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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是南下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地。他们保存了部分蒙古族的传统特征。但在长期的与当地居民的交往，社会转型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文将从构成生活方式的各个维度探索蒙古族生活方式变迁的各种外在表现及促使其变迁的动因。
关键词 兴蒙蒙古族 生活方式 社会变迁
作者简介：陈鹏倩，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刘敏洁，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7-193-02
一、兴蒙蒙古族乡简要概述
兴蒙蒙古族乡地处云南省中南部通海坝区西北部凤凰山脚杞麓湖西岸。东俯杞麓湖，南望螺峰山，西枕曲陀关，北倚凤凰山。全乡总面积4.77平方公里，全乡由中村、白阁村、下村、交椅湾村和桃家嘴村5个自然村组成，乡政府所在地白阁村距离通海县县城秀山镇12公里，距玉溪市39公里，距省会昆明129公里。从历史上看，由于曲陀关气势雄险，地理位置重要，故而元在平定云南后便将其作为军事要地，并在此设置了宣慰司都元帅府，派北方蒙古族元帅担任宣慰司总管。从兴蒙的现存史志文献和碑刻资料以及民间传说都可以证明兴蒙乡的蒙古族是元代进入云南通海的北方蒙古族的后裔。兴蒙蒙古族乡志编纂组于2003年出版的《兴蒙蒙古族乡志》更具体地说明了蒙古族的源流，书中认为，“今天兴蒙乡蒙古族的先民，仅有少量是1253年随忽必烈远征云南时的元军先头部队中的蒙古军人，多数是后来跟随阿喇帧木耳蒙古右旃从陕西西安入滇的蒙古军人，是受曲陀关元帅府指派，到杞麓山驻屯，为元军牧马放羊的后卫军户”。
二、兴蒙蒙古族生活方式的具体变化
生活方式是指人怎样生活，具体而言，指不同层次主题（社会、群体、个人）在全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由某种价值观念指导，进行的全部生活方式系统的总和，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领域。 因此，我们将着重从生产方式、饮食习惯、服饰风俗、节庆方式四个方面来阐述其生活方式的变化。
（一）生产方式的变化
兴蒙蒙古族在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互动及调适中经历了由牧民到渔民再到农民的转变。元朝以后，留在通海的蒙古人口已无军饷可取，只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当地没有北方广阔的草原可供放牧，因此，为了生存下去蒙古人传统的牧民生活不得不改变。杞麓湖天然的渔业资源以及简单易学的捕鱼技术使兴蒙乡民很快走上了捕鱼之道，从此兴蒙乡民由牧民变成了渔民。通海曾称当地的蒙古族为“渔夫”，“三村渔夫”。随着蒙古族与汉族的交流增多，蒙古族学会了汉族传统的农业种植技术，在同等条件下种植农作物比打渔经济效益更好，当地的居民在价值判断上对“渔民”具有一定的贬义，并以种植农业为荣。加之交通条件改善，农作物流通量加大，以及通海杨广出现落水洞，致使杞麓湖的水位下降，兴蒙乡民在短期内改变了以打渔为主的生产方式，走上了农业之道，由渔民变为农民。如今的兴蒙已成为了通海重要的经济作物种植基地。以种植甜瓜，蔬菜，烤烟三种经济作物为主，在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动下甜瓜，蔬菜已经实现了一年三熟。因其种植的甜瓜质量上乘，当地交通便利，现已大量出口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二）饮食习惯的变化
由于蒙古族独特的游牧方式，游牧民饲养的马牛羊及骆驼，既是生产资料也是主要的生活资料，肉、乳是他们的主要食物。传统的蒙古族家庭中永远少不了的是奶类食品，也称白食。但如今兴蒙乡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已基本采用了当地汉族居民的饮食习惯中，以大米为主食（用水浸泡大米后先煮熟再蒸透），辅之以极少量的面食。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极大的丰富了乡民们的饮食，四季如春的气候使一年四季蔬菜上桌成为可能，猪肉是他们的主要肉食。烹调方法主要有闷、煮、炒、蒸、焙、烩、凉拌。但是蒙古乡民们心中仍然保留着那份对蒙古白食的情结，最近几年兴蒙已从内蒙古引进了具有蒙古特色的马奶酒，深受兴蒙民众的喜爱。
（三）服饰风俗的变化
蒙古族的衣着样式，自古即与游牧经济生活相适应。男女服装款式相似，均着长袍。其服右衽交领，少数为方领，腰间密密打作细褶，以帛束腰带，腰围紧束突出，衣肥大，长拖地。头戴各色扁帽，帽缘稍鼓起，唯帽后垂缘，用两带系于劲下。此长袍在乘马放牧中能护膝防寒，夜宿还可以当被盖。乘马时紧束腰带，能保持腰肋的稳定垂直。如今兴蒙蒙古族的服饰为了适应当地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在保留蒙古族特色的基础上吸收了周边彝族，汉族的服饰风格。其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女性服饰之上，女性服装由三层组成，故称为“三叠水”。每一层的袖口均为口袋，可用于存放随身物品。每个女性一生中至少有四件不同的蒙古族服装，每个年龄段的风格有所不同。少女装更为活泼，颜色更加鲜艳；新娘装颜色更加亮丽，喜庆，比少女装成熟；中年装以深色为主，更显成熟稳重；老年装则为纯黑色，更显老年人的淡定与深厚。而男性的服饰则完全融入了汉族风格之中。
