结下了不解之缘。“入哈罗、读牛剑”成为公学的最大卖点,为不少海外暴发户追捧。
随着英国国势日趋强盛,哈罗公学迎来了自己的华丽转身,摇身一变,成了贵族学校,真是往来皆贵胄,谈笑无白丁。辉格党人对此“功不可没”。正是当初辉格党的权贵们对哈罗公学出手慷慨阔绰,使得该校学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当时,一个外来富家学生需要支付10英镑一年的学费,这在当时和一个大学学者的年收入相若了。一名1775年入学的男生甚至为他7年半的学习总共支付了202英镑,这在当时是惊人的巨款。而现在,这一数字早已刷新为每年2.5万英镑。即便学费高昂得令人咋舌,依然无法阻挡权贵们争先恐后地把自家公子送入该校求学。
正因为如此,18世纪当地居民还举行过集会,抗议哈罗越来越昂贵的学费和越来越多的外来学生。本地学生和外来学生的比率已经变成了1比2。不过本地居民希望找回利昂原初理念的斗争还是失败了,哈罗越来越成为一所平民难以企及的贵族学校。
学渣丘吉尔
有着四五百年悠久历史的哈罗公学,翻开其校史,真可谓星汉灿烂。光是哈罗的历任校长名单上,就有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隆里博士、华兹华斯的侄子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博士。哈罗毕业生更是社会精英中的精英,砥柱中的砥柱。哈罗出过7位英国首相,而其中尤以丘吉尔最为有名。
1941年时,名满天下的哈罗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当时正处在二战最严峻的时刻,丘吉尔在哈罗公学对着800多名学子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成为当代英语文学的名篇:“一年前我们在孤军奋战,许多国家都认为我们的末日到了,认为我们完蛋了。我们的一切传统、我们的校歌、我们学校的历史、我们国家的这部分历史,似乎都将灰飞烟灭了。但是今天的形势大不相同了。其他国家认为英国人将一败涂地,但是我们却巍然屹立。我们没有丝毫的畏惧,也从未想过屈服;令不列颠岛外的人看似奇迹,尽管我们自己从来不怀疑的是,我们今天已经处于这样的地位,正如我所说的,只要坚持到底,就一定能获得胜利。不要说黑暗年代;我们宁愿说严酷年代。这不是黑暗年代,而是伟大时代,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年代;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感谢上帝,感谢他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使这个时代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永放光芒而贡献力量。”无论对于英国还是哈罗公学,丘吉尔的这番演讲都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丘吉尔本人,恰恰是哈罗公学引以自豪的毕业生之一。正是校友录当中那一排排闪亮的名字,构筑了哈罗公学的赫赫声威,也引得无数望子成龙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同样拜将封相,衣锦还乡。 不过实际上,丘吉尔本人在哈罗的生涯并不开心,甚至可以说,对这位从小有些离经叛道,有一个美国富家大小姐母亲的名门子弟来说,哈罗公学的几年岁月还颇为黑暗。
作为传统名校,拉丁文考试是进入哈罗公学所必须的。但是丘吉尔的拉丁文实在太差。他在自传《我的早年生活》里颇为“得意”地回忆:校长威尔登博士对我的拉丁文作文宽宏大量,证明他独具慧眼,能判断我全面的能力,这非常难得。
这多少有些可笑,因为丘吉尔的拉丁文考试根本就是交了白卷,很难想象,怎样的老师会从白卷里发现什么慧根。丘吉尔之所以能够进入哈罗,不是他自我吹嘘的什么全面能力,而是基于父系丘吉尔家族(祖先马尔波罗公爵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将领之一)和母系美国大富商这一难以让人拒绝的超级显赫家世。后来的历史不断证明,来自世界各地源源不断靠家世走后门进哈罗的权贵学生中,丘吉尔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在哈罗读书期间,丘吉尔的成绩依然很差,特别是数学、拉丁文等,基本都是全校垫底,可谓不折不扣的学渣。由于他生性顽皮叛逆,不时受到哈罗校规的“特别照顾”。不过他的英语和历史成绩却非常的好,还是全校的击剑冠军。
文艺青年拜伦
除了丘吉尔以外,哈罗人里的政治家还有现代保守党的奠基人罗伯特·皮尔及斯坦利·鲍德温等。提到罗伯特·皮尔,就不能不提及他在哈罗的校友——英国著名诗人乔治·拜伦。
