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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是爱德华·埃尔加诞辰一百周年。自这一年起，学界和评论界开始渐渐重新评价他的音乐作品，彻彻底底地再释埃尔加，当然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进程。虽然他的音乐从来没有被人们真正遗忘——比如他的两首交响乐、两首协奏曲、《谜语变奏曲》《为弦乐而写的引子与快板》和清唱剧《杰龙修斯之梦》（The Dream of Gerontius）常常出现在节目单上，但是这些作品却很少能入英国之外指挥家或演奏家的法眼。
虽然这不能一概而论，小提琴家海菲茨和梅纽因、大提琴家卡萨尔斯以及托特里埃（Paul Tortelier），都演奏过埃尔加的作品。但这样的演奏家毕竟不多，而且也不会频繁地演奏埃尔加。推崇他音乐的主要还是英国指挥家们，比如亨利·伍德（Henry Wood）、阿德里安·鲍尔特（Adrian Boult）、兰顿·罗纳尔德（Landon Ronald）、约翰·巴比罗利（John Barbirolli）、马尔科姆·萨金特（Malcolm Sargent）。不过，人们拥护埃尔加成为音乐界的先驱还是大势所趋。他大部分的早期合唱作品助推了业余合唱社团的发展，对于大部分1950年代的听众来说，埃尔加是大英帝国桂冠上的明珠。
在埃尔加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戴安娜·麦克薇（Diana McVeagh）撰写并出版了他的作品与生平传记。只有在这本书里我们能够找到一丝关于他那充满忧郁的、令人尴尬的个性描述。从一身学生气的爱开玩笑，到残酷、挖苦式的嘲讽，甚至是直截了当的粗鲁，他的性格经历了电光火石般的转变。对于那些看透了他的“威风凛凛”（装腔作势）的听众们来说，埃尔加，或者说真正的埃尔加是一个充满了暴风般深邃热情的人，他的音乐无时无刻不在暗示着他因一些人或一些事在精神世界受到了无法磨灭的创伤。
在埃尔加十几岁的时候，他性格里的阴暗面还未展现出来。他的一些早期作品，比如第一版《弦乐小夜曲》的慢乐章充满了令人向往的温柔，这也即我们称为“埃尔加式”风格的本质。但是我们从他相熟的朋友罗萨·波利（Rosa Burley）这个最敏锐的观察者那里了解到，埃尔加曾经因为失去了一个职位而对他的父亲破口大骂，因为他认为是他父亲作为一个小生意主的身份妨碍了他获得这份工作。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仅仅被英国中部地区一些地方性的乐队所演奏，伦敦的出版商对他根本没有兴趣。直到1889年他三十二岁那年，他才被邀请为来年的合唱节创作。他创作了一首音乐会序曲《傅华萨》（Froissart）。这首作品受到评论界与听众的好评，但是十年后它才登上了伦敦的音乐厅。作为一名管弦乐作曲家，后人通常会将埃尔加与理查·施特劳斯相提并论，但让我们来看一下——1890年，理查·施特劳斯二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在德国几乎所有主要城市获得过指挥的职位，并且已经创作了《麦克白》《唐璜》和《死与净化》。
1898年到1900年，埃尔加因创作《谜语变奏曲》以及根据红衣大主教纽曼所著的《杰龙修斯之梦》而创作的同名合唱声乐套曲证明了自己的才华。他认为后者的诞生来自于“内心最深处”。然而，因为乐队排练得不够，这部作品在1900年10月的首演宣告失败。埃尔加非常受挫，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同时也是Novello公司的出版商奥古斯特·耶格（AJ Jaeger，外号“猎人”）说：“我就知道上帝是反对艺术的。”不过，随着1901年和1902年《杰龙修斯之梦》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成功演出，以及理查·施特劳斯对他音乐那假惺惺的赞美，他受到委约，为1903年的伯明翰艺术节创作一部神剧，内容为描写使徒的故事。
