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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初，俄、英等欧洲列强用大炮敲开了伊朗的国门，以阿巴斯·米尔扎为代表的伊朗社会精英阶层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军事、科技，救亡图存的“西学”运动，从而开启了伊朗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早期政府主导为数不多的赴欧留学生效果并不明显。1848年埃米尔·卡比尔担任首相后，在伊朗创建精英学院，从而开启了伊朗早期现代化教育的全新模式。自1851年成立至20世纪30年代，精英学院不但为伊朗探索出了一套全新的世俗化教育模式，为伊朗社会培养了大量军事、医学、外语、科技、教育等人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朗人的思路和方法，在伊朗社会中普及了西方世俗化教育的理念和思想，为巴列维王朝现代化教育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精英学院”；教育现代化；伊朗；恺加王朝]
自公元前550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起，教育就在波斯上流社会受到高度重视，但波斯语中“教育”一词是指“对男孩在骑术、射箭、狩猎、游泳、诚实及正义、顺从、耐力和自制精神方面进行训练和培养，从而造就无敌的勇士。这就导致长期以来，虽然波斯帝国的统治阶层非常注重“教育”，但他们中绝大部分却都不具备读写能力。642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推行伊斯兰教育，鼓励自由思考和探索，并对哲学、历史、律法、社会学、文学、医药、数学、逻辑、艺术、建筑等领域展开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为波斯人的教育输入了全新元素，从而开启了波斯教育的黄金时代。1220年蒙古征服花剌子模，对波斯的伊斯兰教育带来毁灭性打击，致其陷入停滞。虽然萨法维王朝试图通过什叶化运动重振伊斯兰教育，但曾经的辉煌一去不返，伊朗教育走入了发展的低谷。
19世纪初，欧洲列强用大炮敲开了伊朗的国门，迫使伊朗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和作战理念使伊朗举国震惊，全国陷入极度悲观之中，人们开始对以国王和官僚阶层为代表的王权和乌勒玛为代表的神权在伊朗的统治提出质疑。同时，人们开始意识到伊朗在军事、科技、教育、社会制度等方面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异，并开始反思落后的原因。在同为穆斯林国家的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现代化改革的启发下，伊朗王室的开明统治者们和有识之士提出了“学习西方、以图自强”的改革思路，从而开启了伊朗社会现代化改革的进程。而在诸多改革措施和实践中，兴办世俗学校、推广“西学”成为首当其冲，且最为关键的一步，而“精英学院”的建立则成为伊朗现代化教育的里程碑，不但为伊朗输送了大量现代化军事、医学、教育、科技、管理等各类人才，极大地加速了伊朗社会迈向现代化的步伐，还在伊朗社会普及了“西学”思想，为巴列维王朝伊朗教育现代化的全面开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伊朗精英教育的伊斯兰传统
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清真寺就成为穆斯林社会和教育的中心，其教育主题多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主，教学方式强调诵读和记忆。经堂学校和伊斯兰经学院是伊斯兰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最主要场所，对所有穆斯林开放，是普及大众教育、加强伊斯兰教影响、保持社会稳定、维系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稳定执政基础的最主要场所，同时也是贫寒子弟改变自己命运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
经堂学校是伊朗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实现子女教育的最主要场所，穆斯林男童从6～14岁在经堂学校学习经训内容，从而达到熟练诵读《古兰经》，记忆力的训练是主要教学方法。阿拉伯语、波斯语、伊斯兰文学、伊斯兰伦理以及一些日常的手工技能也是经堂学校的学习内容。另外，学生还学习日常祷告、大小净及基本的算术、阅读和写作能力，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古兰经》。14岁后，学生可以从阅读、家庭手工、文学、传经、医学、几何学、商业贸易、匠艺等专业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开始专业学习和研究，毕业后根据所学专业谋得一份职业。特别富有的家庭可以为自己和亲友的子女聘请乌勒玛开设家庭经堂学校，但大部分穆斯林只能去普通经堂学校。因其收费很低，且对教师资质没有严格的审查和监管，教学质量也很差。至毕业时，学生虽然能够熟练诵读《古兰经》，却很少有人具备读写能力。
伊斯兰经学院是穆斯林接受高等教育的场所，针对已经完成经堂学校教育，且有志于深入钻研教法学的年轻人免费开放，学员毕业后可以成为乌勒玛、教师、法官甚至政府官员。教学内容以伊斯兰教法学为主，目的是培养教法学家。以语法和修辞为主的语言学习、法理学也被列为主要内容，从而提升学员将逻辑学应用到系统阐述伊斯兰教法的能力。萨法维王朝确立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后，伊斯兰经学院的教学内容就局限于伊斯兰法、《古兰经》以及逻辑学、哲学神学、法理学等几门与此密切相关的课程。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进入经学院学习，没有入学门槛、出勤考核、必修科目、考试，没有正式的毕业仪式，有时甚至很难区分老师和学生，因为一些非常勤勉、聪明的学员可以一边讲授自己已熟练掌握的科目，一边深造自己感兴趣的新科目。经学院里没有年级的区分，学生来这里只是为了学习，不认真的学生也不用担心会被逐出校门，但也不可能通过贿赂或邀宠等手段而毕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就业去向也不同，最差的學生会在毕业后担任乡村毛拉，教授《古兰经》和“圣训”，而学业达到很高境界的人被称为穆智台希德，他们可以根据《古兰经》和“圣训”进行推论、演绎教法，并对宗教问题发表个人见解，从而做出法律结论。穆智台希德在什叶派穆斯林中拥有很高的声望。
虽然经堂学校和伊斯兰经学院都非常重视对知识的学习，但其对知识的界定和学习方式与欧洲近代教育存在巨大差别。在伊斯兰学校，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研习经训，除此之外的内容往往不被接受，其学习方法也以诵读和记忆为主，并不鼓励学生的独立思维。伊朗传统教育认为书写过程会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因此更强调在学经过程中坚持诵读，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创造思维因而受到极大束缚。学生很少会去质疑现有知识和现存体制，毕业后只希望能在既有体制内谋得一份职业，社会职业种类长期保持不变，没有人希望发生大的社会变革。人们对伊斯兰教以外的知识、思想充满质疑、畏惧和排斥，对于激进的社会变革更是望而生畏。 二、“精英学院”与恺加王朝的教育改革
作为伊朗政府兴办的第一所世俗化学校，精英学院不但展示了伊朗统治阶层企图通过政治、教育等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措施富国强兵的决心，反映了伊朗早期现代化教育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也暴露了伊朗社会在“西化”和“反西化”的道路问题上不断加深的分化趋势。埃米尔·卡比尔希望通过兴办世俗化学校来提升伊朗的军事、科技实力，一方面可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另一方面则可以减少英、俄等列强对伊朗内政的干涉。同时，19世纪前半期政府选派赴欧留学生和基督教会在伊朗开办的学校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精英学院做了人才、思想等方面的前期储备。
