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人提出“西方文明源于中国”“英语源于中国”之说，让很多人惊掉了下巴、笑掉了大牙。其实，以康熙为首的清代知识分子早就发现了这个“惊天之秘”，还一本正经地做了很多“论证”。
　　在康熙之前，“西方文明源于中国”只是一些零星见解。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带来毕达哥拉斯定理，黄宗羲发现其与中国的“勾三股四弦五之术”相通，于是认定是西方人“窃”了中国的勾股之术。
　　类似说法也见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方以智认为，西方历法虽精准，但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只是因后人不争气才失传了，没想到竟被西方人捡去发扬光大。王锡阐则称，西方历法的创新之处全在我们的旧法当中。
　　但黄、方、王三人的影响力在当时颇为有限，真正力证“西方文明源于中国”的是康熙。
　　众所周知，康熙非常好学，曾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地理与天文历法。不过他并非真对知识本身有兴趣，而是带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折辱汉人知识分子，消灭他们在“学问”方面的心理优势。
　　因此，康熙召来李光地等人，当着他们的面证明《尧典》之类的古籍是错的;从教士那里学了天文历法，转头就计算河水的流量，也会召集群臣当场示范。
　　打击汉人知识分子的同时，康熙又以“西方文明源于中国”之说来打击传教士。康熙曾写过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论》，宣称西方历法源于中国，而西方算法全部出自《易经》。
　　康熙负责给结论，知识分子负责“论证”该结论的正确性。比如号称康熙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热烈歌颂康熙的见解前所未有，然后“全面论证”西方天文学即中国古代的“周髀盖天之学”，且脑补出了一条“合理”的文明西传之路。在这场所谓的“论证”中，梅文鼎一再称自己对康熙的说法佩服得五体投地。
　　同样“拜服”的，还有西洋传教士。康熙御制《数理精蕴》里说：汤若望、南怀仁这些人很懂历法和算学，问他们这些学问从何而来，他们都说是从中土流传过去的。
　　内有“学术界”的拥护，外有传教士的认同，“西方文明源于中国”之说遂成康雍乾嘉时代的主流思想，且代代有“创新”。
　　活跃于嘉庆、道光时代，集学者与官员于一身的阮元，曾宣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哥白尼地动日心说，有可能源自张衡的地动仪;活跃于嘉庆时代的邹伯奇，则论证得出“西学源于墨子”的结论。
　　邹伯奇的这一“发现”，俘获了众多晚清知识分子的拥护。光绪年间出使西方各国的薛福成，曾认定“泰西耶稣之教，其源皆出于墨子”，不但西方的光学、力学与机器船械之学来自《墨子》，连“举旗灯以达言语之法”与“千里镜显微镜”都不出《墨子》的范圍。此外，薛福成还说，西方的星算之学源自中国的《尧典》《周髀》，西方的火轮船则是仿照中国的“木牛流马”。
　　大略同期的冯桂芬、郑观应等也均宣扬过类似论调，并进而认为“师夷长技”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没什么大不了，并不构成对华夏文明的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康雍乾嘉时代，所谓“西方文明源于中国”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这个层面。进入道咸同光时代，这种论调开始涉及思想文化。
　　出使日本的黄遵宪，虽也认定西方文明“源流皆出于墨子”，但他论述的重点已不止于科学技术——西方讲人权，源自墨子的“尚同”;西方讲爱邻居如爱自己，源自墨子的“兼爱”;西方讲上帝和灵魂，源自墨子的“尊天明鬼”。
　　出使欧洲的薛福成在日记中宣称，中国在尧舜时代就是民主制度，西方的学校、医院、监狱、街道，均有中国“三代以前遗风”，上下议院制度也可在中国古代找到源头。总之，西方政教凡“合于我先王故籍之意者”，国家都很强盛，反之则乱象频生。
　　1895年，严复撰写《救亡决论》，对上述论调做了辛辣的讽刺。他说，现在有些人自居名流，对西学并不了解，只凭耳闻，再从中国的古书中搜猎相似言辞，就敢说什么“西学皆中土所已有”，实在讨厌又可笑。他进而感慨道：“有此种令人呕哕议论，足见中国民智之卑。”
　　（摘自《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