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80年2月，一艘名为希望号的捕鲸船从苏格兰的彼得黑德出发，一路向北，前往北极圈。船上有备受尊敬的船长、没读过书但颇有天赋的大副、鱼叉手和体格健壮的水手，唯独缺了一个外科医生。这个医生因为家里有事而被意外召回。在起航前的最后一分钟，替代者找到了：一个还在三年制医学院上二年级的学生，这是他第一次坐船出海。这个年轻人名叫阿瑟·柯南·道尔。
柯南·道尔的想象时代
柯南·道尔离开彼得黑德开始航程时20岁，回来时已经21岁了。在5月22日星期六的航海日记里，他写道：“今天整天海上风浪都很大，今天是我的生日，在距离北极还有600英里的地方庆祝自己的生日，还真是有趣。”的确是够有趣的，想象一下，一个被提起来根本无法和北极联系在一起的人名，我们对他的印象是维多利亚时代点着煤气灯的伦敦，著名的贝克街221B，三角围墙的庄园，雾霭蒙蒙的沼泽地，沿着血脚印追踪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以及连狗都不会吠叫的深夜。
从北极回来后，直到后来写出福尔摩斯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柯南·道尔讲了两个关于北极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虚构小说，另一个是据说是真实故事。第一个发表于1883年，名叫《极星船长》，算是他早年发表过的短篇故事之一。在这篇故事里，一个年轻的医学生在一艘捕鲸船上做外科医生，船长在航行中变成了疯子，而最开始疑神疑鬼的医学生最终深陷恐惧之中;当时虽然凛冬已至，但船长还是继续往北极航行，以致捕鲸船搁浅;最后在一个鬼魂的召唤下，这个船长独自出走，死在了冰川上。
抛开柯南·道尔的写作生涯不讲，《极星船长》算是他在一个被严重忽视的文学领域的一抹贡献：19世纪极地文学作品。这个比较少见的文学子分类据说是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诗歌中找到的灵感：1798年的《古舟子咏》中有这么一句：这儿是冰雪，那儿是冰雪，到处都是冰雪茫茫。后来，涉猎这个分类的作者越来越多，囊括了很多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者：玛丽·雪莱、埃德加·艾伦·坡、儒勒·凡尔纳、威尔基·柯林斯、查尔斯·狄更斯。几乎毫无例外，两极都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而且总是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出现。在这个毫无仁慈的环境里，人类只能陷入疯狂和暴力，所有的梦想都最终变成了灾难性的错误。
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不祥愿景并没有影响到柯南·道尔在第二次提及北極时的说辞。也就在《极星船长》发表的同一年，柯南·道尔在英格兰朴茨茅斯文学与科学学会发表了有关极地探险的主题演讲。这一次，北极探险被描述为“人类勇气的挑战”，是“不屈不挠、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体现，而北极本身就是“如上帝般高尚人群的训练营”。
做出如此极端对立的评价，柯南·道尔不是独此一份。把时间再往前推一下，关于南北极的评价不乏对立极端：对于地球的这两个极点，要么是珍贵、荣耀的评价，要么就是荒芜、遥不可及以及毫无生机。从历史的角度讲，这两种评价都过于极端，与主流文化不同。直到19世纪开始，这种认知才慢慢发生变化，当时的北极虽然还有大部分没有被发掘，但已经激起了西方世界的想象力和征服的野心。
在接下来的一百年，船只不断从北边的国家出发，其中很多都是从英国起航，这些船通常都是往北极去的。有些船像柯南·道尔的探险船一样，是去捕鲸的，去一趟能捞到25万美元的海产品;还有些船就是想去开拓西北走廊航线：这是一条从欧洲到亚洲去的水路，路程更短，开拓者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加快全球贸易的速度。当然另外有些船是想抵达地球的最北极，也就是人类从未到达过的最高纬度。在所有这些北上的探险者口中，北极之旅都充满了诱人的情节。1853年，查尔斯·狄更斯编撰的周刊杂志《家常话》上有一篇记者亨利·莫雷写的文章：“从未有哪个故事可以如此激起全英国男女老少如此大的兴趣。”