蒙古妇女的包头极具特色，也是其身份的一种象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戴包头，但在正式场合和节庆期间蒙古族便会盛装出席，此时我们便能从包头所透露出的信息判断妇女的身份。青少年时期的少女戴凤冠帽，将两股发辫绕在帽边上，辫尾扎两个丝线红缨叫“喜毕”；结婚后的妇女不再戴帽子，而是用一块青布折成包头，叫“撮务施”。生完小孩后发辫要全盘绕在头顶上，用包头帕盖严不外露。
（四）节日庆典的变化
1．那达慕
兴蒙传承了北方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但由于地理条件、社会环境、人口数量等的限制，兴蒙的那达慕大会规模较小。活动方式也融入了大量汉族民众和彝族民众的娱乐方式，如在那达慕大会上他们除了会举办传统的骑马、摔跤、射箭、拔河外还会举办具有彝族特色的篝火晚会，具有当地汉族风情的龙灯表演，宴请宾客等活动。
2．鲁班节
鲁班节是蒙古先民在定居兴蒙后为发展生计而创造的出的节日。兴蒙发展农业早期因技术较为落后，光靠农业不能满足其生产生活需要。于是部分蒙古族开始学习建筑技术，并到外地做“长工”贴补家用。建筑技术的运用使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蒙古族为此充满感激之情。 相传鲁班是木、石、泥水诸匠的祖师，农历四月初二是鲁班先师招收徒弟、向旃班传授《木经》的日子，为感激、纪念鲁班先师，兴蒙人便将农历四月初二定为“鲁班节”每逢这天，兴蒙乡外出搞建筑的泥水、石匠、木工，都要赶回来过节，以感激恩师，纪念鲁班。
过节这天，兴蒙乡各村都张灯结彩、杀猪宰鸡、搭台唱戏、喜气洋洋，然后用轿子抬着松香木雕成的鲁班像在各村周游，由各村准备的龙灯、旱船、虾灯等表演队伍热热闹闹地跟随其后。每年推举出的“头人”披红挂彩，主持迎拜鲁班先师仪式，向众人敬“喜欢酒”，全村人举杯相庆。
3．忆祖节
忆祖节是纪念蒙古人落籍云南的节日。节日当天，当地蒙古族身穿节日盛装，纷纷汇集到塑有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像的“三圣宫”举行悼念活动。由村中的年长者主持，向先祖敬献一块白帕，并向成吉思汗敬献三杯哈达酒，之后再由主持人歌颂成吉思汗的功德，所有与会人员向神像三鞠躬，之后集体会餐。下午继续活动，由德高望众的年长者向群众讲叙云南蒙古人从北方草原落籍通海的艰苦历程，颂扬先人勤劳勇敢，团结战斗的传统美德，勉励后人继续发扬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民族气节。
三、变迁的原因
因为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关系极为密切，特别是民族的生活方式更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族的生活方式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探究兴蒙生活方式变迁的原因。
根据司马云杰著的《文化社会学》所说，文化变迁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视角：生物因素说，即把生物因素看做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因；地理环境因素说，把地理环境的变化看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心理因素说，把心理因素看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文化传播说，即把外来文化的传播看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工艺发展说，把科学的发明，技术的进步，工艺的发展看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归结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由上述理论视角可知地理环境，心理因素文化生产力等都是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结合兴蒙生活方式变迁实际情况我们将其变迁原因概括为一下三方面。
（一）生存环境的变化促使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的变化
拉策尔在《土地与生活》中就指出“自然地理环境不仅决定着文化性质，也决定着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地理环境改变了，社会文化也随着变迁”。 兴蒙是由北方草原南迁至云南通海县的，其生活环境发生了剧烈的转变。由草原到高原，气候、地形地貌、水土、植被等地理因素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蒙古族失去了以往供放牧的广袤草原，游牧显然已经失去了延续的土壤。在通海四季如春的温和气候下人们亦不用再靠大量的肉质食品维持体力或保暖，其饮食转为以大米和素食为主。受地形的影响，那达慕也不能像在蒙古广阔的草原上大规模的举行，因此兴蒙的那达慕相比之下更加袖珍了。为了适应温和的气候及方便农业劳作其服饰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二)当地不同民族间的互动促进文化融合
文化传播是促进文化变迁的一大动因，英国传播学派认为“文化变迁现象是在文化接触中产生的，是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齐美尔在他的文化社会学中论述了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关系。在理想情形中主观文化影响和塑造着客观文化并同时接受着客观文化的影响，客观文化一经产生便具有了其内在的生命力。 蒙古族南下后带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在长期与汉族，彝族等民族的交往与互动中当地强大的主观文化影响并塑造了客观文化。在此体现最为明显的便是着装服饰的变化，其中的马褂便是彝族传统服饰的风格，黑色亦是彝族服饰的主要色调。节庆中的龙灯表演是汉族节庆的特色节目。篝火晚会源于彝族的火把节。一系列的客体文化形成之后便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获得固定的习俗，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与合法性。
