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课题组做过一项调研，梳理不良行为青少年男女比例后发现，在233名京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47名看守所青少年犯罪嫌疑人、169名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犯罪青少年、47名北京普通中学及技校的有不良行为青少年中，男性占比分别为89.3%、95.5%、95.9%和87.2%。压倒性的占比，揭示出男孩子在与社会规范接轨时，发生错位的潜在危险。就像一块边缘凌乱的拼图，难以顺畅地融入整个画面。
　　不过，在试图将其导向正轨的社工看来，他们依然是孩子——极度渴望认同，试图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定义自我。人在环境中，社工们的努力，就是想帮助这群“迷途人”找准位置，完成自我同一性的整合。
　　扭转畸变的轨迹
　　“一个班里通常只有一两个女生，更多的时候一推门，全部是男生。”回顾起有偏差行为的服务对象，叶露吟的讲述并未停顿，但有了略显沉重的一丝微澜。
　　作为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以下简称“阳光中心”）的社工，叶露吟也承担着联校社工的职责。她的日常工作是和有各种行为问题甚至轻微违法犯罪的孩子打交道——在外人眼里，这是群典型的“坏孩子”，并且男生压倒性地“雄踞”不算稀奇。
　　和叶露吟一样，张瑾瑜同样就职于阳光中心，担任信息管理主任。根据中心服务对象的情况，就有偏差行为青少年的男女比例，他给出了7：3的大致数据。往往进入青春期后，这些男孩难以与身心发育产生的变化良好相处，外部环境又进一步激发了困惑和愤怒，在一段摇摇晃晃的时期里，反复偏离主流认可的路径。
　　与他们初次建立关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打电话没人接听，或者被直接按掉;上门造访，隔着门板冷冷传来几句回应，随后被告知“我不需要”。碰壁的时候，社工会采取迂回方式，通过居委会等社区机构侧面了解情况，从中找到敲开孩子家门的办法。
　　家庭往往是孩子踏错路的第一把“推力”。与其他留守儿童现象突出的地区相比，阳光中心督导周敏蔚提到，自己的服务对象多半并非家庭成员完全缺位，却或多或少存在家庭教育的问题，“比如说家庭结构不完整，或者家庭支持不充分，抑或是家庭教育模式不良，都可能导致男孩行为问题的产生”。
　　特别是对困境儿童而言，监护困境的童年以及家庭固有罪错行为的代际传递，导致了张瑾瑜形容的“如吹气球一般的劣势累积趋势”。重大生命事件一旦发生，就可能变成“扎破气球”的那根针，引起生命状态从正常向非正常畸变。而他们也成为阳光中心重点关注的群体。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是中心成立肇始的目标。根据张瑾瑜介绍，2003年，阳光中心正式落成，彼时的服务对象是上海市违法犯罪高发群体之一的未进一步就业青少年。历经十几年的持续服务，该群体从8万人减少至2.5万人左右，中心的服务对象也演变为包含未进一步就业青少年、涉刑事案件的未成年人、涉民事案件的未成年人、困境儿童、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等六类群体。13个行政区，近400名社工，如同毛细血管延伸到城市的末端，所面对的几乎都是传统教育的“弃儿”——学校里没有他们感兴趣的知识，家庭又无法给予适当的支持，缺失吸引力。
　　扭转畸变的轨迹，除了引导个体，周敏蔚也选择家庭入手。虽然某种程度上，家长比孩子更难以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或者推着走两步就退一步，但家庭的动力不可或缺。周敏蔚的技巧是，不能以要求的口吻对待家长，而应平等沟通，使其渐渐改变忽略教养或者简单粗暴的管教方式，从家庭层面不断支持和理解孩子。
