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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黛茜·米勒》讲述了年轻貌美、单纯热情的美国女子黛茜·米勒到欧洲大陆旅行，不顾欧洲世俗价值观，结识大批绅士，遭到欧洲传统文化势力诽谤，最后死于罗马热的故事。事实上，黛茜是欧美两种文化冲突的牺牲品。本文旨在从文化冲突视角探讨詹姆斯在小说中展现的“国际主题”。
关键词： 小说《黛茜·米勒》 文化冲突 “国际主题”
小说《黛茜·米勒》是亨利·詹姆斯的一部早期代表作，为他初次赢得了国际声誉。事实上，这部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作者的独特创造——“国际主题”。小说中欧美两种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代表美国文化价值观的黛茜与代表欧洲文化价值观的欧洲本土人和欧洲化的美国人之间，蕴含在小说中的“国际主题”正是通过人物之间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对立逐渐形成的。
一、欧美两种文化价值的对立与温特伯恩的自我冲突
小说中蕴含的“国际主题”，首先围绕关键人物温特伯恩展开。作者亨利·詹姆斯在小说中赋予温特伯恩以全知视角，整个故事以温特伯恩的意识中心为线索，通过其内心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其他主要人物在文化价值观上的鲜明对比来展现“国际主题”。
温特伯恩的思想观念中既有美国价值观又有欧洲价值观，他赞扬美国价值观，却又顾及欧洲价值观。正如黛茜对他的评价：“一个古怪混合体！”［1］一方面，由于长期生活在欧洲大陆，温特伯恩不可避免地浸染了欧洲人的部分保守性格和价值观念，使他看起来非常严肃。其“欧洲个性”还体现在他对黛茜与吉奥万尼里爱情的看法上。他认为吉奥万尼里出身贫寒，不可能赢得黛茜的爱情。显然，门第等级观念已在温特伯恩思想意识深处扎根。另一方面，他身上还有未泯的“美国个性”，不像其他欧洲人或者欧洲化了的美国人那样轻视本土美国人，相反以自己身上流淌的美国血脉而自豪。鉴于以上两方面，可以推定温特伯恩确是欧美两种价值观念的“古怪混合体”［1］。一方面，他身上未泯的美国天性使他被黛茜天真无邪的个性魅力所吸引。另一方面，他思想观念中的欧洲文化价值观使他认为黛茜行为有其“未开化”的一面，担心她像谣传的那样，偏离传统道德太远。温特伯恩身上的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对立使他在对黛茜的情感态度上，内心经常陷入激烈冲突和极度痛苦中，“自己生气自己，不能凭理智来公正地赏识她”［1］。他不能完全理解她，认为她的行为模棱两可，从他的美国价值观视角看，温特伯恩认为黛茜天真单纯，行为得体；从其欧洲价值标准判断，温特伯恩认为她粗俗、鲁莽，行为过火。对温特伯恩来说，黛茜简直是个“谜”——“一个天真而又粗俗的异常混合体”，“一个难以捉摸的、鲁莽而又天真的混合体”［1］。
事实上，温特伯恩和黛茜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反映了欧美两种文化价值的对立与冲突。在别人诋毁黛茜时，尽管温特伯恩站在她立场上为其辩解，然而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欧洲大陆的美国人，他不可能完全站在黛茜立场上理解其行为。当温特伯恩听到太多关于黛茜的流言蜚语后，对其态度开始转变，甚至认为她的行为确实偏离传统轨道太远；他逐渐转向沃克夫人和卡斯特罗夫人的立场上，劝说黛茜规范自己的行为。然而，黛茜根本不予理睬，认为让她这样做毫无道理，依然按其固有方式做事，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令人遗憾的是，温特伯恩甚至相信了关于黛茜不检点的谣言，认为她已经变成“一个不再值得绅士珍爱的小女人”［1］。直到黛茜死去，温特伯恩才完全理解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温特伯恩身上的欧洲传统价值观使得他与黛茜有情人难成眷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小说通过这一悲剧冲突反映了欧美两种文化的差异与对立，从而展现了小说的“国际主题”。
二、黛茜和温特伯恩文化价值观念的对立书写
