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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骚乱以意料之外的速度发酵，成为中国在奥运之年必须要跨过去的一道坎。4月18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教授单光鼐、时事评论员蒋兆勇、新加坡联合早报研究员于泽远等就本次事件里部分西方媒体的表现、中西方社会的冲突与误解、西藏事件的应对之策等问题做了深入对谈。
如何与外国媒体打交道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会见西方记者，穿一身朴素的旧布衫，很会说话，感动了西方。
于泽远：有一部分西方记者对此次西藏报道，在事实框架下有问题。几张照片，放在头版头条，竟然用错，这决不是无心之过；而且事后缺乏非常郑重的道歉。西方价值观我不排斥，他们倡导民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但这件事刺伤了很多华人读者。
蒋兆勇：我在家能看国外二十几家电视台。在西藏问题上，一般都是播发外国记者的报道、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中国政府的说法、外国旅游者拍摄的画面，具体事实部分无大错，这次之所以在媒体传播环节激起这么大的波澜，主要是很多境外媒体的评论偏颇得厉害，出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严重错位，违反了大多数中国人对事实的判断。在西方世界的话语里，事实被构建成了汉族压迫藏族。如果没有《经济学人》的麦杰斯、德国记者花久志等人证明中国官方的克制，情况更复杂。好在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怀柔的，虽然在一些方面有人感到不满，但反抗的只是一小撮，而且主要在境外。远远谈不上是一个整体的反应，所以他们在国内进行动员的社会基础并不大。
问题在于，达赖很懂得讲非暴力、民主、自由这些西方受众听得入耳的话，所以才有他们讲的所谓“占了高地”，恶话善讲，在西方动员能力比我们强，比我们灵活。
于泽远：我感觉，中国现在可以有这个自信让外国记者去西藏采访，不用怕。
对西方媒体的基本信用要有信心，他们一定会观察分析主流藏民在干什么。媒体不会或者没有能力挑动藏人闹事。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攻击情绪也许会有，已经攻击几十年了，还怕什么？
蒋兆勇：在大政策清晰的情况下，对外传播也要有授权制，要第一时间公布，不宜层层报批。如果谁也不敢负责，谁也不用负责，最后就只好层层上报给最高领导层，但最终决策人没有现场感，对事情来龙去脉不一定完全清楚。
我认为，西藏政策的表述需要精致的话语，需要请顾问来设计，而且需要有超脱的顾问，而不是受体制束缚的公务员。美国的安全顾问就不是公务员，从机制上就容易说真话，也更专业。
于泽远：外交部三次对CNN表示抗议，使用的语言都比较激烈，我认为反应不一定要这样大。CNN只是一家媒体，不是政府，很难在对等的政治层级上还中方一个公正。
蒋兆勇：相当部分的人不理解，《华盛顿邮报》可以连发3篇社论，立场截然不同，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说话。
电视台同样会把不同想法的人作为收视的目标，用个性化的攻击性言论刺激收视率，我们也别把那些话太当回事。在现代商业社会，电视台怕观众，不怕政府，它觉得它天生就是监督政府。你要它向政府道歉，它顺势要把自己打造成不畏强权。但民众要它道歉又是另一回事。
于泽远：我们的话语形态需要改变，如果用斗争语言去指责西方媒体，往往效果不大。不善于沟通，会导致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更加难以避免。这次驻英大使傅莹的文章较好，她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火炬传递之后的思考》，批评西方对西藏和火炬传递一边倒的报道，“站在东西方之间，我担心中国人民与西方人士相互之间的观感，将迅速走向对立”。
西藏问题正在变成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论战。我认为应该利用奥运会开幕前的3个多月时间，缓和与国际主流媒体的紧张状态，改善关系。
蒋兆勇：要记住一点：如果坚持宣传的方式，就永远打不过自由传播。我们需要适应世界文明框架下的对外传播，学会使用尊重人的话语，不能首先让自己失去了道德高地。行政化的宣传工具也难成为有公信力的媒体。不着眼传播规律的摸索，没有创造性思路，没有构建话语和设置议程的能力，我们永远是国际话语体系的矮人，话语霸权永远在别人手里。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会见西方记者，穿一身朴素的旧布衫，很会说话，感动了西方，连美国军事观察团都有人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都要求对华军援分一部分给共产党。毛泽东1950年处理西藏问题，缓和民族关系，政治家要有这样的大智慧！
研究西方社会的文化心态