（一）伊朗教育现代化的开启
随着伊朗国门被英、俄等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欧洲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也成为伊朗统治阶层学习和效仿的对象，自1811年起，伊朗政府选拔了多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开了伊朗官方世俗化教育的先河。同时，来自英、美、法等国的传教士也在伊朗境内开办了多所教会学校，开启了民间世俗化教育的潮流。
首先，恺加王朝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11年，力倡“西学”的王储阿巴斯·米尔扎选派了2名学生赴伦敦学习，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来增强伊朗的军事实力，从而抵御外来的侵略。1815年10月，阿巴斯又选派了5名学生赴英学习军事、西医、外语、自然哲学和印刷术和枪炮制造技术。1819年，他们学成归国后，米尔扎·萨利布归国后担任外交官、政府顾问和翻译，并为皇室子弟教授西方科学和外语；穆希尔·达维勒担任首席资政大臣，负责军队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另外两人分别建立了伊朗的第一所炮弹厂和兵火库。1845年，国王穆罕默德选派5名留学生赴法国学习军事、自然科学、采矿和医学。同年，三名留学生被派往英、俄、意学习医学、制糖和手工业。
1849年，埃米尔·卡比尔担任首相后，分两批选派了8名留学生赴圣彼得堡和伊斯坦布尔进行短期技术培训，学习玻璃吹制、冶金术、木工和制轮、炼糖、制蜡、造纸、纺纱等技术，归国后他们一方面从事这些领域的工作，同时还招收学徒，传播技艺。
其次，恺加王朝允许欧美基督教会开办学校。1830年，德国传教士在大不里士开办伊朗第一所教会学校，1836年，美国传教士在乌鲁米耶为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开办了一所教会学校，随后又建立了一所医院，并在附近的村庄开办了三所小学和一所女子学校。截止1879年，有122名学生从乌鲁米耶的教会学校毕业，而1837—1847年间，四所乡村学校的学生人数为530人。1840年，美国教会在大不里士开办了一所医学院，招收了7名穆斯林学生。
除美国教会外，英国圣公会、法国天主教、俄国东正教也在伊朗开始传教。但受伊英、伊俄战争影响，伊朗政府对英、俄政府及教会极不信任，从而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使得以遣使会为代表的法国天主教会赢得了极大信任和支持。1839年，遣使会传教士尤金·博雷在大不里士兴办教会小学，接受什叶派穆斯林和亚美尼亚基督教徒。为迎合伊朗政府，该校未将宗教内容列入教学，开学伊始就吸引了11名穆斯林学生，在随后的几年里，包括王储纳赛尔·阿尔丁·米尔扎在内的20多位王室成员都在这里接受教育。不久，尤金·博雷又在大不里士开办了5所学校，在伊斯法罕开办了1所学校。至1848年，遣使会已在伊朗开办32所教会学校，包括6所女子学校，招收了近500名学生。
这一时期政府选派的赴欧留学生虽然为数不多，但却为精英学院的创建储备了优秀的师资，同时也在贵族阶层中形成了对“西学”比较客观的认识，为精英学院新学员的招募做了充分的社会动员。而欧美教会学校在伊朗的兴办也在初步普及“西学”的同时，为精英学院储备了优质的生源，与精英学院相辅相成，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从初级到高级的世俗化教育体系。
（二）“精英学院”的创建及运作
埃米尔·卡比尔早年担任王储阿巴斯的幕僚，大量接触了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政治、社会等著作，对西方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尤其对彼得大帝的改革极度神往。1829年他到访沙俄，遍访学校和工厂等现代化设施，大为震撼，并立志在伊朗推行类似改革。19世纪40年代，他赴奥斯曼帝国进行边界谈判，四年间亲眼目睹了“坦齐马特”改革的实施和影响，加之埃及穆罕穆德·阿里改革的影响，不但坚定了他在伊朗推行现代化改革的决心，也使他熟悉了诸多细节因素，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革方案。
1848年任首相后，埃米尔·卡比尔推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创建世俗化的高等学府“精英学院”。他坚定地认为，推动新学的世俗化教育是确保伊朗强盛和领土完整的唯一途径。与阿巴斯·米尔扎注重选派赴欧留学生不同，埃米尔·卡比尔强调在伊朗创建现代化高等学府，一方面可使更多人受益，另一方面则可避免留学生长期滞留欧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避免英、俄对精英学院政治干预，埃米尔·卡比尔从当时军事、科技发达，且政治中立的奥地利聘请了第一批教員，于1851年底举行了“精英学院”的开学典礼。为避免乌勒玛对世俗化教育的反对，精英学院在课程设置中包含了伊斯兰经学的内容，并聘请乌勒玛作为学院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师。即使如此，埃米尔仍因受到保守贵族和乌勒玛的强烈反对而遭解职。
为避免西方列强通过精英学院渗透和控制伊朗，埃米尔·卡比尔规定管理层必须由伊朗人担任。第一任校长即为时任外交大臣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汗·什拉兹，因其熟谙涉外事务，且擅长与欧洲人打交道。管理层还包括校长助理、督学、各系主任、图书管理员、会计、秘书、宣礼员及几名保安，他们皆由伊朗人担任，确保其绝对主导地位。1860年后，精英学院校长也同时兼任教育大臣和出版局长之职。
1851—1866年间，学校每周上课五天，没有暑假。1866年后，改为每周上课六天，暑假休40天，斋月休30天，其它宗教节日休23天。学生每天上午8∶00至下午3∶00上课，午餐后，学生在各系主任带领下做祷告。 精英学院的经费由政府全额资助，用以支付教师的薪俸、食宿和学生的学费、食宿、津贴、每年两套校服、奖学金、教学设施、教材、医疗和专著出版等费用。据记载，1852年，学校的经费为7750金币，占当年全国财政的2.5%以上。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影响，1889年学校的经费为30，000金币。
与经堂学校和伊斯兰经学院平等招收所有感兴趣的学生不同，精英学院只招收贵族、富商、官僚等精英子弟，并以家庭财富作为主要标准。家族关系确保了学校的生源和毕业生的就业，很多人毕业后借助其家族影响，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学生的入学年龄在14～16岁之间，因其缺乏基础知识的储备，前两年以欧洲中小学教学内容为主，后面几年才开始讲授专业知识，一般在7～8年后完成学业。但随着世俗化初级教育在伊朗的不断普及和经费紧张，至19世纪80年代，学制被缩短为5年，20世纪初则缩短至4年。1851年12月学校成立之初，招收学员105人，1871年时200人，1892年最多时达387人，其余时间均保持在200至300人的规模。至19世纪末，精英学院共为伊朗培养了1100多名军事、医学、管理、工程等人才。
（三）“精英学院”的教学与毕业生的发展
