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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天津日报军管组和工宣队点出了两个“特嫌间谍案”，并上报到冤假错案大本营——市革委“一办”：一个是所谓隐藏在编辑部的“美帝中央情报局”案，另一个是所谓“苏修间谍”案。前者纯属一场闹剧(本刊前已载文介绍。——编者注)。有趣的是后者在变相审讯中，军代表和工宣队负责人竟被这个“克格勃人物”的事迹给“镇”了，一个个听得近乎入迷。最后两案都被完全否定，“一办”也不得不承认两案“主犯”都是革命的。但当时却把他们当作美帝、苏修特嫌来打，在报社制造出一派紧张而又滑稽的气氛，军管组和工宣队既愚弄了群众也愚弄了自己；整人不成却给自己留下了笑柄。
“学习班”里的老学长
1967年秋，第8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这是天津日报在“文革”大清洗中所办的最后一期、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期“学习班”。当时，许多中层以上干部进“牛棚”的进“牛棚”，靠边站的靠边站；剩下一批被军管组和工宣队视为“边缘人物”，该如何处置，他们一时举棋不定，便将这些老编、老记统统赶进第8期“学习班”，“有枣没枣先打三竿子”，让每个人从何年何月何日生于何地，一直谈到今天坐到这个“学习班”的桌子旁，不准落下任何一个细节；就像作CT扫描和核磁共振似地不放过肌体中的任何一个部位，更像切腊肠那样把自己从头到脚切成薄片儿，供他们用阶级斗争的高倍显微镜没碴找碴。因此，每个人交待历史加上自我批判，至少也得一整天的时间。
我和方弘是第8期“学习班”的同窗。他是“学习班”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老学长，平时就十分低调，不事张扬，到了这个非常“学习班”，更不与任何人交谈，也不对任何人的交待和自我批判发表任何意见。他每天仍是把大背头梳理得整整齐齐，眼镜擦得锃亮，裤线笔挺，固有的潇洒风度不变。上得班来，点上一支烟，跷起二郎腿，把胳膊肘儿抵在膝端，歪着头，眯着眼，洗耳静听；手指虽夹着烟卷儿但燃而不吸，长长的烟灰悬而不堕，那神态就像作瑜伽入定似的纹丝不动，固定的姿势可保持半天不变，直到放学散会；连军代表和工宣队长都不得不佩服：“这个老家伙真有功夫”，从而对他刮目相看。
胆敢向工宣队说“不”
或许考虑到自己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预见到军管组、工宣队已把他列为“重中之重”，免不了要多费些周折，方弘选择了充当最后一个。他从容不迫地以低分贝的音频和慢三步“华尔兹”般的节奏开始了自我介绍，而且总把目光对着正前方，犹如自言自语，旁若无人。
他从抗战前离开山东老家去“闯关东”，谈到在哈尔滨一家照相馆当学徒；从接触中共地下党，谈到为苏联情报部门搜集日本军情。或许是他故意想卖个关子，当他讲到准备偷渡乌苏里江去与苏军情报人员接头时，主持会的工宣队师傅惊得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紧张地盯住他；而此刻的方弘却像说书人那样突然来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因为钟声响了，已到下午放学时间。这时，主持人愣了一下才宣布：“今晚加个班，七点继续开会，方弘晚上接着说。”
但当我们准时正襟危坐等着听方大哥的惊险故事时，工宣队的人又来宣布说：“考虑到大家这几天很紧张，今天就不加班了，方弘明天再接着谈。”并要他“好好准备一下，明天重点谈给苏修搞情报的事儿。”
“不对!”方弘立即严肃地纠正道，“那时是我们党的盟友苏联，斯大林时代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不是苏修!”工宣队的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老家伙”会来这一手，为之一怔而又无可奈何。
第二天开会时，大会议室里多了几个面生的军装和便衣人士。很显然，军管组和工宣队认为方弘“案情重大”，向上作了汇报引起高度重视，才决定昨晚暂停，今天由市一级有关部门加派专人到现场聆讯，并改由工宣队王队长亲临主持，气氛变得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但方弘处之泰然。他仍然没有书面提纲，更不用稿子，不慌不忙地娓娓道来。虽然主持人有时打断他的讲述提出问题，或命他捡主要的细说，但他都不为所动，不作回应，继续按自己的旋律与节奏跳他的慢步“华尔兹”。
从学徒到情报战士
