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8月18日,杭州一个广告拍摄影棚,汪涵和朱丹“会面”。
汪涵,湖南卫视招牌主持人,亦庄亦谐,上至金鹰节、湖南春节晚会的“大场面”,下至脍炙人口的《天天向上》和快乐女声,他都当仁不让地充当主持台柱。
朱丹,浙江卫视招牌主持人,男女“通杀”的风情美女,每周主持四档综艺节目,其中《我爱记歌词》的收视率排行保持在周五晚同时段第二,甚至曾冲刺到第一。
广告商想打造的,正是中国综艺界的“一哥 一姐”概念。
如果放在一年前,这对于朱丹来说完全不可想象。她主持生涯的第一个广告,洽谈于2008年4月,“身价”不过5万元,和汪涵不是一个量级。
“现在,朱丹的单笔代言费最高超过百万。”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说。作为朱丹身价“三级跳”的幕后推手,他的目标很明确一一“以主持人品牌带动频道品牌”。
2008年8月3日,夏陈安“被空降”至浙江卫视任总监;22天后,启动了一场“中国电视史上最快的改制改版”。
一年间,夏陈安将浙江卫视收视率提高超过70%,在省级卫视排行从第8名升至第2名,广告收入增加超过50%。
在“老大”电视湘军徘徊于“第三轮体制改革”之时,浙江卫视以后起之秀的姿态,大刀阔斧展开了湘军早已完成的“机制改革”,一时风头近逼前者。
对于中国广电体系,改革前,体制内,还有多少活力可以这样释放?
“接近两年600万”
在浙江卫视做主持人6年多,朱丹的“火箭式上升”,只发生在这一年。
以去年8月25日“浙江卫视中国蓝”改版启动为划分时点,之前,朱丹接拍广告1个,价格不到5万;之后,朱丹接拍广告7个,单笔代言价最高过百万。
现在,朱丹每周主持四档节目,其中周五晚《我爱记歌词》和周六晚《百事群音》为直播,前者和她主持的另外两档节目合称“浙江卫视综艺三剑客”。收视率达到省级卫视同时段第二名,在一些周末,甚至PK掉湖南卫视同时段的《快乐大本营》《勇往直前》《天天向上》,站上榜首。
朱丹也成了浙江卫视身价最高的主持人。
“我的工作时间,60%处理和她有关的事务,20%是华少(和朱丹搭档的男主持人),20%是其他所有主持人。”浙江卫视蓝星制造机构负责人、经纪人夏迎宾说。
网络上,朱丹被称作“百万年薪”,对其身价的猜测一直不断。
实际上。朱丹的收入分三块,首先是卫视所发薪水,作为“体制内主持人”,这一块不会太高,湖南卫视工作人员曾透露,即使是“收视保障”汪涵,从湖南卫视领到的年薪也不过20多万。夏迎宾则透露,朱丹的这部分收入“还没(汪涵)那么高”。
最可观的是第二块一一广告代言费。目前,朱丹在约内的广告为8个,视代言方式不同而定价,其中单笔最高代言费用超过百万,期限基本为两年,这占其全部收入的60%到70%。
随着走红,朱丹的商演价格也实现“三级跳”:2009年春节、“六一”和“8·25”台庆。朱丹与一众主持人价格每次上涨30%。“三块加起来,朱丹收入可能接近两年(加上未来一年)600万元。”夏迎宾表示。
朱丹的高收入,与浙江卫视的重金打造密不可分。
2008年9月,浙江卫视与华谊兄弟合作。启动“主持人艺人化”。随后,台里替朱丹接拍华谊电视剧《故梦》;为其量身打造综艺节目、自制电视剧;安排她到东方卫视参与《舞林大会》增加曝光度,甚至“小小地利用了一下”(夏迎宾语)她之前被拍到的“和陶喆(台湾知名歌手)同游西湖”,增加话题性。
而在主持本台节目之外,朱丹的广告、商演收入,仅需上缴15%作为浙江卫视的“管理费”,这比广东卫视的50%、行业平均值的30%低了很多。
