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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时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环境与条件进行了思考。认为：无论是用科学计量学方法进行定量评价，还是用同行评议方法进行定性评价，都应该重视评价信息源的建设；从学术成果发表开始，净化学术环境；构建社会科学成果查新体系，参与成果创新性测评等等。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信息；学术环境；成果查新中图分类号：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1-115-04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复杂性，决定了这是一个永恒的讨论话题。也是一个难于使研究结果尽如人意的探索领域。但它又是一个现实中非常需要的研究课题。社会科研人才队伍的建设需要成果评价，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需要成果评价，科研机构改革也需要成果评价。凡涉及到人才评价、项目评价、机构评价的各种问题，都绕不过科研成果评价这一关键环节。由此可见，做成果评价这一课题不可存有丝毫一蹴而就的心理，需要对这一课题涉及到的各种因素进行长期的观察与思考。尽管有些问题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总可以提出供大家一起探讨。
最近几年，笔者一直在关注与思考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期间感触最深的就是评价的环境问题。今后的研究中，既需要不断完善成果评价的指标与评价体系，更需要在评价实践中继续优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环境。这样才能在评价条件的具备、评价数据的获取及评价工具的使用方面，为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的具体实践提供操作上的支持。具体来说，引起笔者思考最多的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评价信息源建设。两类数据库同时加强
信息哲学告诉我们，任何评价活动都离不开评价信息这一评价中介，只有它才能将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相联系。无论是用科学计量学方法进行定量评价，还是用同行评议方法进行定性评价，都是如此。
科学计量学方法是以各种文献信息(此时可以叫文献计量学方法)、网络信息(此时可以叫网络计量学方法)与科学研究活动有关的各种信息(此时可以叫科学计量学)作为评价信息，对其中的可用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规律并得出评价结果。科学计量学方法所用的评价信息，实质上是一种间接评价信息。因此，各种文献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的选择与覆盖面，以及数据加工过程中的信息损失率，等等，这些因素在建库之初就决定了将要进行 的评价会出现哪种结果。只要评价信息的源头不变，无论你采用什么科学先进的计量学方法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评价结果。所以，当我们看一份评价报告时，一定要先搞明白它用的评价信息源是什么，采用的是哪个机构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的数据来源与加工程序大致如何。这一点对正确认识与客观对待评价结果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为了增强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对评价信息的数据库建设需要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更大的支持。
同行评议方法是通过评议专家的主观判断来得出评价结论的。那么，评议专家判断时依据的是什么?仍然是信息，一方面是评价客体即参评成果所反映出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评价专家即评价主体储存在大脑中的学术信息与经验信息。这两种信息在专家的责任心与职业道德指引下，进行复杂的信息匹配与价值判断，从而得出或评语或打分各种形式的评价结论。然后，再用科研管理方法与程序对专家的评价结果加以整合汇总，最后得出结论，从而完成对研究成果的一次评价活动。从此可以看出，在参评成果的评价信息充分呈现的前提下，决定评价结果的关键是评价专家，这里对评价专家的选择，类似于科学计量学方法中对来源数据库的选择。从评价信息来源的角度解释，就是参评成果的信息要充分，评价专家的选择要严格。比如诺贝尔评奖的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组织中既有诺贝尔委员会，又有诺贝尔研究所；诺贝尔委员会成员有权参加授奖的讨论和表决，诺贝尔研究所的职能在于协助相应科学的诺贝尔委员会对评奖项目进行调查研究，并从事相应学科的科学研究活动。诺贝尔委员会必须决定，对哪一个项目应该予以特别的调查研究，并为这样的调研做出安排。凡是没有提交专门调研的项目和候选人，均不列入评奖范围。