精英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借鉴法国综合理工大学的模式，开设了炮术、骑兵、步兵、军事工程、医学、矿物学、化学、物理、数学、制图学、外语等课程。早期的教学以军事和医学为主，1860年后开设了较多的人文类课程，同时法、英、俄、德等外语也被纳入主要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军事教员曾带领学员参加1856年的赫拉特之战，积累实战经验，医学教师也带领学生为病人做手术，指导学生解剖尸体。由于学校所配的翻译效果很差，外籍教师开始自学波斯语，极大提高了教学效果，他们还翻译和编写了大量专业教材和书籍，由设在学校的国家出版局出版，为伊朗现代化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精英学院的教师构成极为复杂，既有来自奥、意、法等国的外籍教师，也有伊朗本土教师，既有专职大学教授和军官，也有商人和医生等。外籍教师赴伊朗的动机也不统一，有的是受母国政府委派，有的是为躲避国内的政治冲突，有的则是为了获取更为丰厚和稳定的收入。1851年底，在伊朗政府的请求下，8名来自奥地利和3名来自意、荷、法教员抵达德黑兰，分别担任军事、数学、医学、法语等课程的教学，其教学水平和敬业精神受到伊朗政府的高度认可。他们自学波斯语，翻译和编写教材，为学校初期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852年，6位意大利军官为躲避国内战争而来到伊朗，担任精英学院军事教员，他们教学方法灵活，深受学生喜爱，短期内推动了伊朗军事教学水平的飞速发展，培养了多位著名将领。1858年，法国政府选派了11名军事教员任教精英学院，但除军医约瑟夫·索罗兰担任国王医疗顾问，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眼科医生外，其余10人皆表现平平。
除聘请欧籍外教，精英学院还大量聘请本国教员。其中，聘请具有语言和传统医学造诣的教师担任波斯语、阿拉伯语、传统医学、伊斯兰研究等课程的教学；也有一些于1815年后陆续派往欧洲的留学生归国后担任外籍教师的翻译和西医、外语、绘画、军事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另外还有精英学院早期的优秀毕业生也留校任教。学校还有专门神职人员负责每日的祈祷和诵经。另外，学校还聘请了多位赴欧留学归来的亚美尼亚人担任教师，米尔扎·马尔凯姆·汗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也是伊朗立宪革命领袖人物之一。
1858年精英学院第一批学员毕业，军事专业的学员悉数进入军队，其它专业的学员主要进入政府部门或留校任教，另外还有42人被选派赴法国深造，归国后也都成为伊朗社会的中坚力量。医学、外语、绘画等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进入宫廷，担任御医、朝廷专任译员、或宫廷画师等。随后的毕业生也主要以担任军官、医生、译员、官僚、教师等为最理想的职业，虽然他们在社会中遭到保守势力的排斥，但凭借其“新学”的优势和优越的家庭背景，都实现了较为成功的个人发展，成为伊朗社会的中坚力量，有的官至宰辅，有的担任部长，有的兴办新学，有的力促革新，为伊朗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四）精英学院的贡献与影响
尽管创始之初就遭到了乌勒玛和保守官僚的反对，精英学院还是在埃米尔·卡比尔的灵活设计和国王纳赛尔·阿尔丁的坚持下不断发展，在半个多世纪里为伊朗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现代化教育在伊朗的全面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精英学院不但以西式的现代教育形塑了恺加王朝的统治阶层，为“西学”在伊朗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长久的平台，也为新科学、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方法进入伊朗社会并得以实践提供了重要的通道。虽然精英学院因政治动荡、经费困难等原因在进入20世纪后影响力大幅下，并于1930年代被迫关闭，但在1935年德黑兰大学建立前，它是现代化教育和文化在伊朗传播的最主要场所。精英学院不但推动了伊朗在军事、医学、历史人文、艺术等领域的教学法、方法论及认识论的重大变革，拓宽了伊朗人的全球视野，也为伊朗社会培养了一个接受西方世俗化教育的全新社会精英阶层，从而改变了伊朗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
在军事领域，埃米尔·卡比尔通过一系列军事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提升了伊朗的整体军事实力，构建了伊朗现代化军队的雏形，而精英学校则为其现代化军队建设提供了最主要的人才和技术保障。虽然精英学院并未在短時期内消除伊朗与英、俄等列强的军事差距，却为伊朗军队输送了大量掌握现代战争理论和技能的军事人才，翻译和编写了大量军事教材和专著，形成了符合伊朗国情的军事教育体系，推动了伊朗现代化军工技术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多所专门军事学校，极大提升了伊朗军队的整体水平，为礼萨·汗的军事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医学领域，精英学校不但为伊朗社会培养了大量医学人才，也为西医在伊朗的普及和推广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推动了伊朗大众医疗和公共卫生的迅速发展，极大减少了霍乱、天花、疟疾等疾病的危害。另外，精英学院的师生翻译和编写了大量的医学教材和专著，规范了医学术语，建立现代医院，并将手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西医治疗方法和理念引入伊朗医疗领域，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现代医学人才培养体系。这为德黑兰大学医学院和其他医学院校的建立和发展完成了最为关键的前期探索，搭建了伊朗现代医学教育的完整框架。西医所宣扬的现代科学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挑战了伊朗传统的价值和信仰体系，为伊朗人世俗化教育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在其它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虽然物理学、数学、化学、采矿学、摄影学等课程只是军事和医学的辅助，其普及也极大提高了伊朗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和接纳，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朗社会。而电报、出版印刷、报纸等在伊朗的推广不但提高了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的便捷度和效率，使现代科学的优势深入人心，同时还促进了新思想在伊朗的传播，使人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与欧洲列强在科技、社会发展上的巨大差异，并追溯其政治、宗教、教育等制度的落后现实，从而坚定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心。
在历史、地理等人文领域，《彼得大帝》等一系列西方历史经典的翻译和出版不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同时也影响了伊朗史学的发展，史学家们扬弃了惯用的华丽辞藻和浮夸文风，开始更加务实、严谨地撰写伊朗历史。历史不只是树立统治者政权、宗教合法性的工具和宣扬道德的手段，而且扮演了批判和分析社会、探索人类进步规律的主要角色；伊朗史学家的视野也不再局限于伊朗的统治阶层，而是更多地描绘不同文化、不同国度的社会各阶层；历史研究的内容也从政治和宗教延伸到了文化和社会发展史、艺术和科学、经济、法律、人口等发展历史。随着对世界历史的深入了解，伊朗史学家也开始将伊朗史置于世界史的大背景下展开研究，并取得了全新的收获。通过翻译经典和效法欧洲，伊朗在地理、制图学等方面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不但编写了十多部地理学教材和专著，还绘制了大量全国及各省地图，并在实地考察之后明确了与俄国、奥斯曼、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的边境线。促进了伊朗军队部署和调遣的效率，并根据伊朗的地形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战方式。另外，精英学院也极大地推动了伊朗在政治学、绘画、音乐、喜剧等方面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
