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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孙犁的抗战短篇小说创作在其对普通大众的真诚关注、对美好人性的深情讴歌、对美善的极度张扬、对语言的诗化表达等方面，呈现出与解放区主流文学的“貌离”之处。但其作品通过小题材反映时代大主题，讴歌人性实质上是歌颂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人性美、人情美，对美善事物的描写和歌颂也始终与革命、与时代紧密相连，这些都与主流文学极度“神合”。因此，孙犁向来被看做是主流文学中的“正宗”作家。
关键词： 孙犁 抗战短篇小说 主流文学 貌离神合
1938年春，孙犁毅然辞去安逸的教书职业，积极地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写出了一系列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呼唤民众，鼓舞斗志。当时解放区主流文学大都追求文学的政治效应，崇尚力量（暴力）、冲突（阶级矛盾）和社会政治叙事，通过塑造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来凸显人民群众和革命者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通过史诗性的“宏大叙事”艺术结构来反映这一“伟大的时代”。同样是描写抗日战争，同样是反映时代的风云，孙犁的作品却表现出与解放区主流文学迥然不同的另一种风格。
一、外部形态上对主流文学的背离
（一）切入历史的独特视角和叙述历史的独特方式
孙犁的抗战小说并不特意追求史诗性的所谓宏大叙事，也不刻意塑造英雄人物，更不追求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抗日背景下普通的劳动人民，描写的也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平凡故事。如《荷花淀》中水生夫妻的话别；《邢兰》中“拼命三郎”邢兰为“我”点火取暖、晚上巡逻；《山地回忆》中妞儿为“我”做袜子御寒；《浇园》中香菊和二菊姐妹精心护理伤员；《红棉袄》中言语不多的小姑娘脱袄为战士御寒；《瓜的故事》中爽朗凌厉的马金霞献瓜为战士解渴；《吴召儿》中吴召儿为子弟兵带路……这里既没有惊心动魄的重大斗争和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一切都显得是那样从容自然，那样单纯简朴，那样平易近人，然而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物和事件，又是那样真实地散发着时代的气息，与抗战时代的风云变幻自然地联系在一起。
（二）对美好人性的讴歌
孙犁的抗战小说很少正面直接描写战争场面的残酷、流血与牺牲，“战争”、“革命”在他笔下常常是作为“时代”的具体背景而存在的。他总是将大量的笔墨用在对战争背景下劳动人民（尤其是青年妇女）内心世界的挖掘上，用诗意的笔触去展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发掘人物身上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这一点，小说《荷花淀》表现得最为充分。通常被作为中心事件的战斗场景只有寥寥几笔，轻描淡写，三言两语之间便如同神话一般结束了战斗。而大量篇幅都用来表现水生媳妇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以“夫妻话别”片断描写细节为例：当水生说明天就要到大部队去时，“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从感情上讲，她不想让丈夫离开，但理智上又觉得应该理解支持他。这种复杂心情又不能让丈夫发现，带着几分不安上战场，于是，她迅速把手指放到嘴里“吮”了一下，以平衡自己的情緒，掩饰内心的震撼。一个温柔体贴、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妇女形象跃然纸上。
（三）对美善的极度张扬和对丑恶的有意忽略
孙犁是一个喜欢和美做伴的作家，他曾说过：“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我也不愿回忆它。”他的抗战小说正是这种极致的真善美的表现。他说：“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1］因此他的抗战小说文本中没有正面的丑恶，也有意回避了战争生活的悲惨与凄凉、苦难与艰辛，展现的都是些美好的向上的胜利的战斗生活场面。
……但是那些隐藏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硝烟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2］
《荷花淀》中这场简短的战斗描写多么富有浪漫、优美的色调，没有枪林弹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惨烈景象，只是欢快、轻松的诗意。
为了表现极致的美与善，孙犁对丑和恶做了有意的忽略。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3］为此他在创作中对生活素材作了独特的处理——即将生活原型中不如意的、甚至是令他痛苦的事予以美化，使它们变得美好而乐观。例如，历来被作为美与善的赞歌的《山地回忆》，其故事原型其实是一个与小说故事完全不同的、只有怨艾而没有友爱，只有争吵而没有和解的事件，但作者在写作时对它进行了很大的改造，淘洗了生活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而赋予它以真诚的“爱人”和歌赞之心。［4］
（四）独特的话语方式——诗化的语言
