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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夫（1910—1931），原名徐白，学名徐祖华，又名白莽。浙江象山人，擅写新诗，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发起者中极少数同时懂得德语、英语和俄语的盟员。1930年3月2日，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中华艺术大学内召开。左联成立，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领导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无可替代的巨大影响。
作为出席这次成立大会最年轻的左联发起人之一，殷夫参与这次会议，既是中共中央文委对他从事进步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组织对这位青年共产党员的信任与期许。左联成立之时，殷夫虽不满20周岁，但他作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的一名专职革命工作者，此时已有参与地下斗争的较多经历，革命斗争思想日益成熟。
满腔热情的诗人
殷夫同革命文学界的联系，始于1928年初。这年1月，《太阳月刊》创刊号发行没几天，编辑部就收到署名殷夫的诗稿。主编阿英后来在回忆随笔中写道：“我立刻被这些诗篇激动了，是那样充满着热烈的革命感情。从附信里也证实了他是‘同志’。于是，我不自觉的提起笔，写了复信，约他来上海，还很快的，以非常惊喜的心情，告诉了光慈、孟超和其他同志。”
殷夫当时还不满18周岁，尚在吴淞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学习，寄给《太阳月刊》的诗稿，是他在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第一次被捕时在狱中写成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得到阿英复信后，殷夫准时到上海，同太阳社的主编见面，接着参加太阳社，成为太阳社最年轻的社员，同时接上组织关系。之后，殷夫成为《太阳月刊》《新流月报》《拓荒者》等期刊的经常撰稿人。
1928年夏天，学期尚未结束，因参加地下革命斗争，殷夫再次被捕入狱，其后由家人托人出面保释出狱。殷夫于9月下旬回到老家浙江象山的一所小学教书，过了一段隐蔽的生活，但也中断了在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的学习。
1929年2月底，殷夫离开象山赴上海寻找中共党组织，完全脱离学校生活，走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道路。从3月接上党组织关系之后，殷夫满腔热情，一边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斗争，一边开始红色诗的创作，同时还进行诗歌翻译工作。1929年6月中旬，因为编辑《奔流》，鲁迅收到殷夫寄给他的关于匈牙利民主革命诗人裴多菲传略的译文，由此开始同殷夫的交往，并于6月26日托柔石送给殷夫两本书。
当时，殷夫的住处在宝山路尾近天通庵车站马路边，那儿有一排简陋的三层住房，离鲁迅住的景云里很近。因为参加中共领导的丝厂罢工斗争，殷夫十分繁忙，难得有空闲时间看书写作，住在殷夫楼下的楼适夷有事找他，都是在深夜匆匆而谈。1929年7月中下旬，殷夫第三次被捕入狱，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国民党反动当局把他当成一个普通工人释放。出狱后，殷夫“继续热烈地重新投入地下的战斗”。
9月21日，酷暑未消，殷夫穿着一件大棉袍大汗淋漓地会见鲁迅。鲁迅回忆：“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
鲁迅对殷夫的关怀十分细致。从7月4日第二次见面之后，鲁迅3次都以付稿费的名义帮助殷夫。当时北新书局“办事糊涂，常常拖欠”作者的稿费和编者的编辑费，所以稿费常常是鲁迅垫付的。鲁迅在《奔流》上发表殷夫诗作和译作，是间接對殷夫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一种积极支持。
1929年11月，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殷夫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出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干事。殷夫在宣传部长李伟森的领导下，参加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和青年反帝大同盟公开刊物《摩登青年》的编辑工作。这是一条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选择这条道路，意味着要为人民大众的自由幸福奋斗和牺牲。
1930年1月初，殷夫把他1924年至1927年秋写成的65首诗结集成一本诗集《孩儿塔》，写好《题记》，署名白莽，一并呈送鲁迅审定，并请鲁迅作序（殷夫牺牲后，此诗稿由鲁迅保存下来）。因为编辑《萌芽月刊》，鲁迅与殷夫的书信往来一直延续到左联成立之后的1930年3月14日。1936年3月11日，鲁迅在大病初愈后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称《孩儿塔》“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年轻的“普罗诗派”主将
1929年是殷夫诗歌创作成就非凡的一年。《别了，哥哥》《意识的旋律》《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等大量普罗诗歌（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都是他于这年夏秋之间的力作。尤其是这年11月之后，借助宣传干事这个职业新平台，殷夫诗情高涨，1930年上半年形成一个普罗诗歌创作发表的新高潮。
