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中心有一座著名的“精神堡垒”。这座木制建筑物建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高七尺七丈，取“七七抗战”之意，象征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在它落成4年后，抗战胜利，陪都百万人拥向这里，吼出他们心中积压的胜利欢歌。次年，在“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起“抗战胜利纪功碑”。
　　如今，重庆人称之为“解放碑”，其周边是重庆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高楼林立，百货云集，夜间霓虹闪烁，招牌耀眼，人流不息。站在这里放眼望去，再不见当年的山河破碎，再不复当年的群情激动，人们享受着平凡的幸福。看到这一幕，就会明白70多年前所有惨烈牺牲的意义——为了每一个中国人能够平静、安宁地活着。岁月沧桑，那场全民族的胜利永志不忘。

荣光

　　东京的投降“为时匪遥”。
　　1944年，已经在抗日的硝烟中苦熬了7年的蒋介石听到了两个几乎同时传来的消息：东条英机内阁辞职，希特勒遭人行刺。他敏锐地预感盟军的胜利不会遥远。
　　中国战场的守土与抵抗，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停止。而重庆比其他城市都更早确认胜利的消息，时间是1945年8月10日晚上7点左右。
　　当晚，蒋介石和一些官员正在宴请墨西哥大使，忽然听到附近的盟军总部传来欢呼声，继而鞭炮大作。原来，盟军总部收听到了东京的广播，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投降条件。
　　很快，数十万重庆市民涌上街头，一位记者曾回忆：美国士兵们乘军用大卡车冲进市里，纷纷跳下车加入庆祝，过了一会却发现回不了车上——车上已经爬满了欢笑的中国儿童;云集在重庆的知识精英们泪流满面，到处吟诵杜甫的名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蒋介石再也无心宴会，他迫切需要和高级将领们见面。但墨西哥大使没有要走的意思，“使不识体统，纠缠谈话不休。殊不知，抗战最大事，要在此时决定也。”蒋介石两次让人委婉地劝这位大使快点离席。而后，他急召高级将领开会，确定了两件事：第一，提醒敌军只能向国军军官投降;第二，拍电报给正在南京的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他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不得破坏资产，并接受何应钦的命令。冈村宁次拿着这份电报，心情十分沮丧。他犹豫再三，语气恭敬地复电蒋介石说，会派人前往江西玉山协商投降事宜，并请玉山机场派员接见，“仰赖照料为感”。
　　蒋介石当然不会让投降者选择地点，他命令日本代表改飞湖南芷江机场。“选择芷江作为洽降地是对日军的一种讽刺，”钱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45年初，冈村宁次计划在湘西地区发动一次大规模戰役，然后直捣重庆。当年春天，大批日军被调往湘西。这次计划最终被蒋介石调集的百万大军挫败。而地处湘西的芷江由于有大型军用机场，日军在会战中几次狂攻而不得，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蒋介石动起了心思，你日本人不是很想占领芷江吗，就来芷江谈投降的事吧！”

