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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7年2月中旬到7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张冲等，就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中共地位及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双方主要分歧在于，国民党只同意红军编三个师（45000千人），并由他们直接指挥，而中共却不认同。8月9日，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继续与国民党谈判。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经过中共代表多次交涉，蒋介石迫于形势，同意在红军改编的三个师之上设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要改编后的红军立即开赴抗日前线。双方达成协议后，周恩来、朱德于8月19日飞返陕西，叶剑英和秘书童小鹏则留在南京组建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当时就设在南京鼓楼附近的傅厚岗66号，这里原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的公馆，张伯苓因与周恩来有师生之情，所以慷慨将房屋让了出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建立后，为了便于工作，在高楼门29号（现高云岭29号）租了一座小楼做“处长公馆”，实际是博古和一些工作人员的住处。后因住房拥挤，又在山西路附近租下了西流湾1号的一排平房作为宿舍兼办公用房。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指派原在上海工作的李克农来南京任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负责军需、财务。9月初，党中央代表博古带领齐光、吴志坚、李白、康一民等同志来南京办事处工作。齐光负责文书、采办；童小鹏负责机要工作；吴志坚任副官；李白任报务员；康一民任译电员。
傅厚岗66号是一幢西式砖木结构的假三层楼房。走进办事处的院门，左边有一间小屋，是传达室，也是收发员李应吉的卧室。办事处主楼的楼上、楼下，各有三间房屋、一间卫生间和一间楼梯间。楼下，朝北大间为工作人员办公室及会客室，朝南东间为李克农的办公室兼卧室，西间为临时接待室。楼上，朝北大间为博古的办公室及会客室，朝南东间为叶剑英的办公室兼卧室，西间为钱之光、齐光的卧室。顶楼（假三层）为童小鹏、康一民的电讯室兼卧室。楼梯间为文印室。主楼后面有两间平房，分别为饭厅和厨房。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战斗序列，将第八路军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改任正、副总司令。因此，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又称第十八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设在国民党首都南京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由于博古是党中央代表，叶剑英、李克农等都是党中央派出人员，所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同时又是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改编后的第十八集团军随即向晋察冀前线挺进，并于9月下旬在平型关首战告捷。这次胜利，与国民党部队在华北战场接连溃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极大地提高了我党、我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当时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的人员，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南京人民的热情接待，说到八路军，人人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从建立到撤退虽然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但做了大量的工作：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八路军战绩；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接待、审查被释放的政治犯；接待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和要求参加革命的爱国青年；恢复、建立长江流域和华南各地的党组织；向国民政府军事机关领取军饷、军械、医疗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采购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缺乏的物资，经铁路运往陕西、山西；搜集抗日战争情报；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等。
二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建立后，党中央赋予中共谈判代表两项重要任务：一是要求国民党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同时发表蒋介石谈话，使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二是要求迅速发表声明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
《宣言》是1937年7月初起草，7月15日在庐山交给国民党的。蒋介石让康泽看后提出修改意见。康泽说：“宣言中几点保证是好的，几点政治主张是多余的，应该删去，只说明为什么共赴国难就够了。”蒋介石表示同意康泽的修改意见。八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三人在南京时就《宣言》的修改问题同康泽展开了激烈争论。九月中旬，蒋介石又派康泽与博古谈判，康泽仍旧坚持原来的意见，说“《宣言》后面说的一大堆政治主张是多余的”。最后，博古请示党中央，党中央表示：《宣言》可以修改，但绝不照康泽的意见办。《宣言》经过修改后，有关纲领的部分基本上仍维持我党原来提出的三大纲领的精神。9月22日，报纸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报纸发表《蒋委员长谈话》，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9月29日，毛泽东发表署名文章，文章中写到：“共产党的这个宣言与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