黛茜和沃克夫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有时是直接冲突，有时表现为间接冲突。当沃克夫人发现黛茜由两个绅士陪伴走在大街上时，她深为黛茜感到羞愧，打算让黛茜搭乘她的便车，以此挽回她的声誉，但不谙欧洲世俗的黛茜根本不理会沃克夫人，婉言谢绝其邀请。沃克夫人直言：“黛茜的行为不合时宜。”［2］天性喜欢自由的黛茜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妥，依然我行我素，甚至以死相抗争：“如果我不能走路，我宁愿死。”［1］
作为欧洲传统卫道士的沃克夫人，试图从温特伯恩身上寻找突破口，尽力劝说温特伯恩与黛茜分手。此时，沃克夫人和黛茜之间的冲突就变成了一种间接冲突，这一冲突通过温特伯恩与沃克夫人之间的直接冲突表现出来。按沃克夫人的说法，她让黛茜搭乘便车目的是为了“不再给她任何丢人现眼的机会——孤立她”［1］。由于温特伯恩身上存有一定的美国天性，在一定程度上还站在黛茜一边，为其辩护，因此他认为沃克夫人这样做未免小题大做，但他又受欧洲传统观念的影响，没有像黛茜那样拒绝搭乘沃克夫人的车，而是在其逼迫下坐进车里，这一举动体现出温特伯恩对欧洲世俗观念的妥协性。詹姆斯在小说中安排的这两个人物乘车场景，实际上体现出黛茜和温特伯恩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对立：黛茜纯粹的美国价值观和温特伯恩半欧洲半美国的文化价值观。
在黛茜不在场的条件下，沃克夫人说了许多关于黛茜的流言蜚语，温特伯恩反驳道：“黛茜的缺点在于缺乏世俗意识。”［1］当沃克夫人提到宾馆侍者嘲笑黛茜与许多绅士交往时，温特伯恩生气地说：“这些仆人应该被绞死。”由此看来，温特伯恩在与沃克夫人交锋中站在黛茜一边，充当起黛茜的代言人与辩护人的角色。温特伯恩和沃克夫人在对待黛茜态度观点上的正面冲突，反映了代表欧洲世俗势力的沃克夫人与代表美国文化价值观的黛茜之间的间接矛盾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间接冲突也是“国际主题”的一种体现。
三、欧美两种文化价值体系碰撞后的还原
卡斯特罗夫人是一位完全欧洲化了的美国人，她有着深刻的社会等级观念，她拒绝接见黛茜，使得黛茜不曾与其正面接触，因此黛茜和卡斯特罗夫人的间接冲突通过温特伯恩与卡斯特罗夫人的正面冲突体现出来。卡斯特罗夫人看不起黛茜和她的家人，认为黛茜及其家人毫无品味、平庸甚至道德败坏；她不能忍受黛茜和信差之间的亲密行为，然而黛茜一家却像对待亲密朋友那样与信差坐在一起，共同进餐。在此问题上，温特伯恩站到黛茜立场上，认为黛茜并非未开化的科曼奇族印第安人，而是一个善良女子。根据他的观察，黛茜的母亲也有着非凡的品位，“米勒夫人像她的女儿那样穿着打扮极其典雅；她耳朵上佩戴大颗钻石”［1］。当卡斯特罗夫人拒绝接见黛茜时，温特伯恩愤怒地说，她这样做非常冷酷无情。当卡斯特罗夫人四处传播黛茜及其家人的流言蜚语时，温特伯恩坚持认为她们家人除了不通欧洲世俗，非常清白无辜，根本不是什么坏人。相形之下，天真无邪的黛茜对卡斯特罗夫人却毫无半点厌恶和敌意，她对卡斯特罗夫人怀有敬意并渴望与之见面交往，却遭到无情拒绝。作者通过黛茜和卡斯特罗夫人对待对方的态度对比，反映出欧美两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差异，体现了小说的“国际主题”。
在欧美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的间接冲突中，温特伯恩的骨子里的“美国价值观”使他深爱黛茜却讨厌、反对卡斯特罗夫人、沃克夫人，而他的欧洲价值观又使他对黛茜产生厌恶，甚至最后站在欧洲文化价值立场上来评判黛茜的所作所为，并最终同其分道扬镳。在小说最后，又是他未泯的美国价值观把他从欧洲价值观中拉了回来，认同并完全理解了黛茜。通过温特伯恩自身两种文化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亨利·詹姆斯巧妙地展现了小说的“国际主题”。
在小说最后，作者詹姆斯通过黛茜母亲的视角还原了黛茜的真实面貌。作为一个胆小害羞、内向保守的美国女性，米勒夫人不仅不反对女儿的交往，而且深表理解，认为女儿的交往是正当的，因此，那些欧洲人或欧洲化了的美国人对黛茜的言论是捕风捉影、小题大做。完全清白无辜的黛茜最后死于罗马热，著名评论家艾略特认为这“隐喻了她受旧世界腐朽空气的毒害而死”［1］，成为欧美文化冲突的牺牲品。在《黛茜·米勒》这部小说中，亨利·詹姆利用人物的欧美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充分展现了其“国际主题”。
参考文献：
［1］James，Henry.Daisy Miller：A Study.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c Michael，George，et al.ed.New York：Macmilliam Publish Co.，Inc.1980：603-43.