（三）现代社会的发展引发生活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经典作家认为一切文化变迁都有一个现实的基础，即当生产力的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与它不适应时，就会发生变革。当代生产力的革新推动了当地农业技术和建筑工艺的革新，温室大棚技术的引进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收入也随着增加。除去日常开销后还有部分结余供人们扩展消费，丰富精神生活，进行教育投入。在雄厚的财力支撑下蒙古族的节庆方式更加新颖，内容更加丰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种社会因素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社会变迁。社会变迁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便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人们的社会活动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价值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反应在衣食住行之中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综上所述，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蒙古族生活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从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各民族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随即而来的劳动生产方式、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积极的影响着未来。
注释：
黄淳．当代云南蒙古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6．
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161．
刘小海．通海蒙古族民史民俗略述．云南民族大学．出版信息不详．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 兴蒙蒙古族 生活方式 社会变迁
作者简介：陈鹏倩，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刘敏洁，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7-193-02
一、兴蒙蒙古族乡简要概述
兴蒙蒙古族乡地处云南省中南部通海坝区西北部凤凰山脚杞麓湖西岸。东俯杞麓湖，南望螺峰山，西枕曲陀关，北倚凤凰山。全乡总面积4.77平方公里，全乡由中村、白阁村、下村、交椅湾村和桃家嘴村5个自然村组成，乡政府所在地白阁村距离通海县县城秀山镇12公里，距玉溪市39公里，距省会昆明129公里。从历史上看，由于曲陀关气势雄险，地理位置重要，故而元在平定云南后便将其作为军事要地，并在此设置了宣慰司都元帅府，派北方蒙古族元帅担任宣慰司总管。从兴蒙的现存史志文献和碑刻资料以及民间传说都可以证明兴蒙乡的蒙古族是元代进入云南通海的北方蒙古族的后裔。兴蒙蒙古族乡志编纂组于2003年出版的《兴蒙蒙古族乡志》更具体地说明了蒙古族的源流，书中认为，“今天兴蒙乡蒙古族的先民，仅有少量是1253年随忽必烈远征云南时的元军先头部队中的蒙古军人，多数是后来跟随阿喇帧木耳蒙古右旃从陕西西安入滇的蒙古军人，是受曲陀关元帅府指派，到杞麓山驻屯，为元军牧马放羊的后卫军户”。
二、兴蒙蒙古族生活方式的具体变化
生活方式是指人怎样生活，具体而言，指不同层次主题（社会、群体、个人）在全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由某种价值观念指导，进行的全部生活方式系统的总和，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领域。 因此，我们将着重从生产方式、饮食习惯、服饰风俗、节庆方式四个方面来阐述其生活方式的变化。
（一）生产方式的变化
兴蒙蒙古族在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互动及调适中经历了由牧民到渔民再到农民的转变。元朝以后，留在通海的蒙古人口已无军饷可取，只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当地没有北方广阔的草原可供放牧，因此，为了生存下去蒙古人传统的牧民生活不得不改变。杞麓湖天然的渔业资源以及简单易学的捕鱼技术使兴蒙乡民很快走上了捕鱼之道，从此兴蒙乡民由牧民变成了渔民。通海曾称当地的蒙古族为“渔夫”，“三村渔夫”。随着蒙古族与汉族的交流增多，蒙古族学会了汉族传统的农业种植技术，在同等条件下种植农作物比打渔经济效益更好，当地的居民在价值判断上对“渔民”具有一定的贬义，并以种植农业为荣。加之交通条件改善，农作物流通量加大，以及通海杨广出现落水洞，致使杞麓湖的水位下降，兴蒙乡民在短期内改变了以打渔为主的生产方式，走上了农业之道，由渔民变为农民。如今的兴蒙已成为了通海重要的经济作物种植基地。以种植甜瓜，蔬菜，烤烟三种经济作物为主，在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动下甜瓜，蔬菜已经实现了一年三熟。因其种植的甜瓜质量上乘，当地交通便利，现已大量出口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二）饮食习惯的变化