孙犁的小说在绘景、状物、叙事、对话等方面都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即渗透了抒情意味的诗化的小说语言，这使得他的小说优美如诗、鲜明如画、悠扬如歌，充满浓郁的诗情画意，被人称为“诗体小说”。他的很多优秀作品都可以作为散文诗或抒情诗来读的。《荷花淀》中水生妻子月下编席场面的描写，就是一段优美动听的散文诗：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5］
这一段描写融入了作者诗人般的情怀，洁白的地、洁白的云、银白的淀水、透明的薄雾，月光、水色、清风、荷香，连同那个不知在雪地上还是在云彩上的女人交融于洁白的世界，浑然一体，简直就是一幅绝妙的白洋淀风景画，贮满浓郁的诗意。
写景如此，写人也是如此。《藏》中这样描写一个巧媳妇：
媳妇叫浅花。这个女人，好说好笑，说起话来，象小车轴上新抹了油，转得快叫得又好听。这个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活赛过一个好长工。她纺线，纺车像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梃啪梃啪乱响，梭飞得像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像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6］ 这真是“卓越的个性刻画”。作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语言，通过人们生活中习惯的认识、比喻来刻画人物，不仅让读者能完全理解领会，而且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和韵味。通过这一描写，一个手脚麻利、心直口快、大胆泼辣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就站立起来了，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由上述不难看出，孙犁的抗战小说确实不同于其他解放区作家，存在着与以强调政治、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地方，尤其是对“人性”的强烈关注和细腻刻画历来被研究界看成是主流文学中的“异类”，孙犁也因此被称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7］但是，当我们换一种角度切入20世纪40年代孙犁的创作时，不免要产生这样的疑问：以表现“人性”为主旨的创作为什么会让他在40年代一举成名？细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孙犁的抗战小说只是由于个人独特的审美理想造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无意识的“貌离”，其精神上却存在着诸多与主流文学的“神合”之处。
二、精神上与主流文学的契合
（一）小题材大主题
孙犁的抗战小说描写的虽然是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平凡故事，反映的却是时代的大主题、主旋律，能使人从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生活片断中看到当时“全面的生活”、时代的风云，感受到群众饱满而热烈的情绪以及从事战争的伟大力量。《荷花淀》中，水生媳妇支持丈夫外出杀敌，她对水生说：“你走，我不拦你。”老父亲也亲自送儿子上前线，鼓励儿子说：“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几句普通的嘱咐，包含着多少自我的牺牲和民族的大义，从中我们听到了千万冀中人民抗敌的呐喊；《嘱咐》中，离家八年的水生在家仅度过了一夜，在水生嫂“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你才能再快快地回来，和我见面”的嘱咐声中我们又听到了广大妇女送郎参战的心声；《山地回忆》中，一次河边的摩擦与和解以及居家度日等生活琐事又让我们听到了人民热爱子弟兵的真情表达……
在孙犁的作品中，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思想品质，往往就渗透在人民群众的传统道德里。他们朴实、单纯、自然，不声不响地和一切困难作顽强的斗争。孙犁捕捉住了这种新人物的新的美的品质，而且用满腔热情，用诗意的笔触去歌颂，这也正是他笔下的人物总是能打动读者心弦的一个原因。
小说《邢兰》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邢兰白天在地里做了一天活，晚上又去巡逻，天快明了才回家来，但又是该下地的时候了。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个性是平易随和的，在干革命工作这一点上却是个无比执著的硬汉子。这里虽然刻画的是一个平凡的人物，但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却是人物精神的美的光华。孙犁正是深深感受到了这种人物性格的美——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精神，才选择了从日常的现实生活中、从平凡的故事中、从造成人物性格的环境中来描绘和刻画人物的行为、思想、情感和性格的，而这一点也恰好体现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