精英学院为传统信仰和西方思想、方法和原则的碰撞搭建了一个平台，通过世俗化教育向伊朗精英阶层灌输了启蒙运动的理性和科学观念，改变了伊朗人在军事、医学、教育等领域的思路和方法，将宗教和封建制度束缚下腐朽落后的观念和方法赶出了历史舞台，不但在知识阶层中培育了对理性、经验和效用的推崇，也实现了诸多领域的革新，其影响已普及到伊朗社会各方面和各阶层。精英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接受新学、熟谙西方思想、掌握现代化技术的社会精英，他们不但成为伊朗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军官、医生、画家、作家、教育家等，在伊朗社会各行业形成一个溢出效应，极大地推动了新兴行业的发展，也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的影响下，成为推动伊朗政治、社会、教育等变革的中流砥柱。他们开始以全新的视角和态度来诠释和解决伊朗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在解决问题时更多地强调理性和科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衡量事物的新标准，抛弃了由乌勒玛所控制的传统腐朽思想和信仰。发生于1906年的宪政革命就是其社会影响的一次集中体现，这场革命实现了伊朗向现代化政治、社会、宗教的巨大转变，为恺加王朝的倾覆和巴列维王朝现代化改革的全面展开扫清了制度障碍。
三、精英学院后伊朗现代化教育的发展
精英学院是伊朗第一所西式的世俗化高等教育机构，是伊朗社会摆脱宗教束缚、走向全面世俗化的真正开端，打响了从乌勒玛长期垄断中解放伊朗教育的第一枪。此后，乌勒玛逐渐丧失了对教育的垄断权，教育成为政府必须向国民履行的一项义务，从而推进了世俗化教育在伊朗全国的迅速发展。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伊朗现代化教育发展迎来了蓬勃生机。
在赴欧留学生方面，1851—1899年间有100多人，1930年、1940年、1960年分别达到1000人、5000人和10000人的规模。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相继于1858年、1860年、1882年创办了大不里士精英学院和四所军事学校，1871年又创办了三所大学，分别培养政府管理、外交和军事人才。20世纪初分别创办政治学院、法学院和农学院。1934年，在国王礼萨·汗的主导下，成立了德黑兰大学，从而迎来了伊朗高等教育的黄金时期，至1976年，全国已有8所国立大学和231所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招收了75000多名学生，其中女生占26%以上。19世纪晚期，在精英学院世俗化教育和伊朗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下，世俗化小学也取得了丰硕的成绩。1906年，政府将初级教育经费增加了一倍，在大、中城市兴建小学，并出台小学教师资格培训计划，明确了教师资质的培训和认证。1912年，全国有113所私立世俗化小学，招收了10531名7～13岁儿童；1941年，全国有1450所小学、4200名教师和209282名学生；1960年，全国有7455所小学，100万学生，30%的适龄儿童能够接受现代化教育；1962年，全国有12000所小学，150万学生；而1967年，全国有300万学生，60%的适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至60年代末，伊朗全国共有550万学生接受世俗化的初、中、高等教育。除在适龄人群中普及世俗化教育外，1936年，国王礼萨汗下诏在全国开办成人扫盲班，拉开了全面普及读、写、算教育的大幕。仅1955—1964年的10年间，全国就有200万人参加了扫盲教育，占总人口的8%以上，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
基督教会在伊朗现代化教育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836年在乌鲁米耶开办第一所教会学校至1895年，美国基督教会在乌鲁米耶地区开办了117所教会学校（包括30多所女子学校），招收了包括穆斯林在内的2410名学生。一战后，他们又在德黑兰、哈马丹等地创办了13所教会学校和两所大学。至1875年，法国遣使会在乌鲁米耶地区开办了26所男子学校（400学生）、10所女子学校（418学生）和16所乡村学校（700学生）。另外，他们还在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德黑兰等城市开办了12所男子学校和7所女子学校。至1872年，英国教会在伊斯法罕、亞美尼亚、克尔曼、亚兹德等地创办了21所学校，包括7所女子学校和4所寄宿学校。
除此之外，1883年成立的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法国文化的法语联盟和1860年成立的全球犹太人联盟（AIU）也在伊朗开始了文化传播和世俗化教育活动，一定程度上加促了伊朗现代化教育进程。自1890年起，法语联盟在德黑兰、拉什特、博鲁杰尔德、大不里士等城市开设了6所学校，招收了600多名学生。全球犹太人联盟（AIU）1860年成立于法国巴黎，其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保护犹太人的宗教、社会和政治权益，资助促进犹太文化的出版物，从而加强犹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团结。1898年，AIU在德黑兰建立了第一所学校，招收了421名犹太学生，次年又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和成人夜校。至1905年，男子学校和女子学校的学生人数分别达到750人和400人。随后，AIU又在哈马丹、伊斯法罕、设拉子、萨南达杰、卡珊等城市建立学校，每年招收近4000犹太和穆斯林学生。在防止伊朗犹太人接受美、法等基督教会教育的同时，这些现代化学校也为伊朗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了其教育现代化进程。 在欧美教会学校影响下，伊朗国内非穆斯林教会也纷纷创办学校。虽然亚美尼亚人主要在美、法教会学校接受教育，1875年后，他们相继在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哈马丹等地创建了15所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至1905年学生规模已达6000人。乌鲁米耶和萨尔马斯地区的聂斯托利派教徒虽是美、法教会学校的最大受益者，但他们也于1870年后相继创建了三所现代化学校。而处境窘迫的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徒则在印度教友的帮助下于1857年后在亚兹德、克尔曼、德黑兰等地创建了12所现代化学校，极大提高了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文化水平，至1935年时，仅在德黑兰，其文盲率就由原来的93%降为36%，其中成年男子的文盲率降到了12%以下。1848—1896年纳赛尔·阿尔·丁执政期间，巴哈伊教徒在伊朗受到残酷的迫害、镇压和打击，经济和教育状况极度糟糕，只有少数富裕家庭子女有接受教育的机会。1896年穆扎法尔·阿尔·丁即位后解除了对他们的迫害，至1934年底，全国先后建立了40多所巴哈伊学校，仅德黑兰一所男子学校1932年就有学生541人（包括175名穆斯林学生），而另一所女子学校1929年有719名学生（352名穆斯林）。另外，一些接受过西化教育的开明穆斯林也陆续创办了一些学校，虽在数量和规模上远不及教会学校，但也对伊朗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欧美基督教会、全球犹太人联盟、琐罗亚斯德教会、巴哈伊教会创办学校的初衷都是为了传播其宗教信仰，但在伊朗政府强烈要求和约束下，其教学内容都剥离了宗教因素，更多地强调物理、数学、化学、外语等世俗化课程，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什叶派伊斯兰教信仰，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伊朗现代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至20世纪初巴列维王朝建立前夕，崇尚科学、理性的现代化教育思维和模式已经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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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英学院”；教育现代化；伊朗；恺加王朝]