由于蒙古族独特的游牧方式，游牧民饲养的马牛羊及骆驼，既是生产资料也是主要的生活资料，肉、乳是他们的主要食物。传统的蒙古族家庭中永远少不了的是奶类食品，也称白食。但如今兴蒙乡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已基本采用了当地汉族居民的饮食习惯中，以大米为主食（用水浸泡大米后先煮熟再蒸透），辅之以极少量的面食。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极大的丰富了乡民们的饮食，四季如春的气候使一年四季蔬菜上桌成为可能，猪肉是他们的主要肉食。烹调方法主要有闷、煮、炒、蒸、焙、烩、凉拌。但是蒙古乡民们心中仍然保留着那份对蒙古白食的情结，最近几年兴蒙已从内蒙古引进了具有蒙古特色的马奶酒，深受兴蒙民众的喜爱。
（三）服饰风俗的变化
蒙古族的衣着样式，自古即与游牧经济生活相适应。男女服装款式相似，均着长袍。其服右衽交领，少数为方领，腰间密密打作细褶，以帛束腰带，腰围紧束突出，衣肥大，长拖地。头戴各色扁帽，帽缘稍鼓起，唯帽后垂缘，用两带系于劲下。此长袍在乘马放牧中能护膝防寒，夜宿还可以当被盖。乘马时紧束腰带，能保持腰肋的稳定垂直。如今兴蒙蒙古族的服饰为了适应当地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在保留蒙古族特色的基础上吸收了周边彝族，汉族的服饰风格。其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女性服饰之上，女性服装由三层组成，故称为“三叠水”。每一层的袖口均为口袋，可用于存放随身物品。每个女性一生中至少有四件不同的蒙古族服装，每个年龄段的风格有所不同。少女装更为活泼，颜色更加鲜艳；新娘装颜色更加亮丽，喜庆，比少女装成熟；中年装以深色为主，更显成熟稳重；老年装则为纯黑色，更显老年人的淡定与深厚。而男性的服饰则完全融入了汉族风格之中。
蒙古妇女的包头极具特色，也是其身份的一种象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戴包头，但在正式场合和节庆期间蒙古族便会盛装出席，此时我们便能从包头所透露出的信息判断妇女的身份。青少年时期的少女戴凤冠帽，将两股发辫绕在帽边上，辫尾扎两个丝线红缨叫“喜毕”；结婚后的妇女不再戴帽子，而是用一块青布折成包头，叫“撮务施”。生完小孩后发辫要全盘绕在头顶上，用包头帕盖严不外露。
（四）节日庆典的变化
1．那达慕
兴蒙传承了北方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但由于地理条件、社会环境、人口数量等的限制，兴蒙的那达慕大会规模较小。活动方式也融入了大量汉族民众和彝族民众的娱乐方式，如在那达慕大会上他们除了会举办传统的骑马、摔跤、射箭、拔河外还会举办具有彝族特色的篝火晚会，具有当地汉族风情的龙灯表演，宴请宾客等活动。
2．鲁班节
鲁班节是蒙古先民在定居兴蒙后为发展生计而创造的出的节日。兴蒙发展农业早期因技术较为落后，光靠农业不能满足其生产生活需要。于是部分蒙古族开始学习建筑技术，并到外地做“长工”贴补家用。建筑技术的运用使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蒙古族为此充满感激之情。 相传鲁班是木、石、泥水诸匠的祖师，农历四月初二是鲁班先师招收徒弟、向旃班传授《木经》的日子，为感激、纪念鲁班先师，兴蒙人便将农历四月初二定为“鲁班节”每逢这天，兴蒙乡外出搞建筑的泥水、石匠、木工，都要赶回来过节，以感激恩师，纪念鲁班。
过节这天，兴蒙乡各村都张灯结彩、杀猪宰鸡、搭台唱戏、喜气洋洋，然后用轿子抬着松香木雕成的鲁班像在各村周游，由各村准备的龙灯、旱船、虾灯等表演队伍热热闹闹地跟随其后。每年推举出的“头人”披红挂彩，主持迎拜鲁班先师仪式，向众人敬“喜欢酒”，全村人举杯相庆。
3．忆祖节
忆祖节是纪念蒙古人落籍云南的节日。节日当天，当地蒙古族身穿节日盛装，纷纷汇集到塑有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像的“三圣宫”举行悼念活动。由村中的年长者主持，向先祖敬献一块白帕，并向成吉思汗敬献三杯哈达酒，之后再由主持人歌颂成吉思汗的功德，所有与会人员向神像三鞠躬，之后集体会餐。下午继续活动，由德高望众的年长者向群众讲叙云南蒙古人从北方草原落籍通海的艰苦历程，颂扬先人勤劳勇敢，团结战斗的传统美德，勉励后人继续发扬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民族气节。
三、变迁的原因
因为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关系极为密切，特别是民族的生活方式更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族的生活方式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探究兴蒙生活方式变迁的原因。