（二）对“无产阶级人性”的讴歌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人性”的命题。对此，有些作家有意识地避免正面回答，而有的作家则自觉不自觉地将此问题简化。作为独具个性的革命作家，孙犁通过塑造一批具有丰富内涵的、血肉丰满的、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以独特的方式来完成了建构“无产阶级人性”这一阶级使命。孙犁的抗战小说所极力描写与歌颂的正是新时代觉醒、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灵魂美和人情美。这不仅与《讲话》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方向一致，而且恰恰是对《讲话》所要求的写“无产阶级人性”的一种积极回应。
以《荷花淀》为例，历来研究者们一致公认文中最夺人眼目的亮丽色彩是主人公水生嫂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勇敢、勤劳、善良、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人性之美。小说中，丈夫突然要离家打鬼子，她毫无怨言，默默地承担生死离别的精神痛苦和独支门户的繁重劳动；丈夫走后，她勇敢地组织妇女参加保家卫国的战争，把对祖国的爱与对丈夫的爱融为一体。但如细加分析即可发现，这种人性美不是水生嫂一人所独有的，而是在抗日背景下觉醒和成长起来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共同拥有的。在她身上，孙犁将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一般规范（如勤劳、贤惠、善良）与民族危亡时对人的特殊要求（如献身、勇敢、明大义、顾大局）结合起来，共同铸就了水生嫂的人性内核，描画出在抗日救亡主题下解放区女性的性格特征，成为具体展现“无产阶级人性”的形象。
孙犁抗战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无名无姓，人物的外貌也高度模糊。作者的刻意而为表明，小说中的人物不是作为独特的个体而存在的，而是代表着一个整体、一个阶级。努力寻找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民族美德与其阶级品格的契合点才是小说的着眼点。立足于阶级立场，努力开掘民族精神，塑造出一种代表时代方向及阶级意愿的民族新人和阶级新人，是孙犁为解放区文学表现“无产阶级人性”所做的独特建树。
（三）对美、善事物的描写与歌颂始终与革命、与时代紧密相连
孙犁在小说中对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活环境的描写，对生活中美好的人与事物的赞颂，正隐含着对破坏、摧残这些美好事物的力量的谴责，由此唤起人们对家乡、对生活、对人民的爱，激起他们对践踏国土的侵略者的满腔仇恨，更鼓舞了他们高振士气勇敢杀敌以争取早日收復失地、重返家乡的决心和信心，从而达到文学最终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荷花淀》中正是为了保卫美丽的家乡，过上美好的生活，人们才心甘情愿做出牺牲，才自觉地组织起队伍参加抗战的；《山地回忆》中正是妞儿一家对子弟兵的无私关怀与奉献使“我”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而《光荣》中正是通过秀梅、原生、小五三个青年人之间的思想纠葛，尤其是通过秀梅和小五的不同精神境界的对比，形象地告诉人们一个生活真理：只有那些把民族、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人，在政治思想上有远大目标的人，才能自然而然地获得真正的爱情和婚姻上的幸福。可以说，孙犁的小说虽然很少正面描写革命斗争，我们却能够随时感受到革命斗争的存在，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孙犁的抗战小说是时代与个人、革命与人性和谐的完美结合。
孙犁的抗战小说之所以出现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貌离神合之处，是有着主、客观原因的。受家庭出身、成长经历及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孙犁具有一种“仁者”心态——习惯以爱人之心关照世界，眼中的世界总是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8］童年养成的和谐美满的心态和偏女性化的个性气质又形成了他追求真善美、“喜欢写欢乐的东西”的审美情趣。［9］尤为重要的是，孙犁深受“五四”启蒙思想、左翼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影响，其文学创作从学习鲁迅而起步，一开始就自觉地继承了鲁迅的文化品格和“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他多次说过：“在青年，甚至在幼年的时候，我就感到文艺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人生的。应该使生活美好、进步、幸福的。”“它是给我们人民以前途、以希望的，它是要使我们的民族繁荣兴旺的，充满光明的。”［10］在当时的解放区，社会呈现出一派奋发向上、秩序井然的和谐局面，这正是仁者视野中理想的生活图景。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孙犁发现了寻常生活中不易发现的人性中最美的一面，更为真切地感受到故乡人民精神与灵魂的美，在此实现了人道主义思想与革命理想的统一。也正在这里，孙犁不仅发现了生活中“美的极致”，也创作了其作品中“美的极致”。
参考文献：
［1］［9］［10］孙犁.孙犁文集四·文学和生活的路［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391-392，120，113.
［2］［5］孙犁.孙犁文集一·荷花淀［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95-96，90.