　　8月21日，日本洽降代表今井武夫等人来到芷江。当天下午，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洽降会议正式举行。两天后，会议结束，中国代表何应钦召见了今井武夫，告诉对方日本投降书签字地点设在南京。
　　芷江洽降后，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的受降仪式陆续展开。南京的受降仪式上，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接过了日本的投降书;北平的受降仪式上，在太和殿前的观礼群众高呼“胜利万岁”……在付出了八年时间，22场大会战，3500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后，中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诚如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所说：“我全国军民经过这八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始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与这一光荣果实相伴而来的，是蒋介石个人声望的顶峰。按照陶涵的说法，“蒋想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象，也是他深铸的自我形象——以儒将的身份力挫中国强敌，恢复国家的光荣”，这一形象终于实现了。这在他前往北平“慰问北方同胞”时尽显无疑。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结束了近一个半月的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毛泽东离开重庆。12月11日，心情不错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乘坐专机“美龄号”飞抵全面抗战爆发的起点——北平。为了迎接他的到来，天安门城楼上挂起了蒋介石的巨幅画像和“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蒋介石的专车开进紫禁城前广场时，10万青年夹道欢迎。他向青年们的演讲结束后，人群蜂拥向前。保安人员竭力维持秩序，蒋介石一再说“没事，没事”，直到半个小时后他才得以离去。此后的一个星期，蒋介石连续以“抗战领袖”的身份慰问北方同胞，还在香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的灵位。
　　从北平归来，蒋介石开始考虑还都南京。他早就盼着衣锦还都，只不过从8月10日开始，既忙着受降又忙着和中共较劲，顾不上这些。如今，他自觉声望已达巅峰，民心可用，内战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是时候还都了。1946年4月，重庆举行陪都各界欢送还都大会，蒋介石接受了大会敬礼。随后，他前往成都并发表了《告别四川同胞》的演讲，其中饱含深情，“中央政府迁都到重庆已经八年了。现在抗战胜利，还都在即，中正在离川以前，此次特来四川的省会成都，和各位父老同胞辞别。”国民政府也正式宣布：“决定5月5日还都南京。”蒋介石选择这一天是有深意的：这是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成立广州革命政府25周年纪念日，也是“五五宪草”（1936年5月5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公布10周年的日子。
　　5月5日上午8点45分，蒋介石乘车到达南京中山陵，参加孙中山先生建立广州革命政府的纪念典礼。他身着特级上将制服，胸前别着5枚勋章，满面春风。随后，他又来到国民大会堂，参加了庆祝国民政府还都的典礼并致训词。当晚，蒋介石在广播里向全国民众公开讲话，追忆抗战胜利的不易，又特意提到对日作战的苏军刚刚撤出东北，15年前最早沦陷于日寇之手的沈阳宣告收回。“我们今日沈阳虽已收复，而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还需要我们全国同胞为国家、为民族，精诚合作，继续努力奋勉，来保持我们最后胜利光荣的战果。”

纵奸

　　日本投降之后，处理日本战犯被提上了日程，冈村宁次自然首当其冲。然而，蒋介石却对冈村宁次“另有安排”。
　　1945年8月23日，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向冈村宁次发布命令，要求日本军队等待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几天后，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到达南京，见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为求自保，表示愿以在华日军的战斗部队帮助蒋介石对付中共。据白崇禧后来透露，冈村宁次的这个建议深得蒋介石之心。他让人向冈村宁次转达了自己的承诺：“准其以其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所谓劳绩，就是要向国民政府完整无缺地移交占领区和弹药装备，严防被中共接收。冈村宁次听罢连连允诺：“我将全力遵守蒋委员长训令，不负蒋委员长期望。”果然，当八路军、新四军敦促日军投降时，遭到了日军的抵抗。
　　冈村宁次的“忠心”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回报。当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令逮捕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战犯归案时，蒋介石特意关照了冈村宁次，他不但没被送往东京准备受审，头衔反而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善后总联络官”，官邸、卫队甚至军事指挥权都被保留下来。
　　重返南京的记者们很快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重庆《大公报》撰文指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京已经光复了……冈村宁次仍在外交部大楼里办公，日本宪兵还驻留在前司法院的楼房里。”另一个记者写道，南京的报纸仍要接受日本特工的检查，城市的所有地方都还能看到傀儡政权贴出的海报和标语。甚至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八周年的日子里，蒋介石竟然从重庆飞抵南京接见岗村宁次，嘘寒问暖。以至于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都念念不忘：“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和蔼近人，深感敬佩。”为了报答蒋介石，冈村宁次写了一篇名为《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的文章，将日军与中共军队多年交战的经验和盘托出，建议蒋介石针对共产党军队的弱点，采取相应的战术。
　　1946年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在东京成立，驻日盟军总部几次照会国民政府，要求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受审。为了使冈村宁次免受审判，蒋介石召集心腹商讨对策，最终借口善后工作尚有许多未了，需要冈村宁次留下处理。这种公然的包庇招致举国上下的反对。《大公报》直言：“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犯下烧杀掠夺等严重罪行，而蒋主席却待如上宾。”直到1948年8月，冈村宁次才受到公审。几个月后，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并允许其返回日本，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还曾聘请他担任高级军事教官。直到1966年，他才病死在东京。
　　蒋介石的军队大多在西北、西南，距离华北、华东的沦陷区很远。为防止中共接收沦陷区，蒋介石想到了沦陷区的伪政权。在他的纵容下，许多汉奸在办公室外挂上一块新牌子，摇身一变成了维持地方秩序的国民政府官员，大批伪军也在“改编”后被蒋介石收为己用。周佛海事件就是典型一例。
　　在汪伪政权中，周佛海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直接掌握金融、财政、特务等大权。日本投降后，周佛海急电蒋介石，表示他控制的武装能把“完整的上海奉献给中央”。蒋介石看到电报极为高兴，立即以个人名义嘉奖周佛海。随后，周佛海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维护上海、杭州等地治安，阻止新四军收复沪杭地区。就这样，周佛海从万人唾骂的汉奸成了抗战有功之臣。完全接收上海之后，蒋介石让戴笠把周佛海弄到重庆藏了起来。后来，迫于舆论压力，周佛海被送到南京接受审判，被判死刑。但蒋介石致电司法行政部，以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为由，强行改判为无期徒刑。这让民众对蒋介石大失所望。