西方很多媒体的确对中国的理解远不到位。他们为什么对西藏采取这样的态度？
蒋兆勇：要仔细研究西方各国的文化心态，他们为什么对西藏采取这样的态度？根据我的初步研究，德国的主要是环保主义者与西藏的链接，绿党环保思潮与崇拜神山、神树可以相互沟通；法国的则是人权、自由主义者们的动作比较大，法兰西又是个感性的民族，心血来潮，巴黎市政府临时挂出支持西藏的标语，法国政客号召议员都上街抗议火炬；日本则有人把西藏问题错误地看作汉人殖民藏人的过程。还可以留意一下，日本是“新安保条约”签后才开奥运会，北京也是WTO签了之后开奥运。美国对北京奥运的想法是，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美国懂得与中国搞面子外交。德法可能还得学。
中国的不包含福利和环境成本在内的廉价产品，冲击了别国的福利社会结构。并不只是怕中国崛起那么简单，这是汹涌反华浪潮的另一社会因素。
但西方很多媒体的确对中国的理解远不到位。德国电视二台记者来采访我，我告诉他们，很多情况下，中国人是将国家、政府、党和人民合在一起考虑问题的，圣火就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期待，是中华民族实现某种理想的一个象征。抗议圣火，你们以为是在羞辱中国政府，但中国人觉得是在羞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我跟他们说，奥运会是中国政府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姿态，表示我们愿意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接，你们非要羞辱我们的政府和人民，这激起中国人的悲情情结和历史记忆，最终结果可能会走到另一个方向，带来很坏的影响，损害两国的共同利益。
准确认识“拉萨事件”的全过程
客观、准确地认识骚乱的全过程，将有利于我们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促进西藏社会稳定。
单光鼐：从现有的材料看，3月拉萨事件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阶段：其一是，“3·10”事件的发生，有强烈的藏独背景，是境外藏独势力策划、煽动的政治事件。藏独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确实存在着结构性的境内外策应、串连的动员体系。具体表现为，境外部分，组织化、专业化程度很高，且有明顯的西方敌对势力的背景；而境内部分，组织化、专业化程度相对要差。
其二，凡事一旦公开闹起来，无论中西皆自有一套聚集、动员群众的机制。“3·10”事情没控制住而闹起来后，自然而然地就将众多对社会不满、对政府不满、对外地生意人不满的人聚集起来，且裹挟进去，经过三天的发酵，最终演化为“3·14”骚乱。这可以称为“万州事件的拉萨版”，它典型地带有心怀社会怨恨的乌合之众闹事的特点，乱打、乱砸一气的骚乱主要针对的是外地生意人，打、砸、抢、烧的也大多数是外地人的商店。参与者中，除了少数的带有藏独背景的组织策划者外，大多数人是被胁迫者、不明真相的追随者和裹挟者,他们的行为表露出鲜明的社会经济怨恨。客观、准确地认识“3·10”至“3·14”骚乱的全过程，将有利于我们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促进西藏社会稳定。
在寺庙有限的空间聚集了众多僧侣，这有如在校园里聚集了众多学生一样。由于人生经历背景相同或相似，面临处境相同，布鲁默所言的“循环反应”并不仅仅是发生在集体行为发生的现场，而是早就发生在寺庙内僧侣们面对面互动的日常生活环境，布鲁默所说的磨挤(milling)、集体激动(collective excitement)和社会传染(social contagion)就在僧侣们朝夕相处的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进行着，寺庙内的僧侣同质性很强，容易形成集体认同，某种共同的情感，某种共同的怨恨每天都在发生、发酵，并交流、传染着，只等待着偶然的因素而情绪化地爆发。
西藏信息传递较慢，寺庙内僧侣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主要是既存的人际网络。它们依附在僧侣日常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多重中心，呈网状分布，依凭僧侣拥有的自有资源和私人领域的自由空间，以滚雪球的方式形成点、线、面的动员。这种事先存在的动员网络具有天然的优势：不易发觉，动员成本低，防不胜防。
我们从“3·14”骚乱事件中感受到了如今集体行动中人际网络显现的便捷、迅速、安全和低成本；当然，我们也见到了从这个人际网络中释放出的惊人的爆发力和冲击力。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今的集体行动中，微观动员仍是主要的形式。
西藏汉藏关系基本面没有恶化
有老同志讲，汉藏关系是所有民族关系中最好的，现在可能在一些人群中有点隔阂，但社会基本面并没有变化。