然而，当理查·施特劳斯离开杜塞尔多夫，回到柏林继续当他的皇帝御用音乐总监时，埃尔加却不得不回到老家教那些根本不喜欢音乐的女学生们拉小提琴，还要到父亲与叔叔位于伍斯特郡（Worcester）的店里帮工。埃尔加的父亲威廉·埃尔加曾经是圣乔治罗马天主教堂的管风琴师，但却不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且还对天主教徒抱有激烈的反对情绪。他的妻子安是一个农民的女儿，皈依了天主教，并凭着此信念养大了七个孩子。爱德华是其中的第四子，1857年6月2日生于伍斯特郡四英里外的农舍里，当全家搬回伍斯特郡时，爱德华才两岁。爱德华·埃尔加对音乐的热爱和天赋在他早年就显现出来，他曾经热切地从商店里买来贝多芬的交响乐总谱学习。“我至今仍然怀念那个充满梦想的童年，我总是被发现躲在赛文河岸的芦苇丛里，手里拿着一页纸，试图创作一些非常伟大的声音。”许多年后他这样向朋友坦露道。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埃尔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十年。离开了伯明翰，他就是个无名小卒。当时他在当地的乐队里拉琴，并且爱上了一位赴莱比锡学习的小提琴手，他们是邻居。他们订了婚，但是后来姑娘却毁约去了新西兰。又经历了一两段恋情后，他与大他九岁的爱丽丝·罗伯茨（Alice Roberts）结婚。爱丽丝是向他学习钢琴伴奏的学生，出身上层社会，是驻印度部队将军之女，有一些证据表明爱丽丝是被埃尔加的才华打动，而决定委身于他和他的音乐的。
婚后，他们从马尔文（Malvern）搬去了伦敦，这样埃尔加就有更多机会和出版商交流，但一年后他们又搬回了老家。婚姻把埃尔加带入了一个新的阶层，然而即使他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也依然无法摆脱小生意主儿子的身份。他不喜欢人们称他是“音乐家埃尔加”，而希望人们称他为“绅士埃尔加”。为此，罗萨·波利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能够如此快地变脸……他一提起马尔文， 就摆出一副傲慢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是那种整天抱怨自己住在乡下的乡绅才会有的。”
1897年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石禧年（执政六十周年），这一年埃尔加开始转运。首先是Novello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帝国进行曲》（Imperial March），大获成功。1898年，利兹市艺术节委约他创作了《卡拉克塔克斯》（Caractacus），并且题献给女王。到了1899年，指挥家汉斯·里赫特（Hans Richter）指挥首演了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1901年，当布尔战争（Boer War）结束时，埃尔加创作完成了《第一号威风凛凛进行曲》。这首作品的曲调实在太华丽，很快被传唱成一首名为《希望与荣耀的国度》的歌曲，并且成为了英国的第二国歌。这时的埃尔加成了全民偶像：1904年他被授予骑士称号，连续三天在伦敦市中心的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举办他的音乐会；1911他被授予功绩勋章。1903年，为了首演他的《使徒》（The Apostles），表演团体还进行了特殊的训练，三年后他的续作《天国》（The Kingdom）又随之而来。 然而，随着日益繁忙的创作，埃尔加开始遭受疾病的困扰：他的眼睛和耳朵都有老毛病，动不动就会感染。之后他的信仰亦被动摇，他几乎不去做弥撒。他深深爱上了一个名叫爱丽丝·沃特莉（Alice Stuart Wortley）的女人，她是一位下院议员的妻子，艺术家约翰·米莱斯（John Millais）爵士的女儿，他们两家人都是朋友。埃尔加对沃特莉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爱意，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越过雷池，但不可否认的是，沃特莉激发了埃尔加创作出了他最杰出的三部作品——《小提琴协奏曲》（1910）、《第二交响曲》（1911）和《音乐制作人》（The Music Makers，1912）。埃尔加坦言，他在这些作品里“倾注了灵魂”。
