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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师心里,最难忘和最难以割舍的是他们的学生;在我们心里,最难忘和最感人的就是那些不求回报、默默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老师们……
距江都与高邮交界不远,运河东岸,露筋渡口。等待摆渡的,是两个女子。中年人叫许应芬,年轻人叫张萍。
每天早晨7点前,她们必须渡过运河,登上西岸的小岛。
此时,对岸码头,一块大石头旁,一群孩子正挥舞着双手:“老师早——”
舒展的微笑,清脆的童音,这一幕,在运河上相守了15个年头。
最可怕,坐着澡盆过运河
过了河,便是邵伯镇渔业村东风组。它地处大运河与邵伯湖之间,是一个长1 000米、宽300米的狭长小岛。
小岛上,住着173户居民,600多口人,清一色的渔民户。每年过了冬,大人们驾船出海捕鱼,丢下孩子和老人,直到第二年夏天才回来。
当渔民们像候鸟一样“飞”走的时候,张萍和许应芬,既是小候鸟们的老师,也是他们的临时家长。“东边是大运河,西边是邵伯湖,两边都是水,你不能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
1994年,18岁的张萍中学毕业。当时,渔业村村主任找到她,说岛上正在筹建幼儿园,想请她去当教师,月工资300元。“我很喜欢孩子,所以就来了。”
第一次踏上小岛时,这里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路,教室只是四间平房。
许应芬,48岁,当代课老师25年。不过,来岛上代课,比张萍晚了13年。
“刚来时,好怕呀。”许应芬说,三年前,渡船靠不了岸,离着1米远,就得往岸上跳,“真是心惊胆战。”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运河上起了风浪,或遇大雾天气,渡船停摆,渔民就用木澡盆接送老师,“小澡盆在运河上摇摆颠簸,摇得你心拎拎的,真有点冒死的味道。”
课堂外,喂饭洗脸扎辫子
上午三节课,约10点半,学校放学了。
孩子们回家,张萍和许应芬开始烧午饭。一盘扁豆烧芋头,一锅米饭,这就是两人准备的午餐。
张萍,每月工资800元。许应芬,每月工资600元。“不省着点,一个月的工资剩不了几文。”
张萍记得,刚来岛上时,中午就着大运河的水吃干饼子,“偶尔泡一袋方便面,算是改善生活了。”
刚过了11点,6岁小姑娘徐太淼端着一只大盆子回到学校,盆里装着剁好的鱼块,上面放着葱和姜丝。她笑盈盈地说:“老师没得菜吃,奶奶剁了一条鱼,下锅一烧就可以吃了。”
今天,这家送点鱼虾;明天,那家送点蔬菜。渔民们跟两个老师间,就像走亲戚一样。而两个老师,则成了孩子们的临时妈妈。
屠叶,5岁,刚入园时,不肯吃饭,奶奶没法,只好把饭送到教室,请张萍帮着喂。张萍好奇:“为什么老师喂,你才吃呢?”小姑娘说:“老师会唱好听的歌,就像妈妈一样。”小屠叶想妈妈了,张萍心里一酸。
到了岛上之后,许应芬感觉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照应孩子们的生活上,得像教学一样花力气。
去年冬天,父母出海,谢蕊不洗脸不刷牙,蓬头垢面。许应芬边给她扎辫子边问:“为什么不刷牙呢?”“没牙刷。”第二天,许应芬买了牙刷。奶奶笑了:“家里有牙刷,她不刷。老师的牙刷,她倒刷得起劲呢。”
早早地,下午的课开始了。
紧挨着运河大堤,一栋狭小的两层小楼,便是东风西湖学校。
小楼是在一场龙卷风之后兴建的。
1997年5月12日,张萍正在陪孩子们午休。窗外,突然黑下来,狂风呼啸。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张萍惊恐地朝门外张望时,一棵直径五六十厘米的大树,已被连根拔起,屋顶上传来瓦片乱飞的声响。
张萍慌了。她大声叫醒着孩子们,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夹起两个4岁的孩子,冲向外面的空地,放下。稍大一点的孩子,已经跟着她跑出来。点了一点,8个。“不对呀,还有两个呢?”