太阳社对殷夫的诗歌才华十分赞赏。1930年1月，太阳社将《新流月刊》停刊，改出《拓荒者》。《拓荒者》创刊号首篇刊载殷夫的组诗《我们的诗》，此组诗包括《前灯》《Romantik的时代》《Pionier》《静默的烟囱》《让死的死去吧》《议决》6首。这些诗除《前灯》创作稍早，其余都创作于殷夫赴任共青团宣传干事之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为民众解放奋斗的坚定意志。诗人在《拓荒者》里高歌：
我们把旗擎高，号儿吹震天穹，只是，走前去呵，我们不能不动！
这尚是拂晓时分，我们必须占领这块大地，最后的敌人都已逃尽，曙光还在地平线。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鼓，是催人奋进的号角。期刊主编在《拓荒者》创刊号上开首编排殷夫的这6首诗，突出地展示殷夫的诗歌创作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开拓性意义。鲁迅、马宁等人都是读到殷夫在《拓荒者》上的这些诗作，才进一步增加对他的了解。鲁迅说，“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 以《拓荒者》创刊号为先机，殷夫在《拓荒者》第二期发表《诗三篇》（包括《我们》《时代的代谢》《May Day的柏林》），在《拓荒者》第三期发表《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在《拓荒者》第四、第五期合刊发表小说《“March 8”S》和诗歌《血字》（外6首）。《血字》包括《血字》《意识的旋律》《一个红的笑》《上海礼赞》《春天的街头》《别了，哥哥》《都市的黄昏》这7首诗，也编排在合刊的首端刊发。这期合刊是《拓荒者》的终刊，出完之后即被查封。
《拓荒者》是左联前期重要的机关刊物之一，它的创刊号和终刊号均以殷夫的诗歌做发刊先锋。这种特殊安排绝非偶然，显然是左翼文学界对殷夫诗歌地位的一种共识，也是对他诗歌所呈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大无畏英雄气概的一种坚定表彰。
在给《拓荒者》供稿的同时，殷夫也在《萌芽月刊》和《巴尔底山》发表文学随笔和诗歌。《萌芽月刊》创刊于1930年1月，第一期和第三期分别发表殷夫几篇随笔；第四期发表殷夫的诗歌《囚窗》（回忆）、《前进吧，中国！》，小说《小母亲》；第五期发表殷夫的长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巴尔底山》创办于左联成立之后的4月11日，出版5期后被禁。早在《巴尔底山》创刊之时，殷夫就被推定为这个期刊的基本撰稿人之一。殷夫在《巴尔底山》发表的诗歌《奴才的悲泪——献给胡适之先生》和《巴尔底山的检阅》，创作立场鲜明，战斗气息相当浓郁。
《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都是左联初期最具影响力的机关刊物，殷夫发表在左联机关期刊的这些诗作，连同他在《列宁青年》《摩登青年》发表的部分优秀作品，突出地展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夫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这个阶段，殷夫事实上扛起前辈郭沫若、蒋光慈之后普罗诗歌创作的大旗，成为左联成立前后中国普罗诗派的领军人物，在文学界产生较大影响。殷夫牺牲后，鲁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所写的文章和为《孩儿塔》所作的《序言》，明确地评述了殷夫诗歌创作的时代意义。
普罗诗社是在左联成立之后，于1930年4月16日成立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太阳社的蒋光慈、殷夫和任钧。他们明确提出要在诗歌创作中，把“实际斗争和我们阶级的意识反映到艺术上去，摧毁资产阶级的艺术！”使诗歌创作“成为普罗阶级的武器，向着资本主义社会冲锋”。殷夫17岁就开始创作普罗诗歌，1929年3月之后，殷夫结合自己在社会底层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经历，积极为无产阶级革命鼓与呼，写下大量的无产阶级革命赞歌，诗情澎湃，激情洋溢。左联成立之时，从事诗歌创作的左联诗人不少，蒋光慈、冯乃超、任钧、阿英等太阳社、创造社诗人的成就也不小，但以激进的战斗意识和鲜明的历史使命感，把写诗当作革命工作，直接抒写示威游行、罢工、革命武装暴动、白色恐怖、狱中斗争等革命的斗争经验，激情满怀地点燃革命低潮时期埋藏在苦难人民心中的火种，鼓动无产者为自身解放而斗争且成绩不凡者，殷夫诗作最具代表性。
忠诚的左联战士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但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正式开始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左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指出“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左联强调，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积极关心普通劳苦大众的疾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斗争。作为左联发起人之一，殷夫自始至终执行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
一是在文学创作上，积极写诗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鼓与呼。参加左联之后，殷夫工作更加繁忙，他说，“我工作时是忙碌的，在整天的太阳火中，我得到处奔跑”。尽管如此，他却早已成为《拓荒者》最主要的撰稿人。《萌芽月刊》是冯雪峰主编的，同鲁迅关系紧密。《巴尔底山》虽然是创造社后期成员李一氓主编，但其经费首先出自鲁迅。殷夫积极为这些左联机关刊供稿，大量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很好地践行自己作为左联盟员的使命。
