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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睡梦中睁开眼睛，黑夜已经过去，微明的晨光隔着竹笆窗照进屋内。房间里的一切，窗前的竹桌、靠在墙角里的锄头……都在朦胧中沉默着，似乎像我一样困倦。今天是星期日，我心头一阵松弛，又闭上眼睛，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等待阳光爬上窗棂。
突然，一声凄厉的叫喊，凶恶的喝斥声、猛烈的撞击声同时从土坯墙那边传来。惊恐使我不能再安心享受被窝里的美景，我爬起来穿衣服，心想：邻居家又爆发“战争”了。我推开门一看，邻居老杨正挥舞着一根锄把，袒露着紫红色的胸膛，用海啸般的嗓门咒骂着：
“你狗日的烂婆娘，老子要你做球！老子今天就要打死你看瞧……”
两个男人边劝说边阻拦他，他挣脱别人的阻拦，强壮有力的臂膀险些把花白头发的老郭撞倒在路边的烂泥塘里，飞起一棒打在他老婆张宝珍的小腿上。张宝珍双膝一弯，就跪在了地上。我惊呼一声，以为那不比锄把粗多少的腿一定被打断了。我上前一步拉起号哭发抖的张宝珍，躲进我的房间里。老杨在门外大吼，用锄把敲门框：“出来！你给我滚出来，我日你贼娘！今日不打死这狗日的婆娘不罢休……”
星期日的早晨，这里多半是宁静的。这座落在一片向阳的小山坡上，由五排土坯房和几间茅草棚组成的第九生产队笼罩着恬淡的、懒惰的气氛。那晒场上没有站着挽起裤腿大声向人们分配活计的队长，也没有人呼喊上工，没有锄头的碰撞声。有些女人們起来了，燃起灶火，而知青们的房门还都紧关着。
今天，老杨的叫骂声打破了九队的宁静。他那滔滔不绝的怒吼造成一片嘈杂，好像有一百个人在吵闹。然而九队的的人对此充耳不闻，只有几个光屁股的孩子跑来观光。
终于老杨累了，闭上了满口黑牙的嘴，不知去向。
矮小的张宝珍比我的小竹桌高一个头。她站在桌旁低声哭泣，枯瘦的身体在破旧的衣服下颤抖着。一双干柴般粗黑的、暴筋露骨的手捂着脸，泪水从指缝间流出，一行行地顺着手背缓缓爬着。我说：“坐下。”她坐在我的高木凳上。这时，我看见她右面肿起的面峡上，留着紫红色的几条指印。
“怎么回事呀？”我问。
她抬起眼睛，又滚下几行泪珠，颤抖着眉头什么也没说出来。
几个月前，也曾有过这样一场风波。当时，我恐怖地设想：他可以毫不费力就把她拦腰折断吧。或者把她像干柴似的提起来摔出去吧。而云南女人段大姐告诉我说：“现在他已经好多了，十几年前，他曾经打得她两个月不能下床。
她和老杨是云南施甸人，看样子，她有四十多岁。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她时，我着实吃了一惊。我和湖南妹子金花在山坡上割草，坡下是队里的菜地。一个又矮又瘦又黑的女人，挑着两大桶粪在菜地的田埂上吃力地走着。大襟的蓝布褂子和裤子上满是补丁，衣袖和裤腿那么细，紧裹在枯瘦如柴的四肢上。她那稀疏枯黄的头发编成两条歪歪扭扭的小辫在耳畔。那模样怪得令人瞠目，她那超乎寻常的瘦、黑和矮小都使我想起一只蚂蚁。
她的背后，用一根布带系住的大宽裤腰里面，露出一堆塞在裤裆里的破布，我惊诧极了。金花对我说：“她的尿脬是漏的，每天要淌尿水。”
“啊，什么？那是怎么弄的？”
“还不是她狗日的男人！”她说。在我们这荒僻的地方，“狗日的"是人们最喜欢用的修饰语，也是常用的代词。她接着说：“她生那个儿子的时候，生不下来，痛得在地上滚呀，她狗日的男人不叫请医生，他用手去乱抓呀，把尿脬搞坏啦！”
