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晚喜《易》，我独爱养花。
　　人到晚年，大都有一种别样的情怀。孔子为了贯彻他的政治理想，教书育人，周游列国，奔走了一辈子，到了晚年，也该坐下来读点书，做点学问了。做什么学问呢？他选择了《易经》，因为“诗以达意，易以神化”。这八个字翻成白话就是：《诗》是用来抒情表意的，《易》是用奇妙的方法，来发现和认识世界万物的变化规律的。他读《易》，韦编三绝，可见《易》之艰涩深奥。他说：“假如给我几年时间，我就会成为研究《易》学的专家。”我佩服孔夫子，也想学他，但我读《易》多年，却怎么也读不进去，退而求其次，养几盆花吧。冬季的室内，温暖如春。放在窗台上的三盆君子兰，有一盆叶子长到十六片的时候，花心的中间便窜出一根葶子来。葶子的顶端，不经意间，突突地冒出了八个花骨朵，挺胸昂首，含苞欲放。我紧紧地盯着，它是今天开一朵，明天开一朵，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八朵花才开齐。我欢喜极了，每天都三番五次地看。我发现，夕照中，它的绽放最热烈，金蕊粉瓣儿上镀一层夕阳红，煞是好看，惹得我常常坐在床头看上半天，也看不够。
　　有一天，我呆呆地看着，猛然间想起一个人来。他就像夕照中的君子兰，晚年暮齿，却在文学写作上，花开乡梓，成果斐然。2019年，他写的《大连那块“屋檐下的根据地”的故事》，在《大连日报》上分三次连载，引起了多方关注。市党史办、普兰店区党史办、区档案馆都已存档，《香港商报》驻辽宁省记者站记者来庆峰，还专门请他为小学生们讲述“屋檐下根据地”的故事，并在《半岛晨报》予以报道。许多在全国各地工作的普兰店人，从网上看到70年前家乡的革命故事，感情上共鸣，电话就打过来，书信也寄过来。这让大器晚成的老先生心潮难平。
　　这个人是谁呢？说起来还挺麻烦，他是20世纪60年代，我中学时代的诗友丁福合的同班同学，名叫刘巨真。他长我两岁，却比我低一个年级，读文科班。他们班有三个人在我眼里，几乎是形影不离。一个是丁福合，与我同龄，我俩同时在县报上发表诗歌、在《旅大日报》上合作小说，可以说同笔同春，志同道合。另外两个人，一个是高德政，一个便是刘巨真。三人同行，倜傥风流，在校园也算是一大风景。我与德政、巨真，互相是知道的，但没有交往。我甚至以为巨真的名字，应是“聚珍”。直到2000年前后，我回乡探视，丁福合在家中设宴，我们才第一次有所接触。“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巨真告诉我，他已经从县统计局（局长）的岗位上退居二线，赋闲在家，想写点东西，希望我这个大编辑能够给予帮助。我说没有问题。我就是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从此，我俩20年来音书不断。先是，他写了篇家史类的东西，记叙了其先祖于清朝顺治年间，从山东举家“闯关东”的经历。文章很长，我在文字上略加改動，在普兰店作协主办的刊物《古莲》上发表了。后来，他相继给我寄来多篇散文，大多是自己的亲历亲为，有所感而成篇的。他是普兰店慈善协会的义工，就写了篇《说“义工”的“义”字》。此文很符合给《慈善》投稿，我改了改，就推荐给《慈善》编辑，想不到首发命中。接着，他的《彩云飞》《家的爱》两篇散文，陆续经《慈善》杂志编辑修订后刊用。我对刊物主编李玉林说：“作者年事已高，写作却是初学，我们就助他一臂之力吧！”李玉林微笑作答：“《慈善》就是助人为乐。”
　　我为他做了这点小事，他一直念念不忘。这不，《大连那块“屋檐下的根据地”的故事》一发表，他就打电话告诉了我，并寄来样报，说：“我又遇到了一个好编辑，《大连日报》的编辑车承川，把我的原稿修改得恰到好处，该删的删，该添的添，我抛出的石头变成玉了。”我告诉他：“车承川，他是我的高中同学车景仁的儿子，普兰店人。他见到家乡的人写家乡的文章，自然会格外留神。”刘巨真知道后，登门拜访车景仁，致意车承川，令车家父子诚惶诚恐。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滴水之恩，必欲涌泉相报。他给我来信说：“在年龄上，我是你哥，在写作上，你是我师傅。”我闻此语，也有些热泪盈眶了。
　　二十年的文字交往，加深了我对巨真的了解。他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低调处世，任劳任怨，堪称君子。我从他的文章中得知，他1963年考入辽宁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辽西喀左县工作。由于家庭出身（地主成分）问题，他所遭到的磨难，是我这个“红五类”难以想象和体味的。1970年，30岁的他在婚姻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几度受阻后，他选择了一位蒙古族农村姑娘，名字叫王玉华，是县学毛著积极分子，共产党员，“铁姑娘”“红管家”，可是却遭到了县和公社领导的坚决反对。他们说，共产党员怎么能嫁给出身不好的人呢？于是百般阻拦，但他俩顶住了压力，演绎了一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中国版。婚后，他们在村里租了间房，算是爱巢;生活是出奇的艰难，生产队令王玉华户口迁出，城里却不给落户，两个人吃一个人的粮、油。如此经年，刘巨真都是坦然面对，可谓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他也不改其乐。他有一对儿女，老大是女孩，老二是男孩。人说“这叫先开花，后结果。”他：“这是自然规律。”他的达观，较之古代君子，一点也不逊色。
　　我坐在床头，看那棵夕照中的君子兰，越看越觉得刘巨真当之无愧。他不仅有文质彬彬的外表，他还有一颗对党忠诚、光明磊落的胸襟。就拿入党这件事来说吧，他1969年提出入党申请，支部书记根本不接申请书，后来一次一次的考验，他都承受住了。10年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说：“我要跟共产党走，要在党的队伍里跟党走，不想当党外人士。”他回忆起家乡庙山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处在“屋檐下的根据地”的边上，国民党新六军在岗里，八路军独立一师在岗外，两军犬牙交错，战事你来我往，刘家大院就成了八路军的一个非常隐蔽的秘密联络点。传递情报，接送伤员，因为是地主成分，使国民党军毫无察觉。他的父亲在家乡第一次解放时，就把自家的土地、财产全部捐给了人民政府，属于开明士绅。刘巨真从小就与八路军的干部、战士亲密无间。他像一棵向日葵，跟党走是本心。虽然“地主成分”的出身，影响了他的进步，可他从无抱怨。人不知而不愠，他是真正的君子。他不像有些人，改革开放取消成分后，对那个时期一些“左”的做法，总是耿耿于怀。有一个人，还是著名作家呢，居然在一篇文章里，称那个时代是“倒霉的时代”。刘巨真不是这样。他只是做，积极地工作，直到退休后，也不闲着。为了写作《大连那块“屋檐下的根据地”的故事》，他在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跑遍了22个村庄，采访了几十个健在的老人，发掘了许多几近被历史淹没的故事，为新中国的七十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
　　夕照中，君子兰花开了。它开得热烈而奔放，绚丽而纤秀。我因给它施过肥、浇过水而更加喜欢它，它因自己的如期开放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我想，人到了晚年，能按照自己的心愿做成一件事，就不算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