［3］孙犁.孙犁文集四·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620.
［4］［8］贺仲明.“仁者”的自得与落拓——论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J］.天津社会科学，2002，（4）.
［6］孙犁.孙犁文集一·藏［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150.
［7］杨联芬.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
关键词： 孙犁 抗战短篇小说 主流文学 貌离神合
1938年春，孙犁毅然辞去安逸的教书职业，积极地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写出了一系列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呼唤民众，鼓舞斗志。当时解放区主流文学大都追求文学的政治效应，崇尚力量（暴力）、冲突（阶级矛盾）和社会政治叙事，通过塑造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来凸显人民群众和革命者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通过史诗性的“宏大叙事”艺术结构来反映这一“伟大的时代”。同样是描写抗日战争，同样是反映时代的风云，孙犁的作品却表现出与解放区主流文学迥然不同的另一种风格。
一、外部形态上对主流文学的背离
（一）切入历史的独特视角和叙述历史的独特方式
孙犁的抗战小说并不特意追求史诗性的所谓宏大叙事，也不刻意塑造英雄人物，更不追求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抗日背景下普通的劳动人民，描写的也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平凡故事。如《荷花淀》中水生夫妻的话别；《邢兰》中“拼命三郎”邢兰为“我”点火取暖、晚上巡逻；《山地回忆》中妞儿为“我”做袜子御寒；《浇园》中香菊和二菊姐妹精心护理伤员；《红棉袄》中言语不多的小姑娘脱袄为战士御寒；《瓜的故事》中爽朗凌厉的马金霞献瓜为战士解渴；《吴召儿》中吴召儿为子弟兵带路……这里既没有惊心动魄的重大斗争和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一切都显得是那样从容自然，那样单纯简朴，那样平易近人，然而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物和事件，又是那样真实地散发着时代的气息，与抗战时代的风云变幻自然地联系在一起。
（二）对美好人性的讴歌
孙犁的抗战小说很少正面直接描写战争场面的残酷、流血与牺牲，“战争”、“革命”在他笔下常常是作为“时代”的具体背景而存在的。他总是将大量的笔墨用在对战争背景下劳动人民（尤其是青年妇女）内心世界的挖掘上，用诗意的笔触去展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发掘人物身上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这一点，小说《荷花淀》表现得最为充分。通常被作为中心事件的战斗场景只有寥寥几笔，轻描淡写，三言两语之间便如同神话一般结束了战斗。而大量篇幅都用来表现水生媳妇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以“夫妻话别”片断描写细节为例：当水生说明天就要到大部队去时，“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从感情上讲，她不想让丈夫离开，但理智上又觉得应该理解支持他。这种复杂心情又不能让丈夫发现，带着几分不安上战场，于是，她迅速把手指放到嘴里“吮”了一下，以平衡自己的情緒，掩饰内心的震撼。一个温柔体贴、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妇女形象跃然纸上。
（三）对美善的极度张扬和对丑恶的有意忽略
孙犁是一个喜欢和美做伴的作家，他曾说过：“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我也不愿回忆它。”他的抗战小说正是这种极致的真善美的表现。他说：“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1］因此他的抗战小说文本中没有正面的丑恶，也有意回避了战争生活的悲惨与凄凉、苦难与艰辛，展现的都是些美好的向上的胜利的战斗生活场面。
……但是那些隐藏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硝烟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2］
《荷花淀》中这场简短的战斗描写多么富有浪漫、优美的色调，没有枪林弹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惨烈景象，只是欢快、轻松的诗意。
为了表现极致的美与善，孙犁对丑和恶做了有意的忽略。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3］为此他在创作中对生活素材作了独特的处理——即将生活原型中不如意的、甚至是令他痛苦的事予以美化，使它们变得美好而乐观。例如，历来被作为美与善的赞歌的《山地回忆》，其故事原型其实是一个与小说故事完全不同的、只有怨艾而没有友爱，只有争吵而没有和解的事件，但作者在写作时对它进行了很大的改造，淘洗了生活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而赋予它以真诚的“爱人”和歌赞之心。［4］
（四）独特的话语方式——诗化的语言
孙犁的小说在绘景、状物、叙事、对话等方面都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即渗透了抒情意味的诗化的小说语言，这使得他的小说优美如诗、鲜明如画、悠扬如歌，充满浓郁的诗情画意，被人称为“诗体小说”。他的很多优秀作品都可以作为散文诗或抒情诗来读的。《荷花淀》中水生妻子月下编席场面的描写，就是一段优美动听的散文诗：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5］