我只觉得头皮一麻，仿佛陷入了恐怖的深渊。我不知道她又说了些什么。
“那农场的医院不能治吗？”我清醒过来问道。
“治过的呀，以前在芒市医院缝好了，伤口还没长好，她狗日的男人就和她搞那事，又给搞坏了，已经十几年了。”
这一天，我心头总产生一阵阵惊悸，使我坐立不安，在我为期十九年的人生中，这可算是最最骇我听闻的事。
张宝珍止住了哭，拉起肮脏的衣襟擦眼泪，断断续续地说：“小杨，（她从未搞清楚我是姓颜而不是姓杨）你不晓得，我家老杨有钱就买烟买酒，我们俩个人的工资，去了伙食钱，他全都拿在手里我一分钱也没用过。今天，他又要去赶街，我就说：街子不要去赶了哩。烟也少买点了哩，攒些钱给老黑马成亲用哩。哎呀，他就听不得了……”
这时，她的十五岁的儿子黑马儿在外边大叫：“妈！哭什么哭！快点去上工了。”
星期天她是从来不休息的，挣来的补假条给老李赶街用。她连忙站起来，抽泣着说：“小杨，我要死了，我今天就死在那林地里，你看吧……” 她蹒跚着走出去了。我心想：你若是死了一定比活着好。
她坐过的那张木凳上留下一片湿湿的痕迹，屋里弥漫着刺鼻的尿骚味，我推开了门。
两年前，他们两口子不种菜了，队长安排老杨去赶牛车，张宝珍管理林地，并且搬到了我的隔壁。于是，每天早晨，土坯墙那边便有张宝珍不厌其烦地呼唤：“黑马儿，黑马儿…...老黑马儿……”终于把那宝贝儿子从酣睡中唤醒，也唤醒了我。从此，我出工就很少迟到了。当我出来到食堂打早饭时，老杨一家总是蹲在门口吃上了，每人手上端一碗米饭，上面盖着点干腌菜。云南盛产稻米，我们农场一日三餐都是米饭。
吃过早饭，就能见到老杨手提一堆绳索，往西坡上的牛圈走，他去套牛出车。他敞着胸，他是永远敞着胸，他不需要衣扣。他赤着脚，他永远赤脚，只在每年过年那一天，或许会穿一天鞋。中午，如果太阳好的话，他就在门口的地上铺一条蓑衣，像一条狗那样躺在地上睡觉。而张宝珍呢，她每天中午都到河边去洗衣服，她抱着一个坑坑洼洼的破铝盆，里面放几件破烂的衣服，即使下雨，她也要戴着斗笠去洗。
我奇怪，她每天洗衣服，竟不见她家人身上穿过一件干净衣服。真的，她洗衣服真是劳而无功。她家无论什麽东西，衣服、锅盆，包括人、屋子，无论开始是什麽颜色都会很快统一成一种颜色，黑。一种污迹斑斑的令人憎恶的黑。
记得我们住的这排土坯房刚盖好的时候，队里还没电灯，家家都用油灯，老杨家却很少点油灯，只在靠墙角的地方架起火塘，用火来照亮。晚上，一家人就那样沉默地坐在火塘前，看上去像几座黑黑的雕像。那新房子的白墙很快就让烟火熏得黑黢黢的。这屋里唯一的一扇窗，咳，说窗，也许会使人想到敞亮的玻璃窗，其实在九队，一块玻璃都见不到，更没有一扇玻璃窗。这些窗都是用个大木框镶进土坯墙而已，至于那空空的大木框要怎麽处理，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老杨用几块木板把它挡的严丝合缝，决不让光线透进来，大概只有这样，老杨才会感到像他的家。 要说老杨这人的样子还真不丑，高高的额头下两道浓眉，两个圆眼珠子瞪人时好像往外喷火苗子。他个头也大，若跟他老婆站在一起，长有她两个长，宽有她两个宽。
