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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心与人生》是梁漱溟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可以说是标志着梁漱溟文化理论最高峰的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不仅耗费了梁漱溟50年的精力，其出版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我们回顾这部著作的出版历程，或许可以见证一代哲人的精神风骨。
【关键词】《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出版
【作者单位】丁立磊，河北金融学院;孔令春，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
《人心与人生》是梁漱溟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可以说是标志着梁漱溟文化理论最高峰的一部著作。梁漱溟的得意弟子李渊庭评价说：“《人心与人生》一书，是梁老师探索人生真谛、历经50年之久的苦心钻研而写出的著作。”《人心与人生》不仅耗费了梁漱溟50年的精力，其出版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我们回顾这部著作的出版历程，或许可以见证一代哲人的精神风骨。
一、写作过程曲折而艰辛
梁漱溟萌生写作《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念头，是在20世纪20年代。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年仅25岁的梁漱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讲授印度哲学。任教北京大学期间，是梁漱溟的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他开始关注东西方文化的异同问题。1920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开讲。在这几次课外的讲演中，他第一次提出并阐明世界文化分为三大体系：一个是西洋的，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印度的。数次演讲由他的学生陈政做记录，1921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使得梁漱溟名声大噪，但他自己认为这本书的立论基础不是很牢固，因而有加以深入和细化的必要，这也就是《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写作缘起。梁漱溟自己交代得很清楚：
“在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的第二年，我很快觉察到其中有关儒家思想的一部分粗见不正确，特别是其中援引晚清流行的某些心理学见解来讲儒家思想的话不对，须得纠正。这亦就是说当初自己对人类心理体会认识不够，对于时下心理学见解误有所取，因而亦就不能正确地理会古人宗旨，而胡乱来讲它。既觉察了，就想把自己新的体认所得讲出来以为补赎。于是从1923年到1924年之一年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我新开“儒家思想”一课，曾作了一种改正的讲法。在一年讲完以后，曾计划把它分为两部分，写成两本书：一部分专讲古代儒家人生思想而不多去讨论人类心理应如何认识问题，作为一书取名《孔学绎旨》;而把另外那一部分关涉到人类心理的认识者，另成《人心与人生》一书。这就是我最初要写《人心与人生》的由来。”
《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写作，也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样，先是梁漱溟在学生中间进行讲演，然后再整理成书。1927年1月，梁漱溟借住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个由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会组织的学术讲演会来约他去讲演，他就提出“人心与人生”的主题。当时，梁漱溟已经脱离北京大学讲席三年多了，但他把演讲的地点仍定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可见他对北大的感情有多深。那段时间，梁漱溟共讲了三个月，大约讲了全书的一半，因梁漱溟起初将全书分为九章，上一半也就是四章。当时，他并没有写成讲稿，只是按照提前列好的提纲条目自由发挥。
梁漱溟在开讲之前，曾提议印发听讲证件，向每个听讲人收费银币一元。他解释这么做的理由，是“意在使人耐心听讲，不忽来忽去，且因那时交通非便，我每次入城需要车资。似此收费取酬的讲演在外国原属常事，在国内似乎前所未闻，乃亦承其同意照办。”根据他的回忆，听讲证共发出一百多张，而当时的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是各排座位次第升高的阶梯教室，可容纳一二百人。
但是，这次演讲后，梁漱溟并没有立即将他的讲稿整理出来，因为1927年5月，他应主政广东的李济深之邀，前往广州开展乡村建设实验。不过，在这次演讲之前，梁漱溟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一书的自序。这篇自序写于1926年5月，主要内容是交代《人心与人生》的写作背景与主要目的，后来，他又将这篇序文附在1929年印行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八版自序之后刊出。
此后，梁漱溟一直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无暇顾及《人心与人生》的写作了。但梁漱溟一直没有忘记还有这样一本书要写，他在1943年7月写给儿子的信里还说：“但我有知识以来（约十四岁后），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一个人生问题，一个社会问题（中国问题），至今年近五十，积年所得，似将成熟一样。”他所说的这个人生问题，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对于这个问题，“必待《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中国文化要义》三本书写定完成，乃为尽了我的义务。”可是，这个“似将成熟”的认识要转化成文字，却要等到20世纪50年代了。
二、书稿失而复得
1950年初，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满怀热情地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但是，梁漱溟明显感觉到新政权对他的抵触。1952年，梁漱溟写出一篇题为《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的长文，回顾并检讨了多年从事社会活动的过程，并呈给毛泽东阅看指教。1952年8月7日，毛泽东邀请梁漱溟面谈。梁漱溟执意要写成《人心与人生》一书，于是向毛泽东提出想去苏联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毛泽东回答他说，想去苏联学习，还不是时候。一年以后，梁漱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他那个“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惊人论断，从而引发了与毛泽东之间的公开冲突。
