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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历经三次重大哲学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本质上不仅是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而且是从生存方式到哲学意识形态的变革过程。化解哲学危机应根据时代要求，立足“人本”立场，构建具有当代实践品格和“中、西、马”差异互补的哲学资源萃取新机制。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一种两极对立的矛盾征象，一方面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国家外汇储备更是高居世界第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收入总体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增长，国家的市场体制和民主法治建设也在继续推进。另一方面，“矿难”事故频发，食品安全令人担忧，建筑质量难以保障，贫富差距不见缩小，权力腐败触目惊心，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人际感情趋向功利，幸福指数徘徊不前，人性异化初见端倪，社会冲突和公共安全屡发危险。物质丰富和精神痛苦的西方现代社会魔咒，似乎意欲在今日的中国社会故技重施。
凡此种种，令人警醒、发人深思：现代化对人们的内心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和怎样发生事关人们心灵、信念、信仰的哲学危机，从中可以获得哪些启示或教益？事实上，从近代开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确经历了至少三种重大的哲学危机或对哲学的信任危机。
对中国传统哲学信念体系的信任危机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第一个标志传统哲学遭遇空前全面危机的重大事件是严复引介“进化论”世界观。中国传统哲学总体上是儒释道相辅相成的大哲学系统，其中儒家信奉有身份等差的仁、义、礼、智、信伦理，道家主张顺应自然、明哲保身的人生观，佛教追求超脱红尘和慈悲渡世的终极价值。总体来看，都主张强化超越个体、感性的价值信仰，降低感性自我的刚性，以禁欲体现实践。“进化论”世界观则强调强国保种，主张人们为了自保和生存，积极适应世界法则，展开相互竞争，必要时则应该坚决放弃既往的传统做法和陈腐制度，进行充分的自身改革。这种进化论世界观，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是中国人最早广泛接受的现代哲学内容。此后，民主科学、救亡图强逐渐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和觉悟青年的普遍理想和实践目标，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开除“球籍”逐渐成为更多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的思想共识。
第二个否定中国传统哲学总体信仰的具体哲学事件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思潮。甲午以后，戊戌变法仍然失败，甚至于辛亥革命的共和理想也有名无实，从知识精英到普通百姓逐渐认识到必须对传统的信念体系及其实践形态进行全面清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精英们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及其文化观念是近代中国衰败的总根源，所以展开全面、大规模、针锋相对的彻底反思和批判，甚至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对于这种激烈的反传统思潮，后世虽然多有诟病，但是却无人能够否认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自身进程的必然产物，参与者也决非宵小之流，动机绝非狭隘，相反都是学养深厚、眼界开阔的时代精英，目的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人民、历史和文明的良好发展。
第三个否定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重大哲学事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运动。“文革”发生，客观上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顽固的等级制惯性，权贵阶层并没有随着革命、解放、建国、集体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民众的某些不满情绪和担忧的确存在。主观上，最高领导人为了建立一种下层监督和抗衡上层的“大民主”政治文化机制，也需要努力在群众中普遍培养反传统精神，鼓动“造反有理”、“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实践信条，因而必然极力否定儒家哲学的实践价值。这种理想设计和社会运动违背历史规律与现代时代精神，终究是一场失败的社会试验，不可能具有真正现实的实践价值。但是就其对中国传统哲学信念和信条的毁灭性打击而言，也的确足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反对传统哲学信念的最重大事件之一。
最近的否定传统中国哲学的历史事件要数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构实践。前面三次否定性事件主要是思想运动，而市场经济体系建构已经不再是思潮，而已经是一种现实实践，不再是精英们的鼓噪，而是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客观物质力量。市场经济实践及其要素如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人本化、全球化等正在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哲学信念的社会根基。村落和熟人社会衰微、普遍的等级观念迟早丧失其合法性，利益权衡已经成为走上市场的人们的基本处世原则，传统哲学的外部条件极度衰败。
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主流哲学精神的信任危机
我们必须承认，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主流哲学精神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人民的生存实践产生了广泛、深刻、实际、长远的影响，而且事实上这种影响至今还在不断深化、普遍化。但是，撇开个别地区、人群而就整个民族和人民整体来说，中国人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彻底、完整地信服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倡导的主流哲学精神，包括人本、民主、科学这类哲学基本信念或信条。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由西方列强用武力逼迫上路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毫无保留地接受和复制西方模式。
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原因和因素，首先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文明教化根深蒂固，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和传统习惯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格格不入，这种对立绝非轻易即可消弭。其次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化道路的确存在着重大和致命的道德缺陷、审美缺陷、经济政治缺陷和文明历史缺陷。资本主义从最初起源到全面展开实践，不断挑战和蹂躏着人类自然的情感和起码的良知，所造成的残酷的社会竞争、阶级斗争、国际战争、经济危机、人的异化、种族歧视、生态破坏等等，无论究其深度还是就其范围、广度，都为此前任何世代所不及。中国长达90年之久、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实践，其本身就是一个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精神不信任的证明。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信仰危机
