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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更满意的收入”，勾起我对过去岁月的回忆。1984年，我从北师大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开始赚工资。现在实在想不起来当年每月挣多少钱。去百度搜了几条：80年代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为58元；直到1988年，也就50多元；80年代的平均工资为早期50元，中期100元，后期150元。那时是“大锅饭”体制，贫富差小，周边家有闲钱的人，掰着手指头数也就一两个。传说那些财富有的是祖上存下的，有的是“文革”后平反退还的。除了金条、袁大头能让人两眼放光，至于字画、瓷器、黄花梨、翡翠什么的，没觉得是值钱玩意儿。不得不佩服30年后能靠这些暴富的人，说白了第一是爱好，第二是眼力，第三是梦想，第四是定力，最后还有运气。
在北京社科院工作的头几年，工资除了贴补父母家用外，自己能留下的实在有限。好在没有应酬，除了买书，再也想不出其他开支了。后来，不知不觉和同办公室的董秉山兄说起钱，哥儿俩总在研究什么生意能发一笔横财，并讨论如果发了是用麻袋还是帆布包装钱。闹心，直到单位一个管后勤的小头，因为贪污受贿几千元，被判了两三年，我们才平静下来。但又重新算计那点稳当的收入，想着啥时候能加薪。工作七八年后，工资加到100元出点头，幸福感已经超强。
回想北京社科院给我的财富，最后都从物质转化成精神了，直到今天仍然很受用。长于研究经济学的处长上进，曾经的《北京日报》优秀记者，已病故多年，他安排我去甘肃敦煌参加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年会。原本3天的会，我出走了20多天，从兰州、武威、酒泉、嘉峪关，到敦煌。从敦煌过当金山到柴达木、格尔木，我站在火车站犹豫，是坐长途车进藏去拉萨还是回头。最后，坐火车去了西宁，接着又到了西安。一路住旅馆，睡觉前必须拿桌椅把门顶上；一路以吃面食为乐，几乎吃遍了各种风味的拉面。回来后，领导没问咱一路都干什么了，没二话就把差旅费全报了。好人啊！
戚本超处长也是研究经济的，现在已经从副院长的任上退休。他安排我陪马玉田副院长去西南的成都、重庆，回来走三峡、武汉。成都除了夫妻肺片等小吃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文君酒。四川社科院刘茂才院长盛情招待，吃不完的酒被我顺走，后来在三峡轮船上与老领导对着江风夜饮，甚是痛快。马院长后来去市委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再后来到市文联当领导。我从福州转了一圈，托他老人家的福，以人才引进来到文联的《北京纪事》当编辑。
离开北京市社科院这个“象牙塔”，是脱离“乌托邦”思想的开始。西北和西南之行，让我看到了更穷的，同时也知道有人开始致富。如今，因文而富的极品当数阎崇年先生，曾经一天揣着两个馒头在图书馆研究清史的他，始终在社科院。可在近十几年，他以讲讲清朝那点事儿而得名又得利，以80岁高龄保持超稳定的高收入，一帮后生只能望其项背。而我们这些离开的同龄人，文学所的张东明因为去美国，把单位分的房交了，不知后来怎样。社科所的王建国去了日本，大约在濑户内海的船上打鱼兼读书好多年，如今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喻冰是哪个所的忘了，他去的公司很是了得，兰德，倒卖苏联的大飞机起家，大老板后来犯事进大牢。
1991年，我去了福州其实还生活在北京——福州驻京办。当年，地市级驻京办是新生事物，特别是东南沿海，乘着改革的春风有了活力。在驻京办最直接的好处是工资之外有补贴，吃饭几乎不花钱。终于可以成家立业，把一生中自己做的最正确的事搞定——娶到好老婆。又得贵人相助，把老婆弄到“一个战壕”工作。个人有个“守旧”的体会：稳定的收入意味着你要塌下心去工作，可无论做什么，家庭的稳定是最重要的。能成大事，你可以疯狂去；不能，“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好生活。在驻京办3年，得到三任领导点拨。可一大批老乡开始进京卖茶叶、香菇及海产品、木材、瓷砖，20年后几乎全发家致富，在北京有房有车有户口。有个在方庄小区经营“闽宋公香辣蟹”的好友，两口子勤劳又有好人缘，保持超稳定的高收入，已经开始准备把孩子送出国读高中。
