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读”与“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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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有“侍读”,也有“侍读学士”。侍读,始于有唐一代。宋高承《事物纪原》云:“唐明皇开元三年七月,敕每读史籍中有阙,宜选耆儒博硕一人,每日侍读。故马怀素、褚元量更日入直,此侍读之始也。”可见,侍读,一般是“耆儒博硕”的饱学之士陪侍皇帝读书论学或为皇子授书讲学。
  此后,历代有侍读及侍读之官。其实,侍读并不是代皇帝、皇子读书。明经晓理、格物致知,书还是要皇帝、皇子自己读的。
  实事求是地说,皇帝里读书勤奋的还是大有人在。清代顺治、康熙父子就极其勤奋。顺治在《北游集》中描述了自己刻苦攻读的情景:“发奋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读书至吐血,确也令人起敬。康熙还是皇子时便勤勉奋发,每天读书多达十几小时,经、史、子、集烂熟于心。亲政后,遍请中外“侍读”,极其刻苦。西人“侍读”张诚称其“每朝四时至内廷侍上,直到日没时还不准归寓。每日午前二时及午后二时,在帝侧讲欧几里得几何学或物理学、天文学等,并历法到炮术实地演习的说明等,甚至有时忘记用膳……”可见,顺治、康熙的雄才大略,原来是有读书“打底”的。反过来说,若以空空的脑袋而想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不啻为痴人说梦。
  斗转星移。共产党人中手不释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毛泽东一生爱读书,曾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其读书真正达到了见缝插针的程度。即便他外出也总带几箱书籍,路途颠簸照读不误。尼克松盛赞“他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仁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
  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心怀韬略、胸蕴丘壑,在战争中运筹帷幄、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就是因为他们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腹笥丰赡正是读书,让他们视野开阔、眼界高远、思想深邃、思维敏捷,也令他们由此充满浩然正气。所以,读书总得要自己沉潜其中,大白话是,书总得自己读。
  因此,侍读学士这“侍者”,扮演的其实是“师者”的角色。代读,则“大异其趣”,是让秘书或下属代为读书,代读的秘书或下属呢,倒真正是“侍者”,而非“师者”,他们根本不用相与如切如磋,只是代为学习,比如领导本人在“品山鉴水”或“主乐宾欢”……秘书或下属则在大汗淋漓地帮其“挑灯夜读”。这些年,媒体就披露过不少代读怪状:有的代为听课,有的代做作业,有的甚至代替考试……林林总总,多半是代领导应付“学历教育”并代为读取硕士博士之类文凭。代读之下,耀眼的硕士博士帽也就成全了领导者“学者型领导”或“领导型学者”。更甚者,即便是黨政干部经常性长期性的政治学习,居然也派人代读。
  代读,说穿了,要么是懒惰,要么是虚妄。懒惰是“只手捉两蟹”,既想名利双收,又不欲吃苦;所谓虚妄,则是视学习为“虚无”,不屑学习,尤其不屑学习理论,究其实,是对共产党人应该信奉的主义、理想、信念和道路,不屑认同,更遑论自信。最终,自然是理想信念滑坡、道德操守沦落,像俞福达更是“党的六项纪律提出多年后,仍然不知其为何物”。这样的人,最终落马也是必然。
  “侍读”一则是皇帝、皇子摆的“谱”,二则可能也真需要相与切磋、加以辅导。如今,有些领导者,读书学习居然索性派人代读,也实在是连古人都不及了。
  编辑: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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