作为左联在普罗诗歌创作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除支持左联自己的期刊，殷夫还在自己参与编辑的《列宁青年》和《摩登青年》上发表诗作。1930年4月10日，《摩登青年》第二期出版，殷夫发表《给新时代的青年》《伟大的纪念日》两首诗。左联成立之后的3个月，殷夫在《列宁青年》先后发表《青年的进军曲》（译作）、《五一歌》《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等多篇诗歌，这些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是他作为左联盟员的一种自觉责任担当。
二是在思想行動上，参加左联之后，殷夫为革命奋斗的热情更高，意志更坚定。1930年3月11日，左联成立大会之后的第9天，殷夫写下一篇长文《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深入剖析自己和哥哥矛盾产生的本质，指出兄弟两人属于不同的阶级，两者无法协调，表明自己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为人民大众解放奋斗的决心。此后，他结合上海和国内国共两党斗争的形势，针对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形势，在《红旗》《列宁青年》发表多篇政论文章和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指导性文章，为推进青年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直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1930年10月初，殷夫还在《列宁青年》发表《英美冲突与世界大战》一文，积极推动苏维埃运动向前发展。
三是作为左联盟员，殷夫积极参与左联的历次重大活动。1930年4月29日，也就是左联成立之后的第二个月底，为了更好地指导盟员工作，左联召开第一次盟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左联决定由《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艺术月刊》等13家刊物的有关人员做编委，联合编辑出版一期《五一特刊》纪念五一，作为附在各刊物中的赠送特刊。殷夫在这期特刊上以笔名“莎菲”发表《暴风雨的前夜——公共汽车电车大罢工》一文，这显然是对左联工作的支持。 1930年5月29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五卅”纪念日，左联在南京西路的金门饭店召开第二次全体盟员大会，大会通过全体盟员一致参加纪念“五卅”示威运动的决定，并准备在“五卅”纪念日自动启封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中华艺术大学。殷夫与鲁迅、茅盾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了这个“五卅”纪念日，殷夫特地写了长诗一首《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诗中写道：
我们生在革命的烽火里，我们生在斗争的律动里，我们是时代的儿子，我们是群众的兄弟，我们的摇篮上，招展着十月革命的红旗。我们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液，我们的前面是世界共产主义。
诗作激情洋溢，展现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革命英雄气概和对未来的必胜信念，是左联成立初时一首不可多得的政治抒情诗。
1930年9月17日，左联发起为鲁迅祝寿活动，地点在吕班路50号荷兰菜馆，殷夫参加了这次活动。1930年12月底，左联再次召开盟员会议，鲁迅出席这次会议，带了一本德文书准备给殷夫，但没碰到他。1931年1月15日，鲁迅把书委托魏金枝转交，再次显示鲁迅对殷夫的特别关怀之情。
1931年1月16日，殷夫如期出席文委设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洛阳书店秘密机关召开的左联全体共产党员大会。次日，殷夫在上海东方旅馆参加党的会议时，不幸被捕。1931年2月7日，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殷夫连同其他4位左联盟员一起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残害。殷夫牺牲时，年龄尚不满21周岁。从参加左联到被捕牺牲，殷夫始终是左联盟员中最坚定的一分子，为左翼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殷夫是左联忠誠的一员，是左联最具才华的诗人之一。这是一位具有崇高理想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殷夫主动放弃家庭为之安排好的大好前程。不同于被左联开除的周毓英、叶灵凤等机会主义者，殷夫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志坚如磐石。“我是革命的忠臣，我有无涯的热情。”这是殷夫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贞态度。为了革命，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自由，殷夫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虽多次被捕，仍然对革命满腔热情。在左联内部，殷夫熟悉多国语言，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了左联初期的最高成就。他发表在《拓荒者》《萌芽月刊》《列宁青年》《摩登青年》等期刊上的诗歌，豪情满怀，是激励盟员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号角，是一支支射向敌人的利箭，在左联初期的左翼文化界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作为左联的革命先烈，殷夫的事迹，他的牺牲精神，他为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精神财富！