［2］Elliott，Emory，et al.ed.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P，1988：675.
关键词： 小说《黛茜·米勒》 文化冲突 “国际主题”
小说《黛茜·米勒》是亨利·詹姆斯的一部早期代表作，为他初次赢得了国际声誉。事实上，这部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作者的独特创造——“国际主题”。小说中欧美两种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代表美国文化价值观的黛茜与代表欧洲文化价值观的欧洲本土人和欧洲化的美国人之间，蕴含在小说中的“国际主题”正是通过人物之间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对立逐渐形成的。
一、欧美两种文化价值的对立与温特伯恩的自我冲突
小说中蕴含的“国际主题”，首先围绕关键人物温特伯恩展开。作者亨利·詹姆斯在小说中赋予温特伯恩以全知视角，整个故事以温特伯恩的意识中心为线索，通过其内心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其他主要人物在文化价值观上的鲜明对比来展现“国际主题”。
温特伯恩的思想观念中既有美国价值观又有欧洲价值观，他赞扬美国价值观，却又顾及欧洲价值观。正如黛茜对他的评价：“一个古怪混合体！”［1］一方面，由于长期生活在欧洲大陆，温特伯恩不可避免地浸染了欧洲人的部分保守性格和价值观念，使他看起来非常严肃。其“欧洲个性”还体现在他对黛茜与吉奥万尼里爱情的看法上。他认为吉奥万尼里出身贫寒，不可能赢得黛茜的爱情。显然，门第等级观念已在温特伯恩思想意识深处扎根。另一方面，他身上还有未泯的“美国个性”，不像其他欧洲人或者欧洲化了的美国人那样轻视本土美国人，相反以自己身上流淌的美国血脉而自豪。鉴于以上两方面，可以推定温特伯恩确是欧美两种价值观念的“古怪混合体”［1］。一方面，他身上未泯的美国天性使他被黛茜天真无邪的个性魅力所吸引。另一方面，他思想观念中的欧洲文化价值观使他认为黛茜行为有其“未开化”的一面，担心她像谣传的那样，偏离传统道德太远。温特伯恩身上的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对立使他在对黛茜的情感态度上，内心经常陷入激烈冲突和极度痛苦中，“自己生气自己，不能凭理智来公正地赏识她”［1］。他不能完全理解她，认为她的行为模棱两可，从他的美国价值观视角看，温特伯恩认为黛茜天真单纯，行为得体；从其欧洲价值标准判断，温特伯恩认为她粗俗、鲁莽，行为过火。对温特伯恩来说，黛茜简直是个“谜”——“一个天真而又粗俗的异常混合体”，“一个难以捉摸的、鲁莽而又天真的混合体”［1］。
事实上，温特伯恩和黛茜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反映了欧美两种文化价值的对立与冲突。在别人诋毁黛茜时，尽管温特伯恩站在她立场上为其辩解，然而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欧洲大陆的美国人，他不可能完全站在黛茜立场上理解其行为。当温特伯恩听到太多关于黛茜的流言蜚语后，对其态度开始转变，甚至认为她的行为确实偏离传统轨道太远；他逐渐转向沃克夫人和卡斯特罗夫人的立场上，劝说黛茜规范自己的行为。然而，黛茜根本不予理睬，认为让她这样做毫无道理，依然按其固有方式做事，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令人遗憾的是，温特伯恩甚至相信了关于黛茜不检点的谣言，认为她已经变成“一个不再值得绅士珍爱的小女人”［1］。直到黛茜死去，温特伯恩才完全理解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温特伯恩身上的欧洲传统价值观使得他与黛茜有情人难成眷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小说通过这一悲剧冲突反映了欧美两种文化的差异与对立，从而展现了小说的“国际主题”。
二、黛茜和温特伯恩文化价值观念的对立书写
黛茜和沃克夫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有时是直接冲突，有时表现为间接冲突。当沃克夫人发现黛茜由两个绅士陪伴走在大街上时，她深为黛茜感到羞愧，打算让黛茜搭乘她的便车，以此挽回她的声誉，但不谙欧洲世俗的黛茜根本不理会沃克夫人，婉言谢绝其邀请。沃克夫人直言：“黛茜的行为不合时宜。”［2］天性喜欢自由的黛茜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妥，依然我行我素，甚至以死相抗争：“如果我不能走路，我宁愿死。”［1］
