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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再一次引起了观众的关注与热捧。2012年2月,山东大学文学院在全国十省的城乡进行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接受调查,读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读者占38.6﹪,位列所有茅盾文学奖作品第一位,读者中以在校学生和青年人居多。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路遥传》作者厚夫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深入研究路遥及其作品,为此笔者专访厚夫教授,了解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经历,收获良多。
大学生:在路遥逝世23年后的今天,可以说《平凡的世界》是经过时间的检验和打磨出来的经典,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拥有十分广大的读者群。但路遥在动笔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没有得到当时文学界的认可,评论者指责路遥的创作方法“过于陈旧”。您可以谈谈当时的评论界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厚夫:在那个时期,文坛开始所谓的“新观念与新方法论”试验,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现代主义文学流行、现实主义文学自卑的时期。许多作家唯恐自己不新锐,唯恐自己不赶时髦,纷纷开始向“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等方向“突围”。许多作家强调创作的潜意识性、非理性,表现人的原始性,甚至到了不在形式上玩所谓的“花样”就不是好小说的地步。另外,许多作家也开始进行没有温度、没有同情的所谓“零度写作”与“新写实主义写作”,有意识地躲在象牙塔里,拒绝大众、忽视大众,在极度自我的空间里自我欣赏与自我陶醉。
大学生:那路遥又是怎么看待当时文坛开始所谓的“新观念与新方法论”的试验呢?有人说路遥当年固守传统现实主义阵地,是因为他不懂得现代主义,是这样吗?
厚夫: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路遥不仅懂,而且很懂,他曾在一些中短篇小说中,娴熟地运用过现代主义的创作技法。他在短篇小说《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以及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中,娴熟地运用了这种创作的一些手法。路遥曾悲壮地告诉朋友:“生活和题材决定了我应采用的表现手法。我不能拿这样规模的作品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去做某种新潮文学和手法的实验,那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也许在以后的另外一部作品中再去试验。再则,我这部作品不是写给一些专家看的,而是写给广大普通读者看的。作品发表后可能受到冷遇,但没有关系。红火一时的不一定能耐久,我希望它能经得起历史的审视。”他还说:“我不是想去抗阻什么,或者反驳什么,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也没有必要,我只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自己的实际出发的。”他坚信,“只要广大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作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大学生:在遭受到不被看好的评价后,为什么路遥依然执拗地坚持自己的创作方法呢?
厚夫:《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成后,勉强在《花城》杂志1986年第6期刊发。小说发表后,几乎是全盘否定。路遥激愤地说:“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人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事实上,路遥当时必须认真思考自己创作的出路问题:是认真继承现实主义传统,还是像别人那样“唯洋是举”?是像“书记官”那样真实地再现历史,还是追求所谓的新语言、新形式?是尊重大众,还是故弄玄虚?
他最后的结论是:考察一种文学观点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们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有理由继续存在。“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少,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勿容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不顾,只满足少数人。至于一定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上是一种批评的荒唐。
拥有这样深邃历史理性的路遥,他不会盲目跟风,而是决心继续为读者进行有温度有情感的写作。
大学生:您说路遥在为读者进行有温度有情感的写作,那之后的《平凡的世界》第二、第三部书出版后,书的出版条件、读者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
厚夫:《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三部的发表也不容乐观。第二部没有在国内任何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第三部只是在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上刊发。即使这样,路遥在给友人的通信中仍明确坚持自己的创作观点:“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事实上,路遥坚持用中国式方法做出的这盘菜,赢得了大众的好评。1988年3月27日,《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开始长达小半年的播出。小说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千万读者的耳畔。这部完整地再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真实地反映社会底层奋斗者悲欢离合和心灵世界的现实主义力作,一下子征服了广大听众,并产生了强烈共鸣。小说的广播听众达三亿之多,听众来信居1980年代同类节目之最。路遥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等人的奋斗串联起中国社会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社会的巨大历史性变迁,讴歌普通劳动者的情感、奋斗与梦想。路遥最早给这部长篇小说取名为《走向大世界》,他决心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路遥为何要把这部长篇小说设计在“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呢?他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作了回答:“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期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
大学生: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厚夫老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积数十年之功撰写《路遥传》,您想向广大的读者朋友传递什么呢?
厚夫:我肯定是想通过这部传记,还原路遥的写作时代,让读者朋友们学习他的文学精神。
路遥是我的文学前辈,我是路遥的追随者,我们都是延川人。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延川、陕北、西北乃至全国,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路遥、谷溪、闻频、陶正、史铁生等人的文学影响。这些年来,撰写《路遥传》一直是我心头的一份责任。经过长期的资料准备,我于2010年寒假正式启动撰写工程。为了真实体验与感受路遥当年艰辛的创作过程,我基本采用手写方式。我的本职工作是教师,每学期要上大量的课程,要撰写科研文章,要进行业余文学创作,还要完成所担负的行政工作。这样,我的主要撰写时间只能集中在寒暑假。当然,我也充分利用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在撰写《路遥传》的过程中,我深刻理解了古人所言的“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的深刻道理。路遥就是这样一位拥有“坚忍不拔之志”的作家,敢于花六年时间创作一部六卷、一百万字,反映中国当代城乡社会巨大历史性变迁的史诗性小说《平凡的世界》。
撰写《路遥传》的过程,也是我深入学习与研究路遥的过程。作家的生命长度是其作品来决定的。作为深受路遥影响的作者,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做好路遥人生与精神的解读工作,给社会提供更多“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唯其如此,我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不懈追求!