作为出席这次成立大会最年轻的左联发起人之一，殷夫参与这次会议，既是中共中央文委对他从事进步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组织对这位青年共产党员的信任与期许。左联成立之时，殷夫虽不满20周岁，但他作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的一名专职革命工作者，此时已有参与地下斗争的较多经历，革命斗争思想日益成熟。
满腔热情的诗人
殷夫同革命文学界的联系，始于1928年初。这年1月，《太阳月刊》创刊号发行没几天，编辑部就收到署名殷夫的诗稿。主编阿英后来在回忆随笔中写道：“我立刻被这些诗篇激动了，是那样充满着热烈的革命感情。从附信里也证实了他是‘同志’。于是，我不自觉的提起笔，写了复信，约他来上海，还很快的，以非常惊喜的心情，告诉了光慈、孟超和其他同志。”
殷夫当时还不满18周岁，尚在吴淞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学习，寄给《太阳月刊》的诗稿，是他在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第一次被捕时在狱中写成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得到阿英复信后，殷夫准时到上海，同太阳社的主编见面，接着参加太阳社，成为太阳社最年轻的社员，同时接上组织关系。之后，殷夫成为《太阳月刊》《新流月报》《拓荒者》等期刊的经常撰稿人。
1928年夏天，学期尚未结束，因参加地下革命斗争，殷夫再次被捕入狱，其后由家人托人出面保释出狱。殷夫于9月下旬回到老家浙江象山的一所小学教书，过了一段隐蔽的生活，但也中断了在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的学习。
1929年2月底，殷夫离开象山赴上海寻找中共党组织，完全脱离学校生活，走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道路。从3月接上党组织关系之后，殷夫满腔热情，一边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斗争，一边开始红色诗的创作，同时还进行诗歌翻译工作。1929年6月中旬，因为编辑《奔流》，鲁迅收到殷夫寄给他的关于匈牙利民主革命诗人裴多菲传略的译文，由此开始同殷夫的交往，并于6月26日托柔石送给殷夫两本书。
当时，殷夫的住处在宝山路尾近天通庵车站马路边，那儿有一排简陋的三层住房，离鲁迅住的景云里很近。因为参加中共领导的丝厂罢工斗争，殷夫十分繁忙，难得有空闲时间看书写作，住在殷夫楼下的楼适夷有事找他，都是在深夜匆匆而谈。1929年7月中下旬，殷夫第三次被捕入狱，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国民党反动当局把他当成一个普通工人释放。出狱后，殷夫“继续热烈地重新投入地下的战斗”。
9月21日，酷暑未消，殷夫穿着一件大棉袍大汗淋漓地会见鲁迅。鲁迅回忆：“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
鲁迅对殷夫的关怀十分细致。从7月4日第二次见面之后，鲁迅3次都以付稿费的名义帮助殷夫。当时北新书局“办事糊涂，常常拖欠”作者的稿费和编者的编辑费，所以稿费常常是鲁迅垫付的。鲁迅在《奔流》上发表殷夫诗作和译作，是间接對殷夫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一种积极支持。
1929年11月，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殷夫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出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干事。殷夫在宣传部长李伟森的领导下，参加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和青年反帝大同盟公开刊物《摩登青年》的编辑工作。这是一条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选择这条道路，意味着要为人民大众的自由幸福奋斗和牺牲。
1930年1月初，殷夫把他1924年至1927年秋写成的65首诗结集成一本诗集《孩儿塔》，写好《题记》，署名白莽，一并呈送鲁迅审定，并请鲁迅作序（殷夫牺牲后，此诗稿由鲁迅保存下来）。因为编辑《萌芽月刊》，鲁迅与殷夫的书信往来一直延续到左联成立之后的1930年3月14日。1936年3月11日，鲁迅在大病初愈后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称《孩儿塔》“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年轻的“普罗诗派”主将
1929年是殷夫诗歌创作成就非凡的一年。《别了，哥哥》《意识的旋律》《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等大量普罗诗歌（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都是他于这年夏秋之间的力作。尤其是这年11月之后，借助宣传干事这个职业新平台，殷夫诗情高涨，1930年上半年形成一个普罗诗歌创作发表的新高潮。
太阳社对殷夫的诗歌才华十分赞赏。1930年1月，太阳社将《新流月刊》停刊，改出《拓荒者》。《拓荒者》创刊号首篇刊载殷夫的组诗《我们的诗》，此组诗包括《前灯》《Romantik的时代》《Pionier》《静默的烟囱》《让死的死去吧》《议决》6首。这些诗除《前灯》创作稍早，其余都创作于殷夫赴任共青团宣传干事之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为民众解放奋斗的坚定意志。诗人在《拓荒者》里高歌：