对此,夏陈安认为,重金打造朱丹,是为了在频道竞争中,以其知名度提高浙江卫视的辨识度。“主持人品牌,就是电视台的灵魂”。
风暴中的一顿宵夜
与朱丹“暴富”相伴的,是浙江卫视的高歌猛讲。
央视索福瑞调查数据显示,一年时间,浙江卫视在省级卫视收视排名从八九名飙升至第二名,仅次于湖南卫视。“收视率上涨了70%以上,广告收入随之上涨50%以上。”夏陈安说。
在入驻浙江卫视初曾感慨“内外债很多”的夏陈安,如今已是气定神闲,
“之前我们向(浙江广电)集团借了1.2亿,一年还掉了1亿多,还剩不到2000万。”
一借一还之间,夏陈安在浙江卫视展开了一场“体制内改革”。
每季度,卫视六大中心(节目、新闻、营销、管理、技术中心,及总编室)的部门主任要签订目标责任状,达标程度与奖金挂钩。
制片人以上级别人员,由频道办公会议评估工作、确定奖金数字;制片人以下,由各中心内联席会议决定。同一级别的员工,奖金评价可差10倍。员工被要求先自评,先将自己完成的工作量化、列出亮点,再由分管领导打分。
以一个工作3年的员工为例,他以前的年薪可能在10万到12万左右,其中国定月薪仅2000元,其余部分都由工作表现决定。
“我要求,奖金评级A类不得高于20%,C类不得低于20%。”夏陈安说:“一定要确定,有些员工就是没好好工作,必须降低收入。要将人力物力向高贡献、高收视率的节目和个人倾斜。”
今年5月下旬,浙江卫视调整了部分干部。“我来之前立了军令状,达不到目标我卷铺盖走人,你们调整下岗位和奖金有什么。”夏陈安对这些干部说。
话虽强硬,执行起来,夏陈安却讲究“柔性管理”。
“每次直播,特别是近期每天都有直播,他(夏陈安)都会陪着节目组工作到凌晨收工,然后请大家吃宵夜。”浙江卫视一个工作人员说,
“这样怨言就少很多了。”
对被降职、降奖金的员工,夏陈安一一谈话安抚:“这次降你,不是针对你,是因为你之前的工作不够好,只要你愿意努力,一样可以升回来。”
“体制内改革”的潜力
夏陈安的野心,不止收视率。2008年8月25日,浙江卫视提出“中国蓝”的频道定位。
“中国”之意,就是要走出浙江,定位全国市场。浙江卫视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如“中国相亲大会”“全国麦霸大会”等,并组织活动人员“全国路演”。在购剧上,也由原来的定位江浙市场,扩大到购买《闯关东2》等“北方剧”。
但与湖南卫视“快乐中国”的娱乐指向相比,“中国蓝”的“蓝”指向似乎不够清晰。
“蓝是无边界,延展度、联想度都够大。”夏陈安解释说,选择“蓝”,是为了有足够的定位空间。“现在的观众,每8秒换一次频道。不可能对频道受众进行单一定位,要应不同时间段来锁定不同观众群。”
“春节后,我们就请小沈阳、刘谦做《更生更有戏》(一档小品、相声、魔术节目);地震和台风后,观众想要快乐一点,我们就多做综艺节目(每晚一档);可能过段时间,观众觉得太闹了,我们就改做文化节目。”
“做电视没有固定模式,要灵动一点,敏锐捕捉观众变化的期望。”夏陈安说他喜欢一句话:“胸有大格局、出手无定式。”
浙江卫视还在制作《浙江文化地理》,以浙江文明的核心元素船、剑、琴、茶等为线索,分别制作一集纪录片。
“比如有集《寻琴记》,一位老人在报纸上写了篇文章,寻找20多年前听到的琴声,我们就跟他联系,关注他的每一次寻找过程。”浙江卫视制片人许继锋介绍说:“这些片子的拍摄将持续三四年。”
在许继锋看来,纪录片也要考虑商业化因素,拍摄表现手法更加国际化,播出后还可以卖版权,“已经有福建卫视和我们联系”。
夏陈安则对拍纪录片另有考虑。
“纪录片卖不了什么钱,人文节目收视率肯定不如综艺节目和电视剧。”他说,
“但收视率和广告上去后,我们需要考虑美誉度和口碑。你想做儒商还是暴发户呢?”