老杨最出众的地方就是他的嗓门。音域宽广、声音浑厚、底气充足。每天黄昏，他都站在九队西山坡上吆牛进圈：“ 嚯！你妈了个x的，我日你贼娘……”他的吆喝声，无论你在九队哪个角落都能听到。每天都从土坯墙的那边传来一声声的：“我日你贼娘！”高兴时他笑着说，生气时他怒着说，他的音调由此在我耳边生了根，今生都挥之不去了。这句骂人的话，所有的云南人都爱说，同样是高兴时笑着说，生气时怒着说，他们说也并不是在骂谁，而是这句话的云南音调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很能表达情绪。
有一天，老杨和几个男人在门口坐着闲聊，我走过去对他说：“ 老杨，你有没有竹竿，给我找一根好吗？ ”他进屋去，很快拿出一根竹竿，这竹竿太细小，无法用，我就说：“ 这个不行，我要又粗又长的。”
“又粗又长？又粗又长？哈哈哈哈。”他咧开大嘴笑起来，“ 又粗又长的那个怕你受不了哩！”那旁边的几个男人一起怪笑起来，我莫名其妙，一个男人笑说：“你个狗日的东西，人家一个小姑娘，咋个听得出你这些怪话，我日你贼娘！”他们更加笑得欢了，我被他们笑得发蒙，转身跑回屋去，过了好久，我才了解了他那种玩笑. 老杨是很会开玩笑的，他甚至喜欢和每一个路过他门前的人开玩笑，他的笑声具有一定的感染力，他一笑起来，高声大气，把他胸腔里发炎的支气管都调动起来，嘁嘁嚓嚓一片杂音，胸脯起伏不停，然后，痛痛快快地咳出一大口痰，最后余音未绝地浅笑几声才算完。风度很像一位大人物。而我从未见他对他的妻子有过一个笑脸，有言必是厉言，有问必是喝问，仿佛她是他生活中不可容忍的东西，连黑马儿都常常学了父亲的口气对母亲出言不逊，他好像不曾明白，他的出生给他母亲带来了什么，就连张宝珍自己好像也不曾思忖过，也许她忘了，她像一块木头，任凭风吹浪打，任凭刀砍火烧。
有时候，张宝珍也会到我的屋里来，原来我们这间屋子里住着三个知青，后来她们都相继回北京去了，只有我一个人住着。张宝珍喜欢看我写字，有时她也拿起笔来学写，无论我怎么教她，就是把着她的手写，她也写不出一个“张”字来，不过这时，她的脸上绽出最快乐的笑容，每一条皱纹都舒展开来。我发现她的眼睛长得很好看，是双眼皮，长睫毛，凹陷的大眼睛，但她的鼻子出奇的塌，一个小小的无肉的鼻头长着两个圆圆的鼻孔，上颚骨前突，甚至长到了鼻子前面，像出土的北京猿人頭骨。
有一天，张宝珍拿了一个她家种的甜木瓜来给我吃，我是经常得到她的馈赠的，除此之外还有花生米，一碗煮好的鸡等等。我却经常把鸡转赠给狗，因为汤上漂层黑油令我望而生畏。我切开瓜，她欣慰地看着我吃，我一边啃着那桔黄的甜香的果肉一边问她：“老杨对你好不好？”她说：“好呢。”她又补充道：“老杨好是好，就是脾气怪。”我惊讶，在她眼里老杨是个白璧微瑕的好丈夫呢。后来，我微微有一点感受，了解了老杨对她的“好”。
有一年，一位老职工托我从北京带来一双红灯芯绒的方口布鞋。可是带来了，她穿着却不合适，就不要了，老杨听说了，就来找我：“你这里咯是有一双红鞋子？”“是呀。”“给我，买给我张宝珍穿。”“我张宝珍？”我听了这几个字吃惊得睁大眼睛 ，连忙拿出那双大红鞋递给他，他也不问多少码，拿了就走。
不久，过国庆节，全队开大会，果然见张宝珍那双缠过的只有34码大的脚上套着那双36号的大红鞋，一身崭新的蓝布褂子，迈着罗圈腿，美滋滋地夹着个小凳子往场上走来。知青们坐在一堆，看着她那怪样子都笑个不停，有个四川妹说：“咋个会有这么难看的人呢？”一个男知青说：“她算啥鸡巴人嘛，猴子一样，她根本不算人。”
黄昏时分，我坐在门口，搓洗我那件劳动穿的衣服，红红的落日逐渐暗淡下去，终于沉浸在西边的群山背后了。张宝珍出现在林地的小路上，她没有“死”在那里，又向着她的家走来了。只不过背上的柴捆更大，一把枯黄的头发更加蓬乱。她到了门口，放下柴捆，又开始燃火煮饭。老杨也从街上回来了，他从那污迹斑斑的袋子里掏出一幅血淋淋的猪下水，让张宝珍收拾。然后坐在门口，往一个大桶里装刚买来的大包大包的烟丝。