但是，对于“人情”很重的中国来说，评价专家的选择与专家作用的发挥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环节。这里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更多的是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的问题。由于制度改革与文化环境的改善需要长期的历史性积淀，短期内不易见到实际效果，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是社会推荐机制与信息技术互相配合比较可行。首先，在目前实行的推荐机制下，结合信息检索技术与文献数据库建立专家成果信息库。然后，以此为核心建设评价专家系统，系统中设定一定的年代阈值和成果(包括成果的数量、质量及所属学科)阈值，对多年没有新成果发表的专家，系统会自动将其剔除；对不断有高质量新成果出现的学者，只要在数据库中对其设有相关字段，系统就自动将其纳入某一领域的专家库；曾经被剔除的专家，如果又达到既定阈值，可以及时被转入相应领域的专家库。评价系统中的专家数据库是动态的、自动更新的。
因此，在中国的现阶段，更多地借助信息技术、数据库系统、科学规范等硬性管理工具，对定量评价方法与定性评价方法来说都有可行之处，是可以提倡使用的。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但也是进行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不得已而为之事。
二、从学术成果发表开始，净化学术环境
在中国学术界看来，学术不端的盛行，似乎都是评价惹的祸。当前，社会上论文买卖已形成产业，成果造假、学术腐败成风，媒体不断曝光各式各样的“学术丑闻”，如果把板子完全打在评价指标上，这既有失公平，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固然重要，但根源却在学术体制与整个社会环境。
书刊编辑这一评价主体，既是学术成果质量的第一道“把关人”，同时也是净化学术环境的关键环节。评价方法的改进是必须的，但如果仅仅注重评价方法的改进，也很难达成根治学术不端顽症的效果。面对这样的情景，学术书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学术评价与学术期刊有着直接关系，在很多学者眼中，评价机构正是通过期刊而起作用的。事实上，几乎所有与论著相关的学术不端行为要达到获取不当利益的目的，不经过发表或出版这一环节是很难实现的，而学术书刊则是公开发表的主要渠道。因此，如何使期刊如“看不见的学院”还原其知识交流载体的本来面目，需要期刊人员的自律，对愈演愈烈的学术不端之风的制造者来说，也是一种他律和监督。如果所有的学术期刊都能负起责任，严格遵循同行评议制度，规范审稿程序，对净化学术环境定会起到明显作用。
与此同时，如果从学术成果评价的角度看此问题，则应该追本溯源，从期刊发表论文时的同行评议机制与审稿程序开始研究。因为无论定性评价还是定量评价，都要以优质的学术成果的生产环境为假设前提。深入调研学术期刊审稿程序的执行情况，将其作为定量评价结果的附加信息，也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可信度分析的参数。这样，既客观呈现评价 结论，又发挥评价体系的导向作用，为净化学术环境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构建社会科学成果查新体系，参与成果创新性测评
构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必须以创新性为起评点。在以往的成果评价方法中，创新程度也一直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选中，就将“创新性”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但是，这里的“创新性”还是以学科专家的主观判断为主。除采用专家主观定性评价方法之外，还应该向自然科学取得借鉴，利用情报学理论与方法，探索利用其他客观指标，参与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创新性测评。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对成果查新工作的重要性早有认识，已建立起了一套查新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而社会科学研究至今还没有一套查新体系和查新方法。
科技查新是国家科技部为避免科研课题重复立项和客观正确地判别科研成果的新颖性而进行的一项工作，由具有科技查新资质的查新机构承担完成。查新机构根据查新委托人提供的需要查证其新颖性的科学技术内容，按照科技查新规范操作，有偿提供科技查新服务。中国在科技成果评奖及课题立项时，往往以科技查新机构为依托，先做一个科技成果查新的工作，以此作为创新性评价的参考依据。要实现社会科学创新，同样需要社会建立起对科学创新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而监督与激励的前提是对社会科学成果的新颖性、唯一性、独创性作出客观的评价。从理论上说，这种评价可以采取专家评定、用户评定等多种形式，但对照中国科技成果鉴定体系，最可行、最客观的方法还是利用已经发表的文献，通过对社会科学文献的检索、解读、主题分析或引文分析，达到评价的目的。这就要求尽快构建社会科学查新体系。