单光鼐：我对目前情势的判断是，西藏社会基本面没有恶化。“3·14”拉萨发生的骚乱，暴露出西藏社会存在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西藏社会藏汉和睦的整体形势并没有因此事件的发生而恶化。我们充满自信的是，我们过去的成绩还在，有老一辈革命家过去数十年对西藏社会改造积淀的丰硕成果。西藏历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自治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做到了。“百万农奴翻身把歌唱”的局面现在依然存在，广大藏胞对共产党、解放军心存感激。
各界人士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分裂”、“独立”的要求，少数人中有分裂的思潮，那实际上也是后来被境外的藏独势力灌输的。现在西藏不少地方的藏胞家里还悬挂毛主席像。所以，有老同志讲，汉藏关系是所有民族关系中最好的，现在可能在一些人群中有点隔阂，但社会基本面并没有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扶助加大，给予了更多的优惠政策。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后，中央对西藏在经济上支持更大，西藏自治区财政每10元中就有9元是中央给的。这些都从根本上保证了西藏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些年来，西藏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藏族同胞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拉萨如同内地的城市一样，面貌焕然一新，变化很大。
但另一方面，也要清楚地看到，西藏经济结构脆弱，几乎没有靠得住的产业。近些年来，商品经济大潮对西藏崇尚宗教的社会原生状态侵蚀很厉害，特别是铁路开通后，市场经济以更大规模的态势进入西藏，神权社会与世俗社会、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冲突也由此表现得更加突出。内地不少农民来到西藏谋生和经商，汉、回同胞在西藏开饭馆、商店的不少；但是，社会生活中一些丑陋的东西也跟着带进了西藏。
藏族同胞头脑中有根深蒂固的宗教关切，但缺少市场经济概念，往往做生意做不过汉族、回族同胞，他们在市场经济社会往往有很多的失望、失落，不时抱怨，“钱都被汉人、回族人赚走了”。
分析清楚西藏情况，改善管理
多一些尊重，就会少一些麻烦。相对而言，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做得比较好，公安部发言人也不错。
蒋兆勇：农牧区藏民很朴实，对执政党的感情很深厚。毛泽东的民主改革，让他们翻身，地位提高了。我不相信农牧区藏人对共产党存在刻骨仇恨。
寺庙里的藏人复杂一些，寺庙既是宗教场所，也是学院组织（札仓-康村），还是经济组织。寺庙里的保安，历史上叫僧兵，所谓铁棒僧人，不念经，每天早上用冷水洗澡，习武，是武士。浪荡僧才是敢动武的主力，打砸的可能是流僧和寺庙不念经的僧人，混进流僧里有的是犯罪分子。要研究它的组织结构。历史上寺庙集团曾是阻挠藏族现代化的重要集团，他们捍卫的是宗教的垄断性，捍卫的是政教合一。
单光鼐：拉萨3月事件反映出我们对寺庙疏于管理。藏传佛教的寺庙管理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重要课题，解放前，对寺庙管理有一套办法，如流僧入寺要有人担保，僧人犯戒，还实行连坐。可是，近些年来我们在寺庙管理上却出现了不少疏漏。如，寺庙的市场化倾向增加了管理的困难，寺庙内能够引资的人就非常有地位；僧侣考试制度也较为松弛；外来流僧更疏于管理，流僧究竟来自何方，政府并不掌握具体情况。外来流僧和寺庙内不念经而习武的铁棒喇嘛就是此次“3·14”骚乱的主力。我们应借鉴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结合现时的具体情况，探索新时期如何有效管理寺庙的问题。
蒋兆勇：中央政府历朝驻藏大臣中，从清朝时候起，管理者就比较尊重藏人，对藏族文化熟悉到迷恋的程度。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也很有智慧，主持过第十四世达赖坐床（即位）大典。
解放初，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到寺庙布施，大声宣布：“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每一个动作都很得体，感染了在场的喇嘛。
历史上中央政府为管治高度自治的西藏也伤透脑筋，在分裂分子眼中，中央政府强大时俗务由中央管，中央政府混乱时就冒出“供施关系”，当然新中国之前英国人挑拨得厉害，建国后美国起了很坏作用，西藏问题步步国际化的确有国际背景。这么多年达赖及其流亡政府是用谁的钱？好在今天的中国政府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更有条件处理好西藏问题，只是还得有大智慧。在唯物与唯心之间找到平衡点。
