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4月16日上午，山东某地，39岁的菜农韩进因想不通而上吊，留下妻子和两个未成年女儿，撒手归西。
　　韩进的自杀，缘于菜价。今年开春，韩进种了6亩卷心菜，辛苦劳作近3个月，资金投入万余元，换来的竟是8分钱一斤的伤心价，不但一分钱没赚着，反倒背了一屁股外债！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菜贱伤农”报道频频见诸媒体之时，城市居民小区，时不时又传来“菜贵伤民”的抱怨声。这究竟是咋回事？
　　有学者指出，同样是蔬菜，在农村那么贱，到城里却那样贵，显然是流通环节出了问题。公路运输、批发商场、卖菜小贩——此三类经营者，血管里没流淌“道德血液”，赚得太狠。
　　真是这样吗？按逻辑推论，应该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
　　然而，事情怕就怕认真，问题怕就怕追问。前些日子，首都某媒体派出记者，深入山东蔬菜生产基地，从农民半夜收菜开始跟踪，装车、运输、进京，卖到新发地批发市场，再跟踪菜贩用小车拉至菜摊，一斤一斤，零售给消费者……全程跟踪结果，得出三个结论：
　　其一，蔬菜价高，并非运输成本太高。记者一路看到，各关口收费并不算高，不少关口还对拉菜货车开辟“绿色通道”，免收路费。所谓运输成本，主要是必不可少的汽油钱和司机人工费。
　　其二，批发市场，会有加价，但亦不算太高。由于政府调控物价，新发地等批发市场还奉命对卷心菜等几种大宗蔬菜，免除数百元进场费，以尽量降低成本。
　　其三，蔬菜价高，最大一块，在零售环节。小贩从新发地将蔬菜批量买走，到城里各农贸市场出售时，加价最多，也加得最狠，一般加价在50%左右，有的甚至高达一倍以上。
　　如此说来，笼统讲流通环节出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最该改进的，是最后一个环节，蔬菜零售。
　　但细一调查，问题又来了。小贩之所以加价最多，除了想趁机多赚几文活命钱外，也有其不得以而为之的苦衷。近些年，京城整顿市容市貌，已将街巷零星小贩，通通取缔，赶进室内农贸市场。而农贸市场又非政府公益资助，每个摊位都得收费，且收得不低，小贩倘若加价太少，本也捞不回来。
　　问题分析至此，对策也出来了。既然最后环节加价太多，可不可以把这一环节绕开，另辟蹊径，让市民吃到价廉物美的蔬菜呢？应该可以吧。全国各地，近来纷纷尝试农超对接，干脆将蔬菜从农村一家伙拉到超市出售，岂不省去中间环节，省下那么多费用？
　　此举固然不错，但其效果有限。因为，城市那么大，市民那么多，怎么可能全跑到有限的超市去购买天天都需要的蔬菜！此举虽能解一时一地之急，未可从根本解决问题。
　　问题症结何在呢？老詹当过多年经济记者，长期关注农产品生产销售，依我看，所谓“菜贱伤农”，固然有中间环节加价问题，但从根本上说，也和农产品先天缺陷有关。大凡农产品，都有一定生产周期，到底种多少，如何才能赚钱，农民只能依靠有限的信息和个人感觉。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多了价低，价低少产，少产价高，价高多产”的循环与波动，几乎是农民长期难以摆脱的魔咒。
　　最终的解决办法，应当由政府引导农民逐步建立联合经营体，逐步实行有前瞻性的订单农业，并由政府在城市逐步建立一些带公益性质的农贸市场，在降低菜贩成本的基础上，拉低最终菜价。当然，这些理论上的推想，真要实行，恐怕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还得再耐心等一等。
　　
　　詹国枢
　　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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