1994年，我离开福州驻京办到市文联的《北京纪事》。在陈世崇老师的领导下，思想解放，有经营，小日子过得不错。个人受益最大的是从中文系毕业10年后，开始写一些跟文学贴边的东西。换句话说，陈老教会了我谋篇炼句。当然，稳定的收入也很重要，社里挣钱机制灵活，我把刊物推销到北京图书馆的书店。为了吸引上级领导的眼球，想办法把刊物摆放在市委常委开会的地方。
在杂志社做记者采访，先后认识了两位身份有点特殊的企业家。一位是来自台湾在北京从事女性内衣业的王文宗先生。他当时的公司在北京方庄小区一所幼儿园的小二层楼，楼下是办公室，楼上是他和另外一个老板的住处。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王先生信佛，居室就是佛堂。但楼下却贴满了各色美女身着内衣的性感图片，并有一群从事营销的年轻女孩。我老觉得不靠谱，为了社里的广告收入，我请台湾诗人康先生帮忙。我们刊登了康先生的诗文并介绍王先生的创业史，同时登出该内衣品牌“欧迪芬”的模特儿玉照。在上世纪90年代，就《北京纪事》的刊物定位和主管单位北京文联的属性来论，已属离经叛道。可见陈老和马老有多开明。目前，“欧迪芬”的总部在上海，大集团生意兴隆。
另一位就是当今国内女企业家中的首富陈丽华女士。起初，我只知道她在北京办了一家仿造宫廷家具的工厂，便穿着一双懒汉鞋坐公交车摸到了位于朝阳区黄杉木店的厂区。很幸运地找到了陈董事长，还见到电视剧《西游记》里唐僧的扮演者迟先生。他们属于有钱人，可又是非常厚道的北京人。我一路风尘的形象多少有些狼狈，不会比现在的农民工兄弟好到哪儿去。可陈董事长不但接受了我的采访，还带着我参观了她的收藏，后来又介绍我认识了她的公子赵勇先生。小人物的目的比较单纯，写一篇访谈，您要满意就多买些刊物吧。在她公司，我得知了她即将投资建设的北京最高档会所长安俱乐部，也看到了朝阳区高碑店附近的中国紫檀博物馆蓝图，但是在参加了长安俱乐部的开业典礼以后，就再也没有去打扰人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20年，他们开发完王府井的金宝街，又在通州有了更宏大的项目。2012年岁末，遇见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士杰先生，在他的文集中有对现在赵勇先生的描写，抄录如下：
勇者不惧昭天下。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年轻员工是这样说他们赵总裁的：赵总不但自己热爱学习，也实实在在地鼓励我们员工参加学习。
赵总在学习什么？“实实在在地鼓励”是指什么？
赵总什么都学，政治、历史、天文、地理他是无所不学。他今年刚在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函授毕业，听说他又报考了一个什么学院。“实实在在地鼓励学习”是指给钱。只要我们员工愿意在岗学习，我们赵总都出钱。赵总说，他自己需要学习国外一些先进管理公司的经验，但是他自己学习好了，只是学好了一部分，而大家都学好了国外管理公司的先进经验才算是真正学好了！
北京市政协委员提案信息中心的档案中详细记录着赵勇常委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经过调查研究后反映的社情民意和用心血撰写的参政议政建议。例如：《建议尽快出台“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关于实现“咪表”泊车，改善城市静态交通管理的建议》《关于继续落实北京市智能化停车管理的建议》《建议设立“北京市读书节”》《关于发挥东城区教育产业的优势，建立国际中学和小学的建议》《关于金宝街与东二环路设高架桥建议》等提案。
在《建议设立“北京市读书节”》的建议中，他说：“知书才能识礼，要推动和引导北京人读书、爱书，把倡导读书作为提高北京人整体文化素养的立足点、基础措施和有效措施，这不仅能促进北京出版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推动北京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摘自《践行北京精神的政协委员》开明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李士杰著）