方弘这种绵里藏针的刚毅性格，是他在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
就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时候，15岁的方弘告别山东老家，离乡背井到了哈尔滨，先在一家摄影器材店当学徒，第二年又转到乐天照相馆学摄影。这个照相馆的老板孙乐天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指引下，方弘开始走上了革命之路。1933年，孙乐天分派他到齐齐哈尔的“乐天”分店工作；这个分店实际上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联络点，掌柜是中共资深的情报专家苏子元。方弘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革命知识，接受了革命教育，继而被派到佳木斯开设明天照相馆，独当一面地以摄影师为掩护，开始了情报工作生涯，持续近1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的秘密代号是个俄文名字：米哈伊尔·米哈伊洛夫。
当方弘在“学习班”以极其平淡的口吻道出这个俄文代号时，整个会场在惊讶中静得真的可以听到绣花针落地。接着他谈起了冒着日寇的严密封锁，越境去苏联接受短期培训和领受任务的历险。
雪夜偷渡乌苏里江
按照苏方的安排，要求方弘利用乌苏里江的深秋枯水季节，在一个指定地点偷渡过江，苏方派人在彼岸接应。于是，他在半夜撑起一个小木筏子过江。可是在接近江中心时，水流湍急，竹蒿子一杆子插不到底，无法控制航向，偷渡失败，只好改变计划，等到冬季乌苏里江全面封冻时再伺机而行。
砭人肌骨的亚寒带隆冬终于降临东北大地。那是一个朔风怒吼、大雪纷飞的黄昏，方弘裹着一件白色翻毛老羊皮大氅，揣着一只老怀表和一个指南针，提前潜到乌苏里江畔一个人迹罕至的偷渡点，在江堤下没膝深的积雪中挖了一个当地猎人叫作“雪窝子”的掩体，将身子蜷缩成一团潜伏在“雪窝子”里静待黑夜降临突击过江。
那天深夜，大风卷起雪花令人睁不开眼，方弘被冻得手脚麻木，好不容易等到远处边防线上日军碉堡里熄了灯火，他才溜下堤岸从封冻的冰面上匍匐前进顺利过江。接应的苏联边防军把方弘扶上岸领他到一个温暖的地堡里热情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很礼貌地蒙上了他的眼睛，把他扶上一辆三驾马车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那个地方的位置和名称。他上车后一路颠簸昏昏入睡，被叫醒时已是黎明。下榻处是一幢用原木建筑的别墅式两层小楼，迎接他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名叫伊凡诺夫娜的胖胖的俄罗斯老大妈，她已为方弘烧好了洗澡水、准备好丰盛的早餐。除了这位管家婆似的伊凡诺夫娜大妈，还有一位沉默寡言、名叫伊万的老厨师和他们的两条狗与一只肥猫。而他受训则又在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离这幢别墅约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在拍外活的掩护下
当时正值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之后不 久，世界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欧洲战场，苏联已经从纳粹德国兵临城下的困境中冲杀出来，主动出击；在与盟军并肩挺进柏林大反攻的同时，兵分两路，将打击目标转向亚洲的日本，以粉碎日军企图北进配合德国摆脱盟军反攻来挽救“轴心国”毁灭的美梦。方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与安排，加强为苏联红军提供日本侵华关东军的情报，以配合加速对日本侵略者的摧毁。
他在回到东北以后，重点搜集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部署情报，走出照相馆利用拍外活的机会，像江湖郎中那样走乡串镇，以至涉足吉林、辽宁各地，为大户人家以及敌伪官员、保甲长、地方武装头目和各种帮会头面人物的喜寿庆典、拜把结义拍照。当时没有灯光设备，许多照片要到户外去拍，方弘便乘人不备，选择以桥梁、兵营、炮台、碉堡、军火库等事军目标为背景，用广角拍入镜头，洗印照片时再把这些军事目标剪裁掉以突出雇主形象；然后再通过目测，运用几何学中的勾股弦定理，计算出目标与拍摄点的距离，在地图上标出方位，制成微缩反转胶片，交给地下交通员秘密送出。
随军转战华北战场