　　进行犯罪预防工作的顶层设计时，张瑾瑜和團队会使用社会联结理论：在家庭自带基因的影响外，如果儿童从小立定一个远大志向或者职业目标，那么在产生偏差行为前，就会更多考虑犯罪成本的问题，从而获得终止行为的内部动力。因此针对一些处于偏差行为边缘的未成年人，社工会着意为他们提供人生规划的服务。比如2020年疫情期间涌现的诸多英雄人物，就成为榜样引领的鲜活案例。更重要的是，游荡在城市街头巷尾的青少年被组织起来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亲身体味付出的辛苦和受到他人认可的喜悦。屏蔽掉缺点后，没有目的性的孩子开始试图找到人生的方向。
　　实现自我的正确方式
　　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孩开始走出家庭，参加社团、组织的机会越来越多，极易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世界各国关于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研究中，朋辈都被视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交往的朋辈是健康的，男孩会自然而然朝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反之，不良的交往情况可能导致相互“感染”。
　　张瑾瑜曾对中心服务的21个典型案例进行研究，结论是15个曾结交不良朋辈，其中9个更以此作为一系列行为畸变升级的开端：或是行为频率的增加，如每周逃一次课演变成一周数次;或是类型的变化，如出入网吧演变成学会抽烟、喝酒，频繁出入不良场所;更大的可能性是行为程度上的变本加厉，从自害型的不良行为升级为他害型的严重不良行为，甚至触法或犯罪。
　　了解服务青少年的朋辈交往情况，是阳光中心基层社工的任务之一。一些孩子法制意识淡薄，难以辨别朋辈行为的性质，小宏（化名）便是其中之一。叶露吟和他接触时，他正在虹口区的一所职校读汽修专业。童年留守、初中父母离婚、母亲再婚并继续常年在外打工，和朋辈的交往占据了小宏课余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直到一次出入酒吧时被陌生人无意踩了一脚，在同伴的怂恿下，小宏带人去找对方索要赔偿，不可控地演变为聚众殴打。在介入的过程中，小宏对自己触犯法律一无所知，也暴露出对朋友的偏误认知。
　　怎样界定朋友、什么样的朋友值得交往，类似话题在尚未成熟的头脑中显得轮廓模糊。当和服务对象建立起充沛的专业关系，周敏蔚会鼓励孩子们说出愿意和朋辈交往的理由，以及分析朋辈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的孩子因为感受到交往的快乐，有的因为朋友能把自己“带进圈”，还有的为了所谓的面子，“作为社工，我们一般不会直接告诉孩子结果，而是希望他们自己能够拥有分辨朋友的能力”。 　　定期练习是矫正行为的必经之路，也是给予孩子摆脱不良朋辈决心与策略的过程。小组活动是常用的专业手法，通常情况下招募数个有同质性问题的孩子，开展为期六单元的活动。松弛的氛围里，孩子会展现出更接近日常的状态。经过联校的实践，叶露吟慢慢摸索出更为有效的服务方式，要在互动伊始“单刀直入地把问题聊出来”。典型环节是“大事件分享”：主讲人表述受处分的原因、事件是如何发生的、目前对于事件的看法，其他成员听后一起讨论，小组动力便在碰撞中显现。而后通过破冰游戏、小组契约等，帮助孩子们建立归属感，理想的状态下，社工和孩子、小组成员间形成亲密且互相支持的关系。
　　再往后就是情景模拟：比如几个同学讨论放学后要不要去喝酒，并设置三个不同回应，让大家现场演练，掌握应对消极影响的方法，最后巩固练习。全部结束后，叶露吟依旧会跟进，过些日子再把成员聚集起来沟通。一段时间追踪下来，原本“出格”严重的孩子行为明显好转，处分级别也降下来了。
　　交流久了，他们对这些孩子的体认愈加深刻。小组活动里有一个拍卖环节，主题是“哪些朋友的特质吸引了你”，能反映出孩子的价值判断。讲义气、潮流穿搭是部分孩子的选择，而更为广泛的答案是善良、孝顺父母、遵守纪律等非常正面的特质。“人在环境中”，叶露吟告诉记者，这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视角，以此审视他们的结伴成长，和普通孩子并无本质性区别。“他们在跟家庭、学校、社区的互动中，在学习这件事上没有找到自己的个人价值，但又必须满足身心發展特定阶段的自我认同。”