自公元前550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起，教育就在波斯上流社会受到高度重视，但波斯语中“教育”一词是指“对男孩在骑术、射箭、狩猎、游泳、诚实及正义、顺从、耐力和自制精神方面进行训练和培养，从而造就无敌的勇士。这就导致长期以来，虽然波斯帝国的统治阶层非常注重“教育”，但他们中绝大部分却都不具备读写能力。642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推行伊斯兰教育，鼓励自由思考和探索，并对哲学、历史、律法、社会学、文学、医药、数学、逻辑、艺术、建筑等领域展开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为波斯人的教育输入了全新元素，从而开启了波斯教育的黄金时代。1220年蒙古征服花剌子模，对波斯的伊斯兰教育带来毁灭性打击，致其陷入停滞。虽然萨法维王朝试图通过什叶化运动重振伊斯兰教育，但曾经的辉煌一去不返，伊朗教育走入了发展的低谷。
19世纪初，欧洲列强用大炮敲开了伊朗的国门，迫使伊朗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和作战理念使伊朗举国震惊，全国陷入极度悲观之中，人们开始对以国王和官僚阶层为代表的王权和乌勒玛为代表的神权在伊朗的统治提出质疑。同时，人们开始意识到伊朗在军事、科技、教育、社会制度等方面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异，并开始反思落后的原因。在同为穆斯林国家的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现代化改革的启发下，伊朗王室的开明统治者们和有识之士提出了“学习西方、以图自强”的改革思路，从而开启了伊朗社会现代化改革的进程。而在诸多改革措施和实践中，兴办世俗学校、推广“西学”成为首当其冲，且最为关键的一步，而“精英学院”的建立则成为伊朗现代化教育的里程碑，不但为伊朗输送了大量现代化军事、医学、教育、科技、管理等各类人才，极大地加速了伊朗社会迈向现代化的步伐，还在伊朗社会普及了“西学”思想，为巴列维王朝伊朗教育现代化的全面开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伊朗精英教育的伊斯兰传统
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清真寺就成为穆斯林社会和教育的中心，其教育主题多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主，教学方式强调诵读和记忆。经堂学校和伊斯兰经学院是伊斯兰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最主要场所，对所有穆斯林开放，是普及大众教育、加强伊斯兰教影响、保持社会稳定、维系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稳定执政基础的最主要场所，同时也是贫寒子弟改变自己命运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
经堂学校是伊朗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实现子女教育的最主要场所，穆斯林男童从6～14岁在经堂学校学习经训内容，从而达到熟练诵读《古兰经》，记忆力的训练是主要教学方法。阿拉伯语、波斯语、伊斯兰文学、伊斯兰伦理以及一些日常的手工技能也是经堂学校的学习内容。另外，学生还学习日常祷告、大小净及基本的算术、阅读和写作能力，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古兰经》。14岁后，学生可以从阅读、家庭手工、文学、传经、医学、几何学、商业贸易、匠艺等专业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开始专业学习和研究，毕业后根据所学专业谋得一份职业。特别富有的家庭可以为自己和亲友的子女聘请乌勒玛开设家庭经堂学校，但大部分穆斯林只能去普通经堂学校。因其收费很低，且对教师资质没有严格的审查和监管，教学质量也很差。至毕业时，学生虽然能够熟练诵读《古兰经》，却很少有人具备读写能力。
伊斯兰经学院是穆斯林接受高等教育的场所，针对已经完成经堂学校教育，且有志于深入钻研教法学的年轻人免费开放，学员毕业后可以成为乌勒玛、教师、法官甚至政府官员。教学内容以伊斯兰教法学为主，目的是培养教法学家。以语法和修辞为主的语言学习、法理学也被列为主要内容，从而提升学员将逻辑学应用到系统阐述伊斯兰教法的能力。萨法维王朝确立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后，伊斯兰经学院的教学内容就局限于伊斯兰法、《古兰经》以及逻辑学、哲学神学、法理学等几门与此密切相关的课程。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进入经学院学习，没有入学门槛、出勤考核、必修科目、考试，没有正式的毕业仪式，有时甚至很难区分老师和学生，因为一些非常勤勉、聪明的学员可以一边讲授自己已熟练掌握的科目，一边深造自己感兴趣的新科目。经学院里没有年级的区分，学生来这里只是为了学习，不认真的学生也不用担心会被逐出校门，但也不可能通过贿赂或邀宠等手段而毕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就业去向也不同，最差的學生会在毕业后担任乡村毛拉，教授《古兰经》和“圣训”，而学业达到很高境界的人被称为穆智台希德，他们可以根据《古兰经》和“圣训”进行推论、演绎教法，并对宗教问题发表个人见解，从而做出法律结论。穆智台希德在什叶派穆斯林中拥有很高的声望。
虽然经堂学校和伊斯兰经学院都非常重视对知识的学习，但其对知识的界定和学习方式与欧洲近代教育存在巨大差别。在伊斯兰学校，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研习经训，除此之外的内容往往不被接受，其学习方法也以诵读和记忆为主，并不鼓励学生的独立思维。伊朗传统教育认为书写过程会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因此更强调在学经过程中坚持诵读，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创造思维因而受到极大束缚。学生很少会去质疑现有知识和现存体制，毕业后只希望能在既有体制内谋得一份职业，社会职业种类长期保持不变，没有人希望发生大的社会变革。人们对伊斯兰教以外的知识、思想充满质疑、畏惧和排斥，对于激进的社会变革更是望而生畏。 二、“精英学院”与恺加王朝的教育改革
作为伊朗政府兴办的第一所世俗化学校，精英学院不但展示了伊朗统治阶层企图通过政治、教育等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措施富国强兵的决心，反映了伊朗早期现代化教育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也暴露了伊朗社会在“西化”和“反西化”的道路问题上不断加深的分化趋势。埃米尔·卡比尔希望通过兴办世俗化学校来提升伊朗的军事、科技实力，一方面可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另一方面则可以减少英、俄等列强对伊朗内政的干涉。同时，19世纪前半期政府选派赴欧留学生和基督教会在伊朗开办的学校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精英学院做了人才、思想等方面的前期储备。
（一）伊朗教育现代化的开启