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精神熏陶和现实矛盾体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信任和信仰其实已经包涵了不少复杂的“误读”成分。本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但是，不少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却只是在传统价值情怀的基础上盲目地拒斥资本主义，进而附带地把物质层面以外的制度、文化和思想现代化也屏蔽、排斥掉了。其中最具有讽刺意义和悲剧性质的误解，就是把国家、政府、权力乃至官员对社会、人民、思想的绝对优势地位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或特征，结果导致“官本位”的文化惯性和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等封建主义势力借助社会主义的名义死灰复燃和挥之不去。在实践上，这种被封建主义玷污了的所谓社会主义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民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挫伤了不少民众、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热情、信仰和信任，助推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
另一方面，主要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快速推进，人民群众的自主意识、认知能力、幸福需求、活动空间、信息管道等各方面都在水涨船高，但是，现代社会发育的缺陷、党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社会服务的不足、失误，以及拜金主义盛行、权力腐败泛滥，都会造成人民群众不满情绪，从而催生和加剧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哲学的怀疑和否定。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西方近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一个都已经或正在经历不同形式的理论信任危机，而这种信任危机导致和加剧了那些业已广泛蔓延的信仰危机。更危险的是，普遍的哲学危机导致了狭隘、浅薄的自我意识和庸俗实用主义精神，信仰危机和哲学危机已经构成当前社会肆意腐蚀健全心灵和基本良知的严重疫情。
启示
首先，应该全面地认识和把握现代化的本质和概念。现代化既不是纯粹器物的改变，也不只是科技发展、社会关系演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甚至用一般所谓文化演变概念也难以准确概括，我们需要用更加全面的眼光观察现代化。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现代化是人类存在方式的阶段性质变，是人类从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社会、制度、文化和哲学向以事实上涵盖了信息社会的工业社会为基础的生产、社会、制度、文化和哲学的全面、深刻变迁。这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现代化既是物的过程，也是“心”的过程，是信仰、信念和哲学的过程。
其次，哲学的危机不是哲学的终结，不是轻视哲学的理由，相反倒是说明哲学的作用不可缺少，因为哲学危机正是现代化遇到瓶颈、需要突破的警示标志。
再次，哲学危机并不说明哲学资源的作废或完全失效，相反，新哲学必然要从对旧哲学的扬弃中获得新生。事实上，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都经历了不同形式的信任危机，却也都始终没有沉沦作废，反倒成为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宝贵的哲学思想资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支配和基础地位，而由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左右拱卫支撑的新型“中、西、马”动态互补结构，将十分有力地推动这些哲学自身改革和中国现代化哲学基础的建设进程。
我们可以展望，中国的现代化哲学将会是具备包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胸怀，同时适合中国国情，进而能够对世界和人类充分负责并做出独特贡献的崭新哲学类型。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一种两极对立的矛盾征象，一方面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国家外汇储备更是高居世界第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收入总体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增长，国家的市场体制和民主法治建设也在继续推进。另一方面，“矿难”事故频发，食品安全令人担忧，建筑质量难以保障，贫富差距不见缩小，权力腐败触目惊心，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人际感情趋向功利，幸福指数徘徊不前，人性异化初见端倪，社会冲突和公共安全屡发危险。物质丰富和精神痛苦的西方现代社会魔咒，似乎意欲在今日的中国社会故技重施。
凡此种种，令人警醒、发人深思：现代化对人们的内心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和怎样发生事关人们心灵、信念、信仰的哲学危机，从中可以获得哪些启示或教益？事实上，从近代开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确经历了至少三种重大的哲学危机或对哲学的信任危机。
对中国传统哲学信念体系的信任危机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第一个标志传统哲学遭遇空前全面危机的重大事件是严复引介“进化论”世界观。中国传统哲学总体上是儒释道相辅相成的大哲学系统，其中儒家信奉有身份等差的仁、义、礼、智、信伦理，道家主张顺应自然、明哲保身的人生观，佛教追求超脱红尘和慈悲渡世的终极价值。总体来看，都主张强化超越个体、感性的价值信仰，降低感性自我的刚性，以禁欲体现实践。“进化论”世界观则强调强国保种，主张人们为了自保和生存，积极适应世界法则，展开相互竞争，必要时则应该坚决放弃既往的传统做法和陈腐制度，进行充分的自身改革。这种进化论世界观，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是中国人最早广泛接受的现代哲学内容。此后，民主科学、救亡图强逐渐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和觉悟青年的普遍理想和实践目标，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开除“球籍”逐渐成为更多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的思想共识。
第二个否定中国传统哲学总体信仰的具体哲学事件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思潮。甲午以后，戊戌变法仍然失败，甚至于辛亥革命的共和理想也有名无实，从知识精英到普通百姓逐渐认识到必须对传统的信念体系及其实践形态进行全面清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精英们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及其文化观念是近代中国衰败的总根源，所以展开全面、大规模、针锋相对的彻底反思和批判，甚至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对于这种激烈的反传统思潮，后世虽然多有诟病，但是却无人能够否认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自身进程的必然产物，参与者也决非宵小之流，动机绝非狭隘，相反都是学养深厚、眼界开阔的时代精英，目的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人民、历史和文明的良好发展。