不过从20世纪初，随着北极逐渐失去了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作用，人们对这些极地冒险故事的热情开始消退。之后，西方世界很快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工业化、大生产、一战、二战、修铁路、造飞机乃至探索太空，无穷无尽。几乎在这一百年里，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想象中，对两极地区的兴趣似乎突然停滞了下来。我们对北极的遥想也只停留在维多利亚时期，之后的读者还有作者，都不再去做进一步的探求了。
大概也就是在公元前330年，有个希腊地理学者皮西亚斯从今天的法国马赛出发，航行前往北极。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去到什么地方，或许是冰岛，或许是法罗群岛，或许是格陵兰岛。不管是哪里，按照皮西亚斯的描述，那个地方距离英国北部有六天的航程，那里有冰冻的海洋，既不能航船，也不能走路。换句话说，当亚里士多德还在集市上瞎晃悠时，皮西亚斯就已经发现了海上浮冰。
皮西亚斯管这块地叫图勒（极北之地）。这是希腊人为我们造出的三个有关极北之地的名字，第二个就是北极，这个词来自于Arktikos——大熊。不过这里指的可不是北极熊，而是天空以北最耀眼的星座——大熊星座。
不过原来最开始的意思是啥，“满是大熊的遥远之地”结果被证明真的就是对北极最好的描述。希腊人给的第三个名字叫许珀耳波瑞亚，意指比北风之神还要再往北的地方。在希腊人看来，在冰封的北界应该还有一片安宁富庶之地，那里住着地球上最优雅的一群人。“那里既没有疾病折磨，也没有衰老的痛苦，既没有繁重的劳役，也没有战争的动荡”，希腊诗人品达在公元前五世纪写下的《许珀耳波瑞亚人》一诗中就有这么一句。
几乎从一开始，对北极乌托邦一般的幻景一直都深植于神话之中，而非记载于历史书上。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1世纪，从地球之北不断有各种野蛮的种族向南侵袭，伴随他们而来的是抢掠、绑架、强奸和谋杀。即便到了今天，这些北境民族的名字都透着一股煞气：哥特人、维京人、汪达尔人。正是因为这些掠夺者，在欧洲人的心中，北极从天堂变成了地狱。 当历史的想象照进现实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曾经的古代传说逐步演化成严肃的科学假设：开放极地海洋理论。这个理论的坚定支持者相信北极是个北欧黄金国。他们相信，在北冰洋中，不只有漂浮的冰层，中间肯定还有一个热带一般的天堂存在，或许那里藏着一个遗失的文明，深深地藏在地球的顶端。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开放极地海洋”理论。这些人坚称，这片海洋的温度足够温暖，可以隔开极地冰层的封冻。为了自证理论，他们还列举了候鸟迁徙、洋流方向、北冰洋夏季永昼、冰山的物理动态以及地球顶端存在轻微的倾斜。
然而，这种理论大多并非基于地理学的现实而成立的，大多是基于地缘政治学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特拉法加大海战之后，取胜的英国开始意识到自己孤悬海外的独特地理优势。至少从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就开始以强大的海军和对外扩张政策编织出一张帝国大网。而随着英国基本将全球殖民地侵占完毕，开拓新的未知殖民地成了整个帝国的诉求，这将为英国带来新的扩张动力和民族认同感。也正是基于这种纯粹的扩张欲望，1804年，约翰·巴罗被任命为英国海军部副大臣，执掌英国海军部长达40年，在这一期间，他开始主导英国向北的探险之旅。而在这个寻找西北通道的过程中，他曾说：“如果英国失败了，那么她将会被全世界所耻笑。”
不过关于极地旅行有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事实：大家一方面被小说家笔下的哥特海盗的恐惧所惊吓，另一方面又被英国海军部传出的各种恐怖事实所震撼。19世纪，极地旅游还不是致死率最高的活动，但是因为参与者少，每当爆出有人死在北极，就会对公众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而英国在这方面献身的探险家更是居于各国之首。
然而这种越是达不到越是想要去的心态刺激着很多探险家，有的甚至为此造假：弗雷德里克·库克宣称自己在1908年乘坐雪橇抵达北极;罗伯特·佩里宣称在1909年抵达北极;理查德·伯德宣称在1926年抵达北极。在所有关于北极的小说传记中，这些人的经历最不可信。为了能按时抵达北极，佩里说自己每天必须前进38英里，或者要比过去最高行速快两倍的速度前进，而最高行速是骑着电动雪橇前进的;库克则说自己是以每天17英里的速度前进，不过后来的证据证明他在说谎，而为了圆谎，他甚至不惜花钱请人修改自己的数据;伯德的飞机根本到不了他要去的地方，最后他和他的飞行员都承认自己是在撒谎。而真正穿过欧洲大陆抵达北极的人叫拉尔夫·普雷斯泰德，他是美国德卢斯的保险经纪人，抵达北极的时间是1968年4月20日，也就是在阿波羅11号登月的15个月后。