我们把旗擎高，号儿吹震天穹，只是，走前去呵，我们不能不动！
这尚是拂晓时分，我们必须占领这块大地，最后的敌人都已逃尽，曙光还在地平线。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鼓，是催人奋进的号角。期刊主编在《拓荒者》创刊号上开首编排殷夫的这6首诗，突出地展示殷夫的诗歌创作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开拓性意义。鲁迅、马宁等人都是读到殷夫在《拓荒者》上的这些诗作，才进一步增加对他的了解。鲁迅说，“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 以《拓荒者》创刊号为先机，殷夫在《拓荒者》第二期发表《诗三篇》（包括《我们》《时代的代谢》《May Day的柏林》），在《拓荒者》第三期发表《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在《拓荒者》第四、第五期合刊发表小说《“March 8”S》和诗歌《血字》（外6首）。《血字》包括《血字》《意识的旋律》《一个红的笑》《上海礼赞》《春天的街头》《别了，哥哥》《都市的黄昏》这7首诗，也编排在合刊的首端刊发。这期合刊是《拓荒者》的终刊，出完之后即被查封。
《拓荒者》是左联前期重要的机关刊物之一，它的创刊号和终刊号均以殷夫的诗歌做发刊先锋。这种特殊安排绝非偶然，显然是左翼文学界对殷夫诗歌地位的一种共识，也是对他诗歌所呈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大无畏英雄气概的一种坚定表彰。
在给《拓荒者》供稿的同时，殷夫也在《萌芽月刊》和《巴尔底山》发表文学随笔和诗歌。《萌芽月刊》创刊于1930年1月，第一期和第三期分别发表殷夫几篇随笔；第四期发表殷夫的诗歌《囚窗》（回忆）、《前进吧，中国！》，小说《小母亲》；第五期发表殷夫的长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巴尔底山》创办于左联成立之后的4月11日，出版5期后被禁。早在《巴尔底山》创刊之时，殷夫就被推定为这个期刊的基本撰稿人之一。殷夫在《巴尔底山》发表的诗歌《奴才的悲泪——献给胡适之先生》和《巴尔底山的检阅》，创作立场鲜明，战斗气息相当浓郁。
《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都是左联初期最具影响力的机关刊物，殷夫发表在左联机关期刊的这些诗作，连同他在《列宁青年》《摩登青年》发表的部分优秀作品，突出地展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夫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这个阶段，殷夫事实上扛起前辈郭沫若、蒋光慈之后普罗诗歌创作的大旗，成为左联成立前后中国普罗诗派的领军人物，在文学界产生较大影响。殷夫牺牲后，鲁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所写的文章和为《孩儿塔》所作的《序言》，明确地评述了殷夫诗歌创作的时代意义。
普罗诗社是在左联成立之后，于1930年4月16日成立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太阳社的蒋光慈、殷夫和任钧。他们明确提出要在诗歌创作中，把“实际斗争和我们阶级的意识反映到艺术上去，摧毁资产阶级的艺术！”使诗歌创作“成为普罗阶级的武器，向着资本主义社会冲锋”。殷夫17岁就开始创作普罗诗歌，1929年3月之后，殷夫结合自己在社会底层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经历，积极为无产阶级革命鼓与呼，写下大量的无产阶级革命赞歌，诗情澎湃，激情洋溢。左联成立之时，从事诗歌创作的左联诗人不少，蒋光慈、冯乃超、任钧、阿英等太阳社、创造社诗人的成就也不小，但以激进的战斗意识和鲜明的历史使命感，把写诗当作革命工作，直接抒写示威游行、罢工、革命武装暴动、白色恐怖、狱中斗争等革命的斗争经验，激情满怀地点燃革命低潮时期埋藏在苦难人民心中的火种，鼓动无产者为自身解放而斗争且成绩不凡者，殷夫诗作最具代表性。
忠诚的左联战士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但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正式开始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左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指出“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左联强调，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积极关心普通劳苦大众的疾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斗争。作为左联发起人之一，殷夫自始至终执行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
一是在文学创作上，积极写诗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鼓与呼。参加左联之后，殷夫工作更加繁忙，他说，“我工作时是忙碌的，在整天的太阳火中，我得到处奔跑”。尽管如此，他却早已成为《拓荒者》最主要的撰稿人。《萌芽月刊》是冯雪峰主编的，同鲁迅关系紧密。《巴尔底山》虽然是创造社后期成员李一氓主编，但其经费首先出自鲁迅。殷夫积极为这些左联机关刊供稿，大量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很好地践行自己作为左联盟员的使命。