拉萨“3·14”骚乱，普通藏人十几天前已有传言将有骚乱发生，但当地仍有疏忽。官员还需要更多民族政治学、宗教学细节上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理解，从内心到外在的语言，都还要改进。多一些尊重，就会少一些麻烦，相对而言，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做得比较好，公安部发言人也不错。政府组织境外记者去采访，却每每被标上官方组织的标签。这虽然不能消除偏见，但透明总比不透明好。
于泽远：西藏基层干部和牧民，在土改、斗争农奴主和合作化运动中表现积极，在改革开放中是否可能被边缘化，受一些藏人的歧视？
蒋兆勇：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更适用于新疆。西藏基层的一些问题，部分是藏民对干部的工作态度还不是很满意，问题出在工作作风层面，并不涉及独立。干群摩擦，社会不公平，这在其他地方也是有的。我们对西藏问题的描述一定要非常精确。前些年，曾提西藏高度自治，但实践证明这也有问题，如果把干部撤出来，容易造成西藏管理真空。真正的“火药桶”其实在四川甘孜，那里是藏青会成员的祖籍。1959年叛乱的主力是康巴汉子。那时西藏还没民主改革。康区民主改革后才出現叛乱。可能那些藏青会成员还在梦想以前的好日子，不过今天的时代也不同了。
毛泽东对西藏的认识很到位。西藏没独立过，但通过西藏自治区的形式实现中央的管理却做到了。战争年代，虽然共产党在内地要推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对藏人驱赶“我国民政府代表”的行为，延安立即予以谴责。
将达赖的国际形象与藏青会切割
在对外进行说明时应直接针对民族极端势力，比如藏青会，还要点出藏青会不是宗教组织，是当年压迫奴隶最不人道的统治集团的后代。
于泽远：达赖1959年出走后，毛主席在藏民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传统牧民中更是如此。
蒋兆勇：在高原雪地里生活，客观上需要一个超自然的精神信仰，才能坚持下去。这个情形，与我们坐在城市咖啡厅里想象的不一样。只要西藏是政教分离，那么宗教信仰就是私人的事。家里挂达赖像，算不算分裂？即使是我党信任的官员，他的家属也可能信奉达赖，那么挂达赖像也是可以允许的。
1990年以前在国外没人理达赖，获得那个诺贝尔和平奖后影响才变大。如果达赖完全是非暴力的，那四水六岗军怎么解释？政教合一是文明还是倒退？他不过是因应形势的变化，经西方设计，搞一套政治包装而已，他媒体公关和国际形象在外塑造非常精致，西方人并不知历史。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识不到位，说话策略不够好。
建议政治用语与人格用语要区分使用，不要泛泛地说“达赖集团”，我们在对外进行说明时应直接针对民族极端势力，比如藏青会，还要点出藏青会不是宗教组织，是当年压迫奴隶最不人道的统治集团之后代，事实上他们也不把达赖当神看待。藏青会频频的激进动作也会丧失支持。我们要学会切割，切割得好，如果他们演双簧，才演不下去。
总之，尽量不要羊肉牛肉一锅烩，概念使用要恰当，避免伤很多善良藏人的心，他们并不是支持分裂势力的社会基础。对西藏上层和普通藏民，照顾要均衡。
藏传佛教没有“圣战”这一说，如果藏独势力转化为暴力组织，它的“国际正当性”瞬时就会消失。在藏区，找到“人肉炸弹”的社会基础也没有，信佛的人并不崇尚暴力。
奥运需要开放心态
举办奥运会，笑脸相迎就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来北京，我们都要鼓掌欢迎，我们是主人哪！
于泽远：奥运期间，肯定会有人来闹事，比如如果有人在天安门秀一下藏独标志的衣服，我们的警察该如何应对？你一推搡就是新闻，可能就会有超过奥运金牌的新闻效应。我担心，以现在的思维模式、处事方式，还很难完全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现在还只是西方一些媒体和NGO在闹，西方各国政府没有参与。布什为了美国利益，一直坚持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没有模棱两可。但如果西藏再有大事，就要预防部分政府会抵制。
蒋兆勇：过去国家主权条件下的一些政治做法受到挑战。现在，国际政治出现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要关注NGO的跨国挑战，他们比外国政府更厉害。一般的过程是，NGO先制造议题（经常夸大事实）、将媒体拖入、发酵，最后政府介入。
在民间政治阶段，在跨国倡议网络施压阶段，跨国抗议扩散阶段，要让民间对民间，政府不宜轻易介入，以免抬高事态。不会有天大的事发生，没有哪个外国政府会真正抵制中国。我们要有这个判断。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长期与外国打交道过程中的悲情情结。适度的民族主义可用，但很危险，要警惕民意绑架政府，让政府做出不恰当的动作。还是要民间归民间，政府归政府。奥运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平衡。
于泽远：适度的民族主义，就是愛国主义。但是办奥运是一个全球的事情，最好不要用民族主义。