这一段描写融入了作者诗人般的情怀，洁白的地、洁白的云、银白的淀水、透明的薄雾，月光、水色、清风、荷香，连同那个不知在雪地上还是在云彩上的女人交融于洁白的世界，浑然一体，简直就是一幅绝妙的白洋淀风景画，贮满浓郁的诗意。
写景如此，写人也是如此。《藏》中这样描写一个巧媳妇：
媳妇叫浅花。这个女人，好说好笑，说起话来，象小车轴上新抹了油，转得快叫得又好听。这个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活赛过一个好长工。她纺线，纺车像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梃啪梃啪乱响，梭飞得像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像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6］ 这真是“卓越的个性刻画”。作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语言，通过人们生活中习惯的认识、比喻来刻画人物，不仅让读者能完全理解领会，而且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和韵味。通过这一描写，一个手脚麻利、心直口快、大胆泼辣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就站立起来了，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由上述不难看出，孙犁的抗战小说确实不同于其他解放区作家，存在着与以强调政治、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地方，尤其是对“人性”的强烈关注和细腻刻画历来被研究界看成是主流文学中的“异类”，孙犁也因此被称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7］但是，当我们换一种角度切入20世纪40年代孙犁的创作时，不免要产生这样的疑问：以表现“人性”为主旨的创作为什么会让他在40年代一举成名？细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孙犁的抗战小说只是由于个人独特的审美理想造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无意识的“貌离”，其精神上却存在着诸多与主流文学的“神合”之处。
二、精神上与主流文学的契合
（一）小题材大主题
孙犁的抗战小说描写的虽然是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平凡故事，反映的却是时代的大主题、主旋律，能使人从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生活片断中看到当时“全面的生活”、时代的风云，感受到群众饱满而热烈的情绪以及从事战争的伟大力量。《荷花淀》中，水生媳妇支持丈夫外出杀敌，她对水生说：“你走，我不拦你。”老父亲也亲自送儿子上前线，鼓励儿子说：“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几句普通的嘱咐，包含着多少自我的牺牲和民族的大义，从中我们听到了千万冀中人民抗敌的呐喊；《嘱咐》中，离家八年的水生在家仅度过了一夜，在水生嫂“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你才能再快快地回来，和我见面”的嘱咐声中我们又听到了广大妇女送郎参战的心声；《山地回忆》中，一次河边的摩擦与和解以及居家度日等生活琐事又让我们听到了人民热爱子弟兵的真情表达……
在孙犁的作品中，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思想品质，往往就渗透在人民群众的传统道德里。他们朴实、单纯、自然，不声不响地和一切困难作顽强的斗争。孙犁捕捉住了这种新人物的新的美的品质，而且用满腔热情，用诗意的笔触去歌颂，这也正是他笔下的人物总是能打动读者心弦的一个原因。
小说《邢兰》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邢兰白天在地里做了一天活，晚上又去巡逻，天快明了才回家来，但又是该下地的时候了。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个性是平易随和的，在干革命工作这一点上却是个无比执著的硬汉子。这里虽然刻画的是一个平凡的人物，但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却是人物精神的美的光华。孙犁正是深深感受到了这种人物性格的美——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精神，才选择了从日常的现实生活中、从平凡的故事中、从造成人物性格的环境中来描绘和刻画人物的行为、思想、情感和性格的，而这一点也恰好体现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
（二）对“无产阶级人性”的讴歌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人性”的命题。对此，有些作家有意识地避免正面回答，而有的作家则自觉不自觉地将此问题简化。作为独具个性的革命作家，孙犁通过塑造一批具有丰富内涵的、血肉丰满的、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以独特的方式来完成了建构“无产阶级人性”这一阶级使命。孙犁的抗战小说所极力描写与歌颂的正是新时代觉醒、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灵魂美和人情美。这不仅与《讲话》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方向一致，而且恰恰是对《讲话》所要求的写“无产阶级人性”的一种积极回应。