虽然埃尔加的《小提琴协奏曲》与《第一交响曲》都获得了成功，但这是他尝到的最后的甜头。被认为是他最优秀作品之一的《音乐制作人》在当时受到了评论界的唾弃，充满了狂暴混乱情绪的《第二交响曲》直到十年后才有一次演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埃尔加加入了汉普斯敦旗下的特别警察部队。8月底，在给他的朋友兼保护人弗兰克·舒斯特（Frank Schuster）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对于这场战争我无话可说，我只有想到我心爱的马时才会心如刀绞。那些男人和女人都可以下地狱，但我的马啊。我在屋子里不停地诅咒上帝，居然也允许这不能开口说话的牲畜受到折磨。他可以杀死他的人类，但他怎么能杀死我的马？？哦，我的马啊！”
不过，他依然坚持作曲。他为比利时诗人埃米尔·卡玛尔特（Emile Cammaerts）的作品《钟琴》的朗诵会写作配乐。这是一篇关于安特卫普钟声的诗歌，其主旨在于歌颂战争初期比利时人的英勇行径，这正迎合了当时的国民情绪。后来，他又接连写作了两部朗诵配乐、一部逃避现实的作品——芭蕾舞剧《血染的扇子》（The Sanguine Fan，1917），以及一部有趣的儿童剧《星光快车》（The Starlight Express，1915）。
不过，在战时埃尔加最重要的作品还属根据诗人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的同名作品而创作的三乐章合唱套曲《英国之精神》（The Spirit of England）。在创作伊始，他遇到了两个麻烦：第一，他发现另一位作曲家希瑞尔·鲁思曼（Cyril Roothman）也正在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名为《为了阵亡者》的同类型作品，这使他打起了退堂鼓；第二，他发觉自己在为第一首诗《8月4日》写作配乐时遇到了困难，因为曾经有许多德国人帮助过他，他无法将他们描绘成血淋林的破坏者。虽然《英国之精神》很少上演，但无疑是一部杰作。
埃尔加拒绝为比尼恩的《和平颂》配乐。相反，他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一战末期创作的三部室内乐作品里，尤其是1919年的《大提琴协奏曲》，在这部作品里他表达了个人对战争强烈的愤慨。1920年4月，埃尔加的妻子爱丽丝·罗伯茨去世，这使他万念俱灰。之后的岁月虽然他也尝试作曲，可是并没有实质性的作品诞生。直到1930年，他爱上了一位名叫薇拉·霍克曼（Vera Hockman）的小提琴手，因此开始创作他的《第三交响曲》。但一切都太迟了，此时的他已被癌症缠身，于1934年2月23日去世。临终时，他认为自己的音乐不可能流传于后世，感谢上帝，他错了。
虽然这不能一概而论，小提琴家海菲茨和梅纽因、大提琴家卡萨尔斯以及托特里埃（Paul Tortelier），都演奏过埃尔加的作品。但这样的演奏家毕竟不多，而且也不会频繁地演奏埃尔加。推崇他音乐的主要还是英国指挥家们，比如亨利·伍德（Henry Wood）、阿德里安·鲍尔特（Adrian Boult）、兰顿·罗纳尔德（Landon Ronald）、约翰·巴比罗利（John Barbirolli）、马尔科姆·萨金特（Malcolm Sargent）。不过，人们拥护埃尔加成为音乐界的先驱还是大势所趋。他大部分的早期合唱作品助推了业余合唱社团的发展，对于大部分1950年代的听众来说，埃尔加是大英帝国桂冠上的明珠。
在埃尔加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戴安娜·麦克薇（Diana McVeagh）撰写并出版了他的作品与生平传记。只有在这本书里我们能够找到一丝关于他那充满忧郁的、令人尴尬的个性描述。从一身学生气的爱开玩笑，到残酷、挖苦式的嘲讽，甚至是直截了当的粗鲁，他的性格经历了电光火石般的转变。对于那些看透了他的“威风凛凛”（装腔作势）的听众们来说，埃尔加，或者说真正的埃尔加是一个充满了暴风般深邃热情的人，他的音乐无时无刻不在暗示着他因一些人或一些事在精神世界受到了无法磨灭的创伤。
在埃尔加十几岁的时候，他性格里的阴暗面还未展现出来。他的一些早期作品，比如第一版《弦乐小夜曲》的慢乐章充满了令人向往的温柔，这也即我们称为“埃尔加式”风格的本质。但是我们从他相熟的朋友罗萨·波利（Rosa Burley）这个最敏锐的观察者那里了解到，埃尔加曾经因为失去了一个职位而对他的父亲破口大骂，因为他认为是他父亲作为一个小生意主的身份妨碍了他获得这份工作。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仅仅被英国中部地区一些地方性的乐队所演奏，伦敦的出版商对他根本没有兴趣。直到1889年他三十二岁那年，他才被邀请为来年的合唱节创作。他创作了一首音乐会序曲《傅华萨》（Froissart）。这首作品受到评论界与听众的好评，但是十年后它才登上了伦敦的音乐厅。作为一名管弦乐作曲家，后人通常会将埃尔加与理查·施特劳斯相提并论，但让我们来看一下——1890年，理查·施特劳斯二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在德国几乎所有主要城市获得过指挥的职位，并且已经创作了《麦克白》《唐璜》和《死与净化》。