方弘在特殊战线上的贡献，受到党组织的肯定和称赞。1944年，他转赴华北战场，被调到河北省阜平晋察冀军区任敌工干事。抗战胜利后，组织上派他到军区政治部去办《晋察冀画报》。1946年，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的和平协议发动内战，方弘又作为特派记者随野战军转战华北各个战场，在枪林弹雨中摄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镜头。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各部队急需战地摄影人才，华北军区政治部在河北获鹿县开办了新闻摄影训练班，方弘被调任队长兼教员，培养出一大批摄影战士，充实到各军前线。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前夕，方弘被委任为天津市军管会特派员，解放天津后由部队转业到《天津日报》从事新闻摄影并同时培养年轻记者，直到1967年秋进入第8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坐到这张笨重的会议桌旁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接受审查。
在谈到秘密工作对他的影响时，方弘举例说：“每天下班后，我都要先把办公桌上的东西放好，而且每次都有别人不易察觉的变动，比如茶杯把儿的朝向，墨水瓶与钉书器位置的变换，等等；然后把桌子擦净，决不留下自己的指纹。第二天一上班，我首先察看桌上的东西是否被移动过，再细看台面上有无别人的指纹等痕迹，由此来分析自己不在办公室时这里可能有过什么活动。在处理图片时，我特别注意对远景和衬景的观察，裁掉那些干扰画面和影响主题的东西，以及一些不宜见报的人和物；并从画面上研究寻找更理想的拍摄角度。”
方弘强调说：“我这样做，并不是对报社的环境和同志有什么怀疑，只是过去那种特殊的工作养成了这种特殊的习惯；而且是习惯成自然，情不自禁，到了哪儿都这样。”
军代表工宣队见傻
方弘的自我介绍，一环接一环，一扣连一扣，而且每个环节的证明人一个不少，且多为当时我们党的高级情报部门和军中领导干部，可谓严丝合缝、无懈可击。而他奉军管当局和工宣队之命“重点交待”的为苏军搜集日军情报的许多生动而惊险的细节，使主持会的工宣队长以及专程来旁听的那几位未暴露身份的“神秘客”都听傻了。他们大概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苏联间谍”，并为其艰险经历所震撼而折服。而且军管组发现这个“苏联间谍”竟还是天津市第一代军管会的特派员，堪称是他们的“鼻祖”老前辈，所以直到方弘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主持人王队长竟还在惊愕中没有醒过盹来，过了一小会儿才问方弘：“完了吗?”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方弘越过王队长的问话突然蹦出了这句反问。还是军代表比较灵敏，连忙站起来结束这个尴尬场面。他清了清嗓门儿说：“今天的会开得不错。方弘同志还可以再仔细想一下，看看有什么遗漏的还可以另找时间接着谈。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方弘同志提出来。今天的会是不是就开到这儿……”
大家不等他宣布散会，就呼啦一声离座，各自找地方吃饭祭奉“五脏庙”去了。自那以后，军管组和工宣队再也没有来找过方弘，“学习班”更没人向他提过任何问题：但“米哈伊洛夫”却从此成了方弘的光荣外号。直到“文革”结束后，每当我们用俄语叫他“米哈伊洛夫同志”时，他总是报以和善而亲切的微笑。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军管组和工宣队虽然未再找方弘的麻烦，但最终还是把他调离报社，到天津图片社当个社长。打倒“四人帮”时，在生活和社会活动中一向十分低调的方弘，破天荒地把我们在“文革”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第8期“学习班”的一些学友，请到他家去大吃一餐涮羊肉。任大家闹酒狂欢吵翻了天，他仍然是微笑着一言不发。但他那难以掩饰的激动神色，却展示出他正在从大家的喧闹中享受欢乐，以他那独有的慢步“华尔兹”的旋律和节奏在体验人生、品味人生。
如今，方弘老哥——我们的米哈伊洛夫同志，作为我们共和国开天辟地的为数不多的第一代摄影家，已于前年走完了他93载的人生历程，离开我们两年了，我一直因身在香港未能及时赶回来为他送别而深感不安。但他在那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所创下的英勇事迹，在那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中所拍摄的珍贵的记录历史的图片，已成为我们民族解放、国家振兴的见证，他的战友和学生永远不会忘记，祖国的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