早上那场风波过去了，他们相安无事。
（此文发表于《北京文学》2000年12月）
突然，一声凄厉的叫喊，凶恶的喝斥声、猛烈的撞击声同时从土坯墙那边传来。惊恐使我不能再安心享受被窝里的美景，我爬起来穿衣服，心想：邻居家又爆发“战争”了。我推开门一看，邻居老杨正挥舞着一根锄把，袒露着紫红色的胸膛，用海啸般的嗓门咒骂着：
“你狗日的烂婆娘，老子要你做球！老子今天就要打死你看瞧……”
两个男人边劝说边阻拦他，他挣脱别人的阻拦，强壮有力的臂膀险些把花白头发的老郭撞倒在路边的烂泥塘里，飞起一棒打在他老婆张宝珍的小腿上。张宝珍双膝一弯，就跪在了地上。我惊呼一声，以为那不比锄把粗多少的腿一定被打断了。我上前一步拉起号哭发抖的张宝珍，躲进我的房间里。老杨在门外大吼，用锄把敲门框：“出来！你给我滚出来，我日你贼娘！今日不打死这狗日的婆娘不罢休……”
星期日的早晨，这里多半是宁静的。这座落在一片向阳的小山坡上，由五排土坯房和几间茅草棚组成的第九生产队笼罩着恬淡的、懒惰的气氛。那晒场上没有站着挽起裤腿大声向人们分配活计的队长，也没有人呼喊上工，没有锄头的碰撞声。有些女人們起来了，燃起灶火，而知青们的房门还都紧关着。
今天，老杨的叫骂声打破了九队的宁静。他那滔滔不绝的怒吼造成一片嘈杂，好像有一百个人在吵闹。然而九队的的人对此充耳不闻，只有几个光屁股的孩子跑来观光。
终于老杨累了，闭上了满口黑牙的嘴，不知去向。
矮小的张宝珍比我的小竹桌高一个头。她站在桌旁低声哭泣，枯瘦的身体在破旧的衣服下颤抖着。一双干柴般粗黑的、暴筋露骨的手捂着脸，泪水从指缝间流出，一行行地顺着手背缓缓爬着。我说：“坐下。”她坐在我的高木凳上。这时，我看见她右面肿起的面峡上，留着紫红色的几条指印。
“怎么回事呀？”我问。
她抬起眼睛，又滚下几行泪珠，颤抖着眉头什么也没说出来。
几个月前，也曾有过这样一场风波。当时，我恐怖地设想：他可以毫不费力就把她拦腰折断吧。或者把她像干柴似的提起来摔出去吧。而云南女人段大姐告诉我说：“现在他已经好多了，十几年前，他曾经打得她两个月不能下床。
她和老杨是云南施甸人，看样子，她有四十多岁。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她时，我着实吃了一惊。我和湖南妹子金花在山坡上割草，坡下是队里的菜地。一个又矮又瘦又黑的女人，挑着两大桶粪在菜地的田埂上吃力地走着。大襟的蓝布褂子和裤子上满是补丁，衣袖和裤腿那么细，紧裹在枯瘦如柴的四肢上。她那稀疏枯黄的头发编成两条歪歪扭扭的小辫在耳畔。那模样怪得令人瞠目，她那超乎寻常的瘦、黑和矮小都使我想起一只蚂蚁。
她的背后，用一根布带系住的大宽裤腰里面，露出一堆塞在裤裆里的破布，我惊诧极了。金花对我说：“她的尿脬是漏的，每天要淌尿水。”
“啊，什么？那是怎么弄的？”
“还不是她狗日的男人！”她说。在我们这荒僻的地方，“狗日的"是人们最喜欢用的修饰语，也是常用的代词。她接着说：“她生那个儿子的时候，生不下来，痛得在地上滚呀，她狗日的男人不叫请医生，他用手去乱抓呀，把尿脬搞坏啦！”
我只觉得头皮一麻，仿佛陷入了恐怖的深渊。我不知道她又说了些什么。
“那农场的医院不能治吗？”我清醒过来问道。
“治过的呀，以前在芒市医院缝好了，伤口还没长好，她狗日的男人就和她搞那事，又给搞坏了，已经十几年了。”