读过这几段，不免感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世间想有更稳定的收入，除了勤奋、爱学习、有信仰、守法纪，还该做些什么？积德！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
在北京社科院工作的头几年，工资除了贴补父母家用外，自己能留下的实在有限。好在没有应酬，除了买书，再也想不出其他开支了。后来，不知不觉和同办公室的董秉山兄说起钱，哥儿俩总在研究什么生意能发一笔横财，并讨论如果发了是用麻袋还是帆布包装钱。闹心，直到单位一个管后勤的小头，因为贪污受贿几千元，被判了两三年，我们才平静下来。但又重新算计那点稳当的收入，想着啥时候能加薪。工作七八年后，工资加到100元出点头，幸福感已经超强。
回想北京社科院给我的财富，最后都从物质转化成精神了，直到今天仍然很受用。长于研究经济学的处长上进，曾经的《北京日报》优秀记者，已病故多年，他安排我去甘肃敦煌参加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年会。原本3天的会，我出走了20多天，从兰州、武威、酒泉、嘉峪关，到敦煌。从敦煌过当金山到柴达木、格尔木，我站在火车站犹豫，是坐长途车进藏去拉萨还是回头。最后，坐火车去了西宁，接着又到了西安。一路住旅馆，睡觉前必须拿桌椅把门顶上；一路以吃面食为乐，几乎吃遍了各种风味的拉面。回来后，领导没问咱一路都干什么了，没二话就把差旅费全报了。好人啊！
戚本超处长也是研究经济的，现在已经从副院长的任上退休。他安排我陪马玉田副院长去西南的成都、重庆，回来走三峡、武汉。成都除了夫妻肺片等小吃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文君酒。四川社科院刘茂才院长盛情招待，吃不完的酒被我顺走，后来在三峡轮船上与老领导对着江风夜饮，甚是痛快。马院长后来去市委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再后来到市文联当领导。我从福州转了一圈，托他老人家的福，以人才引进来到文联的《北京纪事》当编辑。
离开北京市社科院这个“象牙塔”，是脱离“乌托邦”思想的开始。西北和西南之行，让我看到了更穷的，同时也知道有人开始致富。如今，因文而富的极品当数阎崇年先生，曾经一天揣着两个馒头在图书馆研究清史的他，始终在社科院。可在近十几年，他以讲讲清朝那点事儿而得名又得利，以80岁高龄保持超稳定的高收入，一帮后生只能望其项背。而我们这些离开的同龄人，文学所的张东明因为去美国，把单位分的房交了，不知后来怎样。社科所的王建国去了日本，大约在濑户内海的船上打鱼兼读书好多年，如今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喻冰是哪个所的忘了，他去的公司很是了得，兰德，倒卖苏联的大飞机起家，大老板后来犯事进大牢。
1991年，我去了福州其实还生活在北京——福州驻京办。当年，地市级驻京办是新生事物，特别是东南沿海，乘着改革的春风有了活力。在驻京办最直接的好处是工资之外有补贴，吃饭几乎不花钱。终于可以成家立业，把一生中自己做的最正确的事搞定——娶到好老婆。又得贵人相助，把老婆弄到“一个战壕”工作。个人有个“守旧”的体会：稳定的收入意味着你要塌下心去工作，可无论做什么，家庭的稳定是最重要的。能成大事，你可以疯狂去；不能，“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好生活。在驻京办3年，得到三任领导点拨。可一大批老乡开始进京卖茶叶、香菇及海产品、木材、瓷砖，20年后几乎全发家致富，在北京有房有车有户口。有个在方庄小区经营“闽宋公香辣蟹”的好友，两口子勤劳又有好人缘，保持超稳定的高收入，已经开始准备把孩子送出国读高中。
1994年，我离开福州驻京办到市文联的《北京纪事》。在陈世崇老师的领导下，思想解放，有经营，小日子过得不错。个人受益最大的是从中文系毕业10年后，开始写一些跟文学贴边的东西。换句话说，陈老教会了我谋篇炼句。当然，稳定的收入也很重要，社里挣钱机制灵活，我把刊物推销到北京图书馆的书店。为了吸引上级领导的眼球，想办法把刊物摆放在市委常委开会的地方。