(责编：金锋)
“学习班”里的老学长
1967年秋，第8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这是天津日报在“文革”大清洗中所办的最后一期、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期“学习班”。当时，许多中层以上干部进“牛棚”的进“牛棚”，靠边站的靠边站；剩下一批被军管组和工宣队视为“边缘人物”，该如何处置，他们一时举棋不定，便将这些老编、老记统统赶进第8期“学习班”，“有枣没枣先打三竿子”，让每个人从何年何月何日生于何地，一直谈到今天坐到这个“学习班”的桌子旁，不准落下任何一个细节；就像作CT扫描和核磁共振似地不放过肌体中的任何一个部位，更像切腊肠那样把自己从头到脚切成薄片儿，供他们用阶级斗争的高倍显微镜没碴找碴。因此，每个人交待历史加上自我批判，至少也得一整天的时间。
我和方弘是第8期“学习班”的同窗。他是“学习班”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老学长，平时就十分低调，不事张扬，到了这个非常“学习班”，更不与任何人交谈，也不对任何人的交待和自我批判发表任何意见。他每天仍是把大背头梳理得整整齐齐，眼镜擦得锃亮，裤线笔挺，固有的潇洒风度不变。上得班来，点上一支烟，跷起二郎腿，把胳膊肘儿抵在膝端，歪着头，眯着眼，洗耳静听；手指虽夹着烟卷儿但燃而不吸，长长的烟灰悬而不堕，那神态就像作瑜伽入定似的纹丝不动，固定的姿势可保持半天不变，直到放学散会；连军代表和工宣队长都不得不佩服：“这个老家伙真有功夫”，从而对他刮目相看。
胆敢向工宣队说“不”
或许考虑到自己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预见到军管组、工宣队已把他列为“重中之重”，免不了要多费些周折，方弘选择了充当最后一个。他从容不迫地以低分贝的音频和慢三步“华尔兹”般的节奏开始了自我介绍，而且总把目光对着正前方，犹如自言自语，旁若无人。
他从抗战前离开山东老家去“闯关东”，谈到在哈尔滨一家照相馆当学徒；从接触中共地下党，谈到为苏联情报部门搜集日本军情。或许是他故意想卖个关子，当他讲到准备偷渡乌苏里江去与苏军情报人员接头时，主持会的工宣队师傅惊得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紧张地盯住他；而此刻的方弘却像说书人那样突然来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因为钟声响了，已到下午放学时间。这时，主持人愣了一下才宣布：“今晚加个班，七点继续开会，方弘晚上接着说。”
但当我们准时正襟危坐等着听方大哥的惊险故事时，工宣队的人又来宣布说：“考虑到大家这几天很紧张，今天就不加班了，方弘明天再接着谈。”并要他“好好准备一下，明天重点谈给苏修搞情报的事儿。”
“不对!”方弘立即严肃地纠正道，“那时是我们党的盟友苏联，斯大林时代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不是苏修!”工宣队的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老家伙”会来这一手，为之一怔而又无可奈何。
第二天开会时，大会议室里多了几个面生的军装和便衣人士。很显然，军管组和工宣队认为方弘“案情重大”，向上作了汇报引起高度重视，才决定昨晚暂停，今天由市一级有关部门加派专人到现场聆讯，并改由工宣队王队长亲临主持，气氛变得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但方弘处之泰然。他仍然没有书面提纲，更不用稿子，不慌不忙地娓娓道来。虽然主持人有时打断他的讲述提出问题，或命他捡主要的细说，但他都不为所动，不作回应，继续按自己的旋律与节奏跳他的慢步“华尔兹”。
从学徒到情报战士
方弘这种绵里藏针的刚毅性格，是他在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