渐渐，人们开始不再关注北极探险。而至于许珀尔波瑞亚，它的传说则越来越没有市场了。从皮西亚斯开始，人们对北极的认知越来越集中在那50万平方英里的冰雪覆盖层上。有意思的是，就在人们开始停止对北极的探险时，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渐渐提升地球的温度，曾经凛冽的极地开始以两倍于地球其他地方的速度加快升温。随着冰层融化，北冰洋的海洋面积越来越大;而北冰洋海洋面积越大，冰层融化的速度也就越快。
随着北极的极地冰层不断融化，整个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1980年以来，北极的海冰每十年减少13%;有着11万年之久、覆盖面积达66万平方公里的格陵兰岛冰层，自2003年以来已经融化了2000亿吨。这一切变化让整个北冰洋的航线变得更加通畅。2007年，史上第一次在没有破冰船的帮助下，一艘货船成功穿越西北航道，约翰·巴罗的梦想在两百年后得以实现。未来可以预见，这条航线的航船只会越来越频繁。据气候变化报告估计，到本世纪末，整个北极在夏季时冰层将彻底融掉，可以实现彻底通航。
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循环往复的生命周期中，基本上每隔50万年，就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地磁场逆转，南北两极会彼此交换各自的极性。这个现象有点像人类对极地的印象：早在19世纪时，我们梦想中的北极是个温暖宜居之地，最后我们发现这里却是个遥远的苦寒之地;如今，21世纪，我们到达了这个苦寒之地，却发现它已经在我们的影响下越来越温暖，而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遥远的冰封之国。
就在小说《科学怪人》的主角维克托·弗兰肯斯坦死之前，他曾向沃尔顿船长的水手们发表过演讲。他们当时困在北极的浮冰上，士气低落。“这块浮冰跟你们的心可不一样，”他对他们说道，“这块冰漂浮不定，如果你们觉得它不行了，它就扛不住了。”大家都知道心是用什么做的，大家也都知道跟南极有整块陆地不一样，北极那里只有各种浮冰。一旦浮冰消失，北极就啥也没有了。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那么北极就只能活在我们的历史书和记忆中了。
柯南·道尔的想象时代
柯南·道尔离开彼得黑德开始航程时20岁，回来时已经21岁了。在5月22日星期六的航海日记里，他写道：“今天整天海上风浪都很大，今天是我的生日，在距离北极还有600英里的地方庆祝自己的生日，还真是有趣。”的确是够有趣的，想象一下，一个被提起来根本无法和北极联系在一起的人名，我们对他的印象是维多利亚时代点着煤气灯的伦敦，著名的贝克街221B，三角围墙的庄园，雾霭蒙蒙的沼泽地，沿着血脚印追踪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以及连狗都不会吠叫的深夜。
从北极回来后，直到后来写出福尔摩斯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柯南·道尔讲了两个关于北极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虚构小说，另一个是据说是真实故事。第一个发表于1883年，名叫《极星船长》，算是他早年发表过的短篇故事之一。在这篇故事里，一个年轻的医学生在一艘捕鲸船上做外科医生，船长在航行中变成了疯子，而最开始疑神疑鬼的医学生最终深陷恐惧之中;当时虽然凛冬已至，但船长还是继续往北极航行，以致捕鲸船搁浅;最后在一个鬼魂的召唤下，这个船长独自出走，死在了冰川上。
抛开柯南·道尔的写作生涯不讲，《极星船长》算是他在一个被严重忽视的文学领域的一抹贡献：19世纪极地文学作品。这个比较少见的文学子分类据说是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诗歌中找到的灵感：1798年的《古舟子咏》中有这么一句：这儿是冰雪，那儿是冰雪，到处都是冰雪茫茫。后来，涉猎这个分类的作者越来越多，囊括了很多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者：玛丽·雪莱、埃德加·艾伦·坡、儒勒·凡尔纳、威尔基·柯林斯、查尔斯·狄更斯。几乎毫无例外，两极都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而且总是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出现。在这个毫无仁慈的环境里，人类只能陷入疯狂和暴力，所有的梦想都最终变成了灾难性的错误。