作为左联在普罗诗歌创作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除支持左联自己的期刊，殷夫还在自己参与编辑的《列宁青年》和《摩登青年》上发表诗作。1930年4月10日，《摩登青年》第二期出版，殷夫发表《给新时代的青年》《伟大的纪念日》两首诗。左联成立之后的3个月，殷夫在《列宁青年》先后发表《青年的进军曲》（译作）、《五一歌》《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等多篇诗歌，这些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是他作为左联盟员的一种自觉责任担当。
二是在思想行動上，参加左联之后，殷夫为革命奋斗的热情更高，意志更坚定。1930年3月11日，左联成立大会之后的第9天，殷夫写下一篇长文《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深入剖析自己和哥哥矛盾产生的本质，指出兄弟两人属于不同的阶级，两者无法协调，表明自己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为人民大众解放奋斗的决心。此后，他结合上海和国内国共两党斗争的形势，针对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形势，在《红旗》《列宁青年》发表多篇政论文章和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指导性文章，为推进青年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直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1930年10月初，殷夫还在《列宁青年》发表《英美冲突与世界大战》一文，积极推动苏维埃运动向前发展。
三是作为左联盟员，殷夫积极参与左联的历次重大活动。1930年4月29日，也就是左联成立之后的第二个月底，为了更好地指导盟员工作，左联召开第一次盟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左联决定由《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艺术月刊》等13家刊物的有关人员做编委，联合编辑出版一期《五一特刊》纪念五一，作为附在各刊物中的赠送特刊。殷夫在这期特刊上以笔名“莎菲”发表《暴风雨的前夜——公共汽车电车大罢工》一文，这显然是对左联工作的支持。 1930年5月29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五卅”纪念日，左联在南京西路的金门饭店召开第二次全体盟员大会，大会通过全体盟员一致参加纪念“五卅”示威运动的决定，并准备在“五卅”纪念日自动启封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中华艺术大学。殷夫与鲁迅、茅盾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了这个“五卅”纪念日，殷夫特地写了长诗一首《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诗中写道：
我们生在革命的烽火里，我们生在斗争的律动里，我们是时代的儿子，我们是群众的兄弟，我们的摇篮上，招展着十月革命的红旗。我们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液，我们的前面是世界共产主义。
诗作激情洋溢，展现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革命英雄气概和对未来的必胜信念，是左联成立初时一首不可多得的政治抒情诗。
1930年9月17日，左联发起为鲁迅祝寿活动，地点在吕班路50号荷兰菜馆，殷夫参加了这次活动。1930年12月底，左联再次召开盟员会议，鲁迅出席这次会议，带了一本德文书准备给殷夫，但没碰到他。1931年1月15日，鲁迅把书委托魏金枝转交，再次显示鲁迅对殷夫的特别关怀之情。
1931年1月16日，殷夫如期出席文委设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洛阳书店秘密机关召开的左联全体共产党员大会。次日，殷夫在上海东方旅馆参加党的会议时，不幸被捕。1931年2月7日，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殷夫连同其他4位左联盟员一起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残害。殷夫牺牲时，年龄尚不满21周岁。从参加左联到被捕牺牲，殷夫始终是左联盟员中最坚定的一分子，为左翼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殷夫是左联忠誠的一员，是左联最具才华的诗人之一。这是一位具有崇高理想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殷夫主动放弃家庭为之安排好的大好前程。不同于被左联开除的周毓英、叶灵凤等机会主义者，殷夫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志坚如磐石。“我是革命的忠臣，我有无涯的热情。”这是殷夫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贞态度。为了革命，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自由，殷夫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虽多次被捕，仍然对革命满腔热情。在左联内部，殷夫熟悉多国语言，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了左联初期的最高成就。他发表在《拓荒者》《萌芽月刊》《列宁青年》《摩登青年》等期刊上的诗歌，豪情满怀，是激励盟员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号角，是一支支射向敌人的利箭，在左联初期的左翼文化界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作为左联的革命先烈，殷夫的事迹，他的牺牲精神，他为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