就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时候，15岁的方弘告别山东老家，离乡背井到了哈尔滨，先在一家摄影器材店当学徒，第二年又转到乐天照相馆学摄影。这个照相馆的老板孙乐天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指引下，方弘开始走上了革命之路。1933年，孙乐天分派他到齐齐哈尔的“乐天”分店工作；这个分店实际上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联络点，掌柜是中共资深的情报专家苏子元。方弘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革命知识，接受了革命教育，继而被派到佳木斯开设明天照相馆，独当一面地以摄影师为掩护，开始了情报工作生涯，持续近1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的秘密代号是个俄文名字：米哈伊尔·米哈伊洛夫。
当方弘在“学习班”以极其平淡的口吻道出这个俄文代号时，整个会场在惊讶中静得真的可以听到绣花针落地。接着他谈起了冒着日寇的严密封锁，越境去苏联接受短期培训和领受任务的历险。
雪夜偷渡乌苏里江
按照苏方的安排，要求方弘利用乌苏里江的深秋枯水季节，在一个指定地点偷渡过江，苏方派人在彼岸接应。于是，他在半夜撑起一个小木筏子过江。可是在接近江中心时，水流湍急，竹蒿子一杆子插不到底，无法控制航向，偷渡失败，只好改变计划，等到冬季乌苏里江全面封冻时再伺机而行。
砭人肌骨的亚寒带隆冬终于降临东北大地。那是一个朔风怒吼、大雪纷飞的黄昏，方弘裹着一件白色翻毛老羊皮大氅，揣着一只老怀表和一个指南针，提前潜到乌苏里江畔一个人迹罕至的偷渡点，在江堤下没膝深的积雪中挖了一个当地猎人叫作“雪窝子”的掩体，将身子蜷缩成一团潜伏在“雪窝子”里静待黑夜降临突击过江。
那天深夜，大风卷起雪花令人睁不开眼，方弘被冻得手脚麻木，好不容易等到远处边防线上日军碉堡里熄了灯火，他才溜下堤岸从封冻的冰面上匍匐前进顺利过江。接应的苏联边防军把方弘扶上岸领他到一个温暖的地堡里热情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很礼貌地蒙上了他的眼睛，把他扶上一辆三驾马车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那个地方的位置和名称。他上车后一路颠簸昏昏入睡，被叫醒时已是黎明。下榻处是一幢用原木建筑的别墅式两层小楼，迎接他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名叫伊凡诺夫娜的胖胖的俄罗斯老大妈，她已为方弘烧好了洗澡水、准备好丰盛的早餐。除了这位管家婆似的伊凡诺夫娜大妈，还有一位沉默寡言、名叫伊万的老厨师和他们的两条狗与一只肥猫。而他受训则又在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离这幢别墅约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在拍外活的掩护下
当时正值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之后不 久，世界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欧洲战场，苏联已经从纳粹德国兵临城下的困境中冲杀出来，主动出击；在与盟军并肩挺进柏林大反攻的同时，兵分两路，将打击目标转向亚洲的日本，以粉碎日军企图北进配合德国摆脱盟军反攻来挽救“轴心国”毁灭的美梦。方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与安排，加强为苏联红军提供日本侵华关东军的情报，以配合加速对日本侵略者的摧毁。
他在回到东北以后，重点搜集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部署情报，走出照相馆利用拍外活的机会，像江湖郎中那样走乡串镇，以至涉足吉林、辽宁各地，为大户人家以及敌伪官员、保甲长、地方武装头目和各种帮会头面人物的喜寿庆典、拜把结义拍照。当时没有灯光设备，许多照片要到户外去拍，方弘便乘人不备，选择以桥梁、兵营、炮台、碉堡、军火库等事军目标为背景，用广角拍入镜头，洗印照片时再把这些军事目标剪裁掉以突出雇主形象；然后再通过目测，运用几何学中的勾股弦定理，计算出目标与拍摄点的距离，在地图上标出方位，制成微缩反转胶片，交给地下交通员秘密送出。
随军转战华北战场