1898年到1900年，埃尔加因创作《谜语变奏曲》以及根据红衣大主教纽曼所著的《杰龙修斯之梦》而创作的同名合唱声乐套曲证明了自己的才华。他认为后者的诞生来自于“内心最深处”。然而，因为乐队排练得不够，这部作品在1900年10月的首演宣告失败。埃尔加非常受挫，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同时也是Novello公司的出版商奥古斯特·耶格（AJ Jaeger，外号“猎人”）说：“我就知道上帝是反对艺术的。”不过，随着1901年和1902年《杰龙修斯之梦》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成功演出，以及理查·施特劳斯对他音乐那假惺惺的赞美，他受到委约，为1903年的伯明翰艺术节创作一部神剧，内容为描写使徒的故事。
然而，当理查·施特劳斯离开杜塞尔多夫，回到柏林继续当他的皇帝御用音乐总监时，埃尔加却不得不回到老家教那些根本不喜欢音乐的女学生们拉小提琴，还要到父亲与叔叔位于伍斯特郡（Worcester）的店里帮工。埃尔加的父亲威廉·埃尔加曾经是圣乔治罗马天主教堂的管风琴师，但却不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且还对天主教徒抱有激烈的反对情绪。他的妻子安是一个农民的女儿，皈依了天主教，并凭着此信念养大了七个孩子。爱德华是其中的第四子，1857年6月2日生于伍斯特郡四英里外的农舍里，当全家搬回伍斯特郡时，爱德华才两岁。爱德华·埃尔加对音乐的热爱和天赋在他早年就显现出来，他曾经热切地从商店里买来贝多芬的交响乐总谱学习。“我至今仍然怀念那个充满梦想的童年，我总是被发现躲在赛文河岸的芦苇丛里，手里拿着一页纸，试图创作一些非常伟大的声音。”许多年后他这样向朋友坦露道。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埃尔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十年。离开了伯明翰，他就是个无名小卒。当时他在当地的乐队里拉琴，并且爱上了一位赴莱比锡学习的小提琴手，他们是邻居。他们订了婚，但是后来姑娘却毁约去了新西兰。又经历了一两段恋情后，他与大他九岁的爱丽丝·罗伯茨（Alice Roberts）结婚。爱丽丝是向他学习钢琴伴奏的学生，出身上层社会，是驻印度部队将军之女，有一些证据表明爱丽丝是被埃尔加的才华打动，而决定委身于他和他的音乐的。
婚后，他们从马尔文（Malvern）搬去了伦敦，这样埃尔加就有更多机会和出版商交流，但一年后他们又搬回了老家。婚姻把埃尔加带入了一个新的阶层，然而即使他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也依然无法摆脱小生意主儿子的身份。他不喜欢人们称他是“音乐家埃尔加”，而希望人们称他为“绅士埃尔加”。为此，罗萨·波利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能够如此快地变脸……他一提起马尔文， 就摆出一副傲慢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是那种整天抱怨自己住在乡下的乡绅才会有的。”