在机制改革轰轰烈烈之时,对于备受关注的广电体制改革,夏陈安却冷眼旁观:“不一定非要动体制,多数人都喜欢事业编制,你把这些创作队伍稳定了,给他们提供好的激励措施,就可以激发活力。”
在2008年年底国家出台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政策以来的大半年里,决策和监管方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表态频出,令投资者对传媒领域给予高度关注。
但在广电体系,即使是市场化运营最为激进的湖南广电,“在体制改革的核心步骤上都正陷入胶着状态”(湖南广电一位高层语)。
电视节目“制播分离”被认为是广电改制中操作最简单的部分。
“但事实上,现在的制播分离大部分是假的,节目仍然由电视台自产自销,没有市场化定价,包括我们的!”湖南卫视一位高层告诉记者。
至于将可剥离经营性资产装入市场平台,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资本市场运作,更是举步维艰,进展甚微。
“改革需要谋略。我喜欢把精力用在A类人才上,多培养他们;而不是C类人才。他们抱怨体制不好、怀才不遇,有意义吗?”夏陈安反问。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汪涵,湖南卫视招牌主持人,亦庄亦谐,上至金鹰节、湖南春节晚会的“大场面”,下至脍炙人口的《天天向上》和快乐女声,他都当仁不让地充当主持台柱。
朱丹,浙江卫视招牌主持人,男女“通杀”的风情美女,每周主持四档综艺节目,其中《我爱记歌词》的收视率排行保持在周五晚同时段第二,甚至曾冲刺到第一。
广告商想打造的,正是中国综艺界的“一哥 一姐”概念。
如果放在一年前,这对于朱丹来说完全不可想象。她主持生涯的第一个广告,洽谈于2008年4月,“身价”不过5万元,和汪涵不是一个量级。
“现在,朱丹的单笔代言费最高超过百万。”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说。作为朱丹身价“三级跳”的幕后推手,他的目标很明确一一“以主持人品牌带动频道品牌”。
2008年8月3日,夏陈安“被空降”至浙江卫视任总监;22天后,启动了一场“中国电视史上最快的改制改版”。
一年间,夏陈安将浙江卫视收视率提高超过70%,在省级卫视排行从第8名升至第2名,广告收入增加超过50%。
在“老大”电视湘军徘徊于“第三轮体制改革”之时,浙江卫视以后起之秀的姿态,大刀阔斧展开了湘军早已完成的“机制改革”,一时风头近逼前者。
对于中国广电体系,改革前,体制内,还有多少活力可以这样释放?
“接近两年600万”
在浙江卫视做主持人6年多,朱丹的“火箭式上升”,只发生在这一年。
以去年8月25日“浙江卫视中国蓝”改版启动为划分时点,之前,朱丹接拍广告1个,价格不到5万;之后,朱丹接拍广告7个,单笔代言价最高过百万。
现在,朱丹每周主持四档节目,其中周五晚《我爱记歌词》和周六晚《百事群音》为直播,前者和她主持的另外两档节目合称“浙江卫视综艺三剑客”。收视率达到省级卫视同时段第二名,在一些周末,甚至PK掉湖南卫视同时段的《快乐大本营》《勇往直前》《天天向上》,站上榜首。
朱丹也成了浙江卫视身价最高的主持人。
“我的工作时间,60%处理和她有关的事务,20%是华少(和朱丹搭档的男主持人),20%是其他所有主持人。”浙江卫视蓝星制造机构负责人、经纪人夏迎宾说。
网络上,朱丹被称作“百万年薪”,对其身价的猜测一直不断。
实际上。朱丹的收入分三块,首先是卫视所发薪水,作为“体制内主持人”,这一块不会太高,湖南卫视工作人员曾透露,即使是“收视保障”汪涵,从湖南卫视领到的年薪也不过20多万。夏迎宾则透露,朱丹的这部分收入“还没(汪涵)那么高”。
最可观的是第二块一一广告代言费。目前,朱丹在约内的广告为8个,视代言方式不同而定价,其中单笔最高代言费用超过百万,期限基本为两年,这占其全部收入的60%到70%。
随着走红,朱丹的商演价格也实现“三级跳”:2009年春节、“六一”和“8·25”台庆。朱丹与一众主持人价格每次上涨30%。“三块加起来,朱丹收入可能接近两年(加上未来一年)600万元。”夏迎宾表示。
朱丹的高收入,与浙江卫视的重金打造密不可分。
2008年9月,浙江卫视与华谊兄弟合作。启动“主持人艺人化”。随后,台里替朱丹接拍华谊电视剧《故梦》;为其量身打造综艺节目、自制电视剧;安排她到东方卫视参与《舞林大会》增加曝光度,甚至“小小地利用了一下”(夏迎宾语)她之前被拍到的“和陶喆(台湾知名歌手)同游西湖”,增加话题性。
而在主持本台节目之外,朱丹的广告、商演收入,仅需上缴15%作为浙江卫视的“管理费”,这比广东卫视的50%、行业平均值的30%低了很多。
对此,夏陈安认为,重金打造朱丹,是为了在频道竞争中,以其知名度提高浙江卫视的辨识度。“主持人品牌,就是电视台的灵魂”。
风暴中的一顿宵夜