“手拉手,趴倒,不要动,等老师回来。”张萍大声叮嘱着,迅速奔回教室。
离教室1米多远,她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就要冲进去时,眼看着屋顶飞起,房梁断下。她猛扑上前,挡了一下房梁,顺势推开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的腿,则被压住了。
“房梁砸中我的腰和胳膊,当时感觉不到疼,就一个劲地拽孩子,拽出来时,孩子的衣服已经被我撕破了。”
牵着两个孩子,回到空地。突然,趴在地上的孩子们哭了。是被吓哭的。他们眼前的老师,满脸是血。
而今,被救的孩子已经读高中,节假日里常来看望张萍。“因为一起经历过灾难,我们都感觉特别亲。”
课堂上,渔娃们知道了哈佛
一楼空着,露出大堤的二楼,是二年级的教室,有7个学生。许应芬是他们的老师。
黑板上,左边写着“1米=100厘米”;右边,画着一排田字格,生字规规整整,四线三格里,拼音也一样规整。
不只是语文和数学,许老师还教音乐和美术。不过,孩子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听到老师弹琴了。因为,唯一的乐器——脚踏风琴,坏散了架。
“其实,就6个学生,有一个是先天脑瘫。”许应芬说,小友子只是坐在课堂上听听,也不会写字,“来学校,可以活动活动;在家里,一动也不动。”
小友子9岁,上课时,偶尔会从凳子上摔倒。许老师赶忙跑过去,用力地抱起。“谢——谢——”小友子贴在许老师的耳边,呢喃着。
小友子也是张萍的学生,曾在幼儿园呆了四年。幼儿园就在二年级教室隔壁。10来个平方米,坐着13个孩子。
“哪几组数加起来等于6啊?”“1加5,2加4,还有3加3。”孩子们仰着头,拖着长长的童音。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二楼传来悦耳的读书声。
“刚来时,这里的孩子不会拼音,”许应芬说,一个月后,孩子们能看着拼音读课文了。上学期,中心校统考,语文90分以上,数学95分以上,算优。“考下来,只有二年级的一个孩子数学考了94分,其他都是优。”
从张萍和许应芬嘴里,渔娃们知道了首都北京,听到了电子琴的旋律,认识了南方的芒果,知道了美国有个哈佛大学……
小岛边,辞职的冲动与不舍
太阳西斜。下午4点,最后一班渡船将开出。这之前,两个老师,20个孩子,必须踏上回家的路。
婚后,丈夫在上海打工,张萍早出晚归,孩子没人照顾。2004年,张萍回到了村幼儿园。但一年后,岛上新来的老师走了。校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萍。她说:“那就让我回岛上吧。”
从学校到家,约一个小时。80多岁的老公公,9岁的孩子,全靠张萍一个人照料。晚上回家,侍候完老小,已是深夜。
1985年,许应芬当上了代课教师。次年,结婚生子,不想再上班,“当时,老公开了个小厂。”后来学校一次次做工作,又上班了。
为了转成民办教师,许应芬先后拿了大专文凭,考过了计算机和普通话,但最终还是没能转成。此后,许应芬又两次辞职被劝回。“2006年,让我到岛上去,老公说,别去了,回来开店吧。当时老公开了家农资店,一年能挣三四万。孩子大学毕业,当了老师,也劝我不要回头。”
到现在,许应芬也很矛盾。“回家,能挣钱;可是离开孩子,我恐怕日子也不好过。毕竟,当了20多年老师。”
跟许应芬一样,张萍在岛上坚守15年,也是一份不舍。
下午4点,张萍和许应芬登上了渡船。码头上,孩子们手拉手,齐声喊着:“张老师,再见——许老师,再见——”
清晨的迎接,傍晚的送别,构成了露筋渡口最真最美的一幕,也成了两位老师难以割舍的牵挂。
采访手记
一份不舍与离开的梦
采访张萍时,她坚决不肯。她说,她接受过采访,太麻烦,太耽误时间。于是,转而采访年长一点的许应芬。
一见面,她说自己很平常,倒是吐了一肚子委屈。25年,她错过了一次次转成民办教师的机会。600元工资,这该是她的价值吗?她常常在心里责问自己。
丈夫开店,孩子大学毕业当了老师,家里不缺她这点工资。她矛盾,离开学校离开孩子的生活,怎么过?她又不舍。毕竟,25年了。
然而,许应芬已经不再年轻,总会有退休的一天。而未来,又有谁会接受这份微薄的收入,又有谁愿意奔波于运河两岸?精神可嘉,爱心可鉴,能否永远承担173户渔民孩子的未来?