虽然遭受到政治上的冷遇，梁漱溟却没有停止写作。1955年7月，他着手起草《人心与人生》一书的自序，这已是他第二次写序言了。但是，这两次的序言都是写完就放下了。而梁培恕（梁漱溟次子）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梁漱溟说起他即将动手写《人心与人生》，并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5年之后，梁漱溟终于开始了《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写作。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梁漱溟的书稿被“红卫兵”抄走，其中就包括已写到第七章的《人心与人生》书稿。1966年9月7日，梁漱溟专门为此事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在略述被抄家、批斗的情况后，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我尚未写完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底稿，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希望毛主席设法把这个底稿发还我，以便我继续写下去。”“这个稿子千万毁不得，如果毁了，我生于斯世何益？”1966年9月24日，此书的原稿就被退回来了，并发还了被抄走的现款与存折。
不过，梁培恕则有另一种说法：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来抄家时，较大的物件都用卡车运走，书籍、字画和文稿就地焚毁。“造反”持续了三天，最后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院子。没有写完的《人心与人生》书稿，因为夹杂在少量没有毁掉的东西之中而幸免于难。不管是哪种情况，反正《人心与人生》书稿没有丢失，算是一种幸运。
三、最终自费出版
在《人心与人生》一书的“书成自记”中，梁漱溟写道：“此书撰写开始于1960年，顾未能倾全力于此一事。至1966年夏，计写出第一至第七各章，突遇‘文化大革命’运动，以自己所储备之资料及参考用书尽失而辍笔。1967年遂改写他稿。从1970年乃重理旧绪，日常以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此，虽间杂为其他笔墨，而今卒得偿夙愿于暮年。”
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得知，梁漱溟是在1970年重新启动《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写作的，到1975年完成全稿。期间还有一个插曲，1975年，已经83岁的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有惊人的表现，他公开亮明观点“批林但不批孔”。 面对外界的巨大压力，他仍然坚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1975年7月初，《人心与人生》一书完稿，了却了梁漱溟一桩50年的心愿。
书稿虽已完成，出版却还遥遥无期。梁漱溟自己回忆说：“书成后若干年，却无人问津，找不到出版的地方。至1984年，上海有了一家自费出书的学林出版社，我便倾平日结余之全资，自费出版《人心与人生》，初印2500册。不料该书出版后销路甚好，供不应求。1985年9月，该书稿被三联书店接过去公开出版，并发行到国外。”一部历经50年写就的著作，却要自费出版，何复可怜！好在，这本17万字的学术著作已经成为经典，正可告慰梁漱溟的在天之灵。
【关键词】《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出版
【作者单位】丁立磊，河北金融学院;孔令春，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
《人心与人生》是梁漱溟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可以说是标志着梁漱溟文化理论最高峰的一部著作。梁漱溟的得意弟子李渊庭评价说：“《人心与人生》一书，是梁老师探索人生真谛、历经50年之久的苦心钻研而写出的著作。”《人心与人生》不仅耗费了梁漱溟50年的精力，其出版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我们回顾这部著作的出版历程，或许可以见证一代哲人的精神风骨。
一、写作过程曲折而艰辛
梁漱溟萌生写作《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念头，是在20世纪20年代。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年仅25岁的梁漱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讲授印度哲学。任教北京大学期间，是梁漱溟的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他开始关注东西方文化的异同问题。1920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开讲。在这几次课外的讲演中，他第一次提出并阐明世界文化分为三大体系：一个是西洋的，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印度的。数次演讲由他的学生陈政做记录，1921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使得梁漱溟名声大噪，但他自己认为这本书的立论基础不是很牢固，因而有加以深入和细化的必要，这也就是《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写作缘起。梁漱溟自己交代得很清楚：
“在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的第二年，我很快觉察到其中有关儒家思想的一部分粗见不正确，特别是其中援引晚清流行的某些心理学见解来讲儒家思想的话不对，须得纠正。这亦就是说当初自己对人类心理体会认识不够，对于时下心理学见解误有所取，因而亦就不能正确地理会古人宗旨，而胡乱来讲它。既觉察了，就想把自己新的体认所得讲出来以为补赎。于是从1923年到1924年之一年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我新开“儒家思想”一课，曾作了一种改正的讲法。在一年讲完以后，曾计划把它分为两部分，写成两本书：一部分专讲古代儒家人生思想而不多去讨论人类心理应如何认识问题，作为一书取名《孔学绎旨》;而把另外那一部分关涉到人类心理的认识者，另成《人心与人生》一书。这就是我最初要写《人心与人生》的由来。”