第三个否定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重大哲学事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运动。“文革”发生，客观上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顽固的等级制惯性，权贵阶层并没有随着革命、解放、建国、集体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民众的某些不满情绪和担忧的确存在。主观上，最高领导人为了建立一种下层监督和抗衡上层的“大民主”政治文化机制，也需要努力在群众中普遍培养反传统精神，鼓动“造反有理”、“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实践信条，因而必然极力否定儒家哲学的实践价值。这种理想设计和社会运动违背历史规律与现代时代精神，终究是一场失败的社会试验，不可能具有真正现实的实践价值。但是就其对中国传统哲学信念和信条的毁灭性打击而言，也的确足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反对传统哲学信念的最重大事件之一。
最近的否定传统中国哲学的历史事件要数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构实践。前面三次否定性事件主要是思想运动，而市场经济体系建构已经不再是思潮，而已经是一种现实实践，不再是精英们的鼓噪，而是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客观物质力量。市场经济实践及其要素如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人本化、全球化等正在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哲学信念的社会根基。村落和熟人社会衰微、普遍的等级观念迟早丧失其合法性，利益权衡已经成为走上市场的人们的基本处世原则，传统哲学的外部条件极度衰败。
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主流哲学精神的信任危机
我们必须承认，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主流哲学精神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人民的生存实践产生了广泛、深刻、实际、长远的影响，而且事实上这种影响至今还在不断深化、普遍化。但是，撇开个别地区、人群而就整个民族和人民整体来说，中国人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彻底、完整地信服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倡导的主流哲学精神，包括人本、民主、科学这类哲学基本信念或信条。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由西方列强用武力逼迫上路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毫无保留地接受和复制西方模式。
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原因和因素，首先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文明教化根深蒂固，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和传统习惯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格格不入，这种对立绝非轻易即可消弭。其次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化道路的确存在着重大和致命的道德缺陷、审美缺陷、经济政治缺陷和文明历史缺陷。资本主义从最初起源到全面展开实践，不断挑战和蹂躏着人类自然的情感和起码的良知，所造成的残酷的社会竞争、阶级斗争、国际战争、经济危机、人的异化、种族歧视、生态破坏等等，无论究其深度还是就其范围、广度，都为此前任何世代所不及。中国长达90年之久、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实践，其本身就是一个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精神不信任的证明。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信仰危机
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精神熏陶和现实矛盾体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信任和信仰其实已经包涵了不少复杂的“误读”成分。本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但是，不少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却只是在传统价值情怀的基础上盲目地拒斥资本主义，进而附带地把物质层面以外的制度、文化和思想现代化也屏蔽、排斥掉了。其中最具有讽刺意义和悲剧性质的误解，就是把国家、政府、权力乃至官员对社会、人民、思想的绝对优势地位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或特征，结果导致“官本位”的文化惯性和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等封建主义势力借助社会主义的名义死灰复燃和挥之不去。在实践上，这种被封建主义玷污了的所谓社会主义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民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挫伤了不少民众、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热情、信仰和信任，助推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
另一方面，主要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快速推进，人民群众的自主意识、认知能力、幸福需求、活动空间、信息管道等各方面都在水涨船高，但是，现代社会发育的缺陷、党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社会服务的不足、失误，以及拜金主义盛行、权力腐败泛滥，都会造成人民群众不满情绪，从而催生和加剧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哲学的怀疑和否定。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西方近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一个都已经或正在经历不同形式的理论信任危机，而这种信任危机导致和加剧了那些业已广泛蔓延的信仰危机。更危险的是，普遍的哲学危机导致了狭隘、浅薄的自我意识和庸俗实用主义精神，信仰危机和哲学危机已经构成当前社会肆意腐蚀健全心灵和基本良知的严重疫情。
启示
首先，应该全面地认识和把握现代化的本质和概念。现代化既不是纯粹器物的改变，也不只是科技发展、社会关系演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甚至用一般所谓文化演变概念也难以准确概括，我们需要用更加全面的眼光观察现代化。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现代化是人类存在方式的阶段性质变，是人类从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社会、制度、文化和哲学向以事实上涵盖了信息社会的工业社会为基础的生产、社会、制度、文化和哲学的全面、深刻变迁。这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现代化既是物的过程，也是“心”的过程，是信仰、信念和哲学的过程。
其次，哲学的危机不是哲学的终结，不是轻视哲学的理由，相反倒是说明哲学的作用不可缺少，因为哲学危机正是现代化遇到瓶颈、需要突破的警示标志。
再次，哲学危机并不说明哲学资源的作废或完全失效，相反，新哲学必然要从对旧哲学的扬弃中获得新生。事实上，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都经历了不同形式的信任危机，却也都始终没有沉沦作废，反倒成为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宝贵的哲学思想资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支配和基础地位，而由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左右拱卫支撑的新型“中、西、马”动态互补结构，将十分有力地推动这些哲学自身改革和中国现代化哲学基础的建设进程。
我们可以展望，中国的现代化哲学将会是具备包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胸怀，同时适合中国国情，进而能够对世界和人类充分负责并做出独特贡献的崭新哲学类型。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