一份委屈,也是一份担忧。真实的倾诉,坦诚的倾听,打动了许应芬,也打开了张萍的话匣子。
下午4点,记者随两位老师,一同从岛上返回。上了岸,两位老师匆忙上了车,没有告别,没有客套。也许,她们知道,我们是我们,她们还是她们。
尽管家在岛外,但她们,已经把大部分的生活和情感留在了岛上。大运河,把她们与我们隔开,把她们的生活和未来,隔在一片小岛上。坚守,是她们的情感。离开,也是她们的梦想。
距江都与高邮交界不远,运河东岸,露筋渡口。等待摆渡的,是两个女子。中年人叫许应芬,年轻人叫张萍。
每天早晨7点前,她们必须渡过运河,登上西岸的小岛。
此时,对岸码头,一块大石头旁,一群孩子正挥舞着双手:“老师早——”
舒展的微笑,清脆的童音,这一幕,在运河上相守了15个年头。
最可怕,坐着澡盆过运河
过了河,便是邵伯镇渔业村东风组。它地处大运河与邵伯湖之间,是一个长1 000米、宽300米的狭长小岛。
小岛上,住着173户居民,600多口人,清一色的渔民户。每年过了冬,大人们驾船出海捕鱼,丢下孩子和老人,直到第二年夏天才回来。
当渔民们像候鸟一样“飞”走的时候,张萍和许应芬,既是小候鸟们的老师,也是他们的临时家长。“东边是大运河,西边是邵伯湖,两边都是水,你不能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
1994年,18岁的张萍中学毕业。当时,渔业村村主任找到她,说岛上正在筹建幼儿园,想请她去当教师,月工资300元。“我很喜欢孩子,所以就来了。”
第一次踏上小岛时,这里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路,教室只是四间平房。
许应芬,48岁,当代课老师25年。不过,来岛上代课,比张萍晚了13年。
“刚来时,好怕呀。”许应芬说,三年前,渡船靠不了岸,离着1米远,就得往岸上跳,“真是心惊胆战。”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运河上起了风浪,或遇大雾天气,渡船停摆,渔民就用木澡盆接送老师,“小澡盆在运河上摇摆颠簸,摇得你心拎拎的,真有点冒死的味道。”
课堂外,喂饭洗脸扎辫子
上午三节课,约10点半,学校放学了。
孩子们回家,张萍和许应芬开始烧午饭。一盘扁豆烧芋头,一锅米饭,这就是两人准备的午餐。
张萍,每月工资800元。许应芬,每月工资600元。“不省着点,一个月的工资剩不了几文。”
张萍记得,刚来岛上时,中午就着大运河的水吃干饼子,“偶尔泡一袋方便面,算是改善生活了。”
刚过了11点,6岁小姑娘徐太淼端着一只大盆子回到学校,盆里装着剁好的鱼块,上面放着葱和姜丝。她笑盈盈地说:“老师没得菜吃,奶奶剁了一条鱼,下锅一烧就可以吃了。”
今天,这家送点鱼虾;明天,那家送点蔬菜。渔民们跟两个老师间,就像走亲戚一样。而两个老师,则成了孩子们的临时妈妈。
屠叶,5岁,刚入园时,不肯吃饭,奶奶没法,只好把饭送到教室,请张萍帮着喂。张萍好奇:“为什么老师喂,你才吃呢?”小姑娘说:“老师会唱好听的歌,就像妈妈一样。”小屠叶想妈妈了,张萍心里一酸。
到了岛上之后,许应芬感觉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照应孩子们的生活上,得像教学一样花力气。
去年冬天,父母出海,谢蕊不洗脸不刷牙,蓬头垢面。许应芬边给她扎辫子边问:“为什么不刷牙呢?”“没牙刷。”第二天,许应芬买了牙刷。奶奶笑了:“家里有牙刷,她不刷。老师的牙刷,她倒刷得起劲呢。”
早早地,下午的课开始了。
紧挨着运河大堤,一栋狭小的两层小楼,便是东风西湖学校。
小楼是在一场龙卷风之后兴建的。
1997年5月12日,张萍正在陪孩子们午休。窗外,突然黑下来,狂风呼啸。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张萍惊恐地朝门外张望时,一棵直径五六十厘米的大树,已被连根拔起,屋顶上传来瓦片乱飞的声响。
张萍慌了。她大声叫醒着孩子们,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夹起两个4岁的孩子,冲向外面的空地,放下。稍大一点的孩子,已经跟着她跑出来。点了一点,8个。“不对呀,还有两个呢?”
