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迈入"新镀金时代"以来,数字平台的崛起给美国反垄断实践提出了新挑战,而要认清这一新挑战及应对的可能性,有必要回到美国反垄断的历史中去.从美国反垄断的三次浪潮中,可以梳理出美国反垄断政策和理论互相呼应的线索,并能够看出当今第三次浪潮中平台反垄断的方向性问题.尤其是当下芝加哥学派与新布兰代斯学派在反垄断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这一根本问题上的交锋,将影响平台经济未来走向.对于同样面临平台垄断挑战的我国而言,应当借鉴美国百年反垄断史所展现出的不同规制思路及其可能后果,搞清楚"为什么反垄断"这一根本问题,并结合中美反垄断
【机 构】
: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8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迈入"新镀金时代"以来,数字平台的崛起给美国反垄断实践提出了新挑战,而要认清这一新挑战及应对的可能性,有必要回到美国反垄断的历史中去.从美国反垄断的三次浪潮中,可以梳理出美国反垄断政策和理论互相呼应的线索,并能够看出当今第三次浪潮中平台反垄断的方向性问题.尤其是当下芝加哥学派与新布兰代斯学派在反垄断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这一根本问题上的交锋,将影响平台经济未来走向.对于同样面临平台垄断挑战的我国而言,应当借鉴美国百年反垄断史所展现出的不同规制思路及其可能后果,搞清楚"为什么反垄断"这一根本问题,并结合中美反垄断背景的异同,探索我国平台反垄断的新出路.
其他文献
中国要打赢碳达峰、碳中和的攻坚战,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借鉴以往的治理经验,创新现有的治理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污染物减排等工作中,借助五年规划之手和年度考核任务,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目标管理机制.为进一步发挥中国目标管理机制的治理优势,助力中国如期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本文从碳排放目标分解子系统、碳排放数据核算子系统、碳排放目标仿真子系统和碳排放目标激励子系统四个方面提出中国碳排放目标管理体系的构建方案.
鉴于碳达峰和碳中和已成为我国碳减排的中长期目标,而且碳达峰的峰值确定成为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具体结合对碳达峰的峰值目标和减排路径的辨析,对于碳强度和碳总量双控下的碳减排转向碳中和约束下的碳达峰问题,分别进行一些讨论.
作为平台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主体,平台企业在形塑新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确定性风险,损害竞争、创新和消费者利益的违法性垄断行为频频发生,并由此形成世界范围内反垄断的浪潮.与传统企业的垄断行为相比,平台企业所实施的策略性垄断行为有不同的竞争特征,基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事后被动式监管手段无法有力遏制平台企业“天然”的垄断倾向.鉴于此,反垄断执法机关可通过前置式反垄断监管的方式,提前主动开启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的规范活动.证成前置式反垄断事前监管构建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无需对其适用进行限制,而应当先从规
近期,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但也面临着不少复杂的情况和现实的挑战,目前在执法与司法实践中需要特别关注三个关键问题.首先,平台市场力量的评估.平台市场力量的评估不应直接跳过相关市场界定,在精简界定时要以面向消费者一端的平台服务内容为主要依据,差别评估聚合平台与单一平台的市场力量,并考虑平台对二级市场的控制力.其次,平台算法共谋的规制.算法可划分为信使型、轴辐型、预测型、自主型四类,自主型算法不违法但有可能转为前三类.事后执法的关键在于扭转执法机构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事前规制则宜鼓励平台主
近代中国一直内忧外患,知识与政治精英不断赋予"中华民族"观念丰富的内涵,以此唤醒并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团结与复兴意识.纵观百余年中国历史,中华民族的意识觉醒共经历三个重要时刻,分别是辛亥革命前后的萌生、抗日战争时期的全面发酵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自主成熟,每次觉醒都是内外力量的综合作用,但不同时期有所不同.第一次是知识与政治精英受外部刺激而引入西式的民族观念,第二次是因外来侵略导致的生死存亡危机所激发而生,第三次是顺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构建的内生需要.分析关键节点的历史过程,阐释中华民族意识觉醒从外部论向内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缘起rn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话题的缘起与我2016年拿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有关.我曾经多次提过,我之所以会做这样一个题目,部分也受惠于刘康教授.早在2010年,刘康教授在上海大学做过一次讲座,内容就是关于欧美左翼理论对中国问题的一些看法.我在做这个重大项目的过程中,刘康教授也非常积极地参与进来,并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个题目的基础上做了一点修改,即今天我们讨论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题目把“
“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他基于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权力结构变化”的判断,分析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并认为“美国的问题与其说是另一个大国日益增长的挑战,还不如说是权力的普遍扩散”.①“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常常使无形的权力变得更加重要……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②而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重视“软实力”的运用.
文明的本质是城市文明,城市是人类社会与特定地理环境紧密结合的一种实体.城市在一定空间内聚集着人口、资源、财富与精神,创造出辉煌的建筑、璀璨的街景、迷人的空间,是人员、物质、信息流通的节点,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1)从而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在满足人们物质、文化、发展、安全、信仰等方面需求的同时,亦是赓续文明发展的巨大容器.各个时代的国家运转主要都是依靠城市进行的,但对于人类来说,城市还是个新生事物,我们对它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妥善处理中印伙伴关系复杂性,是应对双边关系恶化、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起点.当前,如何妥善经略中印关系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面向未来,双方应摒弃零和思维,加强竞争管控,避免双边关系持续恶化,为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提供条件和动力.应对双边关系复杂性,中印应发挥高层往来的引领作用,理性看待对方崛起,推动双方形成新的全球战略共识;依托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开展合作,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推进安全对话,稳定地区预期,加强竞争管控和危机应对,为中印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
当代文明转换的进程中,日常生活、常人世界日益成为城市精神、城市品格、城市软实力的源头活水.一个没有高质量日常生活的城市,不可能具有真正的软实力.当代城市社会,"人人都是软实力",软实力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蕴含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软实力来源于日常生活,也服务于日常生活.更加自觉地关注常人世界、日常生活,从空间与环境、制度与治理、素养与行为等方面营建更具公平、正义底蕴的日常生活,对于城市软实力建设,具有战略与路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