这一天，我心头总产生一阵阵惊悸，使我坐立不安，在我为期十九年的人生中，这可算是最最骇我听闻的事。
张宝珍止住了哭，拉起肮脏的衣襟擦眼泪，断断续续地说：“小杨，（她从未搞清楚我是姓颜而不是姓杨）你不晓得，我家老杨有钱就买烟买酒，我们俩个人的工资，去了伙食钱，他全都拿在手里我一分钱也没用过。今天，他又要去赶街，我就说：街子不要去赶了哩。烟也少买点了哩，攒些钱给老黑马成亲用哩。哎呀，他就听不得了……”
这时，她的十五岁的儿子黑马儿在外边大叫：“妈！哭什么哭！快点去上工了。”
星期天她是从来不休息的，挣来的补假条给老李赶街用。她连忙站起来，抽泣着说：“小杨，我要死了，我今天就死在那林地里，你看吧……” 她蹒跚着走出去了。我心想：你若是死了一定比活着好。
她坐过的那张木凳上留下一片湿湿的痕迹，屋里弥漫着刺鼻的尿骚味，我推开了门。
两年前，他们两口子不种菜了，队长安排老杨去赶牛车，张宝珍管理林地，并且搬到了我的隔壁。于是，每天早晨，土坯墙那边便有张宝珍不厌其烦地呼唤：“黑马儿，黑马儿…...老黑马儿……”终于把那宝贝儿子从酣睡中唤醒，也唤醒了我。从此，我出工就很少迟到了。当我出来到食堂打早饭时，老杨一家总是蹲在门口吃上了，每人手上端一碗米饭，上面盖着点干腌菜。云南盛产稻米，我们农场一日三餐都是米饭。
吃过早饭，就能见到老杨手提一堆绳索，往西坡上的牛圈走，他去套牛出车。他敞着胸，他是永远敞着胸，他不需要衣扣。他赤着脚，他永远赤脚，只在每年过年那一天，或许会穿一天鞋。中午，如果太阳好的话，他就在门口的地上铺一条蓑衣，像一条狗那样躺在地上睡觉。而张宝珍呢，她每天中午都到河边去洗衣服，她抱着一个坑坑洼洼的破铝盆，里面放几件破烂的衣服，即使下雨，她也要戴着斗笠去洗。
我奇怪，她每天洗衣服，竟不见她家人身上穿过一件干净衣服。真的，她洗衣服真是劳而无功。她家无论什麽东西，衣服、锅盆，包括人、屋子，无论开始是什麽颜色都会很快统一成一种颜色，黑。一种污迹斑斑的令人憎恶的黑。
记得我们住的这排土坯房刚盖好的时候，队里还没电灯，家家都用油灯，老杨家却很少点油灯，只在靠墙角的地方架起火塘，用火来照亮。晚上，一家人就那样沉默地坐在火塘前，看上去像几座黑黑的雕像。那新房子的白墙很快就让烟火熏得黑黢黢的。这屋里唯一的一扇窗，咳，说窗，也许会使人想到敞亮的玻璃窗，其实在九队，一块玻璃都见不到，更没有一扇玻璃窗。这些窗都是用个大木框镶进土坯墙而已，至于那空空的大木框要怎麽处理，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老杨用几块木板把它挡的严丝合缝，决不让光线透进来，大概只有这样，老杨才会感到像他的家。 要说老杨这人的样子还真不丑，高高的额头下两道浓眉，两个圆眼珠子瞪人时好像往外喷火苗子。他个头也大，若跟他老婆站在一起，长有她两个长，宽有她两个宽。
老杨最出众的地方就是他的嗓门。音域宽广、声音浑厚、底气充足。每天黄昏，他都站在九队西山坡上吆牛进圈：“ 嚯！你妈了个x的，我日你贼娘……”他的吆喝声，无论你在九队哪个角落都能听到。每天都从土坯墙的那边传来一声声的：“我日你贼娘！”高兴时他笑着说，生气时他怒着说，他的音调由此在我耳边生了根，今生都挥之不去了。这句骂人的话，所有的云南人都爱说，同样是高兴时笑着说，生气时怒着说，他们说也并不是在骂谁，而是这句话的云南音调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很能表达情绪。