　　事实上，担心无法融入任何圈子，极度渴望社会接纳，其内心的期盼比普通孩子更甚，所以会难以拒绝不恰当的邀请。而社工的责任，就是引导他们用正确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在社工的陪伴下，对汽修无感的小宏渐渐找寻到志趣所在——成为一名咖啡师。借助社区资源，小宏完成了技能培训，从学生兼职起步，绿意盎然的杨浦区大学路，一间咖啡馆给梦想提供了扎根的土壤。令人欣慰的转变，使社工们坚信：当孩子们发现“我有能力”，自然会远离不良朋辈，获得内心的坚定。
　　阻断不良行为的萌芽
　　学校是未成年人重要的成长空间，也是不少阳光中心服务的孩子受挫至深的地方。特别是进入职校后，他们对学习不抱期待，认为未来没有出路。张瑾瑜指出，大部分触法或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早在行为发生多年前，已有初次不良行为的萌芽，且绝大部分发生于学校阶段。
　　他观察到，初次不良行为在程度上一般并不严重，可能是一次逃课、一次打架。但如果得不到家庭、学校等外在支持系统的及时阻断，或是外部高压介入的方式适得其反，未成年人有极大可能性偏离校园。学者将这一阶段描述为“脱嵌—整合”：学校释放的推力导致青少年开始从正式的社会规范中脱嵌，而不良朋辈的拉力帮助他们获得区别于主流社会的自我认同，并对罪错行为起到整合的作用。从学校阻断不良行为的价值恰在于此，“比起已经陷入司法程序当中，在不良行为初次萌芽后就进行矫治，难度和成本都要下降许多”。
　　2006年起，阳光中心陆续与各个学校签订联校工作协议，为学生寻求帮助提供了便捷途径。叶露吟体会到，相较于老师，学生明显更愿意同社工倾诉，“他们和德育老师有师生间的距离感，又担心进出心理咨询室会被贴上‘有问题’的标签”。社工的身份不会令学生产生压力，也会遵守保密的伦理规则，学生更容易袒露内心。
　　对于学校来说，社工的加入能觉察到某些视域“盲区”。随着个案的介入，阳光中心关注到有偏差行为学生背后的群体，他们对弱势同学产生攻击，可能是借钱不还，或者强迫同学“请”喝饮料、买零食，背后实际隐藏着校园欺凌的线索。而欺凌者本身往往也是弱者——强硬的外表下是受过负面对待的伤痕，因此选择群体来寻求庇护。周敏蔚引导过一名男孩，由于在校园中有被欺凌的经历，造成了心理困扰而对学校适应不良。于是周敏蔚邀请了当时的欺凌者来当面道歉，后来与家长配合，协助孩子顺利完成成人大学的学习，也防止了欺凌行为的愈演愈烈。
　　如何同学校达成顺畅的合作状态，是联校社工踏入校园的第一道考题。叶露吟的办法是从建立关系入手，让老师明白社工与教师的区别和相似之处。同时留意发现每个场域的独特性，从反校园暴力这样的共性问题开启，慢慢帮每个学校找到特色，继而深化和常态化。
　　也有难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从男孩的特点考量，户外活动或者动手项目是释放精力、锻炼品格的好帮手，相应计划成为联校社工的期待。然而大多数学校会存在安全顾虑，以致方案无法落地。
　　在阳光中心工作十余年，周敏蔚觉得，如果孩子缺少意愿和动力，家庭和学校又不能做出良好的改变，社工的尝试也只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养猪困局”并不鲜见：有些孩子因法定年龄无法被处理而变得有恃无恐，频繁进出派出所，最终升级为触法或犯罪。
　　“社会工作不是万能的，”张瑾瑜强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系统工程，不可能依靠社工单打独斗。”他倡导建立体系协同服务机制：横向上，服务不同场域的社工队伍互相配合，平行介入;纵向上，以社工为发动者，加强社工与其他犯罪预防参与主体的联动，通盘协作。
　　教育从来没有速成。将被主流社会推出去的孩子们拽回来，使其获得回归正常生活的内外驱动力，是社工们朴素的愿望。孩子们自尊、自信地离开这里，成为一名懂得珍惜生活的普通人，或许就是教育的高光时刻——即便不频繁，也是付出后最美的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