随着伊朗国门被英、俄等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欧洲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也成为伊朗统治阶层学习和效仿的对象，自1811年起，伊朗政府选拔了多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开了伊朗官方世俗化教育的先河。同时，来自英、美、法等国的传教士也在伊朗境内开办了多所教会学校，开启了民间世俗化教育的潮流。
首先，恺加王朝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11年，力倡“西学”的王储阿巴斯·米尔扎选派了2名学生赴伦敦学习，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来增强伊朗的军事实力，从而抵御外来的侵略。1815年10月，阿巴斯又选派了5名学生赴英学习军事、西医、外语、自然哲学和印刷术和枪炮制造技术。1819年，他们学成归国后，米尔扎·萨利布归国后担任外交官、政府顾问和翻译，并为皇室子弟教授西方科学和外语；穆希尔·达维勒担任首席资政大臣，负责军队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另外两人分别建立了伊朗的第一所炮弹厂和兵火库。1845年，国王穆罕默德选派5名留学生赴法国学习军事、自然科学、采矿和医学。同年，三名留学生被派往英、俄、意学习医学、制糖和手工业。
1849年，埃米尔·卡比尔担任首相后，分两批选派了8名留学生赴圣彼得堡和伊斯坦布尔进行短期技术培训，学习玻璃吹制、冶金术、木工和制轮、炼糖、制蜡、造纸、纺纱等技术，归国后他们一方面从事这些领域的工作，同时还招收学徒，传播技艺。
其次，恺加王朝允许欧美基督教会开办学校。1830年，德国传教士在大不里士开办伊朗第一所教会学校，1836年，美国传教士在乌鲁米耶为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开办了一所教会学校，随后又建立了一所医院，并在附近的村庄开办了三所小学和一所女子学校。截止1879年，有122名学生从乌鲁米耶的教会学校毕业，而1837—1847年间，四所乡村学校的学生人数为530人。1840年，美国教会在大不里士开办了一所医学院，招收了7名穆斯林学生。
除美国教会外，英国圣公会、法国天主教、俄国东正教也在伊朗开始传教。但受伊英、伊俄战争影响，伊朗政府对英、俄政府及教会极不信任，从而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使得以遣使会为代表的法国天主教会赢得了极大信任和支持。1839年，遣使会传教士尤金·博雷在大不里士兴办教会小学，接受什叶派穆斯林和亚美尼亚基督教徒。为迎合伊朗政府，该校未将宗教内容列入教学，开学伊始就吸引了11名穆斯林学生，在随后的几年里，包括王储纳赛尔·阿尔丁·米尔扎在内的20多位王室成员都在这里接受教育。不久，尤金·博雷又在大不里士开办了5所学校，在伊斯法罕开办了1所学校。至1848年，遣使会已在伊朗开办32所教会学校，包括6所女子学校，招收了近500名学生。
这一时期政府选派的赴欧留学生虽然为数不多，但却为精英学院的创建储备了优秀的师资，同时也在贵族阶层中形成了对“西学”比较客观的认识，为精英学院新学员的招募做了充分的社会动员。而欧美教会学校在伊朗的兴办也在初步普及“西学”的同时，为精英学院储备了优质的生源，与精英学院相辅相成，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从初级到高级的世俗化教育体系。
（二）“精英学院”的创建及运作
埃米尔·卡比尔早年担任王储阿巴斯的幕僚，大量接触了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政治、社会等著作，对西方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尤其对彼得大帝的改革极度神往。1829年他到访沙俄，遍访学校和工厂等现代化设施，大为震撼，并立志在伊朗推行类似改革。19世纪40年代，他赴奥斯曼帝国进行边界谈判，四年间亲眼目睹了“坦齐马特”改革的实施和影响，加之埃及穆罕穆德·阿里改革的影响，不但坚定了他在伊朗推行现代化改革的决心，也使他熟悉了诸多细节因素，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革方案。
1848年任首相后，埃米尔·卡比尔推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创建世俗化的高等学府“精英学院”。他坚定地认为，推动新学的世俗化教育是确保伊朗强盛和领土完整的唯一途径。与阿巴斯·米尔扎注重选派赴欧留学生不同，埃米尔·卡比尔强调在伊朗创建现代化高等学府，一方面可使更多人受益，另一方面则可避免留学生长期滞留欧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避免英、俄对精英学院政治干预，埃米尔·卡比尔从当时军事、科技发达，且政治中立的奥地利聘请了第一批教員，于1851年底举行了“精英学院”的开学典礼。为避免乌勒玛对世俗化教育的反对，精英学院在课程设置中包含了伊斯兰经学的内容，并聘请乌勒玛作为学院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师。即使如此，埃米尔仍因受到保守贵族和乌勒玛的强烈反对而遭解职。
为避免西方列强通过精英学院渗透和控制伊朗，埃米尔·卡比尔规定管理层必须由伊朗人担任。第一任校长即为时任外交大臣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汗·什拉兹，因其熟谙涉外事务，且擅长与欧洲人打交道。管理层还包括校长助理、督学、各系主任、图书管理员、会计、秘书、宣礼员及几名保安，他们皆由伊朗人担任，确保其绝对主导地位。1860年后，精英学院校长也同时兼任教育大臣和出版局长之职。
1851—1866年间，学校每周上课五天，没有暑假。1866年后，改为每周上课六天，暑假休40天，斋月休30天，其它宗教节日休23天。学生每天上午8∶00至下午3∶00上课，午餐后，学生在各系主任带领下做祷告。 精英学院的经费由政府全额资助，用以支付教师的薪俸、食宿和学生的学费、食宿、津贴、每年两套校服、奖学金、教学设施、教材、医疗和专著出版等费用。据记载，1852年，学校的经费为7750金币，占当年全国财政的2.5%以上。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影响，1889年学校的经费为30，000金币。
与经堂学校和伊斯兰经学院平等招收所有感兴趣的学生不同，精英学院只招收贵族、富商、官僚等精英子弟，并以家庭财富作为主要标准。家族关系确保了学校的生源和毕业生的就业，很多人毕业后借助其家族影响，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学生的入学年龄在14～16岁之间，因其缺乏基础知识的储备，前两年以欧洲中小学教学内容为主，后面几年才开始讲授专业知识，一般在7～8年后完成学业。但随着世俗化初级教育在伊朗的不断普及和经费紧张，至19世纪80年代，学制被缩短为5年，20世纪初则缩短至4年。1851年12月学校成立之初，招收学员105人，1871年时200人，1892年最多时达387人，其余时间均保持在200至300人的规模。至19世纪末，精英学院共为伊朗培养了1100多名军事、医学、管理、工程等人才。
（三）“精英学院”的教学与毕业生的发展
精英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借鉴法国综合理工大学的模式，开设了炮术、骑兵、步兵、军事工程、医学、矿物学、化学、物理、数学、制图学、外语等课程。早期的教学以军事和医学为主，1860年后开设了较多的人文类课程，同时法、英、俄、德等外语也被纳入主要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军事教员曾带领学员参加1856年的赫拉特之战，积累实战经验，医学教师也带领学生为病人做手术，指导学生解剖尸体。由于学校所配的翻译效果很差，外籍教师开始自学波斯语，极大提高了教学效果，他们还翻译和编写了大量专业教材和书籍，由设在学校的国家出版局出版，为伊朗现代化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精英学院的教师构成极为复杂，既有来自奥、意、法等国的外籍教师，也有伊朗本土教师，既有专职大学教授和军官，也有商人和医生等。外籍教师赴伊朗的动机也不统一，有的是受母国政府委派，有的是为躲避国内的政治冲突，有的则是为了获取更为丰厚和稳定的收入。1851年底，在伊朗政府的请求下，8名来自奥地利和3名来自意、荷、法教员抵达德黑兰，分别担任军事、数学、医学、法语等课程的教学，其教学水平和敬业精神受到伊朗政府的高度认可。他们自学波斯语，翻译和编写教材，为学校初期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852年，6位意大利军官为躲避国内战争而来到伊朗，担任精英学院军事教员，他们教学方法灵活，深受学生喜爱，短期内推动了伊朗军事教学水平的飞速发展，培养了多位著名将领。1858年，法国政府选派了11名军事教员任教精英学院，但除军医约瑟夫·索罗兰担任国王医疗顾问，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眼科医生外，其余10人皆表现平平。