有一天，老杨和几个男人在门口坐着闲聊，我走过去对他说：“ 老杨，你有没有竹竿，给我找一根好吗？ ”他进屋去，很快拿出一根竹竿，这竹竿太细小，无法用，我就说：“ 这个不行，我要又粗又长的。”
“又粗又长？又粗又长？哈哈哈哈。”他咧开大嘴笑起来，“ 又粗又长的那个怕你受不了哩！”那旁边的几个男人一起怪笑起来，我莫名其妙，一个男人笑说：“你个狗日的东西，人家一个小姑娘，咋个听得出你这些怪话，我日你贼娘！”他们更加笑得欢了，我被他们笑得发蒙，转身跑回屋去，过了好久，我才了解了他那种玩笑. 老杨是很会开玩笑的，他甚至喜欢和每一个路过他门前的人开玩笑，他的笑声具有一定的感染力，他一笑起来，高声大气，把他胸腔里发炎的支气管都调动起来，嘁嘁嚓嚓一片杂音，胸脯起伏不停，然后，痛痛快快地咳出一大口痰，最后余音未绝地浅笑几声才算完。风度很像一位大人物。而我从未见他对他的妻子有过一个笑脸，有言必是厉言，有问必是喝问，仿佛她是他生活中不可容忍的东西，连黑马儿都常常学了父亲的口气对母亲出言不逊，他好像不曾明白，他的出生给他母亲带来了什么，就连张宝珍自己好像也不曾思忖过，也许她忘了，她像一块木头，任凭风吹浪打，任凭刀砍火烧。
有时候，张宝珍也会到我的屋里来，原来我们这间屋子里住着三个知青，后来她们都相继回北京去了，只有我一个人住着。张宝珍喜欢看我写字，有时她也拿起笔来学写，无论我怎么教她，就是把着她的手写，她也写不出一个“张”字来，不过这时，她的脸上绽出最快乐的笑容，每一条皱纹都舒展开来。我发现她的眼睛长得很好看，是双眼皮，长睫毛，凹陷的大眼睛，但她的鼻子出奇的塌，一个小小的无肉的鼻头长着两个圆圆的鼻孔，上颚骨前突，甚至长到了鼻子前面，像出土的北京猿人頭骨。
有一天，张宝珍拿了一个她家种的甜木瓜来给我吃，我是经常得到她的馈赠的，除此之外还有花生米，一碗煮好的鸡等等。我却经常把鸡转赠给狗，因为汤上漂层黑油令我望而生畏。我切开瓜，她欣慰地看着我吃，我一边啃着那桔黄的甜香的果肉一边问她：“老杨对你好不好？”她说：“好呢。”她又补充道：“老杨好是好，就是脾气怪。”我惊讶，在她眼里老杨是个白璧微瑕的好丈夫呢。后来，我微微有一点感受，了解了老杨对她的“好”。
有一年，一位老职工托我从北京带来一双红灯芯绒的方口布鞋。可是带来了，她穿着却不合适，就不要了，老杨听说了，就来找我：“你这里咯是有一双红鞋子？”“是呀。”“给我，买给我张宝珍穿。”“我张宝珍？”我听了这几个字吃惊得睁大眼睛 ，连忙拿出那双大红鞋递给他，他也不问多少码，拿了就走。
不久，过国庆节，全队开大会，果然见张宝珍那双缠过的只有34码大的脚上套着那双36号的大红鞋，一身崭新的蓝布褂子，迈着罗圈腿，美滋滋地夹着个小凳子往场上走来。知青们坐在一堆，看着她那怪样子都笑个不停，有个四川妹说：“咋个会有这么难看的人呢？”一个男知青说：“她算啥鸡巴人嘛，猴子一样，她根本不算人。”
黄昏时分，我坐在门口，搓洗我那件劳动穿的衣服，红红的落日逐渐暗淡下去，终于沉浸在西边的群山背后了。张宝珍出现在林地的小路上，她没有“死”在那里，又向着她的家走来了。只不过背上的柴捆更大，一把枯黄的头发更加蓬乱。她到了门口，放下柴捆，又开始燃火煮饭。老杨也从街上回来了，他从那污迹斑斑的袋子里掏出一幅血淋淋的猪下水，让张宝珍收拾。然后坐在门口，往一个大桶里装刚买来的大包大包的烟丝。
早上那场风波过去了，他们相安无事。
（此文发表于《北京文学》200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