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长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京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全城除去城北的皇宫和东西两市，共有一百一十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坊，坊与坊之间交叉着笔直的街道。它自从582年（隋文帝开皇二年）建立后，随时都在发展着，到了天宝时期可以说是达到极点。里边散布着统治者的宫殿府邸、各种宗教的庙宇、商店和旅舍，以及公开的和私人的园林。唐代著名的诗人很少没有到过长安的，他们都爱用他们的诗句写出长安地势的雄浑、城坊的整饬、统治阶级豪华的生活和日日夜夜在那里演出的兴衰隆替的活剧。
　　杜甫在他三十五岁时（746）到了长安，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个官职。初到长安，漫游时代的豪放情绪还没有消逝，他在咸阳的旅舍里度天宝五载的除夕时，还能和旅舍里的客人们在明亮的烛光下高呼赌博。但等到他和长安的现实接触渐多，豪放的情绪也就逐渐收敛，这中间他对于过去自由的生活感到无限的依恋。
　　唐玄宗终日在深宫里纵情声色，对于外边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模糊，从一个精明有为的帝王变成一个糊涂天子。747年，他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李林甫最疾恨文人和艺术家，因为这些人来自民间，不识“礼度”，他恐怕他们任意批评朝政，对他不利，于是摆布阴谋，让这次应征的举人在考试时没有一人及第。揭晓后，他反而上表祝贺，说这足以证明如今的民间没有剩余的贤能。玄宗也只好这样受他蒙混。杜甫和诗人元结（723—772）都曾经参加过这个欺骗的考试。杜甫本来把这次考试看成他唯一的出路，并且以为一定能够成功，不料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是杜甫在李林甫的阴谋政治里遇到的打击，同时他私人的经济情形也起了大变化。他父亲可能在奉天县令的任上不久便死去了；他在长安一带流浪，一天比一天穷困，为了维持生活，他不能不低声下气，充作几个贵族府邸中的“宾客”。
　　当时有一小部分贵族承袭着前代的遗风，除去在他们的府邸园林中享受闲散的生活外，还延揽几个文人、乐工、书家、画师作为生活的点缀。他们在政治上不会起什么作用，可是据有充足的财富，随时给宾客们一些小恩小惠。宾客追随着他们，陪他们诗酒宴游，维持自己可怜的生计；有时酒酣耳热，主客间也仿佛暂时泯除了等级的界限，彼此成为“朋友”。杜甫就作过这样的宾客。他除此以外，还找到一个副业，他在山野里采撷或在阶前种植一些药物，随时呈献给他们，换取一些“药价”，表示从他们手里领到的钱财不是白白得来的。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卖药都市，寄食友朋”。
　　玄宗在751年（天宝十载）正月八日到十日的三天内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杜甫正感到无路可走，于是趁这机会写成三篇《大礼赋》，把《进三大礼赋表》投入延恩匦。想不到这三篇赋竟产生了效果，玄宗读后，十分赞赏，让他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成为他长安十年内最炫耀的一个时期。他在一天内声名大噪，考试时集贤院的学士们围绕着观看他。可是这个幸运一闪便过去了。考试后他等候分发，却永无下文，这也是李林甫在从中作祟。他只好长期地等待，等到第二年的春天他又回到洛阳小住时，他绝望地向集贤院的两个学士说，仕进的前途没有多大希望了，只有继承祖父的名声努力作诗吧。
　　但他并不完全断念。754年又接连进了两篇赋：《封西岳赋》和《雕赋》，他在这兩篇赋的进表里仍旧是渴望仕进，把他穷苦的生活写得十分凄凉。同时他也不加选择，投诗给那些他并不十分尊重的权要，请求他们援引。他写诗给翰林张垍、京兆尹鲜于仲通、来长安朝谒的哥舒翰、左丞相韦见素。这些诗都是用排律写成的，具有一定的格式：首先颂扬他们的功业，随后陈述自己的窘况，最后说出投诗的本意，说得又可怜、又迫切，排律里堆砌的典故也掩盖不住他凄苦的心情。从这里我们看到，杜甫一方面被贫穷压迫，一方面被事业心驱使，为了求得一个官职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753年八月，长安霖雨成灾，米价腾贵，政府从太仓里拨出十万石米减价粜给市民，每人每天领米五升，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春天。杜甫也属于天天从太仓里领米的人。
　　751年（天宝十载）以前，杜甫在长安和长安附近流浪，并没有一定的寓所，居住的多半是客舍。751年以后，他的诗里才渐渐提到曲江，提到杜陵，他的游踪也多半限制在城南一带。长安以北直到渭水南岸是禁苑，供皇帝游猎；城南是山林胜地，许多贵族显宦在那里建筑他们的别墅园亭，从城东南角的曲江越过城外的少陵原、神禾原，一直扩张到终南山。那一带的名胜，如樊川北岸的杜曲、韦曲、安乐公主在韦曲北开凿的定昆池、韦曲西的何将军山林，以及皇子陂、第五桥、丈八沟、下杜城……这些地名都在杜甫长安后期的诗中出现了。由“寸步曲江头”和“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那样的诗句我们可以揣想，杜甫在751年后已经在曲江南、少陵北、下杜城东、杜陵西一带地方有了定居，并且此后也起始自称为“少陵野老”、“杜陵野客”或“杜陵布衣”。
　　选自《杜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