单光鼐：我们是56个民族的国家，对民族主义要格外小心，更何况现在是奥运前夕。奥运的主题精神是：休战、和睦、和平、友谊。我们举办奥运会，笑脸相迎就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来北京，都是我们的客人。高兴的，不高兴的，我们都要鼓掌欢迎，我们是主人哪！
（摘自《南方周末》08.05.01）B11
如何与外国媒体打交道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会见西方记者，穿一身朴素的旧布衫，很会说话，感动了西方。
于泽远：有一部分西方记者对此次西藏报道，在事实框架下有问题。几张照片，放在头版头条，竟然用错，这决不是无心之过；而且事后缺乏非常郑重的道歉。西方价值观我不排斥，他们倡导民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但这件事刺伤了很多华人读者。
蒋兆勇：我在家能看国外二十几家电视台。在西藏问题上，一般都是播发外国记者的报道、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中国政府的说法、外国旅游者拍摄的画面，具体事实部分无大错，这次之所以在媒体传播环节激起这么大的波澜，主要是很多境外媒体的评论偏颇得厉害，出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严重错位，违反了大多数中国人对事实的判断。在西方世界的话语里，事实被构建成了汉族压迫藏族。如果没有《经济学人》的麦杰斯、德国记者花久志等人证明中国官方的克制，情况更复杂。好在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怀柔的，虽然在一些方面有人感到不满，但反抗的只是一小撮，而且主要在境外。远远谈不上是一个整体的反应，所以他们在国内进行动员的社会基础并不大。
问题在于，达赖很懂得讲非暴力、民主、自由这些西方受众听得入耳的话，所以才有他们讲的所谓“占了高地”，恶话善讲，在西方动员能力比我们强，比我们灵活。
于泽远：我感觉，中国现在可以有这个自信让外国记者去西藏采访，不用怕。
对西方媒体的基本信用要有信心，他们一定会观察分析主流藏民在干什么。媒体不会或者没有能力挑动藏人闹事。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攻击情绪也许会有，已经攻击几十年了，还怕什么？
蒋兆勇：在大政策清晰的情况下，对外传播也要有授权制，要第一时间公布，不宜层层报批。如果谁也不敢负责，谁也不用负责，最后就只好层层上报给最高领导层，但最终决策人没有现场感，对事情来龙去脉不一定完全清楚。
我认为，西藏政策的表述需要精致的话语，需要请顾问来设计，而且需要有超脱的顾问，而不是受体制束缚的公务员。美国的安全顾问就不是公务员，从机制上就容易说真话，也更专业。
于泽远：外交部三次对CNN表示抗议，使用的语言都比较激烈，我认为反应不一定要这样大。CNN只是一家媒体，不是政府，很难在对等的政治层级上还中方一个公正。
蒋兆勇：相当部分的人不理解，《华盛顿邮报》可以连发3篇社论，立场截然不同，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说话。
电视台同样会把不同想法的人作为收视的目标，用个性化的攻击性言论刺激收视率，我们也别把那些话太当回事。在现代商业社会，电视台怕观众，不怕政府，它觉得它天生就是监督政府。你要它向政府道歉，它顺势要把自己打造成不畏强权。但民众要它道歉又是另一回事。
于泽远：我们的话语形态需要改变，如果用斗争语言去指责西方媒体，往往效果不大。不善于沟通，会导致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更加难以避免。这次驻英大使傅莹的文章较好，她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火炬传递之后的思考》，批评西方对西藏和火炬传递一边倒的报道，“站在东西方之间，我担心中国人民与西方人士相互之间的观感，将迅速走向对立”。
西藏问题正在变成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论战。我认为应该利用奥运会开幕前的3个多月时间，缓和与国际主流媒体的紧张状态，改善关系。
蒋兆勇：要记住一点：如果坚持宣传的方式，就永远打不过自由传播。我们需要适应世界文明框架下的对外传播，学会使用尊重人的话语，不能首先让自己失去了道德高地。行政化的宣传工具也难成为有公信力的媒体。不着眼传播规律的摸索，没有创造性思路，没有构建话语和设置议程的能力，我们永远是国际话语体系的矮人，话语霸权永远在别人手里。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会见西方记者，穿一身朴素的旧布衫，很会说话，感动了西方，连美国军事观察团都有人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都要求对华军援分一部分给共产党。毛泽东1950年处理西藏问题，缓和民族关系，政治家要有这样的大智慧！
研究西方社会的文化心态
西方很多媒体的确对中国的理解远不到位。他们为什么对西藏采取这样的态度？