以《荷花淀》为例，历来研究者们一致公认文中最夺人眼目的亮丽色彩是主人公水生嫂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勇敢、勤劳、善良、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人性之美。小说中，丈夫突然要离家打鬼子，她毫无怨言，默默地承担生死离别的精神痛苦和独支门户的繁重劳动；丈夫走后，她勇敢地组织妇女参加保家卫国的战争，把对祖国的爱与对丈夫的爱融为一体。但如细加分析即可发现，这种人性美不是水生嫂一人所独有的，而是在抗日背景下觉醒和成长起来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共同拥有的。在她身上，孙犁将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一般规范（如勤劳、贤惠、善良）与民族危亡时对人的特殊要求（如献身、勇敢、明大义、顾大局）结合起来，共同铸就了水生嫂的人性内核，描画出在抗日救亡主题下解放区女性的性格特征，成为具体展现“无产阶级人性”的形象。
孙犁抗战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无名无姓，人物的外貌也高度模糊。作者的刻意而为表明，小说中的人物不是作为独特的个体而存在的，而是代表着一个整体、一个阶级。努力寻找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民族美德与其阶级品格的契合点才是小说的着眼点。立足于阶级立场，努力开掘民族精神，塑造出一种代表时代方向及阶级意愿的民族新人和阶级新人，是孙犁为解放区文学表现“无产阶级人性”所做的独特建树。
（三）对美、善事物的描写与歌颂始终与革命、与时代紧密相连
孙犁在小说中对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活环境的描写，对生活中美好的人与事物的赞颂，正隐含着对破坏、摧残这些美好事物的力量的谴责，由此唤起人们对家乡、对生活、对人民的爱，激起他们对践踏国土的侵略者的满腔仇恨，更鼓舞了他们高振士气勇敢杀敌以争取早日收復失地、重返家乡的决心和信心，从而达到文学最终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荷花淀》中正是为了保卫美丽的家乡，过上美好的生活，人们才心甘情愿做出牺牲，才自觉地组织起队伍参加抗战的；《山地回忆》中正是妞儿一家对子弟兵的无私关怀与奉献使“我”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而《光荣》中正是通过秀梅、原生、小五三个青年人之间的思想纠葛，尤其是通过秀梅和小五的不同精神境界的对比，形象地告诉人们一个生活真理：只有那些把民族、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人，在政治思想上有远大目标的人，才能自然而然地获得真正的爱情和婚姻上的幸福。可以说，孙犁的小说虽然很少正面描写革命斗争，我们却能够随时感受到革命斗争的存在，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孙犁的抗战小说是时代与个人、革命与人性和谐的完美结合。
孙犁的抗战小说之所以出现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貌离神合之处，是有着主、客观原因的。受家庭出身、成长经历及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孙犁具有一种“仁者”心态——习惯以爱人之心关照世界，眼中的世界总是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8］童年养成的和谐美满的心态和偏女性化的个性气质又形成了他追求真善美、“喜欢写欢乐的东西”的审美情趣。［9］尤为重要的是，孙犁深受“五四”启蒙思想、左翼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影响，其文学创作从学习鲁迅而起步，一开始就自觉地继承了鲁迅的文化品格和“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他多次说过：“在青年，甚至在幼年的时候，我就感到文艺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人生的。应该使生活美好、进步、幸福的。”“它是给我们人民以前途、以希望的，它是要使我们的民族繁荣兴旺的，充满光明的。”［10］在当时的解放区，社会呈现出一派奋发向上、秩序井然的和谐局面，这正是仁者视野中理想的生活图景。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孙犁发现了寻常生活中不易发现的人性中最美的一面，更为真切地感受到故乡人民精神与灵魂的美，在此实现了人道主义思想与革命理想的统一。也正在这里，孙犁不仅发现了生活中“美的极致”，也创作了其作品中“美的极致”。
参考文献：
［1］［9］［10］孙犁.孙犁文集四·文学和生活的路［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391-392，120，113.
［2］［5］孙犁.孙犁文集一·荷花淀［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95-96，90.
［3］孙犁.孙犁文集四·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620.
［4］［8］贺仲明.“仁者”的自得与落拓——论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J］.天津社会科学，2002，（4）.
［6］孙犁.孙犁文集一·藏［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150.
［7］杨联芬.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