“手拉手,趴倒,不要动,等老师回来。”张萍大声叮嘱着,迅速奔回教室。
离教室1米多远,她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就要冲进去时,眼看着屋顶飞起,房梁断下。她猛扑上前,挡了一下房梁,顺势推开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的腿,则被压住了。
“房梁砸中我的腰和胳膊,当时感觉不到疼,就一个劲地拽孩子,拽出来时,孩子的衣服已经被我撕破了。”
牵着两个孩子,回到空地。突然,趴在地上的孩子们哭了。是被吓哭的。他们眼前的老师,满脸是血。
而今,被救的孩子已经读高中,节假日里常来看望张萍。“因为一起经历过灾难,我们都感觉特别亲。”
课堂上,渔娃们知道了哈佛
一楼空着,露出大堤的二楼,是二年级的教室,有7个学生。许应芬是他们的老师。
黑板上,左边写着“1米=100厘米”;右边,画着一排田字格,生字规规整整,四线三格里,拼音也一样规整。
不只是语文和数学,许老师还教音乐和美术。不过,孩子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听到老师弹琴了。因为,唯一的乐器——脚踏风琴,坏散了架。
“其实,就6个学生,有一个是先天脑瘫。”许应芬说,小友子只是坐在课堂上听听,也不会写字,“来学校,可以活动活动;在家里,一动也不动。”
小友子9岁,上课时,偶尔会从凳子上摔倒。许老师赶忙跑过去,用力地抱起。“谢——谢——”小友子贴在许老师的耳边,呢喃着。
小友子也是张萍的学生,曾在幼儿园呆了四年。幼儿园就在二年级教室隔壁。10来个平方米,坐着13个孩子。
“哪几组数加起来等于6啊?”“1加5,2加4,还有3加3。”孩子们仰着头,拖着长长的童音。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二楼传来悦耳的读书声。
“刚来时,这里的孩子不会拼音,”许应芬说,一个月后,孩子们能看着拼音读课文了。上学期,中心校统考,语文90分以上,数学95分以上,算优。“考下来,只有二年级的一个孩子数学考了94分,其他都是优。”
从张萍和许应芬嘴里,渔娃们知道了首都北京,听到了电子琴的旋律,认识了南方的芒果,知道了美国有个哈佛大学……
小岛边,辞职的冲动与不舍
太阳西斜。下午4点,最后一班渡船将开出。这之前,两个老师,20个孩子,必须踏上回家的路。
婚后,丈夫在上海打工,张萍早出晚归,孩子没人照顾。2004年,张萍回到了村幼儿园。但一年后,岛上新来的老师走了。校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萍。她说:“那就让我回岛上吧。”
从学校到家,约一个小时。80多岁的老公公,9岁的孩子,全靠张萍一个人照料。晚上回家,侍候完老小,已是深夜。
1985年,许应芬当上了代课教师。次年,结婚生子,不想再上班,“当时,老公开了个小厂。”后来学校一次次做工作,又上班了。
为了转成民办教师,许应芬先后拿了大专文凭,考过了计算机和普通话,但最终还是没能转成。此后,许应芬又两次辞职被劝回。“2006年,让我到岛上去,老公说,别去了,回来开店吧。当时老公开了家农资店,一年能挣三四万。孩子大学毕业,当了老师,也劝我不要回头。”
到现在,许应芬也很矛盾。“回家,能挣钱;可是离开孩子,我恐怕日子也不好过。毕竟,当了20多年老师。”
跟许应芬一样,张萍在岛上坚守15年,也是一份不舍。
下午4点,张萍和许应芬登上了渡船。码头上,孩子们手拉手,齐声喊着:“张老师,再见——许老师,再见——”
清晨的迎接,傍晚的送别,构成了露筋渡口最真最美的一幕,也成了两位老师难以割舍的牵挂。
采访手记
一份不舍与离开的梦
采访张萍时,她坚决不肯。她说,她接受过采访,太麻烦,太耽误时间。于是,转而采访年长一点的许应芬。
一见面,她说自己很平常,倒是吐了一肚子委屈。25年,她错过了一次次转成民办教师的机会。600元工资,这该是她的价值吗?她常常在心里责问自己。
丈夫开店,孩子大学毕业当了老师,家里不缺她这点工资。她矛盾,离开学校离开孩子的生活,怎么过?她又不舍。毕竟,25年了。
然而,许应芬已经不再年轻,总会有退休的一天。而未来,又有谁会接受这份微薄的收入,又有谁愿意奔波于运河两岸?精神可嘉,爱心可鉴,能否永远承担173户渔民孩子的未来?
一份委屈,也是一份担忧。真实的倾诉,坦诚的倾听,打动了许应芬,也打开了张萍的话匣子。
下午4点,记者随两位老师,一同从岛上返回。上了岸,两位老师匆忙上了车,没有告别,没有客套。也许,她们知道,我们是我们,她们还是她们。
尽管家在岛外,但她们,已经把大部分的生活和情感留在了岛上。大运河,把她们与我们隔开,把她们的生活和未来,隔在一片小岛上。坚守,是她们的情感。离开,也是她们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