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9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在致博古、叶剑英的电文中说：由林伯渠、张国焘任边区政府正、副长官，委员亦不要国民党人；边区的区域须包括鄜县、洛川、淳化、栒邑、正宁、宁县、西峰、镇原、预旺、安边、清涧、河口、瓦窑堡、宜川在内；边区每月经费应为15万元；要设保安部队8500人；国民党不得干涉边区内部事务等等。博古、叶剑英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谈判。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在第三百三十三次会议上，才通过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祖涵为副行政长官的任命，且规定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祖涵代理。而中共早在8月底就明确表示丁惟汾过去是反共首领，拒绝他任边区行政长官，但国民党还是坚持由他挂名，只让林伯渠“代理”；对边区的区域也一直没有正式划定；边区经费和保安队编制等问题也都没有解决。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建立，为我党在国统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条件和机会。8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广泛接触，做了大量统战工作。8月13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们已渐取得公开地位，南京各要人及刘（刘湘）、白（白崇禧）、龙（龙云）等均见过。”说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9月初，周恩来还亲赴山西，与阎锡山、卫立煌等国民党将领相互合作，共同部署抗击日本侵略军。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成立后没有电台，就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驻南京办事处的电台收发电报。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十分注意对青年的宣传工作，在抗日救国的形势下，大批革命青年询问如何去延安。办事处就在《抵抗三日刊》上以公开答问的方式，详细介绍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招生情况。有些青年要到解放区去，办事处就为他们开介绍信。当时八路军的通行证，是可以通行无阻的。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还担负一项紧迫任务是营救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南京主要有三个监狱：中央军人监狱，在江东门附近，被判刑的男政治犯绝大部分关在那里；模范监狱，即后来的老虎桥监狱，被判刑的女政治犯关在那里；首都反省院，在晓庄师范附近。每次国共两党谈判，中共都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国民党则一直采取拖延的办法，在共产党催得很紧的时候，陈立夫等人就说“你们开名单来”，想用这个办法为难共产党。
1937年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趁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之际，亲自到“首都反省院”探视在押的政治犯，并给他们做了政治形势报告，而后周恩来点名接出了夏之栩、王根英、熊天荆三人。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了《战时监犯调服军役办法》。9月，国民政府司法部批准了《临时处置监犯办法》。根据这些规定，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于8月下旬陆续被释放；刑期较长的就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以朱德、彭德怀或叶剑英的名义，写信给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指名要求调往八路军“服役”。要求释放人员的名单一般是由先出狱的同志向组织上提供的。当时陆续从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有：黄文杰、刘顺元、王凯、李世农、陈农菲、郑绍文、王鹤寿、刘宁一等一大批共产党员；从首都反省院出来的有张越霞、乐于泓等人；从老虎桥监狱出来的有陈独秀和赤色工会国际驻太平洋职工会的代表牛兰、汪得利曾夫妇。陈独秀是国民政府下令“减刑”后于8月24日被释放的。1937年8月至10月，由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和反省院先后获释的政治犯，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接待和初步审查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700多人经西安转送延安，这些同志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做贡献。
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9日苏州失守。国民政府决定迁往重庆、汉口、长沙三处办公，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也决定分批迁往武汉。博古乘船先走，钱之光、齐光、夏之栩、李应吉、康一民等同志于11月19日乘火车去武汉。赖祖烈、寿松涛等同志押送新华日报社采购的八百多令纸去西安，交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然后去武汉。叶剑英、李克农、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和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加上司机王应絮一共7人，于12月初分乘两辆小汽车从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去武汉。12月13日南京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从成立到撤退只有短短三个多月，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82年3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旧址被江苏省政府公布为江苏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在童小鹏、袁超俊、齐光等老同志和省市领导的关心下，南京市政府拨出专款，搬迁旧址上的住户，维修旧址房屋，筹建纪念馆。1987年10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纪念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近年来，随着参观者数量的增多，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纪念馆逐渐为人知晓。如今，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纪念馆已成为对广大观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责编 任志）