方弘在特殊战线上的贡献，受到党组织的肯定和称赞。1944年，他转赴华北战场，被调到河北省阜平晋察冀军区任敌工干事。抗战胜利后，组织上派他到军区政治部去办《晋察冀画报》。1946年，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的和平协议发动内战，方弘又作为特派记者随野战军转战华北各个战场，在枪林弹雨中摄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镜头。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各部队急需战地摄影人才，华北军区政治部在河北获鹿县开办了新闻摄影训练班，方弘被调任队长兼教员，培养出一大批摄影战士，充实到各军前线。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前夕，方弘被委任为天津市军管会特派员，解放天津后由部队转业到《天津日报》从事新闻摄影并同时培养年轻记者，直到1967年秋进入第8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坐到这张笨重的会议桌旁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接受审查。
在谈到秘密工作对他的影响时，方弘举例说：“每天下班后，我都要先把办公桌上的东西放好，而且每次都有别人不易察觉的变动，比如茶杯把儿的朝向，墨水瓶与钉书器位置的变换，等等；然后把桌子擦净，决不留下自己的指纹。第二天一上班，我首先察看桌上的东西是否被移动过，再细看台面上有无别人的指纹等痕迹，由此来分析自己不在办公室时这里可能有过什么活动。在处理图片时，我特别注意对远景和衬景的观察，裁掉那些干扰画面和影响主题的东西，以及一些不宜见报的人和物；并从画面上研究寻找更理想的拍摄角度。”
方弘强调说：“我这样做，并不是对报社的环境和同志有什么怀疑，只是过去那种特殊的工作养成了这种特殊的习惯；而且是习惯成自然，情不自禁，到了哪儿都这样。”
军代表工宣队见傻
方弘的自我介绍，一环接一环，一扣连一扣，而且每个环节的证明人一个不少，且多为当时我们党的高级情报部门和军中领导干部，可谓严丝合缝、无懈可击。而他奉军管当局和工宣队之命“重点交待”的为苏军搜集日军情报的许多生动而惊险的细节，使主持会的工宣队长以及专程来旁听的那几位未暴露身份的“神秘客”都听傻了。他们大概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苏联间谍”，并为其艰险经历所震撼而折服。而且军管组发现这个“苏联间谍”竟还是天津市第一代军管会的特派员，堪称是他们的“鼻祖”老前辈，所以直到方弘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主持人王队长竟还在惊愕中没有醒过盹来，过了一小会儿才问方弘：“完了吗?”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方弘越过王队长的问话突然蹦出了这句反问。还是军代表比较灵敏，连忙站起来结束这个尴尬场面。他清了清嗓门儿说：“今天的会开得不错。方弘同志还可以再仔细想一下，看看有什么遗漏的还可以另找时间接着谈。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方弘同志提出来。今天的会是不是就开到这儿……”
大家不等他宣布散会，就呼啦一声离座，各自找地方吃饭祭奉“五脏庙”去了。自那以后，军管组和工宣队再也没有来找过方弘，“学习班”更没人向他提过任何问题：但“米哈伊洛夫”却从此成了方弘的光荣外号。直到“文革”结束后，每当我们用俄语叫他“米哈伊洛夫同志”时，他总是报以和善而亲切的微笑。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军管组和工宣队虽然未再找方弘的麻烦，但最终还是把他调离报社，到天津图片社当个社长。打倒“四人帮”时，在生活和社会活动中一向十分低调的方弘，破天荒地把我们在“文革”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第8期“学习班”的一些学友，请到他家去大吃一餐涮羊肉。任大家闹酒狂欢吵翻了天，他仍然是微笑着一言不发。但他那难以掩饰的激动神色，却展示出他正在从大家的喧闹中享受欢乐，以他那独有的慢步“华尔兹”的旋律和节奏在体验人生、品味人生。
如今，方弘老哥——我们的米哈伊洛夫同志，作为我们共和国开天辟地的为数不多的第一代摄影家，已于前年走完了他93载的人生历程，离开我们两年了，我一直因身在香港未能及时赶回来为他送别而深感不安。但他在那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所创下的英勇事迹，在那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中所拍摄的珍贵的记录历史的图片，已成为我们民族解放、国家振兴的见证，他的战友和学生永远不会忘记，祖国的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
(责编：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