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与创新产出之间,需在营造创新环境的基础上加大创新投入支持,才能得到同效的创新产出,实现均衡协调发展;区域间只有寻求合作与融合,才是最终实现协同创新的唯一途径.通过构建创新系统识别指标体系,基于2000-2019年省域创新发展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和空间自相关方法,检验区域创新系统协同效应的时空与集聚异质性,结果显示:中国创新环境与创新投入协调度、创新环境与创新产出协调度整体向好,空间上呈现出梯度变化;创新环境与创新产出的协调度发展会滞后于创新环境与创新投入的协调度发展5年;泛长三角区域
【机 构】
:
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南昌 33003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与创新产出之间,需在营造创新环境的基础上加大创新投入支持,才能得到同效的创新产出,实现均衡协调发展;区域间只有寻求合作与融合,才是最终实现协同创新的唯一途径.通过构建创新系统识别指标体系,基于2000-2019年省域创新发展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和空间自相关方法,检验区域创新系统协同效应的时空与集聚异质性,结果显示:中国创新环境与创新投入协调度、创新环境与创新产出协调度整体向好,空间上呈现出梯度变化;创新环境与创新产出的协调度发展会滞后于创新环境与创新投入的协调度发展5年;泛长三角区域内创新产生“扩散效应”,泛珠三角区域内创新产生“虹吸效应”.
其他文献
拉吕埃勒认为,标准的哲学和摄影理论都是思想试图决定实在的媒介,他反对这种企图,提出了非摄影思想.非摄影摒弃通过哲学思考摄影的方式,重新思考摄影的本质.非摄影用“克隆”的思维方式审视摄影,接近了彻底内在性的实在本质.拉吕埃勒对科学的看法是在与阿尔都塞的观点交锋中形成的,非摄影拥抱科学以保持自己的开放性,避免自己陷入“哲学决定”的结构,而照片的内容构成自身内在的现实和真理,成为独特的“在照片中的存在”,而不是标准哲学认为的那样,是对实在的复制和反映.拉吕埃勒的非摄影思想与量子学说的互补性原理非常相似:摄影中同
明代徽州乡约最早推行于成化年间,时任休宁知县的欧阳旦为推行乡约颁布《教民条约》,在贯彻明太祖圣谕六言主要思想的同时,聚焦社会实际问题,希望通过乡约移风易俗、减少诉讼,实现县域社会的有效治理.嘉靖时期徽州乡约逐步发展,既有府县守令积极推行,也有地方社会主动响应.随着嘉靖末期徽州地区治安形势的恶化,乡约的治安功能逐渐受到官府的重视.万历以降徽州乡约达到兴盛,地方官员纷纷采取宗族乡约化、巡行乡约、慎选约正副等方法,致力于解决乡约行之不实、流于形式等问题.乡约作为县域治理的重要手段,被明代徽州的府县官员们反复推行
乾隆前期皇帝励精图治重视国家治理,以保甲为核心的地方社会职役得到推行与完善,行使各种职能,在治理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社会职役在落实民生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受到官府重视.保甲的功能已然不是只管治安问题,而是协助官府治理地方.如何把握地方社会职役的权限,成为官府实践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有的地方官府利用乡保协助处理民事诉讼,违反保甲条例,官府及时纠正.有的官员具有“隐私”观念,值得关注.湖南地方社会职役不仅在缉盗、治理私宰方面发挥作用,在治理溺婴、卖休以及自杀轻生方面也引人注目.湖南官府借助保甲等职役
1945年,伊万·金于纽约出版的《洋车夫》,是对老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进行翻译及删改的产物,其后续译作也一再对其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予以删改.伊万·金大幅删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却能够广受英语世界读者的追捧,可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融入英语世界过程中对外籍译者主体创作意识的妥协和包容.因其外籍身份而体现出的文化书写差异,体现了外籍译者与作家、外籍华裔译者和中国国内译者在分别试图构建东西方文化空间时的拉锯痕迹.以伊万·金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的外籍译者,是中国现代文学内涵的重要书写者,他们以“接受—创造”模式进行
在清代,乡村治理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首先,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由国家政权掌控并制定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其次,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尤其重视发挥州县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清王朝还积极利用乡村社会的乡里制度、士绅、宗族等地方性资源来推进乡村治理.当然,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利用 自身特色积极回应并参与其中.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当前
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如何选择有效的环境规制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与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环保支出、环境税收和环保补贴三种环境财税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作用不显著;环境税收政策对东部地区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印证了“绿色悖论”观点,在中、西部地区则效果不显著;环保补贴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形成“倒逼效应”,政策作用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对
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大量新增融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量持续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债务压力迅速扩大.如何继续保障各地融资平台的债务安全已经成了地方政府及金融监管关心的热点问题,而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能否在债务压力下实现市场化转型是保障债务安全的关键问题.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型依然比较缓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较大的债务存量,在转型过程中如果缺失地方政府的支持,存量的债务可能出现兑付压力,甚至是兑付的安全性风险.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企业减税降费政策,这能否真正激发企业活力,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利用2016-2018年混合横截面数据,从减税和降费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 表明,减税和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都有激励作用,且二者的交互项也显著为正,即减税和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互补性.随着营商环境优化,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的作用增强.所以减税降费的同时加强营商环境优化,可在激励小微企业创新方面发挥“1+1>2”的作用,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历史性抉择,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发动南昌起义.以南昌起义为起点,历经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一支完全区别于古今中外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成立.南昌起义中应运而生的八一精神,源于伟大的建党精神,体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特质和军队是人民子弟兵的本质特性.建党、建军和建立新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里程碑,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矗立的三大坐标,即以红船精神等为代表的建党精神坐标,以八一精神等为代表的建军精神坐标,以井冈山精神、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