1937年2月中旬到7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张冲等，就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中共地位及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双方主要分歧在于，国民党只同意红军编三个师（45000千人），并由他们直接指挥，而中共却不认同。8月9日，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继续与国民党谈判。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经过中共代表多次交涉，蒋介石迫于形势，同意在红军改编的三个师之上设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要改编后的红军立即开赴抗日前线。双方达成协议后，周恩来、朱德于8月19日飞返陕西，叶剑英和秘书童小鹏则留在南京组建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当时就设在南京鼓楼附近的傅厚岗66号，这里原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的公馆，张伯苓因与周恩来有师生之情，所以慷慨将房屋让了出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建立后，为了便于工作，在高楼门29号（现高云岭29号）租了一座小楼做“处长公馆”，实际是博古和一些工作人员的住处。后因住房拥挤，又在山西路附近租下了西流湾1号的一排平房作为宿舍兼办公用房。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指派原在上海工作的李克农来南京任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负责军需、财务。9月初，党中央代表博古带领齐光、吴志坚、李白、康一民等同志来南京办事处工作。齐光负责文书、采办；童小鹏负责机要工作；吴志坚任副官；李白任报务员；康一民任译电员。
傅厚岗66号是一幢西式砖木结构的假三层楼房。走进办事处的院门，左边有一间小屋，是传达室，也是收发员李应吉的卧室。办事处主楼的楼上、楼下，各有三间房屋、一间卫生间和一间楼梯间。楼下，朝北大间为工作人员办公室及会客室，朝南东间为李克农的办公室兼卧室，西间为临时接待室。楼上，朝北大间为博古的办公室及会客室，朝南东间为叶剑英的办公室兼卧室，西间为钱之光、齐光的卧室。顶楼（假三层）为童小鹏、康一民的电讯室兼卧室。楼梯间为文印室。主楼后面有两间平房，分别为饭厅和厨房。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战斗序列，将第八路军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改任正、副总司令。因此，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又称第十八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设在国民党首都南京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由于博古是党中央代表，叶剑英、李克农等都是党中央派出人员，所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同时又是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改编后的第十八集团军随即向晋察冀前线挺进，并于9月下旬在平型关首战告捷。这次胜利，与国民党部队在华北战场接连溃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极大地提高了我党、我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当时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的人员，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南京人民的热情接待，说到八路军，人人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从建立到撤退虽然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但做了大量的工作：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八路军战绩；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接待、审查被释放的政治犯；接待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和要求参加革命的爱国青年；恢复、建立长江流域和华南各地的党组织；向国民政府军事机关领取军饷、军械、医疗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采购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缺乏的物资，经铁路运往陕西、山西；搜集抗日战争情报；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等。
二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建立后，党中央赋予中共谈判代表两项重要任务：一是要求国民党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同时发表蒋介石谈话，使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二是要求迅速发表声明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
《宣言》是1937年7月初起草，7月15日在庐山交给国民党的。蒋介石让康泽看后提出修改意见。康泽说：“宣言中几点保证是好的，几点政治主张是多余的，应该删去，只说明为什么共赴国难就够了。”蒋介石表示同意康泽的修改意见。八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三人在南京时就《宣言》的修改问题同康泽展开了激烈争论。九月中旬，蒋介石又派康泽与博古谈判，康泽仍旧坚持原来的意见，说“《宣言》后面说的一大堆政治主张是多余的”。最后，博古请示党中央，党中央表示：《宣言》可以修改，但绝不照康泽的意见办。《宣言》经过修改后，有关纲领的部分基本上仍维持我党原来提出的三大纲领的精神。9月22日，报纸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报纸发表《蒋委员长谈话》，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9月29日，毛泽东发表署名文章，文章中写到：“共产党的这个宣言与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