责任编辑:徐玲玲
大学生:在路遥逝世23年后的今天,可以说《平凡的世界》是经过时间的检验和打磨出来的经典,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拥有十分广大的读者群。但路遥在动笔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没有得到当时文学界的认可,评论者指责路遥的创作方法“过于陈旧”。您可以谈谈当时的评论界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厚夫:在那个时期,文坛开始所谓的“新观念与新方法论”试验,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现代主义文学流行、现实主义文学自卑的时期。许多作家唯恐自己不新锐,唯恐自己不赶时髦,纷纷开始向“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等方向“突围”。许多作家强调创作的潜意识性、非理性,表现人的原始性,甚至到了不在形式上玩所谓的“花样”就不是好小说的地步。另外,许多作家也开始进行没有温度、没有同情的所谓“零度写作”与“新写实主义写作”,有意识地躲在象牙塔里,拒绝大众、忽视大众,在极度自我的空间里自我欣赏与自我陶醉。
大学生:那路遥又是怎么看待当时文坛开始所谓的“新观念与新方法论”的试验呢?有人说路遥当年固守传统现实主义阵地,是因为他不懂得现代主义,是这样吗?
厚夫: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路遥不仅懂,而且很懂,他曾在一些中短篇小说中,娴熟地运用过现代主义的创作技法。他在短篇小说《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以及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中,娴熟地运用了这种创作的一些手法。路遥曾悲壮地告诉朋友:“生活和题材决定了我应采用的表现手法。我不能拿这样规模的作品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去做某种新潮文学和手法的实验,那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也许在以后的另外一部作品中再去试验。再则,我这部作品不是写给一些专家看的,而是写给广大普通读者看的。作品发表后可能受到冷遇,但没有关系。红火一时的不一定能耐久,我希望它能经得起历史的审视。”他还说:“我不是想去抗阻什么,或者反驳什么,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也没有必要,我只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自己的实际出发的。”他坚信,“只要广大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作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大学生:在遭受到不被看好的评价后,为什么路遥依然执拗地坚持自己的创作方法呢?
厚夫:《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成后,勉强在《花城》杂志1986年第6期刊发。小说发表后,几乎是全盘否定。路遥激愤地说:“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人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事实上,路遥当时必须认真思考自己创作的出路问题:是认真继承现实主义传统,还是像别人那样“唯洋是举”?是像“书记官”那样真实地再现历史,还是追求所谓的新语言、新形式?是尊重大众,还是故弄玄虚?
他最后的结论是:考察一种文学观点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们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有理由继续存在。“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少,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勿容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不顾,只满足少数人。至于一定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上是一种批评的荒唐。
拥有这样深邃历史理性的路遥,他不会盲目跟风,而是决心继续为读者进行有温度有情感的写作。
大学生:您说路遥在为读者进行有温度有情感的写作,那之后的《平凡的世界》第二、第三部书出版后,书的出版条件、读者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
厚夫:《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三部的发表也不容乐观。第二部没有在国内任何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第三部只是在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上刊发。即使这样,路遥在给友人的通信中仍明确坚持自己的创作观点:“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事实上,路遥坚持用中国式方法做出的这盘菜,赢得了大众的好评。1988年3月27日,《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开始长达小半年的播出。小说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千万读者的耳畔。这部完整地再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真实地反映社会底层奋斗者悲欢离合和心灵世界的现实主义力作,一下子征服了广大听众,并产生了强烈共鸣。小说的广播听众达三亿之多,听众来信居1980年代同类节目之最。路遥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等人的奋斗串联起中国社会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社会的巨大历史性变迁,讴歌普通劳动者的情感、奋斗与梦想。路遥最早给这部长篇小说取名为《走向大世界》,他决心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路遥为何要把这部长篇小说设计在“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呢?他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作了回答:“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期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
大学生: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厚夫老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积数十年之功撰写《路遥传》,您想向广大的读者朋友传递什么呢?
厚夫:我肯定是想通过这部传记,还原路遥的写作时代,让读者朋友们学习他的文学精神。
路遥是我的文学前辈,我是路遥的追随者,我们都是延川人。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延川、陕北、西北乃至全国,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路遥、谷溪、闻频、陶正、史铁生等人的文学影响。这些年来,撰写《路遥传》一直是我心头的一份责任。经过长期的资料准备,我于2010年寒假正式启动撰写工程。为了真实体验与感受路遥当年艰辛的创作过程,我基本采用手写方式。我的本职工作是教师,每学期要上大量的课程,要撰写科研文章,要进行业余文学创作,还要完成所担负的行政工作。这样,我的主要撰写时间只能集中在寒暑假。当然,我也充分利用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在撰写《路遥传》的过程中,我深刻理解了古人所言的“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的深刻道理。路遥就是这样一位拥有“坚忍不拔之志”的作家,敢于花六年时间创作一部六卷、一百万字,反映中国当代城乡社会巨大历史性变迁的史诗性小说《平凡的世界》。
撰写《路遥传》的过程,也是我深入学习与研究路遥的过程。作家的生命长度是其作品来决定的。作为深受路遥影响的作者,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做好路遥人生与精神的解读工作,给社会提供更多“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唯其如此,我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不懈追求!
责任编辑:徐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