“劫收”

　　日本宣布投降后，一个大馅饼砸到了国民政府头上——日军、伪军只求自保，根本顾不上巧取豪夺来的巨额财富。国民政府很快从重庆派出了大批官员前往沦陷区，接收敌伪财产，名义上是该没收的没收，该归还原主的归还，实际上却混乱不堪。接收大员们像抢红了眼的土匪，千方百计中饱私囊，被人们怒斥为“劫收大员”。
　　上海及东南地区是“劫收”的重灾区。不仅敌伪财产，许多国人的正当财产也被霸占。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回忆，当时海军查封了一个仓库，将其中所有的财产都拿到黑市上抛售，根本不管是不是敌伪财产。为了抢夺财产，各军政部门还在上海大打出手：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看中了一处日军俱乐部，为此不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展开枪战，死伤多人;上海市警察局为了和军统特务抢夺财产，多次火并。在秦瘦鸥的小说《劫收日记》的男主角谢桑看来，所谓接收，本来就是趁火打劫嘛！趁火打劫当然不是什么长期的好买卖。只能干一天算一天，抢一批算一批。谁眼明手快，抢得快，抢得多，趁早洗手下台，谁就占便宜。《大公报》评论说：“在南京和上海，政府只用了短短二十来天就失去了民心。”

　　平津地区是“劫收”的另一个重灾区。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曾回忆：“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进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
　　汪曾祺在《晚饭后的故事》中生动地刻画了当时的场景：“满街都是伤兵，开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动不动就举起双拐打人。没开戏，他们就坐满了戏园子。没法子，就只好唱一出极其寡淡无味的戏，把他们唱走……”平津一带很快流行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这离蒋介石身负“抗战领袖”光环来北平慰问同胞才几个月。
　　对沦陷区的老百姓而言，国民政府财政部制定的法币与伪币兑换办法，更是一场噩夢。抗战胜利之初，法币与伪币在黑市上的兑换价是1∶80左右，随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兑换办法，将两者兑换比率猛增至1∶200。如果说军官“劫收”尚属个人违法行为，那法币兑换就成了合法的国家掠夺。一夜之间，沦陷区百姓沦为赤贫。
　　负责经济接收的邵毓麟当面向蒋介石进言：“这样下去，我们虽然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在一片胜利声中，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接收工作存在“严重错误”，是“政府最大之耻辱”。然而，他依然醉心于自己“抗战领袖”的光环，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纠正这些错误。蒋介石日后才对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民意如流水，一去不回头。一个打赢了八年抗战的“领袖”和“巨人”，转眼就变得虚弱不堪。虚弱到什么程度呢？1946年，蒋介石曾经说过：“本人自出生以来，除家乡以外，没有其他地方比重庆算得是我第二故乡。”仅仅过了3年，1949年11月，蒋介石再回到他心中的“第二故乡”时，竟然是在专机“美龄号”上度过了最后一夜。“他再度回到重庆，却连飞机都不敢下，这是他从未想到过的结局。”杨天石说。此时，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抵达重庆近郊，与胡宗南部交火。“眼看大势已去，蒋介石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放弃在八年抗战中都未曾失去的陪都重庆。”第二天凌晨，在“美龄号”的发动机轰鸣声中，蒋介石离开重庆，前往成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不过短短3年而已，成败在倏忽之间已然转变。今日的重庆繁华而安详，蒋介石在这里八年抗战的背影，留给历史太多思索。
　　编辑/王肖潇 李静涛？美编/陈思璐？图编/候欣颖？编审/谢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