根据司马云杰著的《文化社会学》所说，文化变迁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视角：生物因素说，即把生物因素看做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因；地理环境因素说，把地理环境的变化看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心理因素说，把心理因素看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文化传播说，即把外来文化的传播看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工艺发展说，把科学的发明，技术的进步，工艺的发展看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归结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由上述理论视角可知地理环境，心理因素文化生产力等都是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结合兴蒙生活方式变迁实际情况我们将其变迁原因概括为一下三方面。
（一）生存环境的变化促使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的变化
拉策尔在《土地与生活》中就指出“自然地理环境不仅决定着文化性质，也决定着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地理环境改变了，社会文化也随着变迁”。 兴蒙是由北方草原南迁至云南通海县的，其生活环境发生了剧烈的转变。由草原到高原，气候、地形地貌、水土、植被等地理因素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蒙古族失去了以往供放牧的广袤草原，游牧显然已经失去了延续的土壤。在通海四季如春的温和气候下人们亦不用再靠大量的肉质食品维持体力或保暖，其饮食转为以大米和素食为主。受地形的影响，那达慕也不能像在蒙古广阔的草原上大规模的举行，因此兴蒙的那达慕相比之下更加袖珍了。为了适应温和的气候及方便农业劳作其服饰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二)当地不同民族间的互动促进文化融合
文化传播是促进文化变迁的一大动因，英国传播学派认为“文化变迁现象是在文化接触中产生的，是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齐美尔在他的文化社会学中论述了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关系。在理想情形中主观文化影响和塑造着客观文化并同时接受着客观文化的影响，客观文化一经产生便具有了其内在的生命力。 蒙古族南下后带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在长期与汉族，彝族等民族的交往与互动中当地强大的主观文化影响并塑造了客观文化。在此体现最为明显的便是着装服饰的变化，其中的马褂便是彝族传统服饰的风格，黑色亦是彝族服饰的主要色调。节庆中的龙灯表演是汉族节庆的特色节目。篝火晚会源于彝族的火把节。一系列的客体文化形成之后便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获得固定的习俗，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与合法性。
（三）现代社会的发展引发生活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经典作家认为一切文化变迁都有一个现实的基础，即当生产力的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与它不适应时，就会发生变革。当代生产力的革新推动了当地农业技术和建筑工艺的革新，温室大棚技术的引进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收入也随着增加。除去日常开销后还有部分结余供人们扩展消费，丰富精神生活，进行教育投入。在雄厚的财力支撑下蒙古族的节庆方式更加新颖，内容更加丰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种社会因素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社会变迁。社会变迁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便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人们的社会活动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价值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反应在衣食住行之中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综上所述，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蒙古族生活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从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各民族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随即而来的劳动生产方式、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积极的影响着未来。
注释：
黄淳．当代云南蒙古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6．
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161．
刘小海．通海蒙古族民史民俗略述．云南民族大学．出版信息不详．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