科技成果查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得益于政府的积极推动，社会科学查新体系的构建，同样需要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功能。一是国家要尽快认定一批“社科成果查新中心”，如可以以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和高校文科信息中心基地为依托，建立若干社科成果查新中心，赋予其证明社科成果的创新性的职能。二是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如制定《社会科学成果查新咨询管理方法》，明确规定社科成果查新中心的工作性质、任务、范围、鉴定方法、收费标准和相应的权利、义务等；规定重点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立项结项、成果评优必须附查新报告等，为社会科学查新体系的构建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关于构建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的观点与建议，几年前就有学者提出过。2000年《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杂志就“摘登”了周永华的《建立“查新体系”是社会科学信息资料工作的迫切需求》一文，文章提出：“通过查新体系的查询之后，我们可以不用召开什么评审会议，便可以对某一研究成果价值的评估，有了某种客观的依据。建立起社会科学查新体系之后，还可以对在此之前所取得的各项社会科学成果进行‘清理式’的查询，以便确认过去取得的成果当中，到底有哪一些是属于当时的新发现、新理论、新观点、新对策、新方法。”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自然科学界的成果查新尚且问题重重，较之复杂得多的社会科学成果查新，还是免提为好。可见，社会科学成果查新体系的构建，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至今未构建起一套可行的社会科学成果体系，也许是由于我们对成果查新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值。
我们知道，“成果查新”就是检索成果的新颖性，让检索结果参与成果的创新性测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成果查新”解读为“核查成果的创新性”，期望成果查新能解决成果创新性评价问题。这样，才能以一颗平常之心对待、接纳自然科学成果查新体系，并构建社会科学查新体系，把成果创新性测评积极地向前推进。
四、深化社会科学文献计量学方法研究。细化评价指标与评价数据获取方法
专家定性评价一直是进行成果评价时的国际通行做法，但自从文献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兴起之后，定量评价方法与定性评价方法就开始处于摇摆与博弈之中。对于中国，客观评价方法的参与对专家定性评价的辅助与制约尤其必要。大量的国内外研究与实践表明，文献计量学方法可以对科学评价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前提是要深化社会科学文献计量学方法研究，细化评价指标及评价数据获取方法。今后，一方面要探索利用社会科学文献计量学方法细化评价指标，一方面要加强各种评价数据库的建设，为指标数据的获取提供权威可信的评价信息源。
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与研究论著的数量激增，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也在逐渐规模化，如果能合理使用数据，在计量分析方法上细化研究，正确运用定量评价结果，文献计量学是能够在评价方面有所作为的，从而减少人情因素与不必要的评价成本。
五、倡导学术思想的网络交流，促进专家库与评价信息库建设
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学者已经习惯于用电子文件写作、网上投稿，网络逐渐成为学术交流的平台。学术论文通过网络发表，一方面可以扩大读者面、缩短发表时滞，还可以为学术成果评价的信息采集提供很大的方便。如果能解决好知识产权问题，学术论文网络发表将成为学术交流的主渠道，而网络发表论文的评审与质量把关也是今后学术成果评价研究的一项新的内容与重要课题。网络上的学术交流，更有利于通过网络技术与检索工具查找某领域学科专家并建立专家库，全面采集学术信息，实现评价专家与学术成果的评价匹配。
六、注重成果评价的引导功能，着眼未来构建评价体系
目前，中国的学术环境离成熟的评价体系与高效的评价方法之间还有一定差距，但是，评价体系的构建不能迁就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满足于当前操作上的便利。因为评价本身具有较强的引导功能，整个评价指标、评价方法与评价程序的构建应该着眼于发展，适当地超前与多元化，才能达到“以评促建”的目的。今后，相关研究将从理想方案、优选方案、现实方案多个层面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以便供科研管理者与决策者根据不同的评价需求来选择不同的操作方案。
七、分析科研规律，探索科研绩效评价与科研资助模式