蒋兆勇：要仔细研究西方各国的文化心态，他们为什么对西藏采取这样的态度？根据我的初步研究，德国的主要是环保主义者与西藏的链接，绿党环保思潮与崇拜神山、神树可以相互沟通；法国的则是人权、自由主义者们的动作比较大，法兰西又是个感性的民族，心血来潮，巴黎市政府临时挂出支持西藏的标语，法国政客号召议员都上街抗议火炬；日本则有人把西藏问题错误地看作汉人殖民藏人的过程。还可以留意一下，日本是“新安保条约”签后才开奥运会，北京也是WTO签了之后开奥运。美国对北京奥运的想法是，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美国懂得与中国搞面子外交。德法可能还得学。
中国的不包含福利和环境成本在内的廉价产品，冲击了别国的福利社会结构。并不只是怕中国崛起那么简单，这是汹涌反华浪潮的另一社会因素。
但西方很多媒体的确对中国的理解远不到位。德国电视二台记者来采访我，我告诉他们，很多情况下，中国人是将国家、政府、党和人民合在一起考虑问题的，圣火就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期待，是中华民族实现某种理想的一个象征。抗议圣火，你们以为是在羞辱中国政府，但中国人觉得是在羞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我跟他们说，奥运会是中国政府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姿态，表示我们愿意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接，你们非要羞辱我们的政府和人民，这激起中国人的悲情情结和历史记忆，最终结果可能会走到另一个方向，带来很坏的影响，损害两国的共同利益。
准确认识“拉萨事件”的全过程
客观、准确地认识骚乱的全过程，将有利于我们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促进西藏社会稳定。
单光鼐：从现有的材料看，3月拉萨事件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阶段：其一是，“3·10”事件的发生，有强烈的藏独背景，是境外藏独势力策划、煽动的政治事件。藏独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确实存在着结构性的境内外策应、串连的动员体系。具体表现为，境外部分，组织化、专业化程度很高，且有明顯的西方敌对势力的背景；而境内部分，组织化、专业化程度相对要差。
其二，凡事一旦公开闹起来，无论中西皆自有一套聚集、动员群众的机制。“3·10”事情没控制住而闹起来后，自然而然地就将众多对社会不满、对政府不满、对外地生意人不满的人聚集起来，且裹挟进去，经过三天的发酵，最终演化为“3·14”骚乱。这可以称为“万州事件的拉萨版”，它典型地带有心怀社会怨恨的乌合之众闹事的特点，乱打、乱砸一气的骚乱主要针对的是外地生意人，打、砸、抢、烧的也大多数是外地人的商店。参与者中，除了少数的带有藏独背景的组织策划者外，大多数人是被胁迫者、不明真相的追随者和裹挟者,他们的行为表露出鲜明的社会经济怨恨。客观、准确地认识“3·10”至“3·14”骚乱的全过程，将有利于我们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促进西藏社会稳定。
在寺庙有限的空间聚集了众多僧侣，这有如在校园里聚集了众多学生一样。由于人生经历背景相同或相似，面临处境相同，布鲁默所言的“循环反应”并不仅仅是发生在集体行为发生的现场，而是早就发生在寺庙内僧侣们面对面互动的日常生活环境，布鲁默所说的磨挤(milling)、集体激动(collective excitement)和社会传染(social contagion)就在僧侣们朝夕相处的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进行着，寺庙内的僧侣同质性很强，容易形成集体认同，某种共同的情感，某种共同的怨恨每天都在发生、发酵，并交流、传染着，只等待着偶然的因素而情绪化地爆发。
西藏信息传递较慢，寺庙内僧侣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主要是既存的人际网络。它们依附在僧侣日常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多重中心，呈网状分布，依凭僧侣拥有的自有资源和私人领域的自由空间，以滚雪球的方式形成点、线、面的动员。这种事先存在的动员网络具有天然的优势：不易发觉，动员成本低，防不胜防。
我们从“3·14”骚乱事件中感受到了如今集体行动中人际网络显现的便捷、迅速、安全和低成本；当然，我们也见到了从这个人际网络中释放出的惊人的爆发力和冲击力。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今的集体行动中，微观动员仍是主要的形式。
西藏汉藏关系基本面没有恶化
有老同志讲，汉藏关系是所有民族关系中最好的，现在可能在一些人群中有点隔阂，但社会基本面并没有变化。
单光鼐：我对目前情势的判断是，西藏社会基本面没有恶化。“3·14”拉萨发生的骚乱，暴露出西藏社会存在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西藏社会藏汉和睦的整体形势并没有因此事件的发生而恶化。我们充满自信的是，我们过去的成绩还在，有老一辈革命家过去数十年对西藏社会改造积淀的丰硕成果。西藏历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自治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做到了。“百万农奴翻身把歌唱”的局面现在依然存在，广大藏胞对共产党、解放军心存感激。