《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写作，也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样，先是梁漱溟在学生中间进行讲演，然后再整理成书。1927年1月，梁漱溟借住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个由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会组织的学术讲演会来约他去讲演，他就提出“人心与人生”的主题。当时，梁漱溟已经脱离北京大学讲席三年多了，但他把演讲的地点仍定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可见他对北大的感情有多深。那段时间，梁漱溟共讲了三个月，大约讲了全书的一半，因梁漱溟起初将全书分为九章，上一半也就是四章。当时，他并没有写成讲稿，只是按照提前列好的提纲条目自由发挥。
梁漱溟在开讲之前，曾提议印发听讲证件，向每个听讲人收费银币一元。他解释这么做的理由，是“意在使人耐心听讲，不忽来忽去，且因那时交通非便，我每次入城需要车资。似此收费取酬的讲演在外国原属常事，在国内似乎前所未闻，乃亦承其同意照办。”根据他的回忆，听讲证共发出一百多张，而当时的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是各排座位次第升高的阶梯教室，可容纳一二百人。
但是，这次演讲后，梁漱溟并没有立即将他的讲稿整理出来，因为1927年5月，他应主政广东的李济深之邀，前往广州开展乡村建设实验。不过，在这次演讲之前，梁漱溟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一书的自序。这篇自序写于1926年5月，主要内容是交代《人心与人生》的写作背景与主要目的，后来，他又将这篇序文附在1929年印行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八版自序之后刊出。
此后，梁漱溟一直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无暇顾及《人心与人生》的写作了。但梁漱溟一直没有忘记还有这样一本书要写，他在1943年7月写给儿子的信里还说：“但我有知识以来（约十四岁后），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一个人生问题，一个社会问题（中国问题），至今年近五十，积年所得，似将成熟一样。”他所说的这个人生问题，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对于这个问题，“必待《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中国文化要义》三本书写定完成，乃为尽了我的义务。”可是，这个“似将成熟”的认识要转化成文字，却要等到20世纪50年代了。
二、书稿失而复得
1950年初，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满怀热情地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但是，梁漱溟明显感觉到新政权对他的抵触。1952年，梁漱溟写出一篇题为《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的长文，回顾并检讨了多年从事社会活动的过程，并呈给毛泽东阅看指教。1952年8月7日，毛泽东邀请梁漱溟面谈。梁漱溟执意要写成《人心与人生》一书，于是向毛泽东提出想去苏联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毛泽东回答他说，想去苏联学习，还不是时候。一年以后，梁漱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他那个“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惊人论断，从而引发了与毛泽东之间的公开冲突。
虽然遭受到政治上的冷遇，梁漱溟却没有停止写作。1955年7月，他着手起草《人心与人生》一书的自序，这已是他第二次写序言了。但是，这两次的序言都是写完就放下了。而梁培恕（梁漱溟次子）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梁漱溟说起他即将动手写《人心与人生》，并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5年之后，梁漱溟终于开始了《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写作。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梁漱溟的书稿被“红卫兵”抄走，其中就包括已写到第七章的《人心与人生》书稿。1966年9月7日，梁漱溟专门为此事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在略述被抄家、批斗的情况后，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我尚未写完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底稿，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希望毛主席设法把这个底稿发还我，以便我继续写下去。”“这个稿子千万毁不得，如果毁了，我生于斯世何益？”1966年9月24日，此书的原稿就被退回来了，并发还了被抄走的现款与存折。
不过，梁培恕则有另一种说法：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来抄家时，较大的物件都用卡车运走，书籍、字画和文稿就地焚毁。“造反”持续了三天，最后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院子。没有写完的《人心与人生》书稿，因为夹杂在少量没有毁掉的东西之中而幸免于难。不管是哪种情况，反正《人心与人生》书稿没有丢失，算是一种幸运。
三、最终自费出版
在《人心与人生》一书的“书成自记”中，梁漱溟写道：“此书撰写开始于1960年，顾未能倾全力于此一事。至1966年夏，计写出第一至第七各章，突遇‘文化大革命’运动，以自己所储备之资料及参考用书尽失而辍笔。1967年遂改写他稿。从1970年乃重理旧绪，日常以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此，虽间杂为其他笔墨，而今卒得偿夙愿于暮年。”
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得知，梁漱溟是在1970年重新启动《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写作的，到1975年完成全稿。期间还有一个插曲，1975年，已经83岁的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有惊人的表现，他公开亮明观点“批林但不批孔”。 面对外界的巨大压力，他仍然坚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1975年7月初，《人心与人生》一书完稿，了却了梁漱溟一桩50年的心愿。
书稿虽已完成，出版却还遥遥无期。梁漱溟自己回忆说：“书成后若干年，却无人问津，找不到出版的地方。至1984年，上海有了一家自费出书的学林出版社，我便倾平日结余之全资，自费出版《人心与人生》，初印2500册。不料该书出版后销路甚好，供不应求。1985年9月，该书稿被三联书店接过去公开出版，并发行到国外。”一部历经50年写就的著作，却要自费出版，何复可怜！好在，这本17万字的学术著作已经成为经典，正可告慰梁漱溟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