除聘请欧籍外教，精英学院还大量聘请本国教员。其中，聘请具有语言和传统医学造诣的教师担任波斯语、阿拉伯语、传统医学、伊斯兰研究等课程的教学；也有一些于1815年后陆续派往欧洲的留学生归国后担任外籍教师的翻译和西医、外语、绘画、军事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另外还有精英学院早期的优秀毕业生也留校任教。学校还有专门神职人员负责每日的祈祷和诵经。另外，学校还聘请了多位赴欧留学归来的亚美尼亚人担任教师，米尔扎·马尔凯姆·汗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也是伊朗立宪革命领袖人物之一。
1858年精英学院第一批学员毕业，军事专业的学员悉数进入军队，其它专业的学员主要进入政府部门或留校任教，另外还有42人被选派赴法国深造，归国后也都成为伊朗社会的中坚力量。医学、外语、绘画等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进入宫廷，担任御医、朝廷专任译员、或宫廷画师等。随后的毕业生也主要以担任军官、医生、译员、官僚、教师等为最理想的职业，虽然他们在社会中遭到保守势力的排斥，但凭借其“新学”的优势和优越的家庭背景，都实现了较为成功的个人发展，成为伊朗社会的中坚力量，有的官至宰辅，有的担任部长，有的兴办新学，有的力促革新，为伊朗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四）精英学院的贡献与影响
尽管创始之初就遭到了乌勒玛和保守官僚的反对，精英学院还是在埃米尔·卡比尔的灵活设计和国王纳赛尔·阿尔丁的坚持下不断发展，在半个多世纪里为伊朗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现代化教育在伊朗的全面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精英学院不但以西式的现代教育形塑了恺加王朝的统治阶层，为“西学”在伊朗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长久的平台，也为新科学、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方法进入伊朗社会并得以实践提供了重要的通道。虽然精英学院因政治动荡、经费困难等原因在进入20世纪后影响力大幅下，并于1930年代被迫关闭，但在1935年德黑兰大学建立前，它是现代化教育和文化在伊朗传播的最主要场所。精英学院不但推动了伊朗在军事、医学、历史人文、艺术等领域的教学法、方法论及认识论的重大变革，拓宽了伊朗人的全球视野，也为伊朗社会培养了一个接受西方世俗化教育的全新社会精英阶层，从而改变了伊朗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
在军事领域，埃米尔·卡比尔通过一系列军事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提升了伊朗的整体军事实力，构建了伊朗现代化军队的雏形，而精英学校则为其现代化军队建设提供了最主要的人才和技术保障。虽然精英学院并未在短時期内消除伊朗与英、俄等列强的军事差距，却为伊朗军队输送了大量掌握现代战争理论和技能的军事人才，翻译和编写了大量军事教材和专著，形成了符合伊朗国情的军事教育体系，推动了伊朗现代化军工技术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多所专门军事学校，极大提升了伊朗军队的整体水平，为礼萨·汗的军事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医学领域，精英学校不但为伊朗社会培养了大量医学人才，也为西医在伊朗的普及和推广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推动了伊朗大众医疗和公共卫生的迅速发展，极大减少了霍乱、天花、疟疾等疾病的危害。另外，精英学院的师生翻译和编写了大量的医学教材和专著，规范了医学术语，建立现代医院，并将手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西医治疗方法和理念引入伊朗医疗领域，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现代医学人才培养体系。这为德黑兰大学医学院和其他医学院校的建立和发展完成了最为关键的前期探索，搭建了伊朗现代医学教育的完整框架。西医所宣扬的现代科学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挑战了伊朗传统的价值和信仰体系，为伊朗人世俗化教育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在其它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虽然物理学、数学、化学、采矿学、摄影学等课程只是军事和医学的辅助，其普及也极大提高了伊朗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和接纳，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朗社会。而电报、出版印刷、报纸等在伊朗的推广不但提高了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的便捷度和效率，使现代科学的优势深入人心，同时还促进了新思想在伊朗的传播，使人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与欧洲列强在科技、社会发展上的巨大差异，并追溯其政治、宗教、教育等制度的落后现实，从而坚定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心。
在历史、地理等人文领域，《彼得大帝》等一系列西方历史经典的翻译和出版不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同时也影响了伊朗史学的发展，史学家们扬弃了惯用的华丽辞藻和浮夸文风，开始更加务实、严谨地撰写伊朗历史。历史不只是树立统治者政权、宗教合法性的工具和宣扬道德的手段，而且扮演了批判和分析社会、探索人类进步规律的主要角色；伊朗史学家的视野也不再局限于伊朗的统治阶层，而是更多地描绘不同文化、不同国度的社会各阶层；历史研究的内容也从政治和宗教延伸到了文化和社会发展史、艺术和科学、经济、法律、人口等发展历史。随着对世界历史的深入了解，伊朗史学家也开始将伊朗史置于世界史的大背景下展开研究，并取得了全新的收获。通过翻译经典和效法欧洲，伊朗在地理、制图学等方面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不但编写了十多部地理学教材和专著，还绘制了大量全国及各省地图，并在实地考察之后明确了与俄国、奥斯曼、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的边境线。促进了伊朗军队部署和调遣的效率，并根据伊朗的地形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战方式。另外，精英学院也极大地推动了伊朗在政治学、绘画、音乐、喜剧等方面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