与朱丹“暴富”相伴的,是浙江卫视的高歌猛讲。
央视索福瑞调查数据显示,一年时间,浙江卫视在省级卫视收视排名从八九名飙升至第二名,仅次于湖南卫视。“收视率上涨了70%以上,广告收入随之上涨50%以上。”夏陈安说。
在入驻浙江卫视初曾感慨“内外债很多”的夏陈安,如今已是气定神闲,
“之前我们向(浙江广电)集团借了1.2亿,一年还掉了1亿多,还剩不到2000万。”
一借一还之间,夏陈安在浙江卫视展开了一场“体制内改革”。
每季度,卫视六大中心(节目、新闻、营销、管理、技术中心,及总编室)的部门主任要签订目标责任状,达标程度与奖金挂钩。
制片人以上级别人员,由频道办公会议评估工作、确定奖金数字;制片人以下,由各中心内联席会议决定。同一级别的员工,奖金评价可差10倍。员工被要求先自评,先将自己完成的工作量化、列出亮点,再由分管领导打分。
以一个工作3年的员工为例,他以前的年薪可能在10万到12万左右,其中国定月薪仅2000元,其余部分都由工作表现决定。
“我要求,奖金评级A类不得高于20%,C类不得低于20%。”夏陈安说:“一定要确定,有些员工就是没好好工作,必须降低收入。要将人力物力向高贡献、高收视率的节目和个人倾斜。”
今年5月下旬,浙江卫视调整了部分干部。“我来之前立了军令状,达不到目标我卷铺盖走人,你们调整下岗位和奖金有什么。”夏陈安对这些干部说。
话虽强硬,执行起来,夏陈安却讲究“柔性管理”。
“每次直播,特别是近期每天都有直播,他(夏陈安)都会陪着节目组工作到凌晨收工,然后请大家吃宵夜。”浙江卫视一个工作人员说,
“这样怨言就少很多了。”
对被降职、降奖金的员工,夏陈安一一谈话安抚:“这次降你,不是针对你,是因为你之前的工作不够好,只要你愿意努力,一样可以升回来。”
“体制内改革”的潜力
夏陈安的野心,不止收视率。2008年8月25日,浙江卫视提出“中国蓝”的频道定位。
“中国”之意,就是要走出浙江,定位全国市场。浙江卫视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如“中国相亲大会”“全国麦霸大会”等,并组织活动人员“全国路演”。在购剧上,也由原来的定位江浙市场,扩大到购买《闯关东2》等“北方剧”。
但与湖南卫视“快乐中国”的娱乐指向相比,“中国蓝”的“蓝”指向似乎不够清晰。
“蓝是无边界,延展度、联想度都够大。”夏陈安解释说,选择“蓝”,是为了有足够的定位空间。“现在的观众,每8秒换一次频道。不可能对频道受众进行单一定位,要应不同时间段来锁定不同观众群。”
“春节后,我们就请小沈阳、刘谦做《更生更有戏》(一档小品、相声、魔术节目);地震和台风后,观众想要快乐一点,我们就多做综艺节目(每晚一档);可能过段时间,观众觉得太闹了,我们就改做文化节目。”
“做电视没有固定模式,要灵动一点,敏锐捕捉观众变化的期望。”夏陈安说他喜欢一句话:“胸有大格局、出手无定式。”
浙江卫视还在制作《浙江文化地理》,以浙江文明的核心元素船、剑、琴、茶等为线索,分别制作一集纪录片。
“比如有集《寻琴记》,一位老人在报纸上写了篇文章,寻找20多年前听到的琴声,我们就跟他联系,关注他的每一次寻找过程。”浙江卫视制片人许继锋介绍说:“这些片子的拍摄将持续三四年。”
在许继锋看来,纪录片也要考虑商业化因素,拍摄表现手法更加国际化,播出后还可以卖版权,“已经有福建卫视和我们联系”。
夏陈安则对拍纪录片另有考虑。
“纪录片卖不了什么钱,人文节目收视率肯定不如综艺节目和电视剧。”他说,
“但收视率和广告上去后,我们需要考虑美誉度和口碑。你想做儒商还是暴发户呢?”
在机制改革轰轰烈烈之时,对于备受关注的广电体制改革,夏陈安却冷眼旁观:“不一定非要动体制,多数人都喜欢事业编制,你把这些创作队伍稳定了,给他们提供好的激励措施,就可以激发活力。”
在2008年年底国家出台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政策以来的大半年里,决策和监管方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表态频出,令投资者对传媒领域给予高度关注。
但在广电体系,即使是市场化运营最为激进的湖南广电,“在体制改革的核心步骤上都正陷入胶着状态”(湖南广电一位高层语)。
电视节目“制播分离”被认为是广电改制中操作最简单的部分。
“但事实上,现在的制播分离大部分是假的,节目仍然由电视台自产自销,没有市场化定价,包括我们的!”湖南卫视一位高层告诉记者。
至于将可剥离经营性资产装入市场平台,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资本市场运作,更是举步维艰,进展甚微。
“改革需要谋略。我喜欢把精力用在A类人才上,多培养他们;而不是C类人才。他们抱怨体制不好、怀才不遇,有意义吗?”夏陈安反问。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