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9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在致博古、叶剑英的电文中说：由林伯渠、张国焘任边区政府正、副长官，委员亦不要国民党人；边区的区域须包括鄜县、洛川、淳化、栒邑、正宁、宁县、西峰、镇原、预旺、安边、清涧、河口、瓦窑堡、宜川在内；边区每月经费应为15万元；要设保安部队8500人；国民党不得干涉边区内部事务等等。博古、叶剑英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谈判。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在第三百三十三次会议上，才通过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祖涵为副行政长官的任命，且规定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祖涵代理。而中共早在8月底就明确表示丁惟汾过去是反共首领，拒绝他任边区行政长官，但国民党还是坚持由他挂名，只让林伯渠“代理”；对边区的区域也一直没有正式划定；边区经费和保安队编制等问题也都没有解决。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建立，为我党在国统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条件和机会。8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广泛接触，做了大量统战工作。8月13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们已渐取得公开地位，南京各要人及刘（刘湘）、白（白崇禧）、龙（龙云）等均见过。”说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9月初，周恩来还亲赴山西，与阎锡山、卫立煌等国民党将领相互合作，共同部署抗击日本侵略军。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成立后没有电台，就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驻南京办事处的电台收发电报。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十分注意对青年的宣传工作，在抗日救国的形势下，大批革命青年询问如何去延安。办事处就在《抵抗三日刊》上以公开答问的方式，详细介绍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招生情况。有些青年要到解放区去，办事处就为他们开介绍信。当时八路军的通行证，是可以通行无阻的。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还担负一项紧迫任务是营救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南京主要有三个监狱：中央军人监狱，在江东门附近，被判刑的男政治犯绝大部分关在那里；模范监狱，即后来的老虎桥监狱，被判刑的女政治犯关在那里；首都反省院，在晓庄师范附近。每次国共两党谈判，中共都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国民党则一直采取拖延的办法，在共产党催得很紧的时候，陈立夫等人就说“你们开名单来”，想用这个办法为难共产党。
1937年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趁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之际，亲自到“首都反省院”探视在押的政治犯，并给他们做了政治形势报告，而后周恩来点名接出了夏之栩、王根英、熊天荆三人。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了《战时监犯调服军役办法》。9月，国民政府司法部批准了《临时处置监犯办法》。根据这些规定，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于8月下旬陆续被释放；刑期较长的就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以朱德、彭德怀或叶剑英的名义，写信给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指名要求调往八路军“服役”。要求释放人员的名单一般是由先出狱的同志向组织上提供的。当时陆续从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有：黄文杰、刘顺元、王凯、李世农、陈农菲、郑绍文、王鹤寿、刘宁一等一大批共产党员；从首都反省院出来的有张越霞、乐于泓等人；从老虎桥监狱出来的有陈独秀和赤色工会国际驻太平洋职工会的代表牛兰、汪得利曾夫妇。陈独秀是国民政府下令“减刑”后于8月24日被释放的。1937年8月至10月，由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和反省院先后获释的政治犯，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接待和初步审查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700多人经西安转送延安，这些同志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做贡献。
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9日苏州失守。国民政府决定迁往重庆、汉口、长沙三处办公，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也决定分批迁往武汉。博古乘船先走，钱之光、齐光、夏之栩、李应吉、康一民等同志于11月19日乘火车去武汉。赖祖烈、寿松涛等同志押送新华日报社采购的八百多令纸去西安，交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然后去武汉。叶剑英、李克农、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和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加上司机王应絮一共7人，于12月初分乘两辆小汽车从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去武汉。12月13日南京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从成立到撤退只有短短三个多月，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82年3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旧址被江苏省政府公布为江苏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在童小鹏、袁超俊、齐光等老同志和省市领导的关心下，南京市政府拨出专款，搬迁旧址上的住户，维修旧址房屋，筹建纪念馆。1987年10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纪念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近年来，随着参观者数量的增多，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纪念馆逐渐为人知晓。如今，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纪念馆已成为对广大观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责编 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