精英学院为传统信仰和西方思想、方法和原则的碰撞搭建了一个平台，通过世俗化教育向伊朗精英阶层灌输了启蒙运动的理性和科学观念，改变了伊朗人在军事、医学、教育等领域的思路和方法，将宗教和封建制度束缚下腐朽落后的观念和方法赶出了历史舞台，不但在知识阶层中培育了对理性、经验和效用的推崇，也实现了诸多领域的革新，其影响已普及到伊朗社会各方面和各阶层。精英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接受新学、熟谙西方思想、掌握现代化技术的社会精英，他们不但成为伊朗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军官、医生、画家、作家、教育家等，在伊朗社会各行业形成一个溢出效应，极大地推动了新兴行业的发展，也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的影响下，成为推动伊朗政治、社会、教育等变革的中流砥柱。他们开始以全新的视角和态度来诠释和解决伊朗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在解决问题时更多地强调理性和科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衡量事物的新标准，抛弃了由乌勒玛所控制的传统腐朽思想和信仰。发生于1906年的宪政革命就是其社会影响的一次集中体现，这场革命实现了伊朗向现代化政治、社会、宗教的巨大转变，为恺加王朝的倾覆和巴列维王朝现代化改革的全面展开扫清了制度障碍。
三、精英学院后伊朗现代化教育的发展
精英学院是伊朗第一所西式的世俗化高等教育机构，是伊朗社会摆脱宗教束缚、走向全面世俗化的真正开端，打响了从乌勒玛长期垄断中解放伊朗教育的第一枪。此后，乌勒玛逐渐丧失了对教育的垄断权，教育成为政府必须向国民履行的一项义务，从而推进了世俗化教育在伊朗全国的迅速发展。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伊朗现代化教育发展迎来了蓬勃生机。
在赴欧留学生方面，1851—1899年间有100多人，1930年、1940年、1960年分别达到1000人、5000人和10000人的规模。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相继于1858年、1860年、1882年创办了大不里士精英学院和四所军事学校，1871年又创办了三所大学，分别培养政府管理、外交和军事人才。20世纪初分别创办政治学院、法学院和农学院。1934年，在国王礼萨·汗的主导下，成立了德黑兰大学，从而迎来了伊朗高等教育的黄金时期，至1976年，全国已有8所国立大学和231所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招收了75000多名学生，其中女生占26%以上。19世纪晚期，在精英学院世俗化教育和伊朗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下，世俗化小学也取得了丰硕的成绩。1906年，政府将初级教育经费增加了一倍，在大、中城市兴建小学，并出台小学教师资格培训计划，明确了教师资质的培训和认证。1912年，全国有113所私立世俗化小学，招收了10531名7～13岁儿童；1941年，全国有1450所小学、4200名教师和209282名学生；1960年，全国有7455所小学，100万学生，30%的适龄儿童能够接受现代化教育；1962年，全国有12000所小学，150万学生；而1967年，全国有300万学生，60%的适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至60年代末，伊朗全国共有550万学生接受世俗化的初、中、高等教育。除在适龄人群中普及世俗化教育外，1936年，国王礼萨汗下诏在全国开办成人扫盲班，拉开了全面普及读、写、算教育的大幕。仅1955—1964年的10年间，全国就有200万人参加了扫盲教育，占总人口的8%以上，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
基督教会在伊朗现代化教育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836年在乌鲁米耶开办第一所教会学校至1895年，美国基督教会在乌鲁米耶地区开办了117所教会学校（包括30多所女子学校），招收了包括穆斯林在内的2410名学生。一战后，他们又在德黑兰、哈马丹等地创办了13所教会学校和两所大学。至1875年，法国遣使会在乌鲁米耶地区开办了26所男子学校（400学生）、10所女子学校（418学生）和16所乡村学校（700学生）。另外，他们还在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德黑兰等城市开办了12所男子学校和7所女子学校。至1872年，英国教会在伊斯法罕、亞美尼亚、克尔曼、亚兹德等地创办了21所学校，包括7所女子学校和4所寄宿学校。
除此之外，1883年成立的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法国文化的法语联盟和1860年成立的全球犹太人联盟（AIU）也在伊朗开始了文化传播和世俗化教育活动，一定程度上加促了伊朗现代化教育进程。自1890年起，法语联盟在德黑兰、拉什特、博鲁杰尔德、大不里士等城市开设了6所学校，招收了600多名学生。全球犹太人联盟（AIU）1860年成立于法国巴黎，其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保护犹太人的宗教、社会和政治权益，资助促进犹太文化的出版物，从而加强犹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团结。1898年，AIU在德黑兰建立了第一所学校，招收了421名犹太学生，次年又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和成人夜校。至1905年，男子学校和女子学校的学生人数分别达到750人和400人。随后，AIU又在哈马丹、伊斯法罕、设拉子、萨南达杰、卡珊等城市建立学校，每年招收近4000犹太和穆斯林学生。在防止伊朗犹太人接受美、法等基督教会教育的同时，这些现代化学校也为伊朗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了其教育现代化进程。 在欧美教会学校影响下，伊朗国内非穆斯林教会也纷纷创办学校。虽然亚美尼亚人主要在美、法教会学校接受教育，1875年后，他们相继在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哈马丹等地创建了15所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至1905年学生规模已达6000人。乌鲁米耶和萨尔马斯地区的聂斯托利派教徒虽是美、法教会学校的最大受益者，但他们也于1870年后相继创建了三所现代化学校。而处境窘迫的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徒则在印度教友的帮助下于1857年后在亚兹德、克尔曼、德黑兰等地创建了12所现代化学校，极大提高了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文化水平，至1935年时，仅在德黑兰，其文盲率就由原来的93%降为36%，其中成年男子的文盲率降到了12%以下。1848—1896年纳赛尔·阿尔·丁执政期间，巴哈伊教徒在伊朗受到残酷的迫害、镇压和打击，经济和教育状况极度糟糕，只有少数富裕家庭子女有接受教育的机会。1896年穆扎法尔·阿尔·丁即位后解除了对他们的迫害，至1934年底，全国先后建立了40多所巴哈伊学校，仅德黑兰一所男子学校1932年就有学生541人（包括175名穆斯林学生），而另一所女子学校1929年有719名学生（352名穆斯林）。另外，一些接受过西化教育的开明穆斯林也陆续创办了一些学校，虽在数量和规模上远不及教会学校，但也对伊朗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欧美基督教会、全球犹太人联盟、琐罗亚斯德教会、巴哈伊教会创办学校的初衷都是为了传播其宗教信仰，但在伊朗政府强烈要求和约束下，其教学内容都剥离了宗教因素，更多地强调物理、数学、化学、外语等世俗化课程，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什叶派伊斯兰教信仰，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伊朗现代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至20世纪初巴列维王朝建立前夕，崇尚科学、理性的现代化教育思维和模式已经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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