由于科研成果评价问题与科研管理、科研资源的分配密切相关，所以，成果价值判断中应适当吸收“价值工程”理论，价值含量指标中应包含投入产出的比率因素。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优秀研究成果具有自身独特的产生规律。因此，分析科研成果的价值含量与科研资助力度之间的关系、课题资助与成果奖励之间的互动规律，探索基于科研绩效评价的科研资助与资源配置优化模式，等等，这些都是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研究课题。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1-115-04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复杂性，决定了这是一个永恒的讨论话题。也是一个难于使研究结果尽如人意的探索领域。但它又是一个现实中非常需要的研究课题。社会科研人才队伍的建设需要成果评价，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需要成果评价，科研机构改革也需要成果评价。凡涉及到人才评价、项目评价、机构评价的各种问题，都绕不过科研成果评价这一关键环节。由此可见，做成果评价这一课题不可存有丝毫一蹴而就的心理，需要对这一课题涉及到的各种因素进行长期的观察与思考。尽管有些问题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总可以提出供大家一起探讨。
最近几年，笔者一直在关注与思考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期间感触最深的就是评价的环境问题。今后的研究中，既需要不断完善成果评价的指标与评价体系，更需要在评价实践中继续优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环境。这样才能在评价条件的具备、评价数据的获取及评价工具的使用方面，为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的具体实践提供操作上的支持。具体来说，引起笔者思考最多的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评价信息源建设。两类数据库同时加强
信息哲学告诉我们，任何评价活动都离不开评价信息这一评价中介，只有它才能将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相联系。无论是用科学计量学方法进行定量评价，还是用同行评议方法进行定性评价，都是如此。
科学计量学方法是以各种文献信息(此时可以叫文献计量学方法)、网络信息(此时可以叫网络计量学方法)与科学研究活动有关的各种信息(此时可以叫科学计量学)作为评价信息，对其中的可用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规律并得出评价结果。科学计量学方法所用的评价信息，实质上是一种间接评价信息。因此，各种文献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的选择与覆盖面，以及数据加工过程中的信息损失率，等等，这些因素在建库之初就决定了将要进行 的评价会出现哪种结果。只要评价信息的源头不变，无论你采用什么科学先进的计量学方法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评价结果。所以，当我们看一份评价报告时，一定要先搞明白它用的评价信息源是什么，采用的是哪个机构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的数据来源与加工程序大致如何。这一点对正确认识与客观对待评价结果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为了增强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对评价信息的数据库建设需要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更大的支持。
同行评议方法是通过评议专家的主观判断来得出评价结论的。那么，评议专家判断时依据的是什么?仍然是信息，一方面是评价客体即参评成果所反映出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评价专家即评价主体储存在大脑中的学术信息与经验信息。这两种信息在专家的责任心与职业道德指引下，进行复杂的信息匹配与价值判断，从而得出或评语或打分各种形式的评价结论。然后，再用科研管理方法与程序对专家的评价结果加以整合汇总，最后得出结论，从而完成对研究成果的一次评价活动。从此可以看出，在参评成果的评价信息充分呈现的前提下，决定评价结果的关键是评价专家，这里对评价专家的选择，类似于科学计量学方法中对来源数据库的选择。从评价信息来源的角度解释，就是参评成果的信息要充分，评价专家的选择要严格。比如诺贝尔评奖的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组织中既有诺贝尔委员会，又有诺贝尔研究所；诺贝尔委员会成员有权参加授奖的讨论和表决，诺贝尔研究所的职能在于协助相应科学的诺贝尔委员会对评奖项目进行调查研究，并从事相应学科的科学研究活动。诺贝尔委员会必须决定，对哪一个项目应该予以特别的调查研究，并为这样的调研做出安排。凡是没有提交专门调研的项目和候选人，均不列入评奖范围。
