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至1946年，蒋介石在陪都重庆主政八年。八年里，他四迁官邸，从最初落脚的“重庆行营”到曾家岩的住所，从沙坪坝的林园到黄山的云岫楼，这四座官邸记录了蒋介石抗战中的大多数侧面。
　　如今，在重庆乘坐384路公交车，可以直达南岸的黄山。這里与市区一水之隔，遍山松柏簇拥，风景极佳。云岫楼是一座中西结合的三层楼房，抗战艰难时期，蒋介石常在云岫楼歇斯底里地大叫，以排解心中巨大的压力与苦闷。云岫楼往下百米，是蒋氏夫妇躲避日军空袭的防空洞。70年多年前，一国元首与他雍容华贵的夫人仓皇躲在这里。这是蒋介石的尴尬时刻，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暗淡记忆。国破家亡之际，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

悲壮西迁

　　今年90岁的重庆市民张林清晰地记得，1938年的重庆，一夜之间拥进了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
　　迁都的决定前一年就有了。从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到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袒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最高国防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首次提议迁都重庆。

　　蒋介石选择重庆，经过了长时间的考察与思量。“早在1935年，蒋介石带领高级将领借追剿红军来到四川，当时他就试图寻找一个可以长期坚持抗战的根据地。”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钱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襟江背岭，浓雾蔽城，易守难攻”，是一个合适的陪都之地。
　　1937年11月17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夜色中乘舰西上，承担先行入渝的任务。“当时林森已经70岁高龄，就个人而言早已不愿奔波，但他承担的是带领行政、立法、司法等五院迁移的重任。”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大学教授潘洵介绍道。蒋介石为林森送行，林森反复告诫他“将来一定要再打回南京”，甚至立下了遗嘱交代后事，以示持久抗战、以身许国的信念。
　　蒋介石内心五味杂陈。作为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他并未握有对各派系的实际控制权。党内，是战是和争议不断，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汪精卫一直“主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还反过来批评蒋介石“优柔”。当时，受日方委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而蒋介石意识到，在抗日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内战必起。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决定拒绝德国斡旋，坚持抗战国策。
　　军中，中央军之外，是大量的地方军，各自听命于军阀头目。蒋介石拉拢了一批人加入主战派，比如桂系的白崇禧。但是，当他把保卫南京的责任交给两度背叛过他的湖南军阀唐生智时，唐先是奋勇坚守，后来崩溃突围，最终弃都逃亡。这一切行为，未必在蒋介石的掌控之内。
　　蒋介石丢掉了他的首都。他发表了一份措辞沉重、语气悲壮的告同胞书：“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
　　西迁之志虽然壮烈，西迁之路却陷入混乱。这并非今日文艺青年幻想中的田园牧歌般的迁都之路，相反，曾任国民革命军88师师长的抗战名将孙元良回忆：“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道路上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不可低估。”
　　与此同时，蒋介石竭尽全力，为西迁争取了几个月时间。10月24日，武汉沦陷，蒋氏夫妇在被炮火映得发亮的夜幕下，匆匆登上一架民营飞机，飞抵衡阳，又辗转长沙、广州、桂林，在12月9日率军事委员会飞抵重庆。

　　到1939年前夕，一年之内，重庆市区9.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一下子膨胀到150万人，重庆陪都史研究学会会长牟之先用一个悲壮的词形容了这一幕：“衣冠西渡”。

“汪逆可恶”

　　到达重庆不久，蒋介石就得到一个坏消息：汪精卫跑了。
　　1938年12月21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私自从重庆飞往昆明，企图经越南河内赴香港，与日本谋和。蒋介石大为震惊，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困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革命党员之行动乎。”对此事的后果，“蒋介石反复考量，在日记中写道：一是‘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当更加慎重，二是‘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最重要的是，政府内部受汪影响的人有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蒋介石研究者杨天石告诉记者。 　　当晚，蒋介石度过了在重庆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大敌当前，自己的二当家却跑了！一旦地方军阀和党内亲日势力随汪投敌，将直接导致抗战阵营的分裂。
　　最初，蒋介石曾试图挽救汪精卫，同时动用各种途径劝汪精卫悬崖勒马。12月26日，蒋介石一面抨击日本的侵华野心，一面为汪精卫掩护，“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他还致电著名报人张季鸾，希望《大公报》在报道汪精卫时“宽留余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秘密指示各报“停止讨汪肃奸”。
　　同时，蒋介石指示同汪精卫关系较为密切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驻英大使郭泰祺、驻美大使胡适等人劝其返回后方，或至少告假游欧，不要发表任何宣言。
　　然而汪精卫不为所动。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主和的《艳电》。1939年的新年，对蒋介石可谓寒冷刺骨。元旦这天，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汪兆铭违反纪律，危害党国案”。“其他与会者大多要求严厉处置，有人主张直接通缉，但蒋介石反对。此时的蒋介石仍在思考，并未做最后的处置决定。”杨天石说。会议最后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会后，蒋介石又让汪系人物谷正鼎赴河内，转告汪精卫“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任何时候都很欢迎;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这才丢掉对汪的幻想，起了杀心。
　　1939年3月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精卫在河内的住所，开枪刺杀汪精卫，但是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精卫的助手曾仲鸣，反而迫使汪精卫加快了投敌步伐。
　　1939年4月，汪精卫赴上海，与日本讨论建立伪政权。6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汪精卫“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对汪严缉法办。10月1日，蒋介石答中外记者提问，表示“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至此，汪精卫的汉奸身份彻底坐实。而蒋介石总算把汪精卫叛逃的影响降至了最低——军统密切监视其他“主和派”如彭学沛、陈树人等，地方军阀张发奎、薛岳、白崇禧则致电中央要求严惩汪精卫。他并不牢固的主战阵营好歹保住了。

拉拢军阀

　　刚刚解决完汪精卫叛逃事件，蒋介石开始着手对付西南军阀和他们的散兵游勇。重庆深居西南内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军阀林立，若他们不能支持抗战，蒋介石就永无宁日。
　　第一个争取对象是“云南王”龙云。龙云1927年借北伐之机夺取云南统治权，此后长期担任云南省主席。抗战开始后，他一直小动作不断。1938年4月，龙云与四川军阀刘文辉等人致函已投靠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当汪精卫出逃河内，路经昆明时，龙云曾与他两次长谈，不仅支持汪出逃，而且同意其降日计划。汪精卫则劝说龙云割据西南，与蒋介石对抗。凡此种种，蒋介石只派军统监视，隐忍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