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撤离行动作为海外公民保护最典型、最直接的手段和实践形式,既是人类海外利益拓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安全边界延伸的客观要求。从国际关系领域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二分法出发,西方大国将海外公民安全置于国家整体利益或总体国家安全相对重要的战略地位,属于低级政治滞后模式,中国将海外公民安全置于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高级政治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属于低级政治优先模式。两种模式在海外公民撤离的行为体、撤离时机、撤离费用、撤离的对象和地点、评估制度等方面具有不同特征。从战略、技术、外交环境、综合实力四个层面分析中国海外撤离行动面对的机遇,回答中国要不要、能不能以及实施什么样的撤离的问题显得尤为必要。中国的海外撤离行动在外交原则、外交内涵、外交思维等方面面临一系列挑战,塑造中国在新时代的新形象,既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又积极开展海外公民保护,是中国实施海外公民撤离的关键所在,应坚守只有海外公民遭遇严重人身安全威胁时才实施撤离的底线,同时,既要重视国家行为体、国家施救和政府渠道,也要重视非国家行为体、个人自救和商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