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不祥愿景并没有影响到柯南·道尔在第二次提及北極时的说辞。也就在《极星船长》发表的同一年，柯南·道尔在英格兰朴茨茅斯文学与科学学会发表了有关极地探险的主题演讲。这一次，北极探险被描述为“人类勇气的挑战”，是“不屈不挠、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体现，而北极本身就是“如上帝般高尚人群的训练营”。
做出如此极端对立的评价，柯南·道尔不是独此一份。把时间再往前推一下，关于南北极的评价不乏对立极端：对于地球的这两个极点，要么是珍贵、荣耀的评价，要么就是荒芜、遥不可及以及毫无生机。从历史的角度讲，这两种评价都过于极端，与主流文化不同。直到19世纪开始，这种认知才慢慢发生变化，当时的北极虽然还有大部分没有被发掘，但已经激起了西方世界的想象力和征服的野心。
在接下来的一百年，船只不断从北边的国家出发，其中很多都是从英国起航，这些船通常都是往北极去的。有些船像柯南·道尔的探险船一样，是去捕鲸的，去一趟能捞到25万美元的海产品;还有些船就是想去开拓西北走廊航线：这是一条从欧洲到亚洲去的水路，路程更短，开拓者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加快全球贸易的速度。当然另外有些船是想抵达地球的最北极，也就是人类从未到达过的最高纬度。在所有这些北上的探险者口中，北极之旅都充满了诱人的情节。1853年，查尔斯·狄更斯编撰的周刊杂志《家常话》上有一篇记者亨利·莫雷写的文章：“从未有哪个故事可以如此激起全英国男女老少如此大的兴趣。”
不过从20世纪初，随着北极逐渐失去了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作用，人们对这些极地冒险故事的热情开始消退。之后，西方世界很快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工业化、大生产、一战、二战、修铁路、造飞机乃至探索太空，无穷无尽。几乎在这一百年里，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想象中，对两极地区的兴趣似乎突然停滞了下来。我们对北极的遥想也只停留在维多利亚时期，之后的读者还有作者，都不再去做进一步的探求了。
大概也就是在公元前330年，有个希腊地理学者皮西亚斯从今天的法国马赛出发，航行前往北极。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去到什么地方，或许是冰岛，或许是法罗群岛，或许是格陵兰岛。不管是哪里，按照皮西亚斯的描述，那个地方距离英国北部有六天的航程，那里有冰冻的海洋，既不能航船，也不能走路。换句话说，当亚里士多德还在集市上瞎晃悠时，皮西亚斯就已经发现了海上浮冰。
皮西亚斯管这块地叫图勒（极北之地）。这是希腊人为我们造出的三个有关极北之地的名字，第二个就是北极，这个词来自于Arktikos——大熊。不过这里指的可不是北极熊，而是天空以北最耀眼的星座——大熊星座。
不过原来最开始的意思是啥，“满是大熊的遥远之地”结果被证明真的就是对北极最好的描述。希腊人给的第三个名字叫许珀耳波瑞亚，意指比北风之神还要再往北的地方。在希腊人看来，在冰封的北界应该还有一片安宁富庶之地，那里住着地球上最优雅的一群人。“那里既没有疾病折磨，也没有衰老的痛苦，既没有繁重的劳役，也没有战争的动荡”，希腊诗人品达在公元前五世纪写下的《许珀耳波瑞亚人》一诗中就有这么一句。
几乎从一开始，对北极乌托邦一般的幻景一直都深植于神话之中，而非记载于历史书上。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1世纪，从地球之北不断有各种野蛮的种族向南侵袭，伴随他们而来的是抢掠、绑架、强奸和谋杀。即便到了今天，这些北境民族的名字都透着一股煞气：哥特人、维京人、汪达尔人。正是因为这些掠夺者，在欧洲人的心中，北极从天堂变成了地狱。 当历史的想象照进现实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曾经的古代传说逐步演化成严肃的科学假设：开放极地海洋理论。这个理论的坚定支持者相信北极是个北欧黄金国。他们相信，在北冰洋中，不只有漂浮的冰层，中间肯定还有一个热带一般的天堂存在，或许那里藏着一个遗失的文明，深深地藏在地球的顶端。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开放极地海洋”理论。这些人坚称，这片海洋的温度足够温暖，可以隔开极地冰层的封冻。为了自证理论，他们还列举了候鸟迁徙、洋流方向、北冰洋夏季永昼、冰山的物理动态以及地球顶端存在轻微的倾斜。