1897年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石禧年（执政六十周年），这一年埃尔加开始转运。首先是Novello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帝国进行曲》（Imperial March），大获成功。1898年，利兹市艺术节委约他创作了《卡拉克塔克斯》（Caractacus），并且题献给女王。到了1899年，指挥家汉斯·里赫特（Hans Richter）指挥首演了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1901年，当布尔战争（Boer War）结束时，埃尔加创作完成了《第一号威风凛凛进行曲》。这首作品的曲调实在太华丽，很快被传唱成一首名为《希望与荣耀的国度》的歌曲，并且成为了英国的第二国歌。这时的埃尔加成了全民偶像：1904年他被授予骑士称号，连续三天在伦敦市中心的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举办他的音乐会；1911他被授予功绩勋章。1903年，为了首演他的《使徒》（The Apostles），表演团体还进行了特殊的训练，三年后他的续作《天国》（The Kingdom）又随之而来。 然而，随着日益繁忙的创作，埃尔加开始遭受疾病的困扰：他的眼睛和耳朵都有老毛病，动不动就会感染。之后他的信仰亦被动摇，他几乎不去做弥撒。他深深爱上了一个名叫爱丽丝·沃特莉（Alice Stuart Wortley）的女人，她是一位下院议员的妻子，艺术家约翰·米莱斯（John Millais）爵士的女儿，他们两家人都是朋友。埃尔加对沃特莉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爱意，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越过雷池，但不可否认的是，沃特莉激发了埃尔加创作出了他最杰出的三部作品——《小提琴协奏曲》（1910）、《第二交响曲》（1911）和《音乐制作人》（The Music Makers，1912）。埃尔加坦言，他在这些作品里“倾注了灵魂”。
虽然埃尔加的《小提琴协奏曲》与《第一交响曲》都获得了成功，但这是他尝到的最后的甜头。被认为是他最优秀作品之一的《音乐制作人》在当时受到了评论界的唾弃，充满了狂暴混乱情绪的《第二交响曲》直到十年后才有一次演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埃尔加加入了汉普斯敦旗下的特别警察部队。8月底，在给他的朋友兼保护人弗兰克·舒斯特（Frank Schuster）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对于这场战争我无话可说，我只有想到我心爱的马时才会心如刀绞。那些男人和女人都可以下地狱，但我的马啊。我在屋子里不停地诅咒上帝，居然也允许这不能开口说话的牲畜受到折磨。他可以杀死他的人类，但他怎么能杀死我的马？？哦，我的马啊！”
不过，他依然坚持作曲。他为比利时诗人埃米尔·卡玛尔特（Emile Cammaerts）的作品《钟琴》的朗诵会写作配乐。这是一篇关于安特卫普钟声的诗歌，其主旨在于歌颂战争初期比利时人的英勇行径，这正迎合了当时的国民情绪。后来，他又接连写作了两部朗诵配乐、一部逃避现实的作品——芭蕾舞剧《血染的扇子》（The Sanguine Fan，1917），以及一部有趣的儿童剧《星光快车》（The Starlight Express，1915）。
不过，在战时埃尔加最重要的作品还属根据诗人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的同名作品而创作的三乐章合唱套曲《英国之精神》（The Spirit of England）。在创作伊始，他遇到了两个麻烦：第一，他发现另一位作曲家希瑞尔·鲁思曼（Cyril Roothman）也正在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名为《为了阵亡者》的同类型作品，这使他打起了退堂鼓；第二，他发觉自己在为第一首诗《8月4日》写作配乐时遇到了困难，因为曾经有许多德国人帮助过他，他无法将他们描绘成血淋林的破坏者。虽然《英国之精神》很少上演，但无疑是一部杰作。
埃尔加拒绝为比尼恩的《和平颂》配乐。相反，他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一战末期创作的三部室内乐作品里，尤其是1919年的《大提琴协奏曲》，在这部作品里他表达了个人对战争强烈的愤慨。1920年4月，埃尔加的妻子爱丽丝·罗伯茨去世，这使他万念俱灰。之后的岁月虽然他也尝试作曲，可是并没有实质性的作品诞生。直到1930年，他爱上了一位名叫薇拉·霍克曼（Vera Hockman）的小提琴手，因此开始创作他的《第三交响曲》。但一切都太迟了，此时的他已被癌症缠身，于1934年2月23日去世。临终时，他认为自己的音乐不可能流传于后世，感谢上帝，他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