但是，对于“人情”很重的中国来说，评价专家的选择与专家作用的发挥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环节。这里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更多的是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的问题。由于制度改革与文化环境的改善需要长期的历史性积淀，短期内不易见到实际效果，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是社会推荐机制与信息技术互相配合比较可行。首先，在目前实行的推荐机制下，结合信息检索技术与文献数据库建立专家成果信息库。然后，以此为核心建设评价专家系统，系统中设定一定的年代阈值和成果(包括成果的数量、质量及所属学科)阈值，对多年没有新成果发表的专家，系统会自动将其剔除；对不断有高质量新成果出现的学者，只要在数据库中对其设有相关字段，系统就自动将其纳入某一领域的专家库；曾经被剔除的专家，如果又达到既定阈值，可以及时被转入相应领域的专家库。评价系统中的专家数据库是动态的、自动更新的。
因此，在中国的现阶段，更多地借助信息技术、数据库系统、科学规范等硬性管理工具，对定量评价方法与定性评价方法来说都有可行之处，是可以提倡使用的。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但也是进行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不得已而为之事。
二、从学术成果发表开始，净化学术环境
在中国学术界看来，学术不端的盛行，似乎都是评价惹的祸。当前，社会上论文买卖已形成产业，成果造假、学术腐败成风，媒体不断曝光各式各样的“学术丑闻”，如果把板子完全打在评价指标上，这既有失公平，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固然重要，但根源却在学术体制与整个社会环境。
书刊编辑这一评价主体，既是学术成果质量的第一道“把关人”，同时也是净化学术环境的关键环节。评价方法的改进是必须的，但如果仅仅注重评价方法的改进，也很难达成根治学术不端顽症的效果。面对这样的情景，学术书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学术评价与学术期刊有着直接关系，在很多学者眼中，评价机构正是通过期刊而起作用的。事实上，几乎所有与论著相关的学术不端行为要达到获取不当利益的目的，不经过发表或出版这一环节是很难实现的，而学术书刊则是公开发表的主要渠道。因此，如何使期刊如“看不见的学院”还原其知识交流载体的本来面目，需要期刊人员的自律，对愈演愈烈的学术不端之风的制造者来说，也是一种他律和监督。如果所有的学术期刊都能负起责任，严格遵循同行评议制度，规范审稿程序，对净化学术环境定会起到明显作用。
与此同时，如果从学术成果评价的角度看此问题，则应该追本溯源，从期刊发表论文时的同行评议机制与审稿程序开始研究。因为无论定性评价还是定量评价，都要以优质的学术成果的生产环境为假设前提。深入调研学术期刊审稿程序的执行情况，将其作为定量评价结果的附加信息，也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可信度分析的参数。这样，既客观呈现评价 结论，又发挥评价体系的导向作用，为净化学术环境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构建社会科学成果查新体系，参与成果创新性测评
构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必须以创新性为起评点。在以往的成果评价方法中，创新程度也一直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选中，就将“创新性”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但是，这里的“创新性”还是以学科专家的主观判断为主。除采用专家主观定性评价方法之外，还应该向自然科学取得借鉴，利用情报学理论与方法，探索利用其他客观指标，参与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创新性测评。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对成果查新工作的重要性早有认识，已建立起了一套查新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而社会科学研究至今还没有一套查新体系和查新方法。
科技查新是国家科技部为避免科研课题重复立项和客观正确地判别科研成果的新颖性而进行的一项工作，由具有科技查新资质的查新机构承担完成。查新机构根据查新委托人提供的需要查证其新颖性的科学技术内容，按照科技查新规范操作，有偿提供科技查新服务。中国在科技成果评奖及课题立项时，往往以科技查新机构为依托，先做一个科技成果查新的工作，以此作为创新性评价的参考依据。要实现社会科学创新，同样需要社会建立起对科学创新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而监督与激励的前提是对社会科学成果的新颖性、唯一性、独创性作出客观的评价。从理论上说，这种评价可以采取专家评定、用户评定等多种形式，但对照中国科技成果鉴定体系，最可行、最客观的方法还是利用已经发表的文献，通过对社会科学文献的检索、解读、主题分析或引文分析，达到评价的目的。这就要求尽快构建社会科学查新体系。