然而，这种理论大多并非基于地理学的现实而成立的，大多是基于地缘政治学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特拉法加大海战之后，取胜的英国开始意识到自己孤悬海外的独特地理优势。至少从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就开始以强大的海军和对外扩张政策编织出一张帝国大网。而随着英国基本将全球殖民地侵占完毕，开拓新的未知殖民地成了整个帝国的诉求，这将为英国带来新的扩张动力和民族认同感。也正是基于这种纯粹的扩张欲望，1804年，约翰·巴罗被任命为英国海军部副大臣，执掌英国海军部长达40年，在这一期间，他开始主导英国向北的探险之旅。而在这个寻找西北通道的过程中，他曾说：“如果英国失败了，那么她将会被全世界所耻笑。”
不过关于极地旅行有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事实：大家一方面被小说家笔下的哥特海盗的恐惧所惊吓，另一方面又被英国海军部传出的各种恐怖事实所震撼。19世纪，极地旅游还不是致死率最高的活动，但是因为参与者少，每当爆出有人死在北极，就会对公众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而英国在这方面献身的探险家更是居于各国之首。
然而这种越是达不到越是想要去的心态刺激着很多探险家，有的甚至为此造假：弗雷德里克·库克宣称自己在1908年乘坐雪橇抵达北极;罗伯特·佩里宣称在1909年抵达北极;理查德·伯德宣称在1926年抵达北极。在所有关于北极的小说传记中，这些人的经历最不可信。为了能按时抵达北极，佩里说自己每天必须前进38英里，或者要比过去最高行速快两倍的速度前进，而最高行速是骑着电动雪橇前进的;库克则说自己是以每天17英里的速度前进，不过后来的证据证明他在说谎，而为了圆谎，他甚至不惜花钱请人修改自己的数据;伯德的飞机根本到不了他要去的地方，最后他和他的飞行员都承认自己是在撒谎。而真正穿过欧洲大陆抵达北极的人叫拉尔夫·普雷斯泰德，他是美国德卢斯的保险经纪人，抵达北极的时间是1968年4月20日，也就是在阿波羅11号登月的15个月后。
渐渐，人们开始不再关注北极探险。而至于许珀尔波瑞亚，它的传说则越来越没有市场了。从皮西亚斯开始，人们对北极的认知越来越集中在那50万平方英里的冰雪覆盖层上。有意思的是，就在人们开始停止对北极的探险时，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渐渐提升地球的温度，曾经凛冽的极地开始以两倍于地球其他地方的速度加快升温。随着冰层融化，北冰洋的海洋面积越来越大;而北冰洋海洋面积越大，冰层融化的速度也就越快。
随着北极的极地冰层不断融化，整个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1980年以来，北极的海冰每十年减少13%;有着11万年之久、覆盖面积达66万平方公里的格陵兰岛冰层，自2003年以来已经融化了2000亿吨。这一切变化让整个北冰洋的航线变得更加通畅。2007年，史上第一次在没有破冰船的帮助下，一艘货船成功穿越西北航道，约翰·巴罗的梦想在两百年后得以实现。未来可以预见，这条航线的航船只会越来越频繁。据气候变化报告估计，到本世纪末，整个北极在夏季时冰层将彻底融掉，可以实现彻底通航。
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循环往复的生命周期中，基本上每隔50万年，就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地磁场逆转，南北两极会彼此交换各自的极性。这个现象有点像人类对极地的印象：早在19世纪时，我们梦想中的北极是个温暖宜居之地，最后我们发现这里却是个遥远的苦寒之地;如今，21世纪，我们到达了这个苦寒之地，却发现它已经在我们的影响下越来越温暖，而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遥远的冰封之国。
就在小说《科学怪人》的主角维克托·弗兰肯斯坦死之前，他曾向沃尔顿船长的水手们发表过演讲。他们当时困在北极的浮冰上，士气低落。“这块浮冰跟你们的心可不一样，”他对他们说道，“这块冰漂浮不定，如果你们觉得它不行了，它就扛不住了。”大家都知道心是用什么做的，大家也都知道跟南极有整块陆地不一样，北极那里只有各种浮冰。一旦浮冰消失，北极就啥也没有了。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那么北极就只能活在我们的历史书和记忆中了。