在杂志社做记者采访，先后认识了两位身份有点特殊的企业家。一位是来自台湾在北京从事女性内衣业的王文宗先生。他当时的公司在北京方庄小区一所幼儿园的小二层楼，楼下是办公室，楼上是他和另外一个老板的住处。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王先生信佛，居室就是佛堂。但楼下却贴满了各色美女身着内衣的性感图片，并有一群从事营销的年轻女孩。我老觉得不靠谱，为了社里的广告收入，我请台湾诗人康先生帮忙。我们刊登了康先生的诗文并介绍王先生的创业史，同时登出该内衣品牌“欧迪芬”的模特儿玉照。在上世纪90年代，就《北京纪事》的刊物定位和主管单位北京文联的属性来论，已属离经叛道。可见陈老和马老有多开明。目前，“欧迪芬”的总部在上海，大集团生意兴隆。
另一位就是当今国内女企业家中的首富陈丽华女士。起初，我只知道她在北京办了一家仿造宫廷家具的工厂，便穿着一双懒汉鞋坐公交车摸到了位于朝阳区黄杉木店的厂区。很幸运地找到了陈董事长，还见到电视剧《西游记》里唐僧的扮演者迟先生。他们属于有钱人，可又是非常厚道的北京人。我一路风尘的形象多少有些狼狈，不会比现在的农民工兄弟好到哪儿去。可陈董事长不但接受了我的采访，还带着我参观了她的收藏，后来又介绍我认识了她的公子赵勇先生。小人物的目的比较单纯，写一篇访谈，您要满意就多买些刊物吧。在她公司，我得知了她即将投资建设的北京最高档会所长安俱乐部，也看到了朝阳区高碑店附近的中国紫檀博物馆蓝图，但是在参加了长安俱乐部的开业典礼以后，就再也没有去打扰人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20年，他们开发完王府井的金宝街，又在通州有了更宏大的项目。2012年岁末，遇见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士杰先生，在他的文集中有对现在赵勇先生的描写，抄录如下：
勇者不惧昭天下。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年轻员工是这样说他们赵总裁的：赵总不但自己热爱学习，也实实在在地鼓励我们员工参加学习。
赵总在学习什么？“实实在在地鼓励”是指什么？
赵总什么都学，政治、历史、天文、地理他是无所不学。他今年刚在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函授毕业，听说他又报考了一个什么学院。“实实在在地鼓励学习”是指给钱。只要我们员工愿意在岗学习，我们赵总都出钱。赵总说，他自己需要学习国外一些先进管理公司的经验，但是他自己学习好了，只是学好了一部分，而大家都学好了国外管理公司的先进经验才算是真正学好了！
北京市政协委员提案信息中心的档案中详细记录着赵勇常委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经过调查研究后反映的社情民意和用心血撰写的参政议政建议。例如：《建议尽快出台“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关于实现“咪表”泊车，改善城市静态交通管理的建议》《关于继续落实北京市智能化停车管理的建议》《建议设立“北京市读书节”》《关于发挥东城区教育产业的优势，建立国际中学和小学的建议》《关于金宝街与东二环路设高架桥建议》等提案。
在《建议设立“北京市读书节”》的建议中，他说：“知书才能识礼，要推动和引导北京人读书、爱书，把倡导读书作为提高北京人整体文化素养的立足点、基础措施和有效措施，这不仅能促进北京出版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推动北京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摘自《践行北京精神的政协委员》开明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李士杰著）
读过这几段，不免感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世间想有更稳定的收入，除了勤奋、爱学习、有信仰、守法纪，还该做些什么？积德！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