作为欧洲传统卫道士的沃克夫人，试图从温特伯恩身上寻找突破口，尽力劝说温特伯恩与黛茜分手。此时，沃克夫人和黛茜之间的冲突就变成了一种间接冲突，这一冲突通过温特伯恩与沃克夫人之间的直接冲突表现出来。按沃克夫人的说法，她让黛茜搭乘便车目的是为了“不再给她任何丢人现眼的机会——孤立她”［1］。由于温特伯恩身上存有一定的美国天性，在一定程度上还站在黛茜一边，为其辩护，因此他认为沃克夫人这样做未免小题大做，但他又受欧洲传统观念的影响，没有像黛茜那样拒绝搭乘沃克夫人的车，而是在其逼迫下坐进车里，这一举动体现出温特伯恩对欧洲世俗观念的妥协性。詹姆斯在小说中安排的这两个人物乘车场景，实际上体现出黛茜和温特伯恩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对立：黛茜纯粹的美国价值观和温特伯恩半欧洲半美国的文化价值观。
在黛茜不在场的条件下，沃克夫人说了许多关于黛茜的流言蜚语，温特伯恩反驳道：“黛茜的缺点在于缺乏世俗意识。”［1］当沃克夫人提到宾馆侍者嘲笑黛茜与许多绅士交往时，温特伯恩生气地说：“这些仆人应该被绞死。”由此看来，温特伯恩在与沃克夫人交锋中站在黛茜一边，充当起黛茜的代言人与辩护人的角色。温特伯恩和沃克夫人在对待黛茜态度观点上的正面冲突，反映了代表欧洲世俗势力的沃克夫人与代表美国文化价值观的黛茜之间的间接矛盾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间接冲突也是“国际主题”的一种体现。
三、欧美两种文化价值体系碰撞后的还原
卡斯特罗夫人是一位完全欧洲化了的美国人，她有着深刻的社会等级观念，她拒绝接见黛茜，使得黛茜不曾与其正面接触，因此黛茜和卡斯特罗夫人的间接冲突通过温特伯恩与卡斯特罗夫人的正面冲突体现出来。卡斯特罗夫人看不起黛茜和她的家人，认为黛茜及其家人毫无品味、平庸甚至道德败坏；她不能忍受黛茜和信差之间的亲密行为，然而黛茜一家却像对待亲密朋友那样与信差坐在一起，共同进餐。在此问题上，温特伯恩站到黛茜立场上，认为黛茜并非未开化的科曼奇族印第安人，而是一个善良女子。根据他的观察，黛茜的母亲也有着非凡的品位，“米勒夫人像她的女儿那样穿着打扮极其典雅；她耳朵上佩戴大颗钻石”［1］。当卡斯特罗夫人拒绝接见黛茜时，温特伯恩愤怒地说，她这样做非常冷酷无情。当卡斯特罗夫人四处传播黛茜及其家人的流言蜚语时，温特伯恩坚持认为她们家人除了不通欧洲世俗，非常清白无辜，根本不是什么坏人。相形之下，天真无邪的黛茜对卡斯特罗夫人却毫无半点厌恶和敌意，她对卡斯特罗夫人怀有敬意并渴望与之见面交往，却遭到无情拒绝。作者通过黛茜和卡斯特罗夫人对待对方的态度对比，反映出欧美两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差异，体现了小说的“国际主题”。
在欧美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的间接冲突中，温特伯恩的骨子里的“美国价值观”使他深爱黛茜却讨厌、反对卡斯特罗夫人、沃克夫人，而他的欧洲价值观又使他对黛茜产生厌恶，甚至最后站在欧洲文化价值立场上来评判黛茜的所作所为，并最终同其分道扬镳。在小说最后，又是他未泯的美国价值观把他从欧洲价值观中拉了回来，认同并完全理解了黛茜。通过温特伯恩自身两种文化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亨利·詹姆斯巧妙地展现了小说的“国际主题”。
在小说最后，作者詹姆斯通过黛茜母亲的视角还原了黛茜的真实面貌。作为一个胆小害羞、内向保守的美国女性，米勒夫人不仅不反对女儿的交往，而且深表理解，认为女儿的交往是正当的，因此，那些欧洲人或欧洲化了的美国人对黛茜的言论是捕风捉影、小题大做。完全清白无辜的黛茜最后死于罗马热，著名评论家艾略特认为这“隐喻了她受旧世界腐朽空气的毒害而死”［1］，成为欧美文化冲突的牺牲品。在《黛茜·米勒》这部小说中，亨利·詹姆利用人物的欧美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充分展现了其“国际主题”。
参考文献：
［1］James，Henry.Daisy Miller：A Study.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c Michael，George，et al.ed.New York：Macmilliam Publish Co.，Inc.1980：603-43.
［2］Elliott，Emory，et al.ed.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P，1988：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