科技成果查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得益于政府的积极推动，社会科学查新体系的构建，同样需要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功能。一是国家要尽快认定一批“社科成果查新中心”，如可以以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和高校文科信息中心基地为依托，建立若干社科成果查新中心，赋予其证明社科成果的创新性的职能。二是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如制定《社会科学成果查新咨询管理方法》，明确规定社科成果查新中心的工作性质、任务、范围、鉴定方法、收费标准和相应的权利、义务等；规定重点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立项结项、成果评优必须附查新报告等，为社会科学查新体系的构建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关于构建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的观点与建议，几年前就有学者提出过。2000年《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杂志就“摘登”了周永华的《建立“查新体系”是社会科学信息资料工作的迫切需求》一文，文章提出：“通过查新体系的查询之后，我们可以不用召开什么评审会议，便可以对某一研究成果价值的评估，有了某种客观的依据。建立起社会科学查新体系之后，还可以对在此之前所取得的各项社会科学成果进行‘清理式’的查询，以便确认过去取得的成果当中，到底有哪一些是属于当时的新发现、新理论、新观点、新对策、新方法。”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自然科学界的成果查新尚且问题重重，较之复杂得多的社会科学成果查新，还是免提为好。可见，社会科学成果查新体系的构建，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至今未构建起一套可行的社会科学成果体系，也许是由于我们对成果查新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值。
我们知道，“成果查新”就是检索成果的新颖性，让检索结果参与成果的创新性测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成果查新”解读为“核查成果的创新性”，期望成果查新能解决成果创新性评价问题。这样，才能以一颗平常之心对待、接纳自然科学成果查新体系，并构建社会科学查新体系，把成果创新性测评积极地向前推进。
四、深化社会科学文献计量学方法研究。细化评价指标与评价数据获取方法
专家定性评价一直是进行成果评价时的国际通行做法，但自从文献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兴起之后，定量评价方法与定性评价方法就开始处于摇摆与博弈之中。对于中国，客观评价方法的参与对专家定性评价的辅助与制约尤其必要。大量的国内外研究与实践表明，文献计量学方法可以对科学评价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前提是要深化社会科学文献计量学方法研究，细化评价指标及评价数据获取方法。今后，一方面要探索利用社会科学文献计量学方法细化评价指标，一方面要加强各种评价数据库的建设，为指标数据的获取提供权威可信的评价信息源。
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与研究论著的数量激增，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也在逐渐规模化，如果能合理使用数据，在计量分析方法上细化研究，正确运用定量评价结果，文献计量学是能够在评价方面有所作为的，从而减少人情因素与不必要的评价成本。
五、倡导学术思想的网络交流，促进专家库与评价信息库建设
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学者已经习惯于用电子文件写作、网上投稿，网络逐渐成为学术交流的平台。学术论文通过网络发表，一方面可以扩大读者面、缩短发表时滞，还可以为学术成果评价的信息采集提供很大的方便。如果能解决好知识产权问题，学术论文网络发表将成为学术交流的主渠道，而网络发表论文的评审与质量把关也是今后学术成果评价研究的一项新的内容与重要课题。网络上的学术交流，更有利于通过网络技术与检索工具查找某领域学科专家并建立专家库，全面采集学术信息，实现评价专家与学术成果的评价匹配。
六、注重成果评价的引导功能，着眼未来构建评价体系
目前，中国的学术环境离成熟的评价体系与高效的评价方法之间还有一定差距，但是，评价体系的构建不能迁就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满足于当前操作上的便利。因为评价本身具有较强的引导功能，整个评价指标、评价方法与评价程序的构建应该着眼于发展，适当地超前与多元化，才能达到“以评促建”的目的。今后，相关研究将从理想方案、优选方案、现实方案多个层面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以便供科研管理者与决策者根据不同的评价需求来选择不同的操作方案。
七、分析科研规律，探索科研绩效评价与科研资助模式
由于科研成果评价问题与科研管理、科研资源的分配密切相关，所以，成果价值判断中应适当吸收“价值工程”理论，价值含量指标中应包含投入产出的比率因素。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优秀研究成果具有自身独特的产生规律。因此，分析科研成果的价值含量与科研资助力度之间的关系、课题资助与成果奖励之间的互动规律，探索基于科研绩效评价的科研资助与资源配置优化模式，等等，这些都是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