各界人士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分裂”、“独立”的要求，少数人中有分裂的思潮，那实际上也是后来被境外的藏独势力灌输的。现在西藏不少地方的藏胞家里还悬挂毛主席像。所以，有老同志讲，汉藏关系是所有民族关系中最好的，现在可能在一些人群中有点隔阂，但社会基本面并没有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扶助加大，给予了更多的优惠政策。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后，中央对西藏在经济上支持更大，西藏自治区财政每10元中就有9元是中央给的。这些都从根本上保证了西藏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些年来，西藏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藏族同胞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拉萨如同内地的城市一样，面貌焕然一新，变化很大。
但另一方面，也要清楚地看到，西藏经济结构脆弱，几乎没有靠得住的产业。近些年来，商品经济大潮对西藏崇尚宗教的社会原生状态侵蚀很厉害，特别是铁路开通后，市场经济以更大规模的态势进入西藏，神权社会与世俗社会、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冲突也由此表现得更加突出。内地不少农民来到西藏谋生和经商，汉、回同胞在西藏开饭馆、商店的不少；但是，社会生活中一些丑陋的东西也跟着带进了西藏。
藏族同胞头脑中有根深蒂固的宗教关切，但缺少市场经济概念，往往做生意做不过汉族、回族同胞，他们在市场经济社会往往有很多的失望、失落，不时抱怨，“钱都被汉人、回族人赚走了”。
分析清楚西藏情况，改善管理
多一些尊重，就会少一些麻烦。相对而言，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做得比较好，公安部发言人也不错。
蒋兆勇：农牧区藏民很朴实，对执政党的感情很深厚。毛泽东的民主改革，让他们翻身，地位提高了。我不相信农牧区藏人对共产党存在刻骨仇恨。
寺庙里的藏人复杂一些，寺庙既是宗教场所，也是学院组织（札仓-康村），还是经济组织。寺庙里的保安，历史上叫僧兵，所谓铁棒僧人，不念经，每天早上用冷水洗澡，习武，是武士。浪荡僧才是敢动武的主力，打砸的可能是流僧和寺庙不念经的僧人，混进流僧里有的是犯罪分子。要研究它的组织结构。历史上寺庙集团曾是阻挠藏族现代化的重要集团，他们捍卫的是宗教的垄断性，捍卫的是政教合一。
单光鼐：拉萨3月事件反映出我们对寺庙疏于管理。藏传佛教的寺庙管理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重要课题，解放前，对寺庙管理有一套办法，如流僧入寺要有人担保，僧人犯戒，还实行连坐。可是，近些年来我们在寺庙管理上却出现了不少疏漏。如，寺庙的市场化倾向增加了管理的困难，寺庙内能够引资的人就非常有地位；僧侣考试制度也较为松弛；外来流僧更疏于管理，流僧究竟来自何方，政府并不掌握具体情况。外来流僧和寺庙内不念经而习武的铁棒喇嘛就是此次“3·14”骚乱的主力。我们应借鉴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结合现时的具体情况，探索新时期如何有效管理寺庙的问题。
蒋兆勇：中央政府历朝驻藏大臣中，从清朝时候起，管理者就比较尊重藏人，对藏族文化熟悉到迷恋的程度。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也很有智慧，主持过第十四世达赖坐床（即位）大典。
解放初，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到寺庙布施，大声宣布：“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每一个动作都很得体，感染了在场的喇嘛。
历史上中央政府为管治高度自治的西藏也伤透脑筋，在分裂分子眼中，中央政府强大时俗务由中央管，中央政府混乱时就冒出“供施关系”，当然新中国之前英国人挑拨得厉害，建国后美国起了很坏作用，西藏问题步步国际化的确有国际背景。这么多年达赖及其流亡政府是用谁的钱？好在今天的中国政府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更有条件处理好西藏问题，只是还得有大智慧。在唯物与唯心之间找到平衡点。
拉萨“3·14”骚乱，普通藏人十几天前已有传言将有骚乱发生，但当地仍有疏忽。官员还需要更多民族政治学、宗教学细节上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理解，从内心到外在的语言，都还要改进。多一些尊重，就会少一些麻烦，相对而言，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做得比较好，公安部发言人也不错。政府组织境外记者去采访，却每每被标上官方组织的标签。这虽然不能消除偏见，但透明总比不透明好。