拜伦作为英国独步古今的天才诗人,在波澜诡谲的浪漫主义文苑诗坛上,他手握如椽之笔,流金溢彩;在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的政治舞台上,他又是身着戎装,叱咤风云,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坚强斗士。拜伦只活了36岁,被评论家称为是19世纪初英国的“满腔热情地辛辣地讽刺现实社会”的诗人。
和丘吉尔不太一样,拜伦出身于一个贫穷而破落的贵族家庭。但是由于这个家族本身还是相当久远和显赫(拜伦10岁的时候就继承了世袭的爵位,以至于他的老师和校长都需要称呼这个孩子为“拜伦勋爵”),所以拜伦13岁时顺利进入了与之地位相称的哈罗公学。
时任哈罗公学校长的约瑟夫·德鲁里在他的书房里接待了这位天资聪颖,外表俊美,但腿有残疾的贵族少年。经过交谈,校长马上发现:“交给我的是一匹在山里野惯了的小马驹。不过,从他眼中看得出,他是有思想的。”
在哈罗公学的日子里,拜伦对正规的课堂学习一如既往地不大用功,可是一到关键时刻,他却能大笔一挥,写出三四十句拉丁文的六韵诗;他对课本不感兴趣,却热心于课外阅读,博览群书,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所以他在哈罗的学习被评价为“懒惰而博学”。
也是在哈罗期间,拜伦对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兴趣。在学校期间,他曾在一封信里写到:“一个演说家远远胜过一个诗人。而另外,即使我暂时从事诗的写作,那也是暂时的,因为我还未成年。”在拜伦于哈罗期间长期阅读的书目中,政治学、历史学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包括大量唯物主义哲学和启蒙学派的著作。
充满幻想的拜伦常常独自一人,臂下夹着这些书籍来到哈罗山顶的教堂,四周是一片墓地。拜伦就坐在大榆树下面的一块墓石上读书、冥想。在和风习习、树叶簌簌中,他的思绪往远方飘扬。
想家的尼赫鲁
1905年,哈罗迎来了一位年轻羞涩、但精干坚强的印度婆罗门子弟,他就是后来成为印度国父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另外一些同学前辈一样,尼赫鲁也不喜欢哈罗的生活,包括令人生厌的各种课程。而且,由于出身于印度尊贵的婆罗门贵族家庭,哈罗的生活对尼赫鲁也显得有些艰苦。比如他没有随身仆人伺候,学生在冬天必须洗冷水澡,让尼赫鲁很不习惯。
他后来写道:“我从来不曾一个人生活在陌生的人群中过。我感到孤单而且想家。”最使他受不了的是孤独,那难以排遣的寂寞时时攫住他不放。管事是学校里的唯一女性,可她在他心目中绝不可能取代一位印度母亲的地位。他在《自传》中用一些奇怪的话描述当时的感受:“我不是一个真正能适应这种生活的人,我总有一种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的感觉。”
到两年后离开哈罗时,他对那里的兴趣仍极其有限。事实上他对自己离开哈罗有如释重负之感,但学校的传统要求学生必须对离校显得伤心,他强制自己流下了几滴眼泪,不过却“不了解离开哈罗感到难过的心情真实到什么程度”。他是自愿离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向往一个更大的天地——大学,他写道:“不知怎样我觉得哈罗落后了。我羡慕大学。哈罗这个地方似乎太小,思想没有发展的余地。我要到大学更广阔的环境中去。”
多年以后,尼赫鲁作为印度总理重返哈罗。当时他接受了访问母校的邀请,大概是因他那不可救药的多愁善感使然,也可能是他渴望有一个雪耻的机会。从一张访问时的照片上看到:尼赫鲁一身典型的印度式打扮,身穿紧身裤和长外套,头戴甘地帽,他从列队欢迎的哈罗校友中间走过,欢迎者手挥大礼帽高唱“只因你是个快活伙伴”的校歌,他向他们挥手致意表示感谢,但他的眼睛却不正视他们而是凝视着远方,神情若有所思,他仿佛忆起过去在这里受到的冷淡接待,难以掩饰因今非昔比而产生出的自负。
后记
除了尼赫鲁外,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等中东王室成员,也是哈罗的毕业生。作为大英帝国最好的中学哈罗公学,对世界各地那些新兴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有贵族情结的家庭来说,无疑闪烁着特殊的光芒。“入哈罗,读牛津”这样的魔力宣传语流传至今。这些后发国家的新贵们,纷纷想着提高子嗣的贵族气质,热衷于把他们送入历史悠久的贵族学校,以便日后步入世界顶尖学府接受深造。也正因为此,哈罗一直都与高贵、神秘紧紧相连。对于哈罗来说,这里从来都不缺少故事,而未来,这里也必将和它的学生一起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