于泽远：西藏基层干部和牧民，在土改、斗争农奴主和合作化运动中表现积极，在改革开放中是否可能被边缘化，受一些藏人的歧视？
蒋兆勇：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更适用于新疆。西藏基层的一些问题，部分是藏民对干部的工作态度还不是很满意，问题出在工作作风层面，并不涉及独立。干群摩擦，社会不公平，这在其他地方也是有的。我们对西藏问题的描述一定要非常精确。前些年，曾提西藏高度自治，但实践证明这也有问题，如果把干部撤出来，容易造成西藏管理真空。真正的“火药桶”其实在四川甘孜，那里是藏青会成员的祖籍。1959年叛乱的主力是康巴汉子。那时西藏还没民主改革。康区民主改革后才出現叛乱。可能那些藏青会成员还在梦想以前的好日子，不过今天的时代也不同了。
毛泽东对西藏的认识很到位。西藏没独立过，但通过西藏自治区的形式实现中央的管理却做到了。战争年代，虽然共产党在内地要推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对藏人驱赶“我国民政府代表”的行为，延安立即予以谴责。
将达赖的国际形象与藏青会切割
在对外进行说明时应直接针对民族极端势力，比如藏青会，还要点出藏青会不是宗教组织，是当年压迫奴隶最不人道的统治集团的后代。
于泽远：达赖1959年出走后，毛主席在藏民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传统牧民中更是如此。
蒋兆勇：在高原雪地里生活，客观上需要一个超自然的精神信仰，才能坚持下去。这个情形，与我们坐在城市咖啡厅里想象的不一样。只要西藏是政教分离，那么宗教信仰就是私人的事。家里挂达赖像，算不算分裂？即使是我党信任的官员，他的家属也可能信奉达赖，那么挂达赖像也是可以允许的。
1990年以前在国外没人理达赖，获得那个诺贝尔和平奖后影响才变大。如果达赖完全是非暴力的，那四水六岗军怎么解释？政教合一是文明还是倒退？他不过是因应形势的变化，经西方设计，搞一套政治包装而已，他媒体公关和国际形象在外塑造非常精致，西方人并不知历史。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识不到位，说话策略不够好。
建议政治用语与人格用语要区分使用，不要泛泛地说“达赖集团”，我们在对外进行说明时应直接针对民族极端势力，比如藏青会，还要点出藏青会不是宗教组织，是当年压迫奴隶最不人道的统治集团之后代，事实上他们也不把达赖当神看待。藏青会频频的激进动作也会丧失支持。我们要学会切割，切割得好，如果他们演双簧，才演不下去。
总之，尽量不要羊肉牛肉一锅烩，概念使用要恰当，避免伤很多善良藏人的心，他们并不是支持分裂势力的社会基础。对西藏上层和普通藏民，照顾要均衡。
藏传佛教没有“圣战”这一说，如果藏独势力转化为暴力组织，它的“国际正当性”瞬时就会消失。在藏区，找到“人肉炸弹”的社会基础也没有，信佛的人并不崇尚暴力。
奥运需要开放心态
举办奥运会，笑脸相迎就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来北京，我们都要鼓掌欢迎，我们是主人哪！
于泽远：奥运期间，肯定会有人来闹事，比如如果有人在天安门秀一下藏独标志的衣服，我们的警察该如何应对？你一推搡就是新闻，可能就会有超过奥运金牌的新闻效应。我担心，以现在的思维模式、处事方式，还很难完全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现在还只是西方一些媒体和NGO在闹，西方各国政府没有参与。布什为了美国利益，一直坚持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没有模棱两可。但如果西藏再有大事，就要预防部分政府会抵制。
蒋兆勇：过去国家主权条件下的一些政治做法受到挑战。现在，国际政治出现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要关注NGO的跨国挑战，他们比外国政府更厉害。一般的过程是，NGO先制造议题（经常夸大事实）、将媒体拖入、发酵，最后政府介入。
在民间政治阶段，在跨国倡议网络施压阶段，跨国抗议扩散阶段，要让民间对民间，政府不宜轻易介入，以免抬高事态。不会有天大的事发生，没有哪个外国政府会真正抵制中国。我们要有这个判断。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长期与外国打交道过程中的悲情情结。适度的民族主义可用，但很危险，要警惕民意绑架政府，让政府做出不恰当的动作。还是要民间归民间，政府归政府。奥运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平衡。
于泽远：适度的民族主义，就是愛国主义。但是办奥运是一个全球的事情，最好不要用民族主义。
单光鼐：我们是56个民族的国家，对民族主义要格外小心，更何况现在是奥运前夕。奥运的主题精神是：休战、和睦、和平、友谊。我们举办奥运会，笑脸相迎就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来北京，都是我们的客人。高兴的，不高兴的，我们都要鼓掌欢迎，我